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李鴻章的政治生涯是一段中國近代史的縮影。在風雲激盪的晚清舞臺上，李鴻章無疑是對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歷史人物之一。在四十餘年的宦海生涯中，他組建了淮軍，參與鎮壓了太平軍和捻軍，創辦了許多近代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開辦了新式教育，組建了第一支近代中國海軍——北洋水師，長期主辦對外交涉事務，並代表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對外條約。在複雜、多變、充滿苦難和痛楚的近代中國社會中，李鴻章的這一系列活動在近代中國的歷史畫卷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跡。正是由於他所處的特殊地位及其對中國社會產生的重大影響，史學界對他格外關注，但對他的評價褒貶不一、譭譽參半。譽之者贊其為"東方之俾斯麥"、"中興名臣"、"推進中國近代化的代表人物"，毀之者斥其為"漢奸"、"賣國賊"、"劊子手"等。近些年來，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人們對李鴻章的研究趨於客觀，紛紛從更深、更新也更廣闊的角度對他進行了全面的研究。

（一）李鴻章與洋務運動

改革開放以前，學界對李鴻章所倡導的洋務運動是全面否定的，而改革開放以後，學者們逐漸用理性的眼光來重新審視這一問題，並且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一些學者從生產力標準方面肯定了洋務運動。他們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一切有利於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產生、發展的措施，哪怕是不自覺的，客觀上都有利於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鬥爭，都應得到肯定。李鴻章的洋務運動雖沒有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但至少也在荊棘叢 中踩出了一條小路。另一些學者從對內、對外兩方面評述了李鴻章的洋務活動。他們認為，李鴻章倡導洋務運動，進行地主 階級自救，從其為了鎮壓農民起義來說，是反動的，從其為了 抵禦外辱來說，則是應該肯定的，因為它在客觀上代表了中華 民族的利益，符合了人民的意願。還有許多學者從近代化的角 度來審視李鴻章及其所辦洋務。他們認為，李鴻章的變法思想 是在清醒認識民族矛盾和中外嚴重差距的形勢下產生的；李鴻 章興辦洋務是中國近代化的開端。他創辦的洋務企業刺激了中 國資本主義企業的發展，編練的新軍加速了中國國防的近代化， 進行的教育改革培養了近代人才，這些足以證明李鴻章是中國 近代化事業的開拓者，是順應歷史潮流的進步人物。如果說，林則徐是中國近代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麼，李鴻章就是代 表中國走向世界的第一人。針對上述觀點，有學者提出了不同 看法，他們認為，李鴻章的變法思想雖較前人深刻，在中國工業近代化、國防近代化和科技近代化方面是立了頭功和大功，但缺乏全面規劃，所主持興辦的民用企業具有明顯的封建性和壟斷性，沒有促進私人資本自由發展的政治綱領，故他的近代化嘗試不能取得成功。把李鴻章置於中國社會近代化的過程進行考察，開闊了人們的思路，這是對李鴻章研究的豐富和發展。

（二）李鴻章與近代外交

近代外交在李鴻章整個政治生涯中佔據了重要地位。李鴻章在近代中國的外交活動中，某種程度上扮演著清政府"外交部長"的角色。當今學者對他外交活動的評價也是眾口不一，但至少已經改變了以前全盤否定的看法，由過去單純的"賣國說"發展到了現在的"誤國說"。對李鴻章外交活動和外交思想的總體評價，主要有以下幾種看法：一種觀點認為李鴻章辦理外交有其積極的一面，雖以失敗而告終，但體現了其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思想。堅持維護國家、民族利益，在利用中控制洋人，在控制下利用洋人，是李鴻章處理涉外事件的原則。在"外須和戎"的外交思想指導下為"內須變法"創造外部條件，其思想包含有一定的愛國意識。另一種觀點恰與此相反，認為李鴻章辦理外交的目的是維護清朝統治階級的統治，使腐朽的王朝苟延殘喘，故其在推行"和戎"外交時委曲求全，不僅達不到富強國家的目的，而且大大損害了民族和國家的利益，導致了晚清末年屈辱的外交。還有一些學者認為李鴻章外交有積極的一面，對其外交實踐要具體分析，他的失敗不僅是個人的失敗和錯誤，更要從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大環境中尋找根源。他們認為，李鴻章的外交策略是建立在對中外實力進行比較分析的基礎上的，較之於盲目主戰，更適合當時的中國國情。他的"和戎"雖執行的是一條妥協的外交方針，卻也不排斥在條約的範圍之內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抗爭，他所簽訂的中外條約性質不一，不能一概否定，要具體分析。李鴻章的失敗首先是中國內政不修和複雜國際環境造成的，而後才是他個人的失誤，李鴻章是清政府外交政策的執行者，而不是決策者。

（三）李鴻章與甲午戰爭

李鴻章與甲午戰爭的關係也一直是學者關注的焦點，綜合起來，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的探討上：一是李鴻章的戰略思想和對時局的判斷對戰爭的影響。學者們一般認為，李鴻章的作戰戰略和對時局的認識存在很大的缺陷和不足，給戰爭的失敗帶來消極的影響。李鴻章的戰略防禦思想雖有其正確和積極的一面，但缺乏決戰思想，將威懾與消極抵禦相結合，致使北洋艦隊毀於一旦。他對戰前的日本認識不足，並寄希望於英、俄的調停，對時局判斷的錯誤也是最終失敗的重要原因。二是李鴻章對戰爭失敗應負多大責任。多數學者的一致觀點是李鴻章對甲午戰敗確實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對於所負責任的大小則有異議。一種觀點認為，李鴻章應對戰爭失敗負主要責任。他們認為李鴻章戰前沉溺於外國的調停和干涉，不做戰事準備，戰爭中又貽誤戰機，避戰求和的方針直接導致了戰爭的失敗。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李鴻章不應負主要責任。李鴻章上面有主戰的光緒和主和的慈禧，他在夾縫中求生。既要做主戰諭旨的主帥，又要做主和懿旨的第一執行人。在日本發動戰爭後，他能較積極地指揮全面作戰；戰敗後，又與日本代表進行了艱苦的討價還價。

（四）關於李鴻章其他方面的研究

20世紀 90年代以來，關於李鴻章的為官之道、做人之術、權勢韜略及他與其幕府等方面的研究著作逐漸豐富起來。它們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關於李鴻章研究的深度，同時也擴充套件了關於李鴻章研究的廣度，對於促進對李鴻章的全面研究是有幫助的。

港臺學者對李鴻章的研究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一直方興未艾，湧現出了不少力作。他們對李鴻章這個歷史人物基本上持肯定的態度。有學者指出，李鴻章是清季不可多得的人才，不但眼光敏銳，能清楚地認識時代，而且勇於任事，不避困難。至於李鴻章美中不足的地方，有學者認為，一是不能與舊勢力嚴正對抗，有時反而與之妥協；二是任用私人，舉措不公。但撇開他的一些小缺點，他仍是中國近代史上數一數二的人物。有些學者則從李鴻章所處的大環境入手對其進行了剖析，指出，李鴻章所處的時代是中國在滿清帝國所代表的中國文化發展曲線上升到極高點後已經下降的階段，而李鴻章所處的世界卻是歐洲民族所創造的民主科學與工業的現代化文化發展曲線開始上升到極高點的階段，這一起一伏的曲線交叉點，導致了李鴻章個人和他所在的中華民族的悲劇。

海外學者同港臺學者一樣，對李鴻章持基本肯定態度。英國學者富爾索姆稱讚李鴻章有非凡的精力與勇氣，極端實際和講求實效，腳踏實地，思想與他所處的時代合拍；講求而不沉溺於思索或提出理論。李鴻章為了奪回被外華人侵奪的商業利權、防止外華人攫取新的經濟利益而建立各種各樣的工商企業，這既能加強他的地方權力，又可以使國家富裕，還有能力促進軍事力量的發展，使國家有能力抵禦外國的入侵。美籍華人學者劉廣京稱李鴻章為"中國自強的首倡者"、"一個實幹家"、儒家務實的愛國者。

大啥，只是滿清的一個奴才，清朝後期中國災難深重喪權辱國割地賠款，李鴻章出面簽定了許多不平等條約，雖然責任在清朝政府，但李鴻章有什麼功勞？替罪羊而已。

大不大我不敢說，但我認為李鴻章對民族，對國家絕對有貢獻。

（一）伊藤博文的評價

伊藤博文認為李鴻章是：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足見伊藤對李的評價之高。

1895年春天，正在日本馬關與日本議和的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私下會晤時有一段對話，大意為：

伊藤（揶揄道）：想當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風，談不成就要打（指1884年伊藤因日本想侵略北韓來華與李鴻章談判，被李鴻章斷然拒絕一事。），如今真的打了，結果怎樣呢？我曾經給過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貴國迅速改革內政，否則中國必定後來居上，如今十年過去，我的話應驗了吧？

李鴻章（嘆了一口氣）：改革內政，我非不欲做，但我們國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齊，不像貴國一樣上下一心。如果我們兩人易地以處，結果會如何？

伊藤思考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乾的一定比我好，如果我是你，在中國不一定乾的比你好。

伊藤博文作為日本明治維新的中堅力量，到過許多西方國家，評價起來可以說還是比較中肯的。他的評價也可以看出那時代的李鴻章決不不會是一般的賣國賊。

伊藤博文

身著黃馬褂的李鴻章

（二）洋務運動的努力

李鴻章與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等人在19世紀60年代進行的洋務運動一直以來都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

洋務運動中關於李鴻章，相信大家耳熟能詳的一句話就是：宰相合肥天下瘦。宰相就是指的李鴻章李合肥。對於這個評價，嗯，我不為李鴻章辯解，因為有太多的證據證明他確實比較貪，在這裡我只發表一下我認為他（李鴻章）在洋務運動中的可取之處。

眾所周知，1878年李鴻章奏辦開平煤礦，（即開平礦務局）。但在當時，開平煤礦正式投產時，土煤在國內從一個通商口岸裝船到另一個通商口岸卸貨，需繳納出口稅和復進口稅，每噸稅金達一兩以上，甚至比洋煤進口稅多20餘倍。（吐槽一句：真黑。）李鴻章於是上奏並被準為開平所產之媒出口稅每噸減為一錢。這一舉措大大加強了洋務派行辦礦業的信心，這毫無疑問有利於洋務運動的發展。

此外，李鴻章還籌建了北洋海軍。儘管最後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李鴻章難辭其咎，但在北洋海軍存在的那段時間，大清朝還是好好的風光了一下。

例如:1886年的長崎事件，定遠，鎮遠，兩艘鐵甲艦就好好出了次風頭，讓日本屈服在中國強大的軍事力量下。

至於最終北洋海軍全軍覆滅，相信大家都知道一個詞“避戰自保”。對於李鴻章這一決策性的失誤，但是我突然想起電影《投名狀》中的一個場景，龐青雲讓陳公的手下幫自己打仗，那個手下的回答。

也許在那個時代，你想要在朝堂之上擁有說話的底氣，就需要你有實力吧，我認為，李鴻章可能是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想要藉助北洋海軍來保護自己在朝廷上的地位，所以才讓“避戰自保”，儘管結局告訴他：他的做法是錯誤的。

（三）李鴻章的遠見卓識

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恭親王奕訢作為議和人員留在了北京，在北京，奕訢和他的助手文祥（滿族親貴）看清了世界的情勢，發現了中國和西方存在的巨大差距，也發現了西方人並不像之前他們想象的那樣“狼子野心，不守信義”於是奕訢和文祥定了一個新的大政方針，決定：“以夷器和夷法來對付夷人”，同時在京外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等人也得著同樣的教訓，他們共同主張：師夷長技以自強。這樣洋務派的領導核心基本確立。

而此時李鴻章的大本營設在上海，與外華人往來最多，認識西方文化也比較深切。

同治三年（1864）李鴻章在給奕訢及文祥的信中寫到：鴻章竊以為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國士大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知細心，以致用非所學，學非所用。無事則斥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日本君臣發憤為雄，選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聰秀者，往西國制器廠師習各藝，又購制器之器，在本國研習。現在已能駕駛輪船，造放炸炮。……。對於這封信，學者蔣廷黻認為：這是中國十九世紀最大的政治家最具歷史價值的一篇文章……第一，李鴻章認定中國到了十九世紀唯有學西洋的科學機械然後能生存。第二，李鴻章在同治三年（1864）已經看清中國與日本孰強孰弱，要看那一國變得快……第三，李鴻章認定改革要從培養人才下手。……因為李鴻章認識時代之清楚，所以他成了同治、光緒年間自強運動的中心人物。

這無疑是對李鴻章較高的評價。

最後總結一句：李鴻章雖然不是什麼正兒八經一心一意為國為民的清官，但也絕非什麼漢奸走狗。歷史人物有時候就是這樣，你要把他放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去看待，凡事都有兩面性。當然，我無意於強行洗白李鴻章，你如果讓我說李鴻章的錯誤，我同樣能舉出很多例子。

所以，李鴻章對國家，對民族絕對有貢獻，但是大不大我不好評價，留給各位來補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