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有本質不同，孔丘的中，為皇帝服務而不敢要工資，稍有不慎被貶，守仁是度人心，理即心，心即理，有理才有象，象乃行也，即為大眾服務，自慰而矣！

孔子和王陽明都是得道者，佛家稱之為天人師，世間解，明行足，大丈夫，教援師，大師。道同心，皆是聖人，無高下之別。

孔子，至聖先師，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無論是經商還是做官做學問都是佼佼者，孔子常年周遊列國宣傳儒學，在教育方面可謂流芳百世。

王陽明，心學集大成者，精通儒釋道，其心學也離不開儒學的本質，其心學後傳於日本，對日本和東南亞影響較大。

在教育方面的貢獻，孔子是後無來者的。

我認為都是早已腐骨一堆。真正的聖賢在當代，在當代的活著的每一位有思想、有美德的人。這二位比不了，假如聖賢是活生生的人的話，而非朽爛的一堆腐骨，陳舊的一堆思想。那麼，每一位有心有思想活脫脫的肯定自己是一個完整的獨一無二的不可替代的人的便是，那這二位哪一位也就是比不了你的。他們那點東西不屑一顧，你是可以站在他們的肩膀上，學習了他們的些許思想，且發展批判他們的思想，看的更遠。像如此二位，除了一些盲目膜拜的想象的把自己的本神賦予到了這二位的形象上，才似乎聖賢一般的偉大，實質，這倆根本沒那麼牛逼，就像每一位光鮮的明星背後其實是再普通的人不過了，他一樣吃喝拉撒睡，只是看不到的卻讓你自己抽離了自己的自然神性賦予那個想象的意識實體上了而已。

其實，無論孔子還是王陽明未必有你知道這個世界的樣子，如還有美國、日本、加拿大、澳洲等等各色民族各色人等，各種語言，各種先進思想，他們也未必知道，地球是圓的，只是浩渺宇宙中的渺小一個星球，他們也未必知道，皇帝老兒原來推翻掉了，人民一樣存活，不會天下大亂，反而會更好的活著，等等，等等，其實，比之當下接受新教育的我們，每一位都比他倆強多了啦，這倆算啥！是吧，

因此，每一位喔，真正的聖賢是你自己，你自己，認識你自己！

這個問題沒有意義，兩個原因：

第一、聖賢無法定義，無法量化，因此無法比較。

第二、比較誰更接近聖賢，違背孔子和陽明先生的本意。

《笑林廣記》中一則小故事，很有意思。

一個寺廟裡做了三尊像，中間是釋迦牟尼像，兩邊是孔子和太上老君像。一個道士經過，把老君移到中間；一個和尚經過，又把釋迦牟尼移到中間；最後一個讀書人見了，把孔子移到中間。於是釋迦牟尼、孔子、老君相視而笑，無奈地說：“我們原是好好的，卻被這些小人搬來搬去搬壞了。”

大家都喜歡比較，不是為了選擇最後要信誰，讀誰的書，跟隨誰走誰的道，而僅僅是為了做了比較。

這是一種習慣，就好像比較一下電影的票房，最後才決定去看哪部電影。可是電影最終還是去看了，對於聖賢卻只是比較一下而已。

陽明先生一則意識到這種比較的危害，二則肯定經常被問到這個問題，所以提出“以精金喻聖”的說法，想堵住這些人的口和好奇心，不要再為聖賢去爭斤奪兩，而要自己踏實去行動。

他認為，人好比金子。聖人之所以為聖人，是因為他們的成色足，純度高，對於我們普通人而言也可以成為聖人，只要內心的純度夠純即可，因為：

“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

至於說到孔子、文王等聖賢的區別，那隻不過是斤兩上的不同。

為什麼會有斤兩的不同？只不過人的才力有大小，社會環境不同而已。

所以，陽明先生總結起來說就是：

“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

我們要關注的不應該是斤兩，而應該是純度。

所以，孔子和王陽明到底誰更接近聖賢，這樣一個問題，沒有答案，即使知道答案又有什麼意義呢？

王陽明不配稱“聖人”，它只是一個封建統治階級的走狗而已，是一頭滿手沾滿人民獻血的劊子手，還是一個卑鄙無恥，虛偽兇殘，無德不要臉的封建衛道者。不過可悲可笑的是，就這樣一條封建走狗還被其不惜大規模屠殺人民來維護的主子還不認同它。 嘉靖皇帝對其定罪冒濫軍功、縱兵殺掠、私藏府庫金銀等指責。當兩廣報捷疏送到北京後，嘉靖帝就在給楊一清的手詔裡，提到當年江西功次（平定寧王叛亂實為伍文定功勞第一，伍文定才是平定寧王叛亂的真正功臣，但王陽明把功勞全部攬到自己身上，包括其徒子徒孫都極力包裝美化其所謂的軍功），說陽明素來喜歡誇詐，並由此及於他的人品，又由人品說到他的學問，幾乎給出了全面的否定性評價。早在嘉靖元年，嘉靖帝就在聖旨中下令，“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許妄為叛道不經之書，私自傳刻，以誤正學”，稱陽明之學“叛道不經”。陽明去世後，未議其功，先論其罪，廷議的結論是，陽明“學術不端、聚眾惑亂”。 所謂心學只是理學加上佛學雜糅而成的東西。心學明著反對理學，但深入看之後，你會發現它也是搞的“存天理滅人慾”那一套，什麼是“天理”？封建禮教的所謂“天理”就是“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然後又加上佛家的思想，根本目的仍然是奴化人民，用封建禮教那一套虛偽的仁義道德約束老百姓。儒家的“仁義禮智信”和“中庸之道”的最終目的仍然是為了維護和固化“天理”，愚民奴化老百姓。 大肆鼓吹王陽明的人，無非就是拿“致良知，知行合一”說事。但王陽明的致良知和我們現代人理解的完全不同，有些心學組織故意曲解致良知的原意，以達到用篡改的含義給人洗腦的目的。王陽明原本的“良”就是所謂原本的內心擁有的“理”，原本內心的“理”是什麼？就是“天理”，“天理”就是“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王陽明認為“天理”是天然存在的，是人一出生就已經註定的，所以“知”就是認識“天理”，而所謂“知行合一”就是要按照“天理”行事，不能違背“天理”，所謂的消除人的“八顆心”就是“滅人慾”，讓人不能有任何慾望，有慾望和爭取合法權益就是有“惡念”，要求人“無慾無求”，安於現狀。“心學”的一切目的最終都是為了麻木人民，讓人變成封建禮教的奴隸，“心學”本身就是當時朝廷腐敗，全國爆發農民起義，王陽明殘酷鎮壓屠殺人民起義軍，發現單純依靠自己大規模屠殺難以完全消除人民的抗爭，還需要從思想上奴役控制人民，王陽明進而結合佛教和儒教思想提出所謂“心學”思想，妄想用思想控制瓦解人民對美好生活和個人生存權的合理訴求，讓人民變成統治階級的工具。這種思想嚴重違背當前自由民主法治的主流價值觀，違背了最基本的人性，是泯滅人性的思想行為。也是反社會進步，反社會主義價值觀的異端邪說。 王陽明所謂的軍事才能更是胡說八道。寧王叛亂王陽明是有參與，但實際上是伍文定平定的叛亂，在最後論功封賞之時，伍文定因忠義和勇猛論功第一，提拔為江西按察使，不久遷廣東右布政使。而王陽明在廣西等地的所謂軍功更是無稽之談，當時朝廷腐敗，百姓奮起反抗，全國範圍掀起農民起義，廣西各地也掀起了轟轟烈烈農民起義，王陽明作為封建勢力的忠實走狗，鎮壓屠殺農民起義軍。還使用殘酷的連坐制，推行殘暴不仁的十家牌法，使用嚴刑酷法殘酷鎮壓迫害貧苦農民。而後又推行洗腦學說，企圖用邪惡的心學奴化老百姓，達到皇權永固，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其軍事上那點事全是窩裡鬥，基本都是鎮壓屠殺自己的國民，這如果也算偉大，那這種人的價值觀扭曲的也太可怕了，已經喪失了起碼的是非分辨能力，已經沒有了最根本的人性。 最近幾年為什麼王陽明心學被一些所謂的企業精英大力推崇呢？這其實是一種既得利益集團的需要，它們是為了固化自己的利益，用奴化來給員工灌輸奴性思想，以達到用最少的成本獲取最大的剩餘價值，它們不願意用現代企業的激勵機制來激發員工的工作熱情，而且企圖用思想控制來達到讓員工像機器人一樣無慾無求，拼命工作，他們把員工正常的合法訴求和合理願望汙衊為“惡念”，員工只要思考提高福利待遇就是“壞的念頭”。這個社會民主和法治的進步本身就是在它們所謂的“惡念”中不斷進步發展的，沒有它們的汙衊的那些“惡念”就不可能有新中國，就不可能推翻壓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毛主席那代人正是有了它們所謂的“惡念”，才會帶領人民走上革命之路，最終實現了中華民族的解放。打著弘揚“國學聖賢”的旗號進行思想控制，思想奴役，企圖復辟中山先生、毛主席那代人奮鬥一生批判打倒的“吃人”的封建“仁義道德”。更是外部勢力對中國文化思想控制，用思想瓦解控制中國的一種策略。心學流行了，佛學也就不會再受打擊和排斥。。。。於是乎，會重現大明王朝的過程，強盛到利益階層固化，不思進取，內部紛爭，直到衰落。 說透了很簡單，就是人家希望你多喝慢性毒藥，最好成為大家追捧趨之若鶩的潮流時尚飲品！最後，你開心的接受，但慢慢的死了，還覺得確實是自己有病，病入膏肓，正常的病亡！ 文化控制，思想戰爭，潛謀於無形，滅國於不爭不費，真正做到了大道無痕，豈是一般附庸風雅，賣弄風騷，肉眼凡胎者能看透的。 王陽明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偽君子，殘暴不仁，嗜殺成性，用異端邪說奴化人民。 所謂的心學只是封建禮教的另一種表現形式罷了，說到底都是“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離不開吃人的本質。 《傳習錄》裡還有王陽明一封信，說當時他在朝廷為官時，有很多老百姓背後罵他，但王陽明說他根本就不在乎，心裡想的依然是天下百姓疾苦，天天為百姓操勞，表面上看這人修養真的很高，定力不錯呀；但我們如果用逆向思維思考這問題，他的話經不住推敲，他在信裡並沒有說為什麼很多老百姓會罵他，這問題他沒有說清，並且即然你天天為人民服務了，為何老百姓依舊罵你?一個政府官員天天被老百姓罵，這裡就有問題呀，這裡有矛盾呀。那我們只能翻開歷史看他當時在幹什麼，史書上記載的是他當時忙的是正在鎮壓農民起義，所以他當時說的忙著為百姓操勞，其實忙的是殺人，這也無怪當時很多老百姓罵他了。他信中說他對很多老百姓罵他的事，他一點也不在乎，如果一個人不在乎別人罵他，就代表這個人成聖人了，就代表這人修煉得道了，那如果一個人做到極其不要臉，也一樣可以達到這種境界。 有時候，一個人做到極其不要臉，與一個人修心得道的境界，兩者幾乎都沒什麼區別 ，都是油鹽不進。但如何區別兩者差距了？那就看他的言是否跟上他的行，王陽明的心學講的也是“言行合一”，但王陽明做到“言行合一”沒?他沒有，他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當時明朝政府與百姓的對立的社會矛盾，他只是站在官方的立場，揮馬揚鞭，對百姓實施血腥鎮壓，僅一年之內他就殺了一萬一千多人起義軍，這反而更加劇了明朝後來的滅亡。其實王陽明的一生，他只是做到了“大偽若真”，一個人偽到極處與真君子沒有什麼區別，區別就是他的目的一個為公，一個為私。 當今社會，我們應該發展和提倡的應該是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現代社會主義價值觀。封建禮教的大部分思想都是愚民奴化老百姓的，應該旗幟鮮明的進行反對。封建禮教壓制思想自由人格獨立的理念，導致人民愚昧、麻木，失去做人的尊嚴，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對事情的是非對錯失去判斷力，任由統治者剝削壓迫。在這樣的傳統文化氛圍當中，作為個體人的天賦權利得不到應有的保障，這樣的思想文化政策導致的必然結果是作為人的尊嚴，甚至是基本生存權利遭受任意的剝奪。 中國現在需要的決不是封建禮教和王陽明心學這種異端邪說，也不需要那種沒有原則、調和折中、四面奉承、八面玲瓏的“中庸之道”，一個國家或一個企業裡到處都是中庸之人，誰也不願意多說話，誰也不願意得罪人，誰也不願意堅持原則，那這個國家或企業必然是一潭死水，不可能有活力和創造力。

誰更接近聖賢不在於誰有更多的功績，而在於誰有更少的慾望，誰犯了更少的錯誤。

王陽明與弟子薛侃有過一段對話：

薛侃問王陽明：伯夷、伊尹、孔子三人才能不同，孟子為什麼都尊稱為聖人。

王陽明回答：才力有大小，好比金子的重量，堯舜有萬斤之重，文王孔子有九千斤，伯夷、伊尹四五千斤；但聖賢無輕重，只有純度，他們都是純金，成色是一致的。

我們學做聖賢就如同鍊金，不在乎重量如何，而應該在乎成色如何，所謂的成色就是存天理去人慾。

我們求學問，但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去一分人慾，多得一份天理。我們學習聖賢不是去學他的知識，而是學他的道德。

聖賢人人可以追求，英雄是少數人的專利

所以，儒家有句話，叫做人皆可為堯舜，人人都可成為聖賢。

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儒家的聖賢與西方人的英雄不是同一個概念，英雄以謀略和武力征服世界，依據其影響力，可以評判誰是更大的英雄。

但聖賢是以日常的認知和行為道德為評判標準，依據其天理和慾望比例，看的是純度。王陽明和孔子誰的慾望更多，誰犯的錯誤更多，因為史料不詳，所以沒辦法判定誰更接近聖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