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豪強，自戰國時期開始發展，西漢取代舊貴族集團，東漢成型，成為統治階層。

如何透過婚姻形成門閥？

不全是。

門閥的形成有經濟基礎，有選仕制度，有軍事加成，主要則是對文字的壟斷。婚姻只是既有士族集團的自我保護而已。

所謂士庶不婚就是說，士族各自以郡望、故舊、政治考量、自身門第來劃小圈子，防止更低家族透過婚姻晉升，分薄利益。

譬如東晉大軍閥桓溫，出自龍亢桓氏，又是當朝駙馬，還是南渡四大世家，為兒子向王坦之求婚，王家卻直接以兵家子拒絕。因為司馬懿誅殺桓範，桓氏淪落為刑家，西晉時期不算頂級顯貴。後面南渡，桓彝躋身江左八達，平定王敦叛亂才得晉升。因此王坦之看不起因軍功復起的桓溫。

同樣，士族之間也要分階層的，頂級、中級、底層世家，如同鴻溝，各自為圈。因為高門不願來，低門來又自己不願意。而王謝這樣的頂級南渡世家，與江東頂級豪門的顧陸張朱也是不聯姻的。

歸根結底，門閥就是士族壟斷文字，控制仕途，鉗制輿論，結合武裝力量、對人口與經濟命脈的掌握形成的，這是綜合因素。而婚姻則只是，限制與排除其他世家參與到本集團的手段。

所謂豪族，指的是以一個有力的大家族為核心，透過血緣、宗族等手段控制宗族成員、門生、賓客、佃戶等依附人口結合而成的一個大集團。

豪族是東漢至魏晉時一種社會形態，是在一定歷史時期和範圍內形成的一種社會制度和社會關係，是東漢至魏晉時期的政治基礎。豪族的產生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上層階級經過政治角力和長期演變，以各種關係做為紐帶而形成的政治勢力。其中，透過婚姻關係形成的聯姻，對豪族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關係。可以說，很多豪族都是透過聯姻方式逐步壯大而形成的。

一、東漢豪族的特點

東漢是一個建立在大地主和大豪族基礎上的朝代，劉秀的帝業是建立在豪族地主階級的支援之上的。做為回報，豪族大地主階層在政治上的地位也被加強了。在官吏的任用上，東漢的察舉制也好，徵辟制也好，都以注重門第和出身，長此以往，各級政權都被豪族地主把持，很多大豪族地主累世為官，形成了可以影響整個社會的政治勢力。

豪族大地主都是佔有大量土地的。在古代農業社會，土地是最基本的生產資料，也是社會財富的主要體現。豪族們不論是兼併也好，獲得政府的賞賜也好，又或者是強佔也罷，他們都無一例外的對土地進行瘋狂的兼併，甚至連公田都不放過。

有人佔田，就有人失田。那些失去了土地的農民，為了生存只得依附在豪族大地主的門下，成為他們的“徒附”。這是一種半農奴身份的農民，他們不僅替豪族耕種田地，還是豪族的私兵。他們被控制在豪族的土地上面，很多人沒有戶籍，失去人身自由。而豪族地主們為了自身利益，還會組織私人武裝，這種武裝也往往是由這些徒附們組成的。他們被編成“部曲”，既是生產者，也是武裝者。

相對於豪族地主階層，一般的中小地主階層要想入仕，就必須依附豪族階層。而豪族大地主為了擴充勢力，也願意拉攏那些中小地主。在表現方式上，出現了一種新型的依附關係——門生故吏。這些人是在政治上依附豪族地主的一股龐大的勢力，也是豪族地主控制政治的一種有效手段。門生故吏與豪族地主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政治上是君臣關係，感情上是親屬關係。他們往往形成政治上的合力，維護並擴充套件各自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地位。

二、豪族的婚姻特徵

豪族婚姻有三個基本特徵，既等級性、地域性和家族性。

所謂等級性，就是婚姻雙方有著比較接近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正如王充在《論衡》中所說：“富貴之男取富貴之妻，富貴之女亦得富貴之男”。上自皇帝選妃，下至中小地主娶妻，都要求符合等級制度。這是東漢後期豪族地主階層對封建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壟斷的結果，也是一種幾乎蔓延貫穿整個封建社會的婚嫁等級性特徵。

（通婚計程車族）

所謂地域性，指的是豪族之間的婚姻形成的同一地域內的圈子。這種圈子基本上以一個郡縣為範圍，距離並不十分遠。因為在同一個郡縣內，豪族之間擁有更多的利益牽連，透過婚姻更容易形成一個龐大的社會網路，從而壟斷一個郡縣的政治系統以及發言權，對婚姻締結的雙方都有利，當然，那些特別大的豪族的婚姻地域性更廣一些，他們的勢力觸角延伸得更遠，能與他們並駕齊驅的豪族也更少一點，所以不可避免的會將勢力範圍延伸至更遠的地方。

所謂家族性，指的是兩個豪族之間存在多起聯姻。隨著姻親關係的加強，兩個豪族之間的共同利益也越來越多，共同的世界觀和權力觀促使他們結合得更加緊密。

三、豪族婚姻對門閥制度的影響

婚姻是一種血緣關係的紐帶，它可以將不同地區的豪族地主們緊密的聯絡在一起，形成延亙數代的豪門高族。

（士族通婚）

“門閥”指的是“家門閥閱”，最開始是建立在官員選拔制度之上的。為了更好的維護本身的利益，豪族地主們把持的政治集團在選拔官員時，依據的不是才幹和品德，而是出身和血統，形成了一種“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政治局面。

東漢時的外戚，就是依靠婚姻制度而獲得政治地位的典型。外戚憑藉與皇帝的婚姻關係，往往很容易進入政治權力核心，他們又憑藉這種得天獨厚的條件，與更多的高官豪族締結姻親關係，這在東漢政壇上是屢見不鮮的現象。同樣，那些豪族高門也有著嚴格的婚姻等級制度，“士庶不婚”是大家奉行的共同信仰。

東漢是一個土地兼併非常劇烈的朝代，也是豪族階層發展演變的關鍵時期。這種演變的過程中社會關係網路的構建和拓展是相伴始終的，是豪族在東漢社會世族化、士族化的程序中，出於實際需要與理性考慮，有意識的積極編織構建的。

做為一種血緣關係，婚姻是豪族組織存在的基礎。在原有的血緣社會關係網路不足以提供豪族的各方面資源，以維繫其勢位、促進其實現更大的發展時，豪族開始廣泛利用婚姻關係擴充關係網，以實現宗族組織的社會化和權力佔有的家族化、世襲化。

透過婚姻關係在內，由宗族、利益等關係，編織的豪族間的社會關係網路，實現了豪族權力的再生產，實現了新的關係構組，豪族得以一步一步向中央王權靠攏，甚至實現對權力的世代佔有，於是門閥便形成了。

縱觀東漢社會，無論政治上還是經濟上，豪族對社會的控制、土地的佔有和浮誇奢靡的社會風氣的盛行都有著直接的聯絡。而大士族聯姻物件早已超越地域侷限，劃分出不同的婚姻圈。這些透過婚姻締結出來的門閥，會因相似的政治抱負、共同的政治利益走到一起，又因為家族性質、社會地位而結為黨羽，形成了東漢政權中具有共同政治利益的一個個豪族集團，圍繞最高權力展開鬥爭。

豪族之間形成的婚姻網路為豪族們爭奪國家權力提供了方便，因婚姻關係締結出的豪門紐帶，也是禍福均沾，共享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這就是婚姻制度對東漢豪門的作用，也是他們透過強強聯合，把控國家資源的一種手段。

東漢豪族的形成與漢代的選官制度——察舉制有著直接的關係，豪族變強變大依據的是家族成員的仕宦，而非聯姻。

在察舉制下，舉薦人與被薦人形成強固的君臣關係，這就意味著，只要舉薦人在其仕宦生涯夠長，就可以舉薦足夠多的人才，就可以得到大量門生故吏的支援。這就是四世三公的袁氏家族何以成為頂尖豪族， 因為家族世代有人深居高位，舉薦的人才數不勝數，門生故吏遍天下。門生故吏為了報恩，極力優待故主家族，這樣滾雪球般越滾越大。

東漢時期的官員士大夫不是科舉考試選拔而來，而是靠各地計程車族大戶舉薦的，被舉薦的人被朝廷重用後這樣就和士族自然形成了裙帶關係，東漢有“士庶不婚”之說，也就是必須門當戶對的婚姻，有權有勢的豪強官吏互相通婚勢力範圍越來越大形成了自己的圈子，就形成了門閥制度。

豪族之間的通婚並不是門閥制度形成的主要原因，根本原因還是當時的用人制度的問題。

提起門閥制度，大部分人都會想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門閥士族，他們作為特殊時期的產物，曾鼎盛一時，在門閥制度下，連皇帝都不得不退步。不過，門閥制度其實在東漢就已經形成，換言之，東漢的門閥制度，在東漢建立的那一天起，就已經誕生了。

所謂門閥制度，就是封建地主階級特權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的一種表現形式，它誕生初期，屬於政治制度的範疇。門閥制度最鼎盛時期，門閥士族掌控著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領域的主導權，上到朝堂，下到鄉野，門閥士族都擁有強大的話語權。

關於門閥士族的形成，起初是存在爭議的，有不少人認為西漢和東漢時期沒有門閥制度，門閥制度正式誕生於魏晉時期。南朝宋約曾有這樣的論述,“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宋書》）

以宋約為代表的人們認為，從西周到漢朝，官僚的任免選拔都以選賢任能為原則，到魏晉以後，由於九品中正制的確立，門閥制度才得以形成，貴賤之分出現。

可實際上，宋約這樣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在兩漢時，就已經出現士庶之別。同樣是南朝的裴子野在《宋略·選舉論》裡寫道：“朝廷州里，學行是先，雖名公子孫，還齊布衣之伍；士庶雖分，本無華素之隔。”在裴子野看來，漢代其實已有士庶之分，只不過還沒有達到魏晉時期“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程度。然而，其實當士庶之分出現時，門閥士族形成的大門就已經敞開了。

西漢時期，有不少四世三公的豪族，他們是早期的門閥，但是當時的政治環境總的還是“先王公卿之胄,才則用,不才棄之。不辨士與庶族”。（《新唐書·儒學傳中·柳衝》）可是，當時間來到東漢以後，形勢開始發生轉變。

王莽取代西漢建立新朝，進行改制卻效果不佳，激化了社會矛盾，各地掀起起義。劉秀之所以能夠在眾多起義軍中殺出重圍，建立東漢，除了他出眾的才能以外，更離不開世家大族的支援，尤其是南陽和潁川兩地的豪族，在東漢建立的過程當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劉秀不是不知道給予豪族特權會尾大不掉，但他畢竟不是心狠手辣的劉邦，從廢墟里建立起來的東漢也不比西漢，劉秀為了鞏固政權，獲得地方豪強的支援，只能大加封賞在起義過程當中出力的豪強大族。除此以外，劉秀還迎娶了南陽、潁川等地豪族的女子，這樣，這些功臣便轉化為外戚。除此以外，劉秀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獲得統治的合法性，開始大肆啟用經學家出身的官員，導致官僚士族大量出現。

可以說，劉秀的舉措在當時起到了維護統治的作用，但是從長遠來看，確實是劉秀將留給門閥士族的大門進一步開啟，導致“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賢者之後，宜宰城邑” 。（《後漢書》）

東漢初期，門閥士族就開始大肆兼併土地，他們巧取豪奪，將農民和小地主的土地奪來。門閥士族們還經營莊園，買來僕人和奴隸，訓練家丁，有的豪強甚至訓練私兵，修築堡壘，儼然一副土皇帝的樣子。同時，世家大族們還影響著官員的升遷任免，這就使得朝堂上的朝臣們，不是世家大族出身，就是大族們扶持的寒門子弟。就算皇帝想要扶持寒門子弟，以打擊豪強，由於門閥士族的政治特權，寒門子弟即使有皇帝的支援也是獨木難支，難以撼動門閥士族的地位。

到東漢中後期，門閥制度基本上就已經建立起來。到這時，所謂的察舉制，已經徹底失去它原本的作用，淪為大族豪強控制政權的工具。直到魏晉時期，出身寒門的曹家很想打擊豪強世族，卻也只能進行妥協，建立九品中正制，最終反而給門閥士族提供更大的權利。

除政治特權以外，東漢的門閥士族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權地位，還非常重視編纂家譜，講究士族世系源流。這樣一來，出身豪族的子弟根本不需要才能，他只用拿著自己的身份憑證，證明自己的的家世，就可以在仕途上平步青雲。

與世家大族相對應的寒門就要悽慘許多，比如出身孤門的王充和王符等人，他們明明滿腹經綸，能力出眾，品行端正，但就是因為家世不好，便被世家大族們恥笑。更極端的是，其他的寒門子弟和普通百姓對此不僅沒有不忿，反而覺得習以為常，這便是世家大族掌控了輿論的結果和影響。

綜合來看，門閥士族在西漢時就已經初見端倪，西漢中後期，世卿世祿之家就已經大量出現，有的家族到東漢時依舊是龐然大物，不論是社會地位還是政治地位都很高。東漢的建立則給予門閥士族更多的特權，他們開始迅速發展和壯大。在政治上，大族們掌控著選官權力，在經濟上，大族們自成一系，不需要依附於中央政府，在文化上，連皇帝都要標榜自己出身名門，這樣一來，世家大族的地位自然一路水漲船高，最終甚至凌駕於皇權，形成貴族政治。

參考資料：

《宋書》沈約

《宋略·選舉論》裴子野

《新唐書》

《後漢書》范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