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對於夏朝的認識幾乎全部來自歷史文獻的記載。

由於歷史久遠，現存最早的文獻，也距離夏朝的時代有上千年的歷史，所以流傳下來的文獻記錄一是缺乏，二是簡略，語焉不詳，甚至有相互矛盾之處。同時由於歷史久遠，很多記錄中夾雜著傳說、神話，使後人無法確切判斷其中哪些資訊是真實可靠的。

更遺憾的是，迄今為止，仍然沒有發現能夠確定，注意，是確定屬於夏朝的文物。現有的屬於商周之前的考古發掘的文物，比如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的出土文物，只是根據地層年代，與文獻記載的夏朝年代屬於同一時期，才被認為（而不是確定為）夏朝文物。

為什麼呢？因為二里頭所有發掘出的文物都沒有發現文字能證明是屬於夏朝的。

對比河南安陽殷墟，由於發現了大量刻有甲骨文的獸骨龜甲，而被識讀出來的文字內容和文獻記錄能夠很好的相互印證，比如商王的名字世系等，所以，雖然沒有一塊甲骨文上明明白白的刻有“本甲骨屬於商朝版權所有”（哈哈開玩笑），但是仍然被國內外承認，這的確是屬於商朝的文物，商朝的存在確定無疑。

而夏朝就沒有這樣的發現。不僅二里頭，屬於夏朝同一時期的其它遺址，比如山西陶寺遺址，浙江良渚遺址，等等都沒有發現文字，只發現了類似於文字的刻劃或者塗寫符號和圖案，因為數量太少，所以無法識讀其含義。

所以，雖然發現了與文獻記載中夏朝同一時期的大量遺址和文物，比如宮殿墓葬遺址，天象臺遺址，城牆城門遺址 ，青銅器、骨器、陶器等文物，還有眾多足以說明當時文明先程序度的文物，但由於沒有文字直接證實，所以還只能推測是屬於夏朝遺存，而不能確定就是屬於夏朝。

除此之外，關於夏朝考古，有兩個問題也很難解釋。

其一，雖然發現了大量確定屬於商代的甲骨和青銅器，但是，在這些甲骨和青銅器上面的已識讀出來的文字中，沒有發現“夏”這個字。最早的“夏”字發現於屬於周朝的青銅器上。（有學者考證出甲骨文中的夏字，但未得到學術界公認，存在爭議。）按理說，商朝作為夏朝的替代者，遺留下來的文字不可能完全不提及前朝。或者是還沒有挖掘出土，或者是沒有識讀出來，（現在發現的甲骨文單字有四千個左右，但識讀出來的只有一千多字）都有可能。

其二，甲骨文是很成熟系統的文字，按照文字產生髮展的規律，如此成熟系統的文字應該有其源頭，雖然漢字或者說甲骨文的起源說法不同，有圖畫說，契刻說，等等，但甲骨文之前的文字，由夏朝同時代遺址中發現的符號，到商朝的甲骨文，中間漫長的時間，沒有任何文字的蛛絲馬跡被發現。這也是很奇怪的事情。

因此，夏朝存在的確切證據，如同當年顧頡剛先生所說，還需要拿出確切的考古證據來證明。

下圖分別為二里頭遺址發現的綠松石龍、陶器刻劃符號，最早的金文“夏”字。

遂公盨高11.8公分，口徑24.8公分，重2.5kg，獸首雙耳，本來上面有圓蓋，可惜的是如今已經遺失。它是2002年春被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專家在海外文物市場上偶然發現的，專家們認為這件遂公盨是西周中期遂國的某一代國君鑄造的青銅禮器。盨是用來盛放黍稷的禮器，盛行於西周中期偏晚時期，檢視上面鳥紋的特點，可以確定遂公盨誕生於西周中後期，也就是西周第八代君主周孝王和周夷王前後，據說並非來自於考古發掘，而是得自河南窖藏，不過不一定可信。

那麼為什麼說這件遂公盨可以證明夏朝的存在呢？因為在遂公盨身上刻有98字銘文：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乃差地設徵，降民監德，乃自作配鄉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沬唯德，民好明德，寡顧在天下。用厥邵紹好，益幹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訏明經齊，好祀無。心好德，婚媾亦唯協。天釐用考，神複用祓祿，永御於寧。遂公曰：民唯克用茲德，亡誨。論述了流傳已久的“大禹治水”的故事，講述了大禹削平山崗、堵塞洪水，疏浚河道的方法平定了水患，並且劃分了九州，並且教誨民眾以德行事。

眾所周知，啟乃是大禹之子，而在周朝時期，早在近3000年前人們就已經歌頌著大禹的功績，由此可見大禹治水是真實存在的，而他的兒子啟建立夏朝自然也就順理成章。而且其中的德治觀念在兩週金文中聞所未聞，與現存的《尚書》等古代文獻十分接近，這對於研究古代文章具有重要意義，因此這篇銘文被學者們盛譽為“兩州金文之最”。至今為止在國際上已經召開了4次遂公盨研討會，由此可見遂公盨以及這篇銘文的歷史價值十分珍貴。

遂公盨也是至今為止發現的古代文物當中，第一個確切記載大禹治水的，如今已經被列入國家一級文物，但是最近卻掀起了一陣關於遂公盨上面的銘文真偽的論述。銘文上說“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禹貢》則說“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而《尚書序》則道“禹別九州，隨山浚川”。銘文中的這四個字“隨山浚川”與《尚書序》中的竟然一字不差，這不能不說是個奇怪的巧合。而且銘文當中，有許多值得懷疑的地方。

金文當中，天命為名詞，而在銘文中卻做了主+謂結構。“明德”一詞在周代金文中，多用於先祖或者君主，而在銘文中卻用於民眾，如“民好明德”。這些地方都值得懷疑，遂公盨上面的銘文的確是有待考證，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大禹治水和啟建立夏朝都是真實存在的，畢竟至今為止已經出土了不少文物，相信未來隨著更多文物的出土，中華文明史說不定還能夠繼續提前，上升到三皇五帝的時期。

到底有何證據證明夏朝的存在

每個華人都會面對這樣一個問題——“我從哪裡來？”，同樣中國史研究也會面對“中華文明的源頭在哪裡？”的問題。

國際史學界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一般是以商朝，作為中國正式歷史的開端，也就是約3700年前。但為何國內史學界，堅持以夏作為中華民族的第一個正式王朝呢？

一、多數學者認為，以偃師二里頭遺址命名的“二里頭文化”（包括二里頭型別和東下馮型別）和豫西地區的“龍山文化”是探索夏文化的主要物件，並對夏文化問題發表了各種看法。惟因缺乏文字等直接證據，學術界對哪種遺存是夏代文化還沒有形成共識。

二、據傳宋代宣和年間臨淄出土的一組春秋時期青銅器叔夷鍾。有一段銘文同西周以來文獻中關於夏和殷（商）是前後承替的兩個王朝、‘殷革夏命’的說法完全一致，成為兩週史籍有關夏王朝記載的有力佐證”。

三、2002年面世的遂公盨屬西周中期，其上有“天命禹敷土，墮山浚川”的字樣。銘文記述大禹採用削平一些山崗堵塞洪水和疏道河流的方法平息了水患，並劃定九州，還根據各地土地條件規定各自的貢獻。

現代考古學剛剛開始時，徐旭生先生為了追尋夏代的所在，也不斷地在豫、晉東面交接處大範圍地尋找。在偃師二里頭文化遺址的發掘中，考古學家發現這是一個屬於複雜共同體的都城，城址很大，出土的文物數量眾多，而且內容複雜，包括冶鑄青銅的遺存和相當數量的小麥殘跡。

2013年中國考古重大發現之中，有距今四五千年的甘肅張掖西城驛遺址，它出土了冶鑄青銅的煉渣、尚待加工的玉材和不少麥類遺存。考古學家認為，那時的河西走廊已經是東西貿易和文化交流的孔道。

這一發現顯示，二里頭文化已經吸收了中亞、西亞的文化成分，引進兩河古代文化培植的麥類，增加了糧食供應的多樣性；尤為重要的是，二里頭文化還掌握青銅的冶鑄技術，這必定提升了這一文化的經濟和軍事實力。

中國考古學家們認為，偃師二里頭遺址所在就是夏代的首都。從黃河三角洲的頂端一直到關中，包括山西運城的平原，這一個族群共同體佔有的地方不小。

這一地區，就是後世所謂的“中原”。從夏代開始到商、周，這三個複雜共同體的連續發展都以這個地區作為基地。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核心地帶——從“中原”這兩個字就可以意識到，從那時以後，這一片平原就是中國的中心。

夏朝的存在以及滅亡，是考古學界的一大謎題，不管真相如何，我們仍然需要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去下結論的，希望謎團早日被揭開，還原歷史真相。

……

夏朝沒有文字，存在與否，爭議很大。商朝滅夏朝的“鳴條之戰”發生地，也有爭議，十多年前，家鄉長垣（與封丘接壤）老鄉發現一塊石碎，我去了，寫了這篇《鳴條之戰石碑發現記》的小文，現發出來。

這塊石碑經鑑定，是明朝初所立，雖然不是當時實證，也比現在早了幾百年，石碑照片附後。

鳴條之戰石碑發現記

家鄉的朋友寄來一幅碑文拓片，碑面斑駁，又是篆文，很難看明白上面的內容。讀了附文，知道石碑上記載的是“商湯夏桀鳴條之戰舊址”幾個字。

鳴條之戰是大約公元前1600年，商湯在鳴條一地滅夏朝的戰爭，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改朝換代的戰爭，也是影響中國的經典之役，古籍上多有記載，如《尚書·序》說：湯“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鳴條之戰是中國古代透過“伐謀”、“伐交”、“伐兵”、“用間”之策，達到戰爭速勝的最早成功戰例，對於後世戰爭的發展、軍事理論的構築，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鳴條在哪裡？說法不一，現在，有許多根據證明，古鳴條就在封丘縣東部與長垣縣西南部的接壤處。

發現石碑的朋友是長垣縣梁寨村的高太生。他從小就喜愛書法繪畫藝術，到七十年代，在頗具規模的公社眼鏡廠上班，是水晶、眼鏡架子等幾個車間的主任。為增進書畫藝術，就偷偷拜徐書府、呂琴軒為師刻苦學習書畫，二位恩師都曾在清華大學等學校讀美術，57年被湊指標打成右派回鄉。如今，太生正致力於把歷史上發生在長垣的人物、事件刻製成石碑，讓人們更加了解長垣。

初夏的一天，我來到高太生家裡。院子裡擺放著幾十通刻制好的石碑，有舜帝陵、匡地會盟、衛靈公墓、衛懿公好鶴處、孔子像、子路像等。

鳴條之戰石碑呈臥式，有一米多長，50多釐米高，淺青灰色，右上角殘掉，碑體腐蝕風化的非常厲害，陰刻的三行篆文很難識別，上下兩行字較小，每字約9釐米見方，上面是“商湯夏桀”四字，下面是“舊址”二字，中間的“鳴條之戰”幾個字較大，每字約20釐米見方，似是一處建築的標誌物。石碑上沒有年代，太生介紹，有懂行的人根據腐蝕風化的程度，推斷大致為唐代遺物。我又請人鑑定，應該是明朝初年的遺物。

石碑是他在1980年10月去村子東南的地裡拉沙土窖紅薯的時候發現的，就拉回家裡珍藏。

據太生轉抄的明代長垣縣誌記載：“鳴條亭，舜崩處，陳留郡平邱縣有鳴條亭”。陳留郡治所在如今的開封縣，歷史上的平邱縣管轄現在的長垣縣西南部和封丘縣東部。太生介紹，村子東面太行堤外有一塊地，叫做兩棵旗杆地，傳說是商湯進行戰前動員“商誓”的地方。村子南面的大車村據傳有舜帝陵。《孟子.離婁篇》中說“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史記集解》引鄭玄注：“負夏，衛地”。《魏典》說：“負夏衛邑，一作瑕丘，在今河南濮陽縣南”。郭沫若在《中國史稿》中指出：“舜生於諸馮（今山東諸城），卒於鳴條（今河南開封）”范文瀾的《中國通史》中考證：“舜號有虞氏。《孟子·離婁篇》說‘舜生於諸馮（山東諸城縣）……卒於鳴條（河南開封附近），東夷之人也’，是舜居地在東方”。

極其簡陋的工具、低下的生產力，限制了我們的先民適宜在近水、少山、無洪水肆虐，以平原為中心的地帶生活，並且依靠暴力來爭奪這些利於繁衍生息的域土。

商統一中原前，國土在河南東部、山東西部一帶，是夏的屬國，都亳（今河南商丘）。夏是中國第一個王朝，疆域以河南中西部為中心，包括河南大部分地區和山東、山西、河北、湖北的部分地區，以及眾多的屬國。現在考古發現，偃師二里頭遺址已經被初步斷定是夏朝後期的國都。

鳴條決戰之前，商湯採取先弱後強、絕其羽翼的方法，削弱夏朝實力。他把第一個打擊目標指向夏的屬國葛（今河南商丘市寧陵縣北），繼而又集中兵力逐次滅亡了韋（即豕韋，今河南省滑縣東南）、顧（即鼓，今河南省範縣東南），最後攻滅了實力較強的昆吾（今河南省許昌市）。

至此，平原沃土的封丘、長垣就處在夏、商必爭之地的前沿。再從當時的地理環境來看，根據《禹貢·導水》章的敘述，當時的黃河出洛陽後北轉，經浚縣，入河北，再東北方向入海，不流經封丘、長垣，商從這裡向西攻擊夏無大河之阻。<

待夏桀暴政益甚，國民抱怨時，商湯大舉攻夏，夏桀率軍迎敵，雙方在鳴條展開決戰。商湯選良車70乘，“必死之士”6000人，聯合各方國部落軍隊，發起攻擊，經過戰前動員（湯誓）的商湯軍奮勇作戰，一舉擊敗了夏桀的主力部隊，夏桀敗退後歸依於屬國三朡（今山東省定陶縣）。商湯乘勝攻滅了三朡，夏桀率少數殘部逃往南巢（今安徽省巢湖市），不久病死。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位世襲的王朝就這樣一戰而亡了。

滅夏後，湯回師亳邑，大會諸侯，正式建立了新的強盛的商王朝，定都於亳（今河南商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