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周時期，周道衰微，孔子做魯國司寇，諸侯加害他，大夫排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言論不被採納，學說行不通，不能治政，就治言，潛心將東周從公元前722年（魯隱公元年）到公元前418年（魯哀公14年），各諸侯國發生的事件按時間的先後順序記錄下來，共計242年的史事，18000字，微言大義，褒貶得失，以此作為天下諸侯行事的標準，藉以警醒諸侯克己復禮，按義禮行事。

那麼孔子為什麼把所記載的這段歷史起名為《春秋》呢？其一據說是取孔子寫書的時間。據《公羊傳疏》記載“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以其春作秋成,故曰春秋也。”也就是說孔子在魯哀公14年春天開始寫書，到當年的九月將書寫成，起於春季，成於秋季，故取書名《春秋》。其二是春秋兩季正合褒貶。古代農作物一般都是春生秋殺，春天萬物生髮，正合仁德，秋天萬物遭刑殺，正合義禮。行仁過，則落為懦弱，無原則；行義過，則成為殘忍，無情義，一春一秋，一生一殺，一是一非，一褒一貶，正在春秋二季。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對上闡明三王之道，對下分辨社會上處理事情的準則，辨析疑惑難明的事理，分清是非曲直，判定猶豫不決的疑難問題，稱讚善者，批評惡者，表彰賢者，貶斥不肖者，希望使滅亡的國家恢復起來，斷絕的血脈能再得到延續下去，彌補弊端，興辦廢棄之事，復興西周禮制。其三是春秋二季適合征戰。春秋兩季，不太炎熱也不太寒冷，晴暖天氣多，春天的青黃不接，秋天的五穀豐熟，正適合戰爭掠奪，古代作戰也都是以戰車為主，春天作物生髮，淺草剛能沒馬蹄，秋天莊稼收穫，田地一派曠野，也正適合撕殺，因此，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的征伐戰大多在春秋兩季發生，以《春秋》作書名，也許有代指諸侯之間毀禮喪義征戰之意吧。

孔子作《春秋》，共記述被殺國君36人，滅亡國家52個，諸侯四處奔走而不能保住他們的國家，不可勝數。之所以造成這樣的原因，都是因為他們不懂春秋大義。正因為他們不懂得春秋禮義，才最搞得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君不像君，就容易使臣子犯法；臣不像臣，就要被慘殺；父不像父，行事就不合義理；子不像子，就會落個不孝之名。因此對古代各朝各代來說，能熟悉《春秋》，按《春秋》禮義辦事，也還是很有其積極意義的。春秋是人們嚮往的季節，有春華秋實的美好，也有殘花掃葉的傷悲，孔子借春秋作書名，微言大義，也正在此嗎？

孔子作了春秋，壞人就開始害怕了，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醜惡面目會被世人所識。

不過，孔子也知道有教無類，不然也不會第一個開辦私塾，老師的祖師爺是孔子，自然也可以理解。

雖說有教無類，可不是說能教好就能教好，孔子也有弟子不被他認可的，《論語》記載，有一個弟子，做了什麼事，孔子對別人說，以後這個弟子不是他的弟子了。因為這個弟子做的事和孔子的教言背道而馳。

現如今，有人對儒家嗤之以鼻，可以理解，不一定是壞人，害怕儒家的學說。我本人也曾討厭儒家，現在想來，這些人完全有可能是認識不到儒家學說的本義。想吧，一個普通小學生怎麼會明白高數，我讀過《論語》，《中庸》，到現在也還在學習儒家經典。

孔子做《春秋》的目的是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把權力關進牢籠。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孔子做《春秋》，是為宣揚憲政思想。

一、忠於人民。

孔子所提倡的“忠”本意為與人坦誠相待，工作盡職盡責。君臣之間，上下級之間，都可以互相盡忠。 　　

在《左傳·莊公十年》中，有一則曹劌論戰的故事: 　　

曹劌問魯莊公，你憑什麼和強大的齊國作戰？莊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曹劌所言，是指魯莊公是盡職盡責，忠於人民的合格君主。

《左傳·桓公六年》有曰：“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又曰：“民者，神之主。聖王先成與民而後致力於神。” 　　

邾文公是春秋時期，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之一。在其晚年，邾國欲遷都於繹，文公為此占卜。得卦辭“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文公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孤必利焉。”左右稱，不遷於繹，“君命可長也。”文公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遷也。莫如吉也。”遂遷都於繹。不久，邾文公去世。 　　

孔子盛讚其“知天命。”　荀子“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生君，是為民也”的思想，便源於此。 　　

但韓非卻將儒家之忠“法家化”。把原本的“工作盡職盡責，與人坦誠相待”篡改為“君主的利益高於一切”和“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只限於下級對上級，臣民對君主盡忠。 　　

二、人民沒有絲毫奴性 　　

華元是春秋時期宋國六卿之一，著名政治家。歷事昭公、文公、共公、平公四君。長期任右師，執掌國政。 　　

《左傳·宣公二年》記載：鄭國大舉伐宋，華元帥軍抵抗。在戰前，華元賞賜羊肉給將士，但遺忘了為其駕馭的車伕，車伕便在大棘之戰中，駕著戰車直奔鄭軍之中，導致主帥華元被俘，宋國大敗。之後宋國以兵車百乘將其贖回。 　　

不久，宋國築城，華元任工程總監。築城的役夫見華元巡視工地，便作歌吟唱，以諷刺他兵敗被俘。由於華元隨從人少，寡不敵眾，只得離去。 　　

華元身為宋國六卿之首，且身兼築城總指揮。卻被役夫嘲笑、譏諷，足見當時之人沒有絲毫奴性。 　　

此外，前文所言之曹劌，作為一個士民謁見君主。國君對其畢恭畢敬，以禮相待。可見當時雖有君王、大夫、平明階層之分，但卻無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別。人與人之間是非常平等的。 　　

無論是君王，還是大夫，但凡壓榨人民，要麼被放逐，要麼被弒殺。因為君主的唯一使命，就是為人民盡忠。

在趙本山和範偉主演的小品《拜年》中，趙本山去範鄉長家，當鄉長認出他後，他嚇的藏到老婆身後。又聽聞範鄉長已經去職後。終於挺起腰桿，“現在咱們平級了，我不用怕你了。剛才氣都不敢出。”然後趙本山和媳婦要求範偉給自己倒茶，上煙。後來還坐到炕上與範偉一起吃菜飲酒，無拘無束。之後趙本山接到電話，得知範偉已提升到縣長後，嚇得一下子從炕上摔了下來。 　　

文藝作品是虛構的，但卻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之上，把華人的奴性展現的淋漓盡致。

三、把權力關進牢籠。　　

《左傳·隱公五年》記載：魯隱公在棠地觀捕魚。孔子書之，非禮也。 　　

《桓公十五年》記載：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孔子書之，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求私財。 　　

國君思念嫁與他國的女兒，與女兒見上一面，都要被貶斥——“公會杞伯姬於姚，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 　　

只有限制君主權力。把權力關進牢籠。才能保證人民的自由。 　　

四、思想與言論。 　　

在《左傳·襄公三十一年》中，有子產不毀鄉校的故事： 　　

鄉校是先秦時期，人民休息和議政之所。子產執政時，鄭人常聚集鄉校，謗子產之政。然明建議毀掉鄉校。子產卻認為，鄉校是人民休息，議論政治之所，“民所善者，吾則行知；民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何以毀之？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不如吾聞而藥治之。” 　　仲尼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由此可知，無論是子產，還是孔子，都是反對專制獨裁，支援言論自由，支援人民批評和議論政治的。 　　

孔子的政治思想有兩層：

一是在東周亂世，君守君道，臣守臣道。恢復周朝的秩序。

二是未來的政治理想，實現大同社會——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即民主法治社會的高階階段。今天，北歐、中歐等一些發達國家已經實現大同社會。孔子不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更為萬世開太平！

孔子不是寫《春秋》，而是在重撰重寫中國歷史的《春秋》！知道做過周朝守藏史書吏的老子，因為什麼事故在年齡古稀之時才著作僅有五千言《道德經》的圓故嗎？曾經做過管理上古歷史文獻竹簡書吏老子的《道德經》精髓，實際上都出自於老子曾經接觸並閱讀過的上古歷史文獻（玄覽）中！顯然，若是沒有孔丘殺害少正卯，燒掉上古文獻竹簡重撰《春秋》建立“天尊地卑、男尊女卑”儒家學說的這一把事情做絕了的“絕無師法”行為？垂暮之年“叱詈風徳之衰、且悲堂廟之殆”的道家老子，豈會再以“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與“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心治柔（女）能嬰兒？滌除玄覽能無疵？……”思想來寫華下大中華龍的傳人歷史的《道路經》？徳——路也

孔子“春秋筆法”寫《春秋》！

孔子年紀大了，精力不濟，為什麼要費神費力地寫歷史呢？義大利著名歷史學家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歷史與現實息息相關，因為“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未來的歷史”。歷史學家們寫歷史，不是為了好玩，也不是為了出名，而是要借鑑歷史經驗，為現實服務。司馬遷著《史記》目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光編《資治通鑑》是“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都是透過寫歷史的興衰，總結經驗教訓，為現實服務。

孔子晚年寫《春秋》，也是為他的政治理想服務。恰如孟子所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大意是說，“當時的情況很亂啊，各種奸邪的學說和殘暴的行為時有出現，大臣殺了君主，兒子殺了父親，孔子很擔心害怕，這樣的世道怎麼得了，於是寫了《春秋》”。

孔子將政治思想融入書中，他採用的是“微言大義”的敘述方式，後世又稱為“春秋筆法”。通俗地說，孔子不直接表達觀點，而將思想和立場隱晦地暗藏在文字之中。比如，魯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在城濮打敗了楚國的軍隊，他召集各國諸侯，在“踐土”開國際會議，正式宣告成為春秋霸主。這樣不過癮，還專門“邀請”了周襄王，過來參加會議。按照禮制，周襄王是所有諸侯的總領導，晉文公開會不經過周襄王的批准，反而要求國君趕來開會，這顯然是大逆不道。但周襄王沒有辦法，只好乖乖地來參加會議。對這一段歷史，要是直說的話，應該是這樣：晉文公違反禮制，壞了規矩，公然要挾周襄王必須到“踐土”開會。周襄王無奈參會，正式承認晉文公的霸主地位。但這樣寫顯然有問題，讓周襄王很沒有面子。一貫主張國家統一、“忠君尊王”的孔子肯定不能這麼幹。所以孔子用“春秋筆法”寫到：“天王狩於河陽”。意思是，周天子“雄赳赳氣昂昂”，車馬浩蕩巡視河陽，順便搞了一場規模宏大的狩獵活動。

孔子的《春秋》，就像標槍和匕首，對那些違反禮制、犯上作亂的人很有震懾作用。所以有“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的說法。而孔子也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意思是，“我寫了《春秋》這本書，後世會有人因此而理解讚美我，也會有人因此詆譭我，隨便別人怎麼看，寫史的事情我還是要幹”。

因為孔子老用隱晦的筆法，搞得《春秋》很難懂，所以後來出現了專門註解《春秋》的書，分別是《左傳》、《公羊傳》和《穀梁傳》，史稱“春秋三傳”。

首先，《春秋》為孔子編撰，而不是著寫。

孔子根據 魯國的史官記載將魯隱元年到魯哀公十四年的歷史修成了一部史書，這部編年史書就被叫作《春秋》。共242年史事，大約有1.5萬字。《春秋》記事非常簡練，近乎 大事年表。

這是《春秋》內容。

其次，古人推崇三不朽，而立言是三不朽之一。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孔子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孔子畢生都在追求某種“身後之名”、“不朽之名”。而對身後不朽之名的追求，正是古聖先賢超越個體生命而追求永生不朽、超越物質欲求而追求精神滿足的獨特形式。”

無疑，著書立說傳世是言之不朽的!

再者，透過編寫《春秋》可以宣揚孔子的政治抱負和思想觀念!

《春秋》微言大義，透過“筆”“削”的春秋筆法，“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左丘明發微探幽，最先對這種筆法作了精當的概括：“《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賢人誰能修之？

史家講求秉筆直書，但孔子卻利用不太明顯的字眼等隱諱的寫法，暗暗將自己的主觀看法加入其中，對歷史人物進行評價。

由此孔子構建了完整的仁、禮道德思想體系和崇古的仁、義政治理念。

最後，《春秋》的編訂，有總結歷史經驗、為執政者提供借鑑的目的。它強調天下一統、社會穩定、定名分和周天子的正統地位，反對諸侯僭禮越位與兼併戰爭。而且做為第一部編年體史書，《春秋》對後世史官和文學創作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