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國無外交，割地賠款的條約李鴻章願意去籤嗎？肯定不願意，李鴻章不去不行，強們就認他，清政府的外交中李鴻章的地位是沒有人能取代的。

李鴻章簽署了清政府歷史上多數的不平等條約，這是破敗無能的清政府應該承擔的責任，讓慈禧，光緒皇帝，去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不可能的。那時候的大清國也只有李鴻章能去，或則說只有李鴻章願意去承擔這個千古罵名。

稱他為晚清時期的外交家沒錯。

在中國近代歷史當中，中國總共湧現出“兩個半”外交家，這一點也是得到絕大數人的同意！其中周總理和顧維鈞都能夠算一個外交家，至於半個外交家則是李鴻章！那麼在清朝的歷史是當中，面對 西方列強的蠻橫態度時，慈禧太后便將談判的權利委託給李鴻章，但是真正下主意的還是慈禧太后。縱觀清朝的歷史當中，李鴻章所簽訂的條約都是喪權辱國的，為何人們還是將他稱為是外交家呢？

當時清朝的情況，大家也是瞭解的，軍事方面被西方列強打的是潰不成軍，在政治方面主和派佔據上風，這讓李鴻章能有什麼脾氣？談判桌上的底氣來自什麼地方？那便是武力上的強大，沒有軍事實力的支撐，那麼你便是任人宰割的鹹魚，然而當時的清朝便是這樣的情況，李鴻章在談判當中面臨著怎樣的壓力。試想一下，如果是你本身被打的鼻青臉腫，坐在一群黑幫老大面前談條件，你敢大聲說話麼？

之所以將李鴻章視為是半個外交家，則是因為他具備外交家的品質！在面對西方列強的時候不卑不亢，敢於為自己國家爭取利益。大家都知道《辛丑條約》需要給八國聯軍賠償白銀4.5億，可是誰知道在最開始的時候，西方列強開口條件是10億！大家都知道《馬關條約》清政府向日本賠償大量的白銀，可是這已經還是在原先基礎上減少了一億。那麼西方列強為何要有所讓步呢？還不是因為以李鴻章為代表的外交團隊的努力？

李鴻章外交辦的多，多了自成外交家。

清末喜歡與洋人打交道的官員不多。

儘管從外交成果上講，李十分失敗。

但在清末士大夫中，李已是少有的幹才。

矮子裡撥將軍，如此而己。

李鴻章近代歷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大清在當時的在國際舞臺，李鴻章絕對是正面的人物，可惜學生們看到的歷史書上都難以還原李鴻章真實的人生。歷史上出於階級需要，“賣國賊”成了李鴻章身上最大的標籤。李鴻章一生可謂大紅大紫，唯一被後人吐槽的就是他和日本簽訂的馬關條約，這是給慈禧太后頂替了罵名，世人都知道事情源由，但是世人都罵李鴻章，為什麼呢？戰爭敗了，要賠款，要有人擋在皇權的前面當炮灰，世人都罵李實際上罵的是大清政府，罵的是慈禧太后，但是皇權禁忌，沒人敢罵，這是現狀，這是當時悲催的現狀。1.李鴻章的貢獻：李鴻章是大清中興名將，國之棟樑，他對西方的現代化程序是肯定的，是推崇的，是學習的態度，他倡導洋務運動，創辦江南製造局、天津機器局、北洋艦隊、輪船招商局、電報局、開平礦務局、派遣中國第一批學生留美等等。這些實業對中國的現代化程序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洋務運動實際是當時另一種形式的改革開放。 2.國外對李鴻章的評價：日本人評價李鴻章和德國俾斯麥、義大利加里波第、美國林肯、日本伊藤博文並列稱為“五傑”。

李鴻章所處的時代正值內憂外患。而且清政府因為種種原因而積貧積弱，在當時“弱國無外交”的國際潛規則上，清政府毫無與人談判的籌碼。李鴻章一生辦洋務，練水師，改良了清政府的許多方面。有些人說他禍國殃民，是因為他作為全權談判大臣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但我們豈能從這一點上說他是“賣國賊”？李鴻章愛國的細節體現在很多處：簽訂《馬關條約》時，伊藤博文只允許他說“允”或“不允”。但李鴻章據理力爭，力求將條約的負面影響減到最小；相信各國的調停被動出戰不無道理，但錯是錯在他一直堅信調停而不主動出戰，最後錯失良機。

李鴻章多次出訪歐美諸國，頗懂外交禮節，應對各國大使成熟老練，得到了各國的讚揚。這就是為什麼《馬關條約》伊藤博文要求只與他談判；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後李鴻章住所安然無恙的原因。有人說，他是東方的“俾斯麥”。是的，他無愧是東方的“俾斯麥”。因為，在那個風起雲湧的時代，他為國家、為人民付出了許多。

我們瞭解歷史人物，一定要多方面去了解，才能形成一個完善的觀點，才能對一個人有更多正確全面的思考。

其實真正的賣國賊是慈禧太后，李鴻章只是替罪羊，替慈禧背了賣國賊的黑鍋，《馬關條約》裡，日本要求中國賠償3億兩白銀，李鴻章不答應，後來伊藤博文派日本浪人小山六之助刺殺李鴻章，一顆子彈打在了李鴻章的臉頰上，後來日本理虧，將3億兩白銀改成2億兩，李鴻章用老命挽回了一億兩白銀，公元1901年的庚子賠款，這是李鴻章生命裡最後的一年，恭親王看李鴻章年老體衰，於是說，這一次讓他在賣國條約上簽字，78歲的李鴻章老淚縱橫的說：世上最難寫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這千古罪人還是讓我來當吧!條約簽訂不久，李鴻章就病死了!雖然李鴻章有很多不當之處，但是賣國賊的罪名確實不能安在他身上，真正的賣國賊是禍國殃民的慈禧!

李鴻章是北洋大臣，直隸總督，位高權重，是朝廷倚重的大臣，簽訂條約這種事，自然是他才有資格去做。

他一生簽訂了幾十個條約，大多是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但這不是他的錯，大清打不過人家，弱國無外交，不然就算奸臣也不會主動去籤這些條約。簽訂馬關條約這些條約，不是李鴻章一人的錯，他只是代表清朝簽訂的，即使他不籤，慈禧也會讓別人籤，簽完馬關條約他知道國內會罵聲一片，也是非常傷心，大哭三天。

李鴻章生不逢時，思想保守，也許他生在那個時代，偏遇上慈禧，於是為慈禧揹負了太多的罵名。

評價李鴻章的兩個前提 要認識和評價李鴻章，必須弄清以下兩個前提: 一是李鴻章本人所處的時代背景。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正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大轉型時期。而這樣一個過程，又是在中國被動落後捱打的局面下，由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用鴉片和洋槍大炮軍艦，逼迫中國實行所謂“門戶開放”的。正是在這樣一個大變局當中，社會上各個階層、各種身份的華人，提出形形色色的說法和方案，試圖尋找出一條強國富民的理想道路。這時候，經歷過兩次鴉片戰爭和國內太平天國運動，一個新興的統治階級改革派--洋務派，從清王朝統治集團的高層產生出來。他們接過傳統儒家經世致用的旗幟，提倡和標榜“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力圖挽封建末世的狂瀾於既倒。所以，這樣的一個改革派，也可以稱之為封建統治的“補天派”，因為他們雖然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但只是停留在器物革新的層面上，無法觸動封建社會體制的根本痼疾。 由於洋務派的領袖人物們，掌握了從中央到地方相當大的一部分權力，所以洋務派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早期改革舞臺上，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成為眾多改革派別裡的主流派;而在洋務派內部，又分成眾多的集團，如中央的奕訁斤、文祥集團;地方的曾國藩、左宗棠兩個湘系集團以及後起的張之洞集團，其中，以李鴻章為首的淮系集團，是這些集團裡實力最強、興辦洋務成效最大的一個。李鴻章，可以說是一個伴隨著近代洋務運動潮流而產生的標誌性人物。由於他所具有的權力和地位，使得和同時代的慈禧、赫德三個人交織構成了左右晚清政局滿漢中外各項決策的關鍵性歷史人物。 二是李鴻章究竟幹了一些什麼事。

從1862年當上江蘇巡撫起，李鴻章在晚清社會政治舞臺上縱橫捭闔，活動了整整四十年，其時間之長、涉及的領域之廣、所做的事情之多，是任何同時代的政治家所無法比擬的。他先後擔任過江蘇巡撫、署理兩江總督、湖廣總督，從1870年起，在長達25年的時間裡一直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文華殿大學士(賞穿方龍補服)，是清朝政府高層參與決策、執行決策的重要人物。在軍事上，李鴻章是淮軍和北洋水師的創始人，開了中國軍隊近代化的先河。他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支近代意義上的海軍和一系列軍工企業，為中國工業打下最早的基礎。在經濟領域，早期的四大軍工企業:江南製造局、金陵機器局、天津機器局、福州船政局，李鴻章一個人就辦了前面三個，後來他還辦了輪船招商局、天津電報總局、上海機器織布局等等，並且率先倡導在中國修建鐵路。可以說他在洋務活動中，創辦最多，成效最大。在李鴻章的自強措施裡，被人提到最多的是兩個留存至今的近代企業--江南製造局和輪船招商局。江南製造局採取華人擔任領導，聘請外國技師;而輪船招商局作為民用的服務企業，則是純粹的華人企業，它的章程裡特別規定，不接受外國資本。相比之下，江南製造局由於模仿生產西方的船隻兵器，受國外的影響更大，而輪船招商局由於採用了股份制，在組織結構上更先進。它所採用的洋為中用的模式，甚至一些具體的組織生產的方式，一直為後來的民族工業所襲用。從細節和區域性上看，李鴻章採取的措施是先進的，代表了未來中國發展方向的。但就他們所想達到的中國“自強”的目的來說，在當時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因為李鴻章的思想核心仍然是為清王朝服務，仍然希望保留封建統治和現有的政治結構，這就意味著他所倡導的“現代化”本質上是一種防禦性的現代化，是沒有實現可能的。梁啟超謂李鴻章“只懂洋務，不懂國務”，可謂一語中的，這就是他思想中最最落後的一面，也是他個人悲劇性人生的來源。在外交領域，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他就代表清政府經辦了許許多多的對外交涉:天津教案、中日建交、中法新約、馬關條約、中俄密約、辛丑條約……，絕大部分對外條約都是由他出面簽訂的。以致在當時外華人的眼裡，李鴻章就代表著清朝政府，甚至只見李鴻章而不見清朝皇帝。其實，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李鴻章就是中國近代歷史的一個縮影，不瞭解李鴻章，就不能深入瞭解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也不能深入研究中國近代史。 蓋棺尚不能論定 李鴻章去世前曾留下這樣的遺詩:“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閒看。”李鴻章去世後，當時有人用“權傾一時，謗滿天下”來形容他。梁啟超在《李鴻章傳》中對他的評價是:“敬李之才”、“惜李之識”、“悲李之遇”。他雖然已去世一百餘年，但仍是百年沉浮，蓋棺不能論定。而對他的評價爭議最大的，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國內戰爭中鎮壓農民起義，用鮮血染紅自己的頂戴花翎。這當然是歷史上任何一個像李鴻章這樣的封建統治者都抹煞不掉的汙點。值得探討的是，在內戰烽火中發跡起來的這部分地主階級經世派官僚，在面對強敵環伺、外侮日亟的形勢下，從軍事近代化做起，開始了“自強應變”的洋務運動，這是時代潮流的使然。借用恩格斯的話說，就是革命的鎮壓者變成了它的遺囑執行人。二是如何看待李鴻章在主持洋務活動中的“賣國”，洋務又分經濟建設和外交活動兩大類，隨著近年來海內外研究的進展，學術界對他在洋務---近代化建設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基本予以肯定;而對於外交活動、尤其是代表清政府對外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則眾說紛紜，褒貶不一。其中疑點最大的，是他在簽訂《中俄密約》和中東鐵路交涉時，是否收受過俄方的賄賂問題。前不久，長期研究張蔭桓的學者馬忠文先生，經過旁搜博證，寫出《旅大交涉中李鴻章、張蔭桓“受賄”的疑點》，予以廓清，認為李張二人不可能接受賄賂。此事尚待進一步求證。再比如馬關簽約，“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李鴻章從此背上賣國的罵名。可是目前的研究顯示，李鴻章在談判中無論大事小事，都用電報向國內最高當局請示，所謂“商讓土地”即割地之權，也是早經授予的;至於賠款數額，根據甲午戰爭史權威戚其章先生研究，由於我方密電碼早在戰前就被日方破譯，因而二萬萬兩賠款的底線早被日方掌握，李鴻章無論如何在談判桌上辯爭也無濟於事，這只是科技不如人，落後必然捱打的鐵證。

我覺得，“權傾一時，謗滿天下”這八個字的評價很形象。因為李鴻章掌握了相當一部分的權力，而中國又是一個弱國，常言弱國無外交，在外交上他無論如何絞盡腦汁，總逃不脫受制於列強的命運。當然李鴻章本人在如何建設的指導思想和用人舉措上，也有不可克服的缺點，講裙帶關係，任人唯親，不敢越封建體制的雷池一步。歸根結底，因為他畢竟只是封建王朝的一名忠臣。但不管怎麼說，李鴻章總是他那個時代處於朝野內外各種矛盾和旋渦中心的一個關鍵人物。他所做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和它對近代社會發展的影響，都十分明顯地擺在那裡! 他是一個弱國的外交強手，也是經濟天才;軍事上內戰屬強者，外戰屬庸者(不完全是弱者)，軍事思想不如他的後輩先進;文化上是奉行“中體西用”的代表--這點個人比較欣賞，這才是真正的“拿來主義”，比“全盤西化”和“閉關自守”都來得符合實際;官場生存方面，也屬於強者，一直能立於政治的中心;政治理念上，他只能屬於封建王朝的衛道士，根本不是什麼新時代的代表--他就是自己評價自己的那種“為破屋子修修補補的裱糊匠”，根本不會想到把那間“破屋子”完全推倒了，再建一座新的。 梁啟超說得好:“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