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孔子、孟子、墨子、荀子、韓非子、莊子……春秋戰國時期能人志士輩出，這裡面有些能人的思想甚至奠定了一個宗教、一個國家的文化基礎。

鐵器和牛耕的使用，使得生產力水平大大提高。

導致經濟上原有的土地國有制瓦解，進而向封建土地私有制轉變。經濟的變化引起政治和文化的變革。王室衰微，諸侯爭霸，分封制和宗法制瓦解，向中央集權過渡。原有的分封宗法等級制度瓦解，士作為原統治層中最底層的階層空前活躍。同時，孔子首創私學，教育下移，打破了貴族教育壟斷，使得學術交流成為可能。

在地廣人稀又群雄紛爭的世界，諸侯們求賢若渴，禮賢下士是造成這個時期群星璀璨的主要原因。

思想家、哲學家及各路文人都能毫無顧忌的將自己的文化或思想發揚光大。

春秋戰國，戰火燃遍大地，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但這也是一個百家爭鳴，思想文化最璀璨的時代。

首先，個人覺得是文化的碰撞，春秋戰國相對而言戶籍管理應該是自由的，所以對於有學識人來說平凡的出入各國創造有利的交流空間。

其次，諸侯國數量之多，企業多了自然對人才的需求就大。每個君王性格不一樣，喜好不一致，對人才的需求也不一樣。每個國家的情況也不一樣，所以創造了有利的需求空間。

再次，經過周禮的樹立與傳承，在近800年的時間裡，文化思想的進步應當是前所未有的高度，就是研究文化的人多了，一直沒有把論文發表出來。所以自然就井噴奇觀。

最後，長時間處在戰爭與動亂狀態，社會早已承擔不起，整個社會在反思：戰爭真的會解決問題嗎？那就以對話形式進行。

亂世出英雄，亂世出俊傑！也就是說，時勢造英雄。什麼時勢？周朝末期，“禮壞樂崩”，天下失去了統一的治理，卻為各種思想的產生和碰撞提供了極為良好的機會。春秋戰國時期，誰也可以說誰，誰也說服不了誰。這種碰撞就誕生了燦爛的思想火花，各種學說層出不窮，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陰陽家、縱橫家、兵家。。。這個時期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各種學說都在探索著人類、社會、宇宙的規律，都在尋求著治國安邦良策。縱觀歷史，這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思想燦爛輝煌時期，幾千年來，一直在深深地影響著中國的發展和走向，也一直在左右著現代人的思想和行為。

歷史告訴我們，大一統的社會經過一個時期，往往趨向思想的禁錮、壟斷、保守，反而失去了推動社會前進的內在思想動力。一個朝代建立初期生機勃勃，每到終了則腐朽沒落，如此這般，迴圈往復，這就是世人皆知的王朝興滅週期律。

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期是中華民族第一個思想高峰、也是最高峰的時期，除此之外，兩晉南北朝和近代的民國時期由於社會動盪，一統思想的鬆動，也給了不同思想出現的契機，但仍然無法企及春秋戰國時期。

戰國時期，思想文化派系林立，大師層出，究其原因如下：

一、學術氛圍自由，創立思想學說環境相對純淨，不同學說不會遭到來自統治階層的強行干涉與制止。

二、各國為發展壯大強盛自己，廣納賢才，人盡其用，因此各思想理論都有實踐機會。

三、各國統治者為強大國力，安邦撫民，都盡力創新治國之策，大力推行新的思想文化理論，所以各大派系都有用武之地。

四、政治大環境寬鬆，人才自由有序流動，良性更替變換，社會包容性極強，思想文化高度交融，極有利力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科技等各方面的創新發展。

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名臣將相層出不窮，主要原因就在於：諸侯國生存壓力大，國君不拘一格重視人才。

春秋戰國時期，國際競爭激烈，稍一打盹，就會面臨滅國之災；國家要想生存、壯大，就需要優秀的人才輔佐。

比方說，秦國的《招賢令》，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產生的。當時秦國國力疲弱，河西之地被魏國侵佔，諸侯都把他們當成野蠻之邦，野心勃勃的秦孝公，不滿足現狀，秦國內部又無大才輔佐，就決定向其他國家求才。

人才是搶手貨，各國都不敢過分苛刻，士子的待遇較高，促使更多的平民百姓出去學習。

世襲貴族發展了幾百年，到春秋時期，已經很強大了；戰國前期，發展到頂峰。架空國君者、弒殺國君者、替而代之者，這些忤逆的行為紛紛出現，各國君主深受其苦。

自晉獻公開始，就開始有意識地壓制世襲貴族，啟用平民士子；戰國時期，魏國率先變法改革，主要原因就在於，魏文侯啟用了很多平民士子；擺脫不了世襲貴族困擾的國家，往往會陷入衰敗局面，比方說戰國初期的楚國、秦國。

於公於私，很多國君都願意用平民出生的優秀士子。

春秋戰國，國家眾多，基於不同的國情，戰國理念也不同。

比方說秦國，春秋時期，採用了王道治國；戰國時期，採用了法家。

戰國初期的魏國，法家、儒家並存，魏文侯用法家變法擴張，用儒家來吸引人才。

齊魯大地上的魯國，是儒家的發源地，講究禮儀之邦，基本上都是儒家。

……

綜上所述，時代的發展，國家的需要，促使春秋戰國百花齊放、人才輩出。

春秋戰國，可謂是中華歷史上群星閃耀之時，群雄並起，百家爭鳴，各路大家層出不窮，不論是坐而論道，抑或走進各家君王殿堂進行實質指導，彷彿一場永遠不會停息的思想世界的煙火秀。

欲要弄清楚為何如此多的哲人大咖成群結隊的來，或許我們得先看清楚思想世界的形成與發展。

三龍在天——上古思想的起源

所謂思想，並非我們平常所理解的，關於一件具體事物的想法，也不是關於某些具體活動的經驗。所謂想法，那是曇花一現的“頭腦一熱”，所謂經驗，也只是針對具體的一個或者幾個事物的“知識總結”。而真正的思想，只有當人們的意識活動已經有了某種“非實用性”、超越實際生活與生產的意味，才能稱得上是真正的“思想”。也就是說，真正的思想，不是，偶天某人想入非非，就是思想了，它必須有一定的普遍性與抽象性，至少在一批人中獲得共同的認可並且能夠說明不止一個事實的“觀念”。

或許我們可以借鑑文字的經驗，我們知道漢子的起源是象形，象形的起源是畫圖，當人們畫出一隻奔跑的貓的時候，這是一隻在跑的貓，當人們畫出一隻白色的貓的時候，這也只是一隻白色的貓，只有當所有人一起，共同確立一個具體的符號，不論是奔跑的貓還是躺著的貓，不論是白色的貓還是黑色的貓，只要是貓，就用這個符號，那麼這個具體的符號就不再是簡單的影象，而是可以代表所有貓的一個文字元號。

那麼我們上古時代，真正的思想的產生，是人們對於生命來源的好奇，對於死後世界的敬畏，對於美感的追求和符號的思維。在鴻蒙初開的世界裡，人們無法得知人從哪裡來，又是到哪裡去，為什麼自然界的事物總是對稱的，有白天就有黑夜，有太陽就有月亮，有凸起的山就有下陷的湖。在那樣的一個原始的世界裡，人們只有透過絞盡腦汁的思考與想象，終於，第一批從現實世界中脫離的思考者，得出了上天、神諭以及這個世界上某些特別的或許能夠溝通天地的神器。於是他們成了上古的帝王、巫、史。王是獲取了上蒼神力的使者，巫是能夠隨時溝通天地信使，而史是能夠在時間中穿越的信使，所以在遠古時代，有時候巫與史往往是由同一個人來擔任。

自私的因子——王權的上升與巫、史力量的拆解

有了王、巫、史的身份確認，於是他們便在人間展開各種儀式，祭天地、拜祖宗。同時，既然他們是從第一批思想者中脫穎而出的，趁著人們對於他們提出的這一“思想”海一臉懵逼或許由些許疑惑但是又沒辦法提出有力反駁的時候，他們要確立自己的絕對正統性，所以他們要趕緊確立各類祭祀的儀式及規矩，他們規定，只有透過我這樣的方式，所獲取的天地指喻才是對的，只有透過我這樣的儀式，上天才會顯靈，而且上天說了，我就是唯一的指派者，其他人不能這麼做，如果做了就會觸犯上天，引來災禍。

也正是在這樣的規定之下，人們把生物複製式的延續和文化傳承式的延續合二為一，墓葬、宗廟、祠堂、祭祀，等等象徵著神力的莊嚴場合一一出現。集權便由此形成。集權之下，王權由於掌握了兵力，便逐漸向極權發展，由於種種規矩都已經固化，為了削弱巫、史的力量，於是王權將巫、史的指責進一步細分：首先是巫、史分離，然後又至少把巫的角色分為三種：1、把握外部世界的星佔歷算之學；2、整頓人間中必須的祭祀儀軌之學；3、洞察人類自身的醫藥方劑之學。

曾經與王一起從地面騰空飛起的思想者不再有能夠直接與王權對抗的力量。王，便可以在這樣的世界裡為所欲為了。這樣的情況，便在中國的商王朝達到頂峰。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武王伐紂

可是前面說了，他們只是這第一批思想者中的脫穎而出者。儘管他們在想盡種種辦法制止人們在天地中尋出新的思想，但是，人的行文可以被控制，人的思想，是不可能被完全束縛的。尤其是當權者的所作所為明明與其所提倡的思想都已經相違背的時候，新的思想必定會暗暗醞釀並尋找機會揭竿而起。

《封神榜》的故事，我們都知道，武王伐紂，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出現的。周王朝取代了商，傳統的說法是周王朝總結商的歷史教訓，進行種種改革。其實這種改革，並非將原有的思想建築完全推翻重建另一套。畢竟萬丈高樓推翻容易，思想的屋宇卻往往根深蒂固無法一下推翻。周王朝所做的，其實不過是在商王朝的基礎上，用一個“禮”字，將原有的建築進一步加固。

當然，與商王朝一樣，周王朝十分注重天的意志，但是天的意志只能靠著掌握了高階思想的人來溝通，而人們能夠感知到的人的自身的感情，則是周代更為重視的。所以周代禮制的核心，便是確立學院與等級之間的統一秩序。由這種統一的秩序來建立社會秩序，也就是把父、長子關係確立為縱軸，夫婦關係卻留為橫軸，兄弟關係為其輔線，以劃定學院親屬遠近次第的“家”；以君臣關係為主軸、君主與姻親諸侯的關係為橫軸、君主與領屬卿大夫的關係為輔線，確立國。家與國兩層關係的衝抵，便成了周代的禮制核心觀念。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這是家。同樣，換做國，則是王道之大者也。這樣的關係確立了，隸屬關係便相較於商，得到了進一步的確認與加強。那麼，從前的王與巫、史三權並立則不可能重現，王，高高在上，在“禮”這張天網之中，王是出於絕對核心位置的。

在禮的統治之下，祭祀的儀式並劃分得更加具體。祭拜不同的物件，在不同的季節、時日祭拜，都有嚴格的儀式、甚至是服飾規定。巫不再是一個人，而是由整個負責祭祀這樣一個龐大系統的所有人來分工合作。文字的發達，讓史也不再是獨掌神聖的時空權利，王同樣也能閱讀史書，在歷史中找尋參照。

社會秩序趨於平靜，思想、乃至知識的統治也進一步加強。終須將個體連線為整體，挑戰王權，便是對整個秩序共同體的挑戰。

煙火燦爛的天空裡，是成群結隊的思想精英——春秋戰國

禮崩樂壞的時代，便是思想脫離束縛的百花齊放。

我們知道，西周滅商後，因其國都遠在西北，不利於控制幅員遼闊的疆土和統治商代後裔，便大規模地以封地連同居民分賞王室子弟和功臣，諸侯在其封國內享有世襲統治權，也有服從天子命令、定期朝貢、提供軍賦和力役、維護周室安全的責任。與土地、全力的下放同時進行的，當然還有思想、文化的下放。不同的諸侯國，自然也要有他們自己的長官祭祀禮儀的人員。

在一代代的傳承之中，各諸侯間的親緣關係逐漸疏遠，再加上週天子的自身實力也逐漸衰微，過去獨佔的文化、思想與知識越來越流入諸侯的領地。而諸侯國長期穩定和富庶甚至逐漸生養了自己心得一批思想者。

在過去的天地有序的觀念傾斜之後，人們也不得不在觀察中重新修復獨屬於自己所在諸侯國的宇宙格局。在那樣的思想分裂的時代，加上本來的思想文化已經有了相當一段的歷史與經驗，於是人們不需要完全依賴幻想的神明和空想的真理，而終於可以運用自己的理性，對這個世界進行一次全新的認識、理解、分析與總結，當然，天才的思想家，一定會有自己天才的合乎現實的騰空想象。

於是，在春秋末年到戰國時代，孔子、墨子、老子、荀子、韓非子……一批批天才的思想精英，緩緩向我們走來。他們在那個遙遠的時代，盡情展開著思想的翅膀，在清明的天地間遨遊，思想的火花在天空中如同美妙的花火，此起彼伏，延綿不絕地綻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