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38屆香港金像獎頒獎典禮上，錢嘉樂、錢小豪兄弟將“專業精神獎”頒給了香港電影史上最重要的龍虎武師之一——入行逾50年、出演過120部電影、被業界喚作“魚頭允”的劉允。這也是金像獎設立該獎項以來，首次將專業專案的最高榮譽授予龍虎武師，儘管這個群體早已對香港、甚至全世界的動作電影做出了巨大貢獻。

龍虎武師，也被稱為武行，原本特指粵劇中負責武打動作的武師，進入上世紀60年代後，伴隨著香港功夫電影風潮的興起，龍虎武師們相繼走出梨園，走入片場，搖身一變成為香港電影產業中最特殊的一類工種。

一方面，他們是香港電影的死士，“Kungfu Stuntmen Never Say No（特技人永不說不）”是龍虎武師行動的不二準則，做過三年龍虎武師的曾志偉曾表示：外華人來探我們班時，問我們武行這樣你們也敢做啊？因為這個動作誰做誰死。正是帶著這股不要命的狠勁，香港功夫電影締造出一個黃金時代，中國功夫從這裡“打”向世界；

另一方面，他們是香港電影產業中地位低下的走卒，無論是吊威亞、演死屍、跳樓、跳車，最終不過是臺詞沒幾句、甚至連姓名都上不了片尾字幕的“死跑龍套的”。李小龍憑四部半電影奠定了影壇地位，普通人一提到香港功夫片，首先想到的仍是這位已逝的功夫巨星。而龍虎武師中的絕大部分人，摸爬滾打半世，拍的電影幾十上百部，也不過被喊作“茄喱啡”(香港對臨時演員、小角色的稱呼)而已。

儘管年過70歲，劉允上臺時還是走路帶風，極具個人賣點的“鬥雞眼”依舊在，倒是整個獲獎致辭講的磕磕絆絆。去年，劉允曾表示香港電影金像獎的專業精神獎是他入行50年唯一有望奪得的電影獎項。如今一償夙願，劉允磕絆中有兩句話講的格外順暢，一句是“多謝香港電影養了我50年，我愛香港電影”，另句是“龍虎武師，醒目過人，專業精神！”

事實上，龍虎武師與金像獎早結下了深厚淵源。1982年的第一屆香港金像獎，簽約了邵氏電影的惠英紅憑《長輩》拿下影后，她的獲獎感言是：“我不知說什麼才好，不過我一定要多謝一個人，我的師傅劉家良。”

劉家良便是香港電影界最早一批的龍虎武師，他是洪拳的第五代傳人，其父劉湛是黃飛鴻的徒弟林世榮，也就是《黃飛鴻》系列電影中“豬肉榮”一角的原型。劉家良1950年投身電影，憑著過硬的武術功底在1963年晉身武術指導，並在1975年成為香港第一個從武術指導升級為導演的人。在職業生涯內，劉家良擔任過動作指導的電影超過160部，執導的電影超過25部。

內地觀眾普遍知道“天下第一武指”袁和平，但在許多資深功夫片影迷眼中，劉家良是更值得頂禮膜拜的物件，相比於袁和平武打動作設計上的天馬行空，劉家良更講究拳拳到肉的格鬥感，有人曾講“劉家良要是去了好萊塢，哪裡還有袁和平？”

讓惠英紅斬獲影后的《長輩》，是劉家良1981年執導的一部作品。那會兒功夫片是旗幟鮮明的“男性向”電影，從來沒出現過所謂“打女”。南派的劉家良不顧“南拳北腿”的派系差異，堅持啟用了北派的惠英紅。很多年後，義兄劉家輝講到這件事，評價劉家良“夠膽”。到了第38屆金像獎，以“打女”角色拿到影后的，依舊只有惠英紅一個。

從龍虎武師到電影導演，劉家良是香港龍虎武師群體中不可多得的“進階”樣本，連同洪金寶、成龍、曾志偉、元彪、元華、元奎、劉家輝、惠英紅、甄子丹等或成為一代功夫明星、或成為知名武術指導的，都是以龍虎武師為職業踏板、從中受益的“極少數”。

大部分時候，聽著很威風的龍虎武師，實際上就是個“捱打”的職業，甚至連捱打還得“有資格”。最開始入行的小武師們，連站著的機會都沒有，導演怕浪費時間和膠捲，通常讓小武師們演死屍，好不容易熬到能站著演了，“走位”不慎，星途盡毀。

曾志偉曾舉過一個例子，有陣子功夫片流行使“獨臂刀”，一把刀至少要殺二三十個人，殺了十八個，你第十九個衝上去，出了任何問題，換來的就是導演一句“行開啦”。

要麼當群毆鏡頭裡的一個人肉背景，想“出頭”就得更刺激——去包攬電影所有“容易出人命”的鏡頭。元華曾說，當年拍戲，要想拍的好，只有一句話——“大家死過”。

元彪拍《富貴列車》，整個建築都在熊熊烈火中，元彪側空翻從二樓樓頂翻下；錢嘉樂拍《東方禿鷹》給洪金寶做替身，從十來米高的懸崖上跳下，要恰好落在一輛行駛的卡車裡；元華拍《捉鼠記》，從二十米高的直升機上跳進海里；楊紫瓊拍《阿金》，一場跳橋戲直接導致其摔斷三根肋骨，險些癱瘓；柯受良拍《最佳拍檔》，騎著摩托車從二樓騰空衝下，動作危險到連好萊塢特技演員都拒絕嘗試……不想做背景，就要實打實拿命來搏，成龍曾用一個詞形容，叫“苛難式拍攝”。

連“護具”都是奢望。導演陳德森形容片場場景：“那時候拍一個從高處往下摔的鏡頭，十個武行就都排在那裡做‘後備’，第一個人摔壞了，第二個、第三個就得接著上，救護車在旁邊等著，摔壞了直接送去醫院”，“武行受傷比率超過50%”。

有記者問洪金寶受過最嚴重的傷是什麼，洪金寶回答：“腿斷過7次，手斷過3次，我也不知道你說的哪一次重，哪一次不重。”順便說一句，洪金寶本人發明了威亞的一個新玩法——把吊著武行的鋼絲剪斷，武行直接從空中摔下，而且還要記得摔下來的時候是“沒力氣的”。

行業風險太高，香港保險公司甚至一度拒絕接武行的保單，但拼命三郎還是比比皆是，譬如早期師從佔元的“七小福”，後來誕生的香港武行界最出名、最不怕死的四大班底——劉家良的劉家班、袁和平的袁家班、洪金寶的洪家班、成龍的成家班，以及神風特技隊、猛龍特技隊等將生死置之度外的“亡命徒”。這其中，成家班名氣最大，香港曾流傳一個說法：醫院裡，永遠有7張床位是為成家班的人留著的。

如果說有誰曾為香港電影出生入死，大抵也就是這些弟兄了。

香港功夫電影從崛起到繁榮的一大驅動力，是港人不斷被“切中”的內心需求。

1936年柏林奧運會，中國派出了140餘人的代表團參與三十個體育專案的角逐。最終除撐杆跳高外，其他專案均在初賽階段出局，幾乎等同於全軍覆沒。彼時中國代表團途經新加坡回國，新加坡報紙刊登了一幅漫畫諷刺華人，漫畫中有四個大字——東亞病夫。

“東亞病夫”就此成為華人社會迫切想要撕碎的歧視標籤。港英時代下，作為“二等公民”，港人想重塑身份認同感的意識尤甚。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香港借出口導向型戰略實現經濟騰飛，與臺灣、新加坡、南韓一起被外界稱為“亞洲四小龍”，綜合實力的勁增，直接影響了電影創作的底層動機——即便是在虛構作品裡，港人也需要眾志成城、揚眉吐氣的暢快感。

現在回過頭去看香港叫好叫座的功夫電影，如《猛龍過江》《精武英雄》《醉拳》系列、《方世玉》系列、《黃飛鴻》系列……大多離不開兩個主題：一是民族大義，二是江湖兄弟。

以1972年上映的《精武門》為例，日本虹口道場館主鈴木寬在霍元甲的頭七之日送上了寫有“東亞病夫”的牌匾，李小龍飾演的陳真以一人之力單挑虹口道場館幾十名日本武士，把寫著“東亞病夫”的紙塞到日本人嘴裡，並說出了讓整個華人社會為之一振的一句話：“我話俾你地知，我地華人，唔系東亞病夫！”

巧合的是，同樣是在《精武門》中，李小龍飛腳將鈴木寬踢了出去，而日本演員並不願意出演被踢到飛出門的動作。這個鏡頭最終是誰完成的呢？

成龍。彼時成龍由師兄洪金寶領著入武行，成為一名龍虎武師。這個鏡頭成龍一共拍了六遍，被一根威亞吊著撞破木門，威亞一鬆，成龍一遍遍摔在水泥地上，李小龍過來問“你可以嗎”，成龍回答“沒事，再來一遍”。

7年後，香港嘉禾電影公司推出了《精武門》的續集《新精武門》，這也是成龍第一次擔任男主角的電影，他在影片中多次模仿了李小龍的經典動作。也就在那幾年，成龍憑《醉拳》《蛇形刁手》《師弟出馬》等作品樹立了“功夫喜劇”的風格，並逐步迎來了屬於他的功夫電影時代。

“江湖兄弟”則更多來自於武行之間一起打過、摔過、死過的過命交情。2015年，浙江衛視的一檔節目請來了成龍、馮小剛、張國立、李冰冰，在一期節目中一名武行選手被淘汰，選手下場之前向觀眾表示“沒有我的這幫兄弟們，沒有我的今天”，成龍跟著接了一句：“沒有全世界的武行、龍虎武師，也沒有我的今天。”

被《精武門》影響的不止華人群體，好萊塢大導演昆汀執導的《殺死比爾》中，演員的招式就多處“取材”自《精武門》。據說在《殺死比爾》開拍前，昆汀甚至要求劇組人員觀看《天下第一拳》《獨臂刀》等香港功夫電影。昆汀本人更是從不掩飾對香港功夫片的痴迷，他曾說：“如果我的生命有兩面,那麼一面就是70年代的邵氏功夫片,另一面則是義大利西部片。”

即使揚名國際為國爭光，華語影壇給龍虎武師們的“回饋”依舊很少。

香港金像獎從第二屆起，增設了“最佳動作指導”，後改名為“最佳動作設計”；臺灣金馬獎直到1992年第29屆起才設定了“最佳武術指導”，後更名為“最佳動作指導”；金雞獎自1982年增設“最佳特技”，卻一來在大部分年份空缺，二來更針對日新月異的電影科技技術，而非個人。

2015年，成龍聯手上海國際電影節舉辦了“成龍國際動作電影周”，他曾解釋自己這麼做的原因：“跳下來的那個是我，踢打、彈床、360度空中翻過去的也是我，但沒人知道，這是種……內心的遺憾”。

成龍的獎，以及這次金像獎的“專業精神獎”，更像是一種遲到的心理安慰，更像是華語影壇給龍虎武師們補上了曾經“欠”下的。

這背後，那個大卡司、大特技、大場面、大明星、大製作、大票房，靠龍虎武師們“搵命”搏出來的香港動作片時代悄然過去。

“扛旗”的人老了，搏命的人搏不動了，武行班底散的散、北上的北上，香港電影產業愈漸沒落，市場話語權早已交給了內地，電影特效時代也全面到來，演員既可摳圖又可換臉，高難度動作都可以放心交給電腦了。同時，觀眾的觀影口味也改變了，相比於香港那些形形色色、一拳一腳“拼”出來的底層英雄，觀眾更樂意看到一個愛國主義加身的超級英雄形象——譬如戰狼吳京。

這一屆的金像獎，出現了幾位新晉導演的身影，如執導了《淪落人》的陳小娟，執導了《翠絲》的李駿碩，執導了《三夫》的陳果，這些新晉導演都是典型的“高知分子”，他們更關心生活在香港的小人物的命運，更關心本土題材，如日漸糟糕的環境和無處不在的對抗。

很少有新導演關心那些打打殺殺了。

盡皆過火，盡是癲狂。香港這個彈丸之地，或許再也不需要那些曾為它出生入死的弟兄了。

香港電影歷史上，武俠、功夫片一直都是最重要的一支，如洪家班，由功夫巨星洪金寶在上世紀70年代創立的，到上世紀七八九十年代，曾雄霸一方，代表作品有《鬼打鬼》《龍少爺》《奇謀妙計五福星》等，成員包括成龍、元彪、元奎、元華等亦為洪家班主力軍。

劉家良的劉家班、于占元的元家班在七八十年代是香港影壇地位不可撼動的武術指導團隊。之後，徐克等影人引領的新式武俠興起又宣告著上一代的落伍。九十年代洪家班宣佈解散，接著成龍在拍完《飛鷹計劃》後也將成家班解散。

此後，香港本地影片的開機率已大幅縮減，武行們無戲可拍，一部分轉戰東南亞，少數人遊走好萊塢，而大部分選擇北上求發展，拍攝的作品也多數從電影變成了電視劇。

除了少部分武行跟著知名的武術指導有穩定的工作之外，大部分武行都只能跟著包工頭接活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