說到這個問題，我們得先來看看當時的歷史背景。據《資治通鑑》記載：“（唐貞觀六年十二月）辛未，帝（指李世民）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唐貞觀六年十二月（也就是公元633年），李世民親自到監獄裡看死刑犯，眼看年關將近，家家期盼團圓，而這些死囚關在死牢之中等待來年秋後處死，非常的悽慘，就動了憐憫之心，於是大手一揮釋放了這批死囚，讓他們回家團聚，過大年，約定第二年的秋天回來領死。太宗覺得這還不夠，決定擴大範圍，把全天下的死刑犯都給放回家過年去了，來年秋天自己回牢房報到領死。那麼這件事情的結果如何呢？到了第二年的秋天，所有的死刑犯全都如約歸來，沒有一個逃逸不歸的。一時之間輿論譁然，天下皆歌頌太宗仁德，感化萬民，實乃一代明君，千古聖君。這件事情咋聽上去實在是匪夷所思，不合常理，宋代大儒歐陽修有《縱囚論》評論此事，對太宗以一己之仁德感化罪大惡極之人持懷疑態度，認為既無可能，也無必要。換言之，對奸惡之徒，死罪之人的憐憫，不也是對良善之人，受害之家的不仁與二次傷害嗎？我認為這件事情是一場政治秀的可能性非常大，貞觀六年，太宗透過玄武門之變殺兄逼父坐上大唐天子寶座已經六年有餘，大唐天下在他的治理下也呈現出一片繁榮昌盛之局面，他要向世人證明他是明君是聖君，他也確實做到了，不過那段不光彩的上位之路卻還是浮現在他腦海裡，或者零星出現在街頭巷議之中。於是我們的太宗常常需要幾場政治秀，安慰自己，也安慰天下，觀看那段時間的歷史，無論新舊唐書還是資治通鑑，我們都能看得出，貞觀年間，太宗內心的隱痛。

既然允許你回家過年，那相比一定知道死刑犯的家庭情況，如果你不想連累家人大多數死刑犯都會回去，但是如果說全部死刑犯都回來了不免有些誇張。這個說法顯然是讚美唐太宗的，我們應以客觀去看待這些歷史問題，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這個事兒很有名，涉及到一些有意思的唐代制度，我們不妨先來回顧一下事件梗概。

首先需要說明一下，這件事，很多朋友覺得是最早記載於北宋司馬光編撰的《資治通鑑》，假如我們在網上搜索的話，大多數也是如此，不過其實在更早的《舊唐書·太宗本紀》中就記載了：

十二月辛未,親錄囚徒,歸死罪者二百九十人於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後應期畢至,詔悉原之。

這事兒發生在貞觀六年十二月，唐太宗親自考核囚犯的情況，把該處死刑的290人放回家，讓他們得以跟家人過個年，等到第二年秋末再回來受死。第二年，這些人還真的按時回來了，唐太宗感於他們的守信，就把他們都赦免了。

根據《舊唐書·刑法志》的記載，唐太宗在即位之初便跟長孫無忌、房玄齡、魏徵等大臣們商議，調整法律，將一些原本要判死刑的罪行改為肉刑，後來因為肉刑殘害人的肢體，不夠人道，就再次將其減輕為流放。

按說三次覆奏已經夠嚴格了，但後來發生了兩件事，促使唐太宗進一步反思自己，改革制度。一件是因為一時憤怒錯殺了大理丞張蘊古，另一件是在朝堂上怒斬了交州都督盧祖尙。後來情緒冷靜下來，唐太宗覺得自己太任性，覺得三奏太快，一天之內就完成了，如果自己控制不住情緒判了死刑，那麼即便後來後悔，死人也不可復生。於是他命令，將三覆奏改為五覆奏，官員們在兩天之中給他彙報五次，才能最終決定是否執行死刑。

因此，唐太宗在貞觀六年冬天親自核查囚犯，以及後來赦免死囚，並非是一時興起或者“作秀”，而是長久的政治主張。

很多朋友猜測，這些死囚犯回到家，難道不想著逃亡嗎？這可是天賜良機啊！當然，我們今天不知道他們內心有沒有動過這個念頭，但可以確定的是，在當時逃亡並不容易。

唐代在城市中施行裡坊制度，上到京城、下到地方城市都是如此。坊是基本的居民管理單位，平面方方正正，有一整圈圍牆，居民都住在裡面。每天早晚，坊門會定時開閉，大晚上沒有特殊原因是不能離開坊的。這樣的制度，就是為了便於管理，防止作奸犯科。

除此之外，唐代還有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老百姓也需要“上戶口”。一般的程式是，居民先到基層工作人員里正或者坊正那裡登記“手實”。手實的內容包括個人姓名、性別、年齡、體貌特徵以及家裡的地產、房產資訊。

接下來，里正跟坊正要拿著手實跟真人核對，確定無誤後，將手實彙總交到縣裡，縣裡也彙總，交給州郡，州郡再交到京城。透過這個系統，每個百姓的個人資訊，朝廷都是掌控的。

假如一個人要離開本縣去別的地方，那他得先找縣裡開“過所”，也就是通行證。過所的內容包括其本人的基本資訊、外出原因、攜帶財物，並且要找幾個鄉鄰做保人。這個過所可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它才能透過各類關卡，才能住店。

所以那些死囚自打入獄，就會在基層資訊中有所記錄，他們即便回到家，也只能小範圍活動。假如想要逃亡，肯定是不可能獲得過所的。那麼在逃亡路上，遇到檢查很容易暴露，搞不好還要連累家人，何苦呢？

誠信有多重要？誠信能救命！不信？接下來我們就來講一個誠信能救命的故事。跟死囚有個約定

公元632年，唐太宗李世民親自審查複核案件，當然最主要的是死刑案件。皇帝親錄，一來說明唐朝時期人們對生命的尊重；二來是皇帝不放心底下這些幹活的；這項生殺大權握在皇帝手裡，人命關天，皇帝給予特殊關注，也是理所應當的。

其實，卷宗並不是很多，唐初改革隋朝律法後，減少了很多死刑條文，貞觀初時，有幾年，全國的死囚犯還不足百人。就是到了公元632這一年，全國的死囚犯也僅為390人，而到皇帝這裡的也就30多人。太宗在審查案件時，看到判死刑的這些人面黃肌瘦，甚是可憐。其實這也很容易理解，在封建社會，官員在審理刑事案件的時候是可以對犯罪嫌疑人刑訊逼供的。一般皇帝欽點的死囚，都是經過層層的審查，受盡了各種刑罰，而且也被關押很長時間了，加上長途解運，肯定多數是無精打采，生無可戀。

太宗看到這些人以後，心中的憐憫之情氾濫。於是他心裡產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給這些死刑犯一年的時間，讓他們回家處理後事，一年後回來伏刑。第二天早晨，太宗就把這個想法拿到朝上跟諸位大臣商議。大臣們雖為當今皇帝的仁慈感動，但是也很擔心。這些死囚都是一些殺人越貨、強盜無恥之徒，一旦放出去，豈不天下大亂！更為關鍵的是，這個命令，沒有附條件，沒有保障措施，也就是說沒有獄吏跟著，沒有監視，無異於放虎歸山。

於是有些大臣站出來反對，請求太宗打消這個念頭，說這樣太危險了，把這些死囚放回去，不知道來年能不能回來是另一回事，萬一他們去危害社會怎麼辦？

其實大臣們的想法，太宗也想過，他剛開始的時候也覺得這個想法太荒唐，可是又一想，大唐上下幾千萬人還能奈何不了這三百多囚犯；再說按國家的編制來看，州府以下管理機構就有四級，全國這麼多官府衙門管理一兩個死囚，還是非常輕鬆的。況且這些都是死刑犯，他們在將死之時還能得到法外開恩給他們一年的幸福時光，他們感激還來不及，哪有時間去想其他事情呢。太宗用這些理由說服自己的同時，也說服了勸諫的大臣。於是，就在這一年臘月的一天，太宗下了一道讓全國震驚的聖旨：全體已決定執行死刑的囚犯，一律放回家，與家人團聚，一年之後的秋天再來京城執行死刑。

貞觀八年，也就是公元633年的秋天，長安城寬達150米的朱雀大街老早就被四面八方趕來的民眾擁堵得水洩不通，因為今天是一個謎底要揭開的日子。對於當今皇上的大膽行為，大家都抱著拭目以待的態度。

很多人都覺得，活著比什麼都重要，尤其是對那些被定刑的死刑犯，他們知道了自己能有逃出生天的一絲希望，就肯定不會放棄。

然而，結果讓全城百姓大跌眼鏡，只見這些死囚們真的一個一個回來了，一個，兩個，三個......約定的時辰到了，數一下人數，389個，只有住在京畿扶風的個死囚遲遲未到。

這時大家把目光都投向了唐太宗，只見唐太宗不慌不忙地揮揮手說：“再等等！”隨著一聲馬鳴，最後一個囚犯坐著馬車抵達了刑場。原來這個人在回來的時候生病了，耽誤了時間。在場的所有人都被感動了，一是為唐太宗的聖明，二是為了這些囚犯的誠信。就連唐太宗本人也深感震撼，後來他就把這些死刑犯全部赦免了。

李世民雖然被稱頌為千古明君。但是他也有自己的煩惱，就是自己皇位得來不正。按照宗法制，李世民是不可能成為繼承人的，但李世民透過“玄武門之變”，冒天下之大不韙將自己的哥哥殺死並逼迫父親李淵退位，自己當了皇帝。

謀逆篡位之人，一般在歷史上都不會留下好名聲。而李世民想要留下好名聲，也不想背上弒兄逼父的罵名。於是他就想盡辦法捏造李建成的各種德不配位的事情，意思就是說，如果李建成當了皇帝，那麼對於天下老百姓來說百害而無一益。而這樣做的目的，不過是為了給自己的皇位製造合法性。而且他透過還不斷的收買人心，來證明自己才是真正的真命天子。

李世民放走囚犯是為了展現自己是一個仁慈的皇上。可實質上李世民並不仁慈，在發動玄武門之變後，他連自己年幼的侄子全都殺了。在即位後他頒佈了一系列利民的措施，並頒佈天下大赦的命令。

即使如此，李世民仍然不安心，畢竟自己做過大不道的事，於是下令放400死囚回家探親，並約定在秋後問斬。這也是李世民向天下展現自己仁慈之心的一種表現。

到了秋後，這400名死囚，一個不少的達到了指定的地點，準備領死，這使得李世民非常的感動，大手一揮，400名死囚全部獲得特赦。

400名死囚事先也當然知道，按照皇帝的命令，到指定的地點就只有死亡。而活著是每一個人的追求，為何這400個死囚，明知道會死，依舊按照命令達到指定的地點？

當然，這絕對不是皇權至上的原因，因為對於死囚而言，皇權算個什麼東西，在他們的當中很少有人保有忠君愛國之思想。如果愛國，那麼這400死囚，也絕對不會犯法。死囚之所以能夠按時到達指定的地點，編者認為其原因有：

死囚都知道自己已經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死亡只是遲早的事情，自己沒有盡孝道，在死之前沒有見到父母親。這對於死囚來講是人生莫大的悲哀，而皇帝下令讓這些死囚回家，陪伴自己家人一段時間，然後再處死。

這對於死囚來講是一種恩賜，讓他們在離開人世前盡最後的孝道，所謂“百善孝為先”，死囚雖然是罪人，但孝順的思想依然與常人無異，例如解放前山東打土匪劉黑七，殺人無數，但每次回家，頭一件事情就是給母親磕頭。

對於這些死囚來說，皇帝能法外開恩，給他們一個盡孝的機會，自然非常的感激，所以在被釋放回家之後，也能如期的返回受死。

皇帝之所以敢於釋放這些死囚一段時間，朝廷方面肯定是知道這些死囚的底細，甚至在死囚假釋的時候，有士兵等監督，即使這些死囚想要不歸，或者想要逃跑，也是非常的困難。而沒有聽從皇帝的指令，自己只能死的更加悲慘，說不定還會牽連自己的家人，因此死囚明白，不回去的話自己就會受到更大懲罰。而且逃跑的機率也是微乎其微的，在巨大犯罪成本下，這些死囚也會掂量，逃跑實際上是虧本的買賣，因此死囚都能夠按照約定受死。

而李世民為了表達自己的仁慈之心，讓這些死囚返回自己家中，於親朋好友度過人生的最後階段，這也算是一種人文關懷了，而死囚的家人定然會對於皇帝感恩戴德，因此即使有些死囚不願意回去受死，但是在家人的耐心勸說之下，也能夠幡然醒悟，以自己的死亡，彌補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因此，家人的鼓舞，使得這些死囚有了受死的勇氣與決心。

當然，李世民讓400名死囚返回家，並不是李世民真正的仁慈，在很大程度上，是李世民在做戲以收買人心，使得天下人歸順自己，以洗刷自己弒兄殺弟，逼迫自己父親退位的罵名。再者說來，縱然這些死囚犯中有些是冤枉，但多數是名副其實的罪人，即便一時良心發現，長期來說依然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李世民因為一件小事，就將他們赦免，實則是對社會的不負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