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全球經濟運轉有兩個基本保障體系：一是建立在國際民商法基礎上的各種貿易組織和貿易安排，二是以美元為主體的國際貨幣體系。這些基本體制進入各經濟體後，受各經濟體的政治、軍事、宗教、文化、經濟發展水平等異化後，在複雜的利益訴求中反覆博弈，最終成了我們看到的樣子。

它是在國際分工和世界市場的基礎上，把世界範圍內的各國經濟透過商品流通、勞務交換、資本流動、技術轉讓、國際經濟一體化等多種形式和渠道，把各國的生產、生活和其他經濟方面有機地聯絡在一起。在現代社會，世界上任何國家的生產和生活都不可能完全閉關自守，都要或多或少地依賴於其他國家的生產，依賴於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正是這種錯綜複雜的經濟聯絡，構成了世界經濟整體。

　　因此，世界經濟既包括國際經濟關係，又包括構成這種經濟整體的各國內部的經濟關係，這種經濟關係既涉及生產領域，也涉及商品交換、資金流動、技術轉讓等各個領域。 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國家的經濟增長會高於世界平均水平。預計發展中國家平均增長5.6%。轉型經濟國家平均增長5.9%。這些國家在2006年會面臨更大的挑戰

　　。中國和印度仍是增長最快的國家，其它東亞和南亞國家預計平均增長5%以上。拉美國家將平均增長3.9%。非州增長高於5%。50個最不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率能維持在一二十年來的最高水平，達6.6%。但是，即便如此，很多最不發達國家人均收入的現有增長率仍然無法保證它們在2015實現貧困人口減半的“千年發展目標”。這些國家目前較高的增長率主要受益於國際市場的原材料價格，但這些價格恐怕難以維持在目前的高水平上。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中的一些依賴石油和糧食進口的國家則受到高價的負面影響。

執行邏輯是驅離

薩森是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全球思想聯合委員會主席，她的著述聚焦在全球城市、全球化、全球資本主義、當代城市社會運動等議題。

熟悉的語言已經無法捕捉更大的現實，我們需要發明新的語言

薩森：是的！我想要直面正在浮現的這些狀況。對於這些狀況，我們缺乏一張地圖，而我想要理解它們可以多廣地延伸到社會生活：窮人如何變得多窮，被毒化的土地如何變成死土等等。我的論點是，那些熟悉的狀況可以呈現出多麼極端的面貌，極端到常規的範疇已經無力再捕捉。比如，你不僅僅是貧窮，你是無家可歸，飢渴交迫。或者，說到土地和水，不僅僅是土壤和水質退化，而是變成了死土和死水，完了。我們往往停在那個極端的點上，但沒有走進去。這種極端太巨大，太醜陋了。我們缺少概念去捕捉這樣的極端。

我把這種極端的狀況命名為“驅離”。凱恩斯主義時期也存在驅離的狀況，但今天的驅離邏輯較那時來得更廣泛，更極端。這種驅離起始於1980年代，那時西方的福利國家以及一些拉美國家的福利制度不是被摧毀就是面臨巨大壓力。從某種程度上，以人為導向的福利制度也開始瓦解了。

澎湃新聞：在這本書裡，你用了一種不太理論化的分析框架來理解今天的狀況，這構成了您和那些批判性的、充斥理論術語的著作的顯著區別，為什麼選擇這樣一種分析方法？

薩森：我的問題和出發點是：在哪一點上，我們需要和主導理論保持距離。我們透過理論來理解，理論使我們不至於成為細節、經驗資料的囚徒。我的下一個問題是：我們是否有必要去理論化，回到地平線，以這樣的方式重新理論化。另一個解釋是，對於有的問題，我們需要去掉那些更宏大的框架，然後看清楚某個問題發生的狀況和過程。

舉一個例子，我在書中把俄羅斯北部生產鎳的城市諾里爾斯克和美國的金礦城市蒙大拿進行對比，這兩個地方都遭到巨大的毀滅。兩個城市各有其歷史脈絡：一個是社會主義的，一個是資本主義的。我問哪個對所謂的終結更重要？還是說它們的環境都遭到了巨大的毀滅。在早先的階段，因為冷戰造成各自不同的史地理狀況。但在今天這個世界，兩個城市都具備足以毀滅環境的能力。透過這樣的方式，我質疑了過去的那些範疇。

金融賣的是它沒有的東西，它什麼都不生產

澎湃新聞：這部書的副標題是“全球經濟的殘酷與複雜”，您在書中也提到“簡單的殘酷”這樣的概念，怎樣理解複雜和簡單的辯證法？

薩森：這本書的一個關鍵點就是去揭示覆雜的知識如何生產驅離。這也就揭示了，我們所仰之彌高的那些複雜知識其實就位於一個長的交易鏈的起點，它最終會造成非常簡單的驅離。我選擇都是非常極端的例子，因為這樣可以使那些模糊的東西變得可見。在知識生產的層面，我尊重專業化的知識，它們對於研究、發現有很重要的作用。但當我們把這些知識系統放到一個更大的交易鏈條裡時，我們就會看到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複雜的知識如何造成簡單的驅離後果？比如，在金融化那一章裡，我說如果你想要理解金融，千萬別問金融家，因為他會拋給你一套非常複雜的語言，你一個字都聽不懂。跟傳統的銀行不同，金融不是關於錢的。傳統銀行賣的是它有的：錢。金融賣的是它所沒有的東西，這就是它的創造性：它發明工具。最終，金融只是一整套工具，它什麼都不生產。金融公司要想營利的話，它得投機在別的產業的產品上。它們把一切都金融化：二手車、學生貸款、次貸等等。當你意識到這點時，你就會看到金融資本主義的危害。你會發現它用一套非常複雜的知識來進行初級的利潤榨取。我們當前的經濟，僱傭的是卓越的頭腦，對這些人來說，這一切只是技術層面的問題，他們只關心它的運作是否順暢，但他們不去看看這會給別的產業部門造成怎樣的後果。

從另一方面來說，正因為很多問題被人為地複雜化，我們更需要將它簡單化。你不能指望用某個產業、領域的所謂專業人士的語言來理解問題，你要問：你們到底在幹什麼？比如說到液壓破碎法，你知道這是用來幹嘛的嗎？它是用來毀滅土地的！

澎湃新聞：在這本書裡，你講到戰後的凱恩主義是吸納式的，即訴求是把儘可能多的人納入到這個系統裡，發展到1980年代後就變成了相反的以驅離為特徵的新自由主義，這種驅離的邏輯會不會在凱恩斯主義階段就可以找到源頭？

薩森：大多數讀者對凱恩斯主義階段這個說法比較熟悉，用這樣一個說法可以便於我為分析當前的階段給出一個參照。當前的階段的特徵不是擴大大眾消費，而是擴大榨取的邏輯，這個榨取的邏輯造成了大量的驅離而不是吸納。

那凱恩斯主義階段和當前的階段的共同點就是資本主義，企業資本主義。但是它的運作邏輯的形式從1980年代起發生了變化，對於企業來說，全球化意味著私有化、去管制化。

澎湃新聞：在書中，你揭露了一個驚人的現實：監獄的私有化，以及將沒有工作的人關押作為一種社會控制的手段。對於這些行為，有反對的聲音嗎？

薩森：長久起來，就有人一直在和這種虐待犯人的監獄作鬥爭，反對監獄的私有化。但對社會大部分公眾來說，他們並沒有意識到這種情況有多麼極端。比如，在美國，情況最極端，但大眾只是把它當成一樁生意，而不是一種壓榨人的機制。

澎湃新聞：在書中，您提到政府對於下層人群的脫貧、醫療等投資不足最終會危害社會上層，您能否再詳細說說為什麼？

薩森：我想到的是極端的狀況。如果你讓都市裡的窮人染上傳染病，他們可能會把這些疾病帶到辦公室、家裡、學校裡。傳染病會在窮人社群發展壯大，但會進入到城市裡，比如進入公共交通場所。

薩森：在西方歷史上，移民是非常熟悉的形象：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他們會在西方定居下來，開始做點小生意，把錢寄回母國，想象有一天可以迴歸家園。而難民則是完全不同的一類人——他們是更大力量的犧牲品、被驅趕的魂靈、沒有政府支援的人。

今天，有一個新的型別的移民：他們的中心是地中海、安達曼海和中美洲。在我看來，原因並不是為了追尋更好的生活，遷徙背後的推動力是祖國內部的衝突、戰爭、土地剝奪、生態的破壞（因為土地和水被毒化、乾旱、鹽鹼化）、礦難等等。他們的整個家園和社群都從故鄉連根拔起，故土上已經沒有家園可以迴歸了，家園變成了戰區、荒漠、被淹沒的平原、私人的城市。他們無家可歸。

澎湃新聞：在書中，您用了很多例子來描述驅離如何成為當前全球經濟的執行邏輯，但是否“納入”和“驅離”是並存的，可以共同作用？

薩森：是的，完全正確。提供一個表達訴求的空間是很多人所關心的。儘管經濟越來越受控於少數的有權勢的人，越來越多的政府機構其實也在支援經濟權力的集中，尤其是美國和英國的中央銀行。這些運動並不會觸及到經濟權力的集中，而可能是某種障眼法。當然，這些運動發生本身是好事，但它們也在掩蓋權力、財富集中的事實，掩蓋中產階層越來越貧困的現實。

街頭是一個不確定的空間，沒有權力的人可以變成創造者

澎湃新聞：在一篇文章講到中產階級運動的文章裡，您說這些運動反抗運動更多的是針對政府而不是“資本主義”或跨國資本，為什麼？

薩森：好問題。二戰後的自由民主國家所發展的這些專案的受益人主要是中產階層。當自由民主國家變成新自由主義國家之後，隨著這些專案的縮減和私有化，中產階級首當其衝，最先感受到好日子過去了。窮人從來也沒得到過太多政府的好處，而富人總歸有自己的財富，沒有必要依靠這些政府專案。所以，這些變化傷害到了中產階層的利益，他們的矛頭自然而然也就對準了政府。

澎湃新聞：當我們在不同的語境和地區用“中產階層”這個詞時，比如說美國的中產階層、歐洲的中產階層或中國的中產階層，這個“中產階層”是同一個意思嗎？還是說是有區別的。

薩森：即使在一個國家內部，中產階層也是有顯著差異的，更何況不同的國家。在西方，中產階層有這樣一些特點：他們不是工廠工人，他們子孫的境遇比父輩好很多，這種好境遇到了1990年代走到了頭；他們獲得很多政府服務，在一個特定的城市或社會里，他們是同一群人。

澎湃新聞：在中國，一個讓人擔憂的現實是中產階層壯大得比較緩慢，您認為原因是什麼？

薩森：就我觀察到的來看，一個有點出乎意料的趨勢正在發生：中國經濟和社會所發生的諸多變化正在造成這樣一個趨勢，即中國的階層問題也跟美國、拉美等地區相似，過去的中產階層不像過去的20年裡那樣財富上漲。在美國、拉美、歐洲以及一些較繁榮的非洲和亞洲國家都出現了這樣的現象，現在中國也發生了這樣的狀況。對於中國的中產階層來說，他們受惠於改革開放，那時西方的製造業轉移到中國，這幫助催生了中產階層，但他們變富的這個階段又趕上了新自由主義轉向造成的財富積聚向上層集中的階段。

價值從來沒有定義是真實的黃金還是虛擬的服務，黃金和服務只是被灌注了價值屬性的客體。價值的多寡是主體對某一事物或行為信同度的體現。

世界經濟是世界各國的經濟相互聯絡和相互依存而構成的世界範圍的經濟整體。

它是在國際分工和世界市場的基礎上，把世界範圍內的各國經濟透過商品流通、勞務交換、資本流動、技術轉讓、國際經濟一體化等多種形式和渠道，把各國的生產、生活和其他經濟方面有機地聯絡在一起。在現代社會，世界上任何國家的生產和生活都不可能完全閉關自守，都要或多或少地依賴於其他國家的生產，依賴於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正是這種錯綜複雜的經濟聯絡，構成了世界經濟整體。

因此，世界經濟既包括國際經濟關係，又包括構成這種經濟整體的各國內部的經濟關係，這種經濟關係既涉及生產領域，也涉及商品交換、資金流動、技術轉讓等各個領域。 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國家的經濟增長會高於世界平均水平。預計發展中國家平均增長5.6%。轉型經濟國家平均增長5.9%。這些國家在2006年會面臨更大的挑戰

。中國和印度仍是增長最快的國家，其它東亞和南亞國家預計平均增長5%以上。拉美國家將平均增長3.9%。非州增長高於5%。50個最不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率能維持在一二十年來的最高水平，達6.6%。但是，即便如此，很多最不發達國家人均收入的現有增長率仍然無法保證它們在2015實現貧困人口減半的“千年發展目標”。這些國家目前較高的增長率主要受益於國際市場的原材料價格，但這些價格恐怕難以維持在目前的高水平上。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中的一些依賴石油和糧食進口的國家則受到高價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