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維新能夠成功的根本原因，就是當時西方列強非但不忌憚日本的強大，阻止其近代化改革，反而竭力支援日本的變法革新，期待日本成為一個近代化國家。這是日本得天獨厚的地緣位置，和極其特殊的政治體制所決定的。

十九世紀的日本，是歐洲以外唯一的“封建”國家，其國家組織資源是去中心化的。

這意味著，與相繼打垮奧斯曼帝國、埃及汗國、波斯帝國、大清帝國，令其淪為半殖民地不同，西方歐美列強根本無法透過擊敗日本最高中樞權力，而徹底摧毀日本國家政權的組織能力。

薩英戰爭、對馬事件都證明了，即使列強能迫使江戶幕府簽訂一個有利於列強的條約，但要真正從日本攫取實績利益，仍須付出極高成本，從而顯得價效比極差，實在得不償失。

“薩英戰爭”後，英華人發現，要從日本獲得收益，價效比最高的辦法是將日本納入其國際貿易體系。同樣是由於日本組織資源的去中心化，儘管幕府方面對於“對外開國”仍顯得疑慮重重，但英國透過幫助薩摩藩近代化，建立貿易合作關係，而在鹿兒島獲得了貿易前哨站。這種貿易合作關係，反過來極大提升了薩摩藩的組織能力，使其成為倒幕運動的真正幕後推手。

在這種背景下，薩摩、長州兩藩的倒幕戰爭，不再是一個傳統帝國內部的改朝換代，而是一場初步近代化的地方聯盟取代中世紀政府的革命。明治維新，實際上是將薩摩、長州的近代性要素推廣到全日本，從而使得日本完成了由下而上的整體近代化。

倒幕戰爭和明治維新成功的另一個原因，則是日本相對孱弱的幕府政權，無力像大清這樣的中央集權國家一樣，有效地管控民間商貿這種有損於大一統政權的不穩定因素。

江戶時代成長起來的民間商業社會，已經積累巨大的能量，很多大名藩主都因欠下商人的高額債務，實際上已經破產，才有所謂“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諸侯震驚”的俗語。

近代化的明治政府，需要的僅僅是將這種在幕府時代已經蘊藏的巨大商業能量釋放出來。

而江戶幕府同樣因為經濟上的極度資金匱乏，根本無力長久維持一支能強有力壓制倒幕軍的大軍。

關鍵的決定國家政權歸屬的伏見、鳥羽戰役，幕府只能勉強拼湊出1.5萬人心不齊、各懷鬼胎的人馬，而且一見到代表皇室的菊花紋旗幟，竟然會因此就丟盔棄甲，倒戈相向。這種笑話式的戰爭過程，在大阪兩陣後，德川幕府的鼎盛時期，根本不可想象。

“萬世一系”的天皇家族，雖然長久無權是傳統，但同時也是舉國上下一致接受的共同秩序，粘合國民的圖騰和象徵，可以作為國家近代化改革的“借屍還魂”的軀殼，更以此形成近代化民族國家，透過與列強的經貿合作，而獲得地域性優勢地位。

除此之外，日本當時確實出了一大批“開眼看世界”的人傑英才。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阪本龍馬、高杉晉作、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勝海舟、大村益次郎等人，幾乎是日本民族數千年菁華的一次總體性爆發，空前而亦絕後。

和這些人的見識眼光、權謀手腕相比，被現代遊戲公司美化神化的那些“日本戰國名將”，固然只是一群縣長鄉長級別的土豪。

即使是二戰時期一度打下七百萬平方公里土地，稱霸西太平洋的那些首相大臣將領，也只是一幫無腦誤國、不知進退的貪婪白痴。

也正是明治群英的群策合力，讓幾個默默無聞數千年的小島，躍入世界強國之林，連賭國運，擊敗大清帝國和沙皇俄國兩個衰朽的龐然大物，躋身列強俱樂部的末班車。

只是好運終有盡頭，他們的成功也讓野心勃勃的後輩意欲效仿，多行不義終自斃，從此淪為任由美國操縱宰割的半殖民地至今。

為什麼明治維新成功了，而清末歷次改革卻失敗了？這個問題問的比較好，也很有意思。今人多樂於將日本的明治維新同清末的改革進行對比，而又尤以戊戌變法為主要的代表。其中緣由不僅僅是因為中日兩國在地理位置同屬東亞的近鄰國家，更有華人對歷史的反思和希望從中吸取教訓的心理。

我們都知道，19世紀60年代，日本開始進行了明治維新，對於日本來說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明治維新都是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變革，明治維新既是日本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重要轉折點，也是日本近代史的一個起點。明治維新不僅使當時的日本保持了民族獨立，而且使日本很快地躋身於世界上的帝國主義之列，並敢於同當時世界上的其他大國相抗。而我們都知道，在晚清其實也出現一些比較有見識的官員和有識之士，他們看到國家的衰落，懷揣著憂國憂民的想法，相繼進行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等嘗試。下面我們就簡單對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的失敗原因進行簡單分析：

洋務運動是由洋務派發動的一次重要變革，其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當時的歷史背景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外國資本主義是絕對不會也不願意讓中國透過興辦洋務而富強起來的，而洋務派本身又有很大的侷限性，他們對於外國資本主義的壓力，大多軟弱妥協，而洋務派本身又有著封建性和腐敗性，所支援和創辦的企業多具有衙門化、官僚化等特點，此外，當時清朝的朝廷內部還有頑固派的反對和阻撓。試想，這樣的運動能成功嗎？

（日本明治天皇像）

我們應該知道，戊戌變法是近代中國的一次重要政治變革，也是近代中國最早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其失敗的原因也是複雜和多方面的。首先，當時的舊封建勢力腐朽沒落，對維新變法依然有很大的阻力，新興的資產階級維新派實力薄弱，又寄希望於沒有實權的皇帝，他們對封建頑固勢力沒有正確的認識和估計，變法又嚴重脫離了民眾，組織和計劃不夠周密，對變法維新的認識過於簡單化等等，這些都造成了戊戌變法的失敗結局。

（康有為像）

對比明治維新，我們能看到，兩國之間的改革側重點是不同的，而且雙方領導階層和聯絡的社會力量也是不同的，另外，兩國的國情和所面臨的國際環境也不同。限於篇幅，我們不能一一展開這一問題，但我們應該注意，雖然清末的歷次改革失敗了，我們仍然不能完全抹殺它們在歷史程序中所發揮的進步作用，畢竟，歷史是一個大的車輪，每一步都是它曾經走過的不能回頭的路。

參考資料：

1、李侃、李時嶽等，中國近代史，中華書局，2014年版。

2、劉鵬輝，大國解疑-為什麼偏偏是日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

3、趙浦根、劉淑珍，中國近代史教程，濟南出版社，2002年版。

與晚清的一系列改革相比，日本明治維新無疑成功了，脫亞入歐，追步英美，使得日本從一個蕞爾小國成為東亞霸主，國際秩序再次重組，並影響到了20世紀的局勢。

這其中蘊含的道理與經驗，不由得引發人深思。明治維新能夠成功，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認識：

第一，政局與政體基礎。德川幕府末期，實現了形式上的全國統一。明治維新之前，日本開啟了還政於天皇的倒幕運動，大政奉還，使得改革的基礎形成，相比於之前各藩自行其是，令行禁止，不再是一盤散沙。戰國時代一去不復返，而相對集權成為維新的前提條件，鎖國體制被打破，形成了君主立憲政體。第二，思想文化基礎。在德川幕府早期，日本與荷蘭等國就已經開始貿易交通。由於西學東漸，國內興起了於朱子學、陽明學、古學相對的蘭學、新學，西方科學的傳播，使得上層知識分子瞭解到了歐美的先進。另外，魏源《海國圖志》傳到日本，也引發了日本對於全球格局與文化落後的反思。

第三，領導維新階層基礎。明治天皇意志堅定，大力維新，學習西方，文明開化，廢除武士階層，施行新式教育，發展民族企業，並出臺一系列貿易措施，鼓勵去西方留學，回國後開展建設。利用本土優勢，開展貿易往來。此時湧現出了一批改革家與思想家，如擔任最重要角色的是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三傑出，共同構成了支援維新運動的階層基礎。第四，日本地位及西方態度。黑船事件之後，日本決意改革。日本國土面積狹小，其自發改革，西方不太看重，防範目標主要是清廷。對於日本，更多要求通商與經濟利益，在這種雙贏理念下，日本取得了相對和平的建設時代，快速搭上了資本主義列車。而清廷不同，維護天朝體制，與西方列強不斷交火，無暇系統改革，導致逐步落後於日本。

發端於150年前的日本明治維新運動，無疑是近現代史當中極具世界影響的大事件。這個在文化上一直以中國為師，政治社會面貌與中國極其相似的蕞爾島夷，竟然憑藉這項運動一躍而進入世界強國之林，並在甲午海戰中將“老師傅”打得“滿地找牙”。而就在同時期，中國也在如火如荼的進行著一場“洋務運動”，但其收效甚微，對中國社會的實質性改造基本上為零。兩相對比，令人心生困惑。

那麼，文化及社會制度相似兩個東方國家，為何單單隻有日本改革成功呢？本人不揣冒昧，認為原因大致有以下5點：

1.“以強者為師”的務實主義生存哲學

日本列島孤懸於海中，山地多、平原少，資源相對匱乏，加上多地震、海嘯、颱風，生存環境比較差。為求生存發展，日本很久以來就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在自身無法解決生存、發展難題的情況下，唯有向強大先進國家學習一途，以強者為師。這種學習不是簡單的“拿來主義”和“全盤式”吸收，而是根據自身特點，結合需求，有選擇性地學習、吸收，最終演化為具有日本特色的內容。

大化改新之後，日本確立了向中國學習的基調，基本上延續到中英鴉片戰爭後，時間跨度近1200年。其原因，就是這段時間內，中國一直比日本先進、強大。但鴉片戰爭後，日本突然發現原來英美國家比中國更強大、先進，為生存計，於是調頭，轉而學習西方。這種轉向，沒有多少痛苦、猶豫可言，相當乾脆利索。究其原因，還在於日本“以強者為師”的務實主義行事風格。

2.堅韌不拔、求精求細的民族性格

日本民族性格中，有一點很值得提倡，那便是堅韌不拔、求精求細。日本人極度務實的性格，使他們很少去關注、研究宏大的思想和理論，而往往是從精細處著眼，就現實性問題尋求答案，並持之以恆的去實現。所以我們看日本的歷史，除了福澤諭吉這個“半吊子”思想家外，能影響到世界的大哲學家、大思想家根本沒有一個，但是享譽全球的科學家卻比比皆是，很好地說明了上述現象。

以日本人堅韌不拔、求精求細的民族性格，但凡確定一個學習、奮鬥的方向，便會深入進去，研究通透，然後用來改造社會，不達到富國強兵，使日本自立於世界先進國家之林，絕不會罷休。正是有這麼一股子“勁”，明治維新才不至於淺嘗輒止、半途而廢。

3.獨特的社會形態

日本之所以能學成西方，而中國卻不能，這裡面還有一個社會形態的問題。日本在歷史上曾經歷過漫長的藩國體系，類似於中國的春秋戰國，各小國林立，一直沒有建立起過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天皇在很長時間內就是一個傀儡，實權掌握在將軍之手。這種獨特的社會形態，很類似於西方的“君主立憲”制，天皇“統而不治”，將軍負責國家治理，諸侯則在擁護天皇的名義下，有限度的服從將軍。

即使在德川幕府時期，日本實現事實上的大一統，但不少強藩依然擁有較大的自主權。這看似是日本的不幸，其實卻是最大的幸事。為生存發展、兼併擴張，各諸侯國會拼命地延攬人才，發展對外貿易，有限度的學習吸收西方的先進技術。以上種種現象，使日本早在明治維新之前，便具備建立“君主立憲”政體、向西方學習以實現“脫亞入歐”的基本條件。後來的“倒幕”運動，只不過是解除了不必要的束縛，給西化以完全的自由。

4.全方位的社會改革

明治維新不是單純的器物革新，而是政體、經濟、法律、軍事、教育等等全方面的改革。對於這些改革，不管在外界看來是否出於本心，但既然馬達開動，便再無回頭之路，使得日本由一個落後的等級封建社會，逐漸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這固然是時勢所需，但與上層人士的主動適應、全力推動有很大關係。須知，任何一種社會制度的轉型，如果沒有上層人士的配合、推動，往往只能陷入流產。

這種全方位的社會改革，使得明治維新具備更強勁的前進動力，也越來越多的得到國民的理解和支援，終於畢其功於一役，令世界矚目。

5.清晰明確的改革規劃

明治維新的主導者都是一幫“開眼看世界”的新人士，他們有理想，有規劃，對國內形勢和世界大勢有比較清晰的瞭解。他們在制定改革規劃時，很懂得掌控革新節奏，從關鍵領域入手，秉持政府主導、社會配合的形式，以漸進式方式完成各項改革，不搞“一步到位”，不搞“跨越式”發展。這種相對溫和的方式，保證了明治維新能以較為平穩的方式完成，不至於過於激化社會矛盾。

當然，維新並沒有徹底改變舊有的日本社會，依然保留了很多殘餘現象，而且還導致財閥、政閥控制國家的新現象，天皇的權威得到空前加強，擴張主義思維氾濫。但不可否認的是，經此革新，日本的確擺脫先前貧弱的現象，具備躋身先進國家之林的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