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祿山是胡人，還是雜胡，就是幾個民族的混血，在安祿山任職地方，本來就是民族雜居地區，民族問題，外來人員很難在當地開啟局面，而當地人，解決這個問題就比較簡單，，但是他們的忠誠，也是中央政府必須考慮的問題，唐朝政府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結果，選擇錯了

唐玄宗任用安祿山等番將，展現出那個繁榮時代的文化歷史大包容。更加突出當時強盛的軍力。

唐朝李氏本來就是關隴貴族一系，傳承自五胡十六國的西涼。對於番邦，排斥並沒有那麼大。

唐朝進入開元盛世之後，國力強盛，萬國來朝，西域也融入進來，是一個民族大融合的繁榮時代。對於外族，唐朝是有信心統治他們的。據新唐書記載，唐朝一共369位宰相，有23位是外族。武將在開元之前有2人，天寶年間增加到9人，可以說玄宗對外族將領還是比較信任的。

造成這種情況是有原因的，隋朝統一之前，經歷了五胡亂華的時代，這時候的匈奴、鮮卑、羯、氐和羌族大量遷到中原建立國家。他們後期大部分經過了漢化，融入了中原民族，很難進行區分。民族化差異減小。

宰相李林甫向玄宗建言說：「文臣為將，膽小怕死。而胡人不知書，做不了宰相。但是他們勇猛慣戰。另外，又出身寒微，孤立無黨。不如使用他們，給以恩寵。他們必能盡死保衛朝廷。」

李林甫的上奏是有私心的，但也獲得了玄宗的認可，大量的外族將領這時候凸顯出來。番將的英勇善戰是毋庸置疑的，從一開始的東征高句麗，平吐谷渾，抵禦突厥，吐蕃，漢人不願當兵，沒有這些番將，也很難創造這大唐盛世。就連哥舒翰和高仙芝這些名將也是外族人。

安史之亂的出現，並不能完全把責任歸咎於番將，他們也在抵禦安祿山的叛軍，當統治者矇蔽雙眼，只知享樂，卻不體恤百姓，不關心朝政時，大廈傾覆也只是早晚的事情。

使用外族僱傭兵，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本民族武裝衰落了

在唐朝，原因就是府兵制的衰落，府兵類似一種軍戶制度，農忙時務農，閒時訓練，有事兒出征……國家的優待是免稅，而且土地分的也比一般民戶多……畢竟是可能要命的事兒，一部分裝備也要自己出

府兵起源於北周，和關隴集團出於一時，是相互配套的

但是到盛唐卻衰落了，因為南北朝時代，打的算是內戰，平定一個地方以後，士兵就回家了，就算出徵時間長，戰利品和犒賞足以彌補損失

但是隨著盛唐疆域的擴充套件，邊境就直接深入遊牧民族區域了，這樣除了大規模的正規戰，還有無休無止的治安戰……這樣三年五載未必能回家，遊牧民騎著馬趕著牛羊逃跑，也沒什麼戰利品

府兵往往回家以後，田園也荒了，老婆也改嫁了，所以久而久之沒人願意當府兵了

於是國家就招募士兵，一部分是漢人願意在邊疆安家，一部分是少民比較能打也熟悉邊疆

由於遠在邊疆，古代運輸糧草也很困難，國家就將民事權財政權交給當地的將領，讓他們自己管理一些邊境民間事物自己籌集一些軍餉（比如利用口岸搞搞貿易），這就是節度使

國家也意識到，將民政財政交給軍頭是很危險的，於是一開始選拔節度使都是在職或退休的高階文官甚至宰相，因為他們地位已經很高了，沒有必要為了風險很大的造反搭上自己一輩子的清譽，所以一開始節度使制度執行的還不錯

安祿山就是這時候被宰相張九齡看重的，因為他為人機敏，又通六蕃語言（很多少數民族語言），是個很好的邊貿人才

事情的轉變是從李林甫當宰相開始的，李林甫不是科舉正途出身的，他出身於刀筆吏集團（雖然是遠支皇族），是不被進士出身的人看的起的，這在唐朝還不明顯，想想袁世凱連秀才都沒考中，雖然官做的很大，依舊被進士出身的梁啟超們看不起，左宗棠西征收復新疆路上依舊想考科舉，《新水滸》中“小吏”宋江被科舉官員侮辱，你就知道李林甫的心理陰影

所以他一輩子跟科舉出身的官員不對付，就是姚崇宋燝張九齡為代表的賢相集團

為了報復以及防止賢相集團外有重兵支援，他就建議，不要再用文官出任節度使，應該用行伍和少民，理由是他們一不識字（未必不識只是文化低），二在國內沒有大家族支援，所以不會尾大不掉

唐玄宗，認為很有道理……於是從此提拔了大量行伍和少民出身的節度使，其中就有安祿山

所以安祿山自始至終對李林甫是很感激的，他在的時候從來沒想造反……而唐玄宗也認為安祿山不會反，一來是李林甫說的理由，二來，安祿山和哥舒翰李光弼他們不一樣，後者本來就是少民貴族，不為大唐皇帝服務，雖然收入少些，但仍舊是貴族……安祿山不一樣，他不但是屌絲，還是24K純屌絲，因為他連他爹具體是誰好像都搞不清，可以說完全是唐玄宗一步步提拔上來的

但是，安祿山最後還是反了，這是為什麼呢？這就超出提問範圍了

使用蕃兵蕃將，是府兵制這個關隴集團政治基礎逐步走向瓦解的結果，也是促使其徹底崩潰的原因（主觀選擇）。

蕃兵蕃將從本質上看其實是僱傭兵，從唐朝統治者的角度，選擇他們有兩層原因：

1、蕃兵蕃將確實具有值得一用的軍事技能與軍事素養，強大的綜合國力、積極的邊疆政策以及開放的民族政策與人才政策使得他們走上前臺，成為唐朝保衛邊疆與開疆拓土的重要依靠物件。

2、唐玄宗等最高統治者個人的角度，大臣、府兵從理論上是社稷之臣，而蕃兵蕃將與宦寺一樣是私屬的部下，號稱有赤心一片的胡人只忠誠於皇帝一人，使得帝王獲得了超越固有體制與機構的權力，運用之妙，得心應手，是非常爽的一件事。

由於上述原因，使用蕃兵蕃將有優勢也有弊端，如果統治者有高超的政治手腕與不同武力集團之間的巧妙制衡，或許能玩得轉，如果因為種種原因無法制約其離心傾向，則很可能出現安史之亂這樣的大混亂大動盪。

異族不能當唐朝的藩鎮節度使？別的王朝可能有華夷之分，可唐朝肯定不會。因為，李唐皇族本身就有胡人血統，自唐太宗開始，就推崇“華夷如一”的民族政策，唐朝才有了世人所讚美的包容性。所以，唐玄宗讓安祿山這個胡人做藩鎮節度使，不是什麼問題。

唐朝奉行“華夷如一”的“羈縻”政策

唐朝開國之初，北部邊境就面臨突厥人這樣的隱患。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秦王李世民在長安發動玄武門之變，八月九日登基。得知唐帝國發生權力變更，長安城內兵力空虛，頡利可汗發兵十餘萬人，一路南下進抵渭水河畔，直逼長安城腳下。

唐太宗李世民沉著冷靜，給了突厥人很多好處，才避免亡國。但渭水之盟讓他深感恥辱，經過四年的休養生息後，趁突厥人遭受天災和內亂的大好時機，遣李靖、李勣兩位名將一舉東滅東突厥，俘虜了頡利可汗及其十幾萬人馬。

接下來，如何安頓這些突厥部眾成為了棘手的問題。最終，唐太宗採取了華夷如一的懷柔政策，在幽州到靈州一帶，唐朝設定了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來安置東突厥部眾，還有將近萬人的東突厥貴族遷居到帝都長安。唐朝保留突厥部落編制，尊重其風俗習慣，意圖讓他們做大唐北方的屏障。後來唐朝的民族政策大體上延續了這個路數，史稱“羈縻”政策。於是，在一系列的軍事外界行動後，西域與塞北各族都以大唐為宗主，尊稱唐太宗李世民為“天可汗”。

唐朝的羈縻政策，使得羈縻府州如同漢代的“屬國”形式出現，是相對自治的區域。這些區域內定居的胡人由其部族首領管理，唐朝授予這些首領官職。他們不受朝廷“齊民編戶”的政策管理，也不需要繳納稅賦或者服徭役。羈縻府州成為了唐朝和真正的化外“蠻夷”之間的緩衝帶，因為是臨時所建，所以經常缺乏清晰或固定的邊界。

為什麼選擇安祿山？河朔地區高度的胡化，為安祿山上位創造了條件

“永嘉之亂”後，黃河以北的廣大地區被胡人控制。雖然，胡漢雜居的北朝，也致力於推動胡族漢化，但是，自唐朝開始，河朔地區先後接納了東突厥人、契丹人等胡族部眾，這裡的胡人一直保持著本民族文化，久居當地的漢人非但沒有促進胡人漢化，反而自己被“胡化”。

公元695年，東北部地區的契丹和突厥人部眾發生叛亂。武曌王朝花了兩年時間才平定叛亂，戰後，為了防禦遊牧民族再次作亂，武則天在北方和東北方建立了永久的藩鎮。

大唐的邊境地區，遊牧民族的軍隊侵略的目的並非是永久佔有漢人的土地，而是對其進行劫掠。為了防禦這些高機動性的外敵，唐朝不得不將軍隊大量分撥給邊境的十個藩鎮：其中有七個，由西向東分佈在劍南到范陽的弧形地帶。另外的三個在西部邊陲（今天的甘肅西部到新疆地區）。這些藩鎮的將領被任命為節度使，掌管地方的行政和財政大權。在邊境防禦的壓力面前，帝國的中央統治者已經顧不上藩鎮們有割據一方的隱患了。

大唐為了維持唐太宗那“華夷如一”的指導思想，在藩鎮節度使的選擇上，往往會挑選兼具軍事才能和外交手腕的人才。唐玄宗時期，在選擇節度使人選的時候，朝廷權相李林甫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更傾向於將軍權授予與朝內沒有瓜葛的人。這樣，安祿山這樣的人就被李林甫選中了。

據史書記載，安祿山能征善戰，又是個語言專家，能說各個民族的語言。經李林甫的推薦，唐玄宗任命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後來又兼任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平盧，是現今遼寧省西部一帶。范陽，是今天的北京市一帶。河東節度使，管的主要是今天的山西省一帶。安祿山身兼這三個地方的節度使，等於整個華北邊境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了。

世人都讚美大唐文化海納百川的開放氣度，仰慕西域、日本各國學者在長安學習漢文化併入朝為官的包容精神，驕傲與華夏文明能夠不斷吸收外來文化養分以壯大自己的強大向心力。但是，恰恰是在“華夷如一”的大唐時期，由於對胡人聚集地區的“放任”，導致河朔地區重新走向胡化，文化上與關中、洛陽、江左地區形成鮮明的差異。

安祿山叛亂，是唐玄宗推行的制度改革的結果

由於邊境面臨吐蕃、回紇等強大的威脅，唐玄宗不得不將重兵投放到邊陲地區，這也造成了大唐王朝軍事上“外重內輕”的局面。軍隊推往邊陲的同時，也意味著唐朝前期一直實行的府兵制不再適應新的需求。

府兵制是繼承隋朝的兵農合一的制度，全國各地設定設定了600多個軍府，每個軍府有一千人左右。府兵並不用繳納稅賦和服徭役，平時務農，農閒的時候訓練，這樣，大大節省了軍事開支。

但府兵制也有弱點，天下已定，兵農合一，承平日久，兵不堪用。而且，邊陲前線離軍府遙遠，府兵奔赴前線的成本太高，前線基本都是草原和戈壁地帶，環境惡略，府兵無法就地種田。

所以，唐玄宗開元年間，將府兵制正式廢除，採用募兵制。所謂募兵制，就是國家撥餉，招募職業軍人打仗。由於軍隊不用務農，專心訓練，這樣軍隊的戰鬥力相比府兵提高了不少。由於不用依託於土地，所以募兵們可以長期駐守邊疆。

募兵制固然優點眾多，但有一個最大的隱患，就是容易導致軍閥割據。之前的府兵是，打完仗後，兵歸於府，將還於朝。將領不會長期帶領一隻軍隊，所以很難擁有自己的死忠部隊。但募兵制就不一樣了，將領和士兵朝夕相處，能力強的將領很容易將部隊私有化，藩鎮節度使就屬於這種情況。

除了兵制的改革，唐玄宗還進行了財政改革。一方面，因為中央撥款給地方效率低，另一方面，北方很多藩鎮也根本就收不上來什麼稅。於是，唐玄宗大手一揮，將財政權也下放到各個藩鎮。這樣，地方藩鎮在軍事和財政上，都獨立於中央朝廷，節度使在藩鎮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土皇帝。

李林甫死後，楊國忠掌權，為了建立功勳，他鼓動唐玄宗派兵攻打南詔（近雲南地區），結果折損八萬人馬鎩羽而歸。安史之亂爆發之前，安祿山作為三鎮節度使，掌管了十八萬久經沙場的精銳。大唐朝廷，加上禁軍才有七萬多人。

楊國忠因為忌憚安祿山的權勢，便想出陰招陷害安祿山。他對唐玄宗說，安祿山圖謀不軌，我們要招他入京試探他一下，他若敢來，說明沒問題。他要是找藉口不來，就說明其做賊心虛，就必須派兵將其拿下。安祿山，知道這是楊國忠的毒計，但是考慮再三，還是入京了。這樣，楊國忠就下不來臺了，咬死安祿山有問題，在安祿山離京後還將其在長安的府邸給查封了。

安祿山身在朝外，知道朝廷內有楊國忠這樣的人每天給唐玄宗“吹風”，保不齊哪天唐玄宗對自己翻臉。自己手握三鎮，兵力又成倍於朝廷的情況下，面對楊國忠的步步緊逼，安祿山沒理由不選擇叛亂。於是，公元755年，安祿山打出“奉旨討伐逆賊楊國忠”的旗號，發動叛亂。動盪八年的“安史之亂”，也成為了大唐王朝由盛轉衰的重要轉折。

這鍋得李林甫來背，李林甫雖是宗室後裔，但到李林甫這一代，卻已經是庶民，李林甫從一個混混爬到宰相位，文人集團不服他，外戚武官集團不服他，李林甫唯一能拉攏的，就是歸化唐朝的少數民族，李林甫當宰相後，第一件事就是上奏：“文臣為將，怯於戰陣，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驍勇善戰，而寒族在朝中沒有黨援。

節度使是唐代所設的一種重要職位，掌管數洲的軍民要政。權利極大，可全權排程所有兵權、人事權、財政權等資源。

唐朝是一個大有胡氣的時期，皇帝們又熱衷於開疆擴土，使於戰爭頻繁。設定節度使就是應付這些戰爭，能快速高效的處理戰爭。

當時河北胡人多，胡化嚴重，民族問題嚴重棘手。朝庭為了解決矛盾。當時宰相李林甫為了自己的私利，保住自己宰相位置。向唐玄宗建議，重用胡人來做節度使。節度使這個官職做的好了，可以升到宰相級別，但是用胡人來做節度使，不管他乾的多出色，最後也不能升為宰相。唐玄宗採納了李林甫的建議，重用了以安綠山等胡人為節度使，讓這些胡人感覺到朝庭對他們的重視，這樣使他們更忠心於大唐。胡人有了大權，胡人重用胡人自己，大用胡人，特別在河北三鎮，響當嚴重，漢人胡化，反過來胡化了少數的漢人。

唐玄宗的這個決定大大的加速了這種情況惡化程序。最後終於形成了以安祿山為首的胡人掌握重權，發生了著名的“安史之亂”，加速了唐朝滅亡的程序。

李林甫為了避免邊將入相成為自己的政敵，蠱惑唐玄宗使用寒族、蕃將為節度使。寒族在朝中沒有根基，蕃將善武而少文，這兩類人很難入朝為相影響李林甫的權勢和地位。加上當時蕃將作戰確實也有兩下子，因此唐玄宗採納李林甫的意見，任命了一大批蕃將，包括高仙芝、哥舒翰這樣的名將。

唐玄宗年少時殺太平公主，一位根基穩定了，但是皇族很多人對他心生芥蒂，當他愛上楊貴妃的時候，男人的智商就降低了，何況安祿山喜歡溜鬚拍馬，深得楊貴妃賞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