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稻為桑作為大明國策，這並非史實。

大明初年，政府曾規定凡有田地五畝至十畝的農戶，必須有半畝栽種桑麻木棉，十畝以上者加倍。

這是為了經濟的平衡，但大規模的改稻為桑並非國策當是事實。

《大明王朝 1566》將改稻為桑提升到國策，是為了體現當時大明國庫之空虛，為了使國家、君臣、朝堂、地方政府和黎民百姓等各種複雜的矛盾衝突在一部電視劇中更集中，更是為了引出終明一朝的最大問題——土地兼併。

《大明王朝1566》中張居正與裕王曾有一段對話，張居正說：

“藩王不納稅，官紳也不納稅，朝廷的賦稅全壓在平民百姓身上，百姓不堪重負，就只能將田地賣給藩王官紳，如此兼併下去，總有一天，國庫會一空如洗，百姓也會一貧如洗，再不改制，就便要改朝換代了。”

老百姓為了避稅主動賣地給官紳，由此導致的土地兼併，正是明朝滅亡的根源所在。

大明最終亡於農民軍之手，其源頭便是農民賦稅過重，大量失地後又無以為生，種地沒法活，賣地更沒法過，只能造反。

可是富的流油的官僚不用繳稅，卻仍然一毛不拔，崇禎剿匪沒錢，發不了軍餉大明官軍士卒也跟著造反，大明焉能不亡？

這種事在古代屢見不鮮，改稻為桑是皇帝金庫不夠了，想要撈錢，但老百姓要吃飯，當然，當官的只會以皇帝的意志為圭臬

此劇也是一部經典的歷史題材劇，劇中大量採用了經驗豐富的老演員，將整部影視劇更是推向了一個新高峰。但改稻為桑和毀堤淹田在歷史上是不存在的，改稻為桑只不過是劇情需要而虛構出來的故事情節。就好像三國演義一樣，這類參考歷史撰寫出來的東西，不能說它絕對脫離了歷史的基礎架構，但其中一些細節的故事情節就不要太認真了。簡單的說就是它參考了大的歷史框架，劇中大的歷史方向還是差不多，但某些故事情節的虛構主要是反映當時現實的歷史環境。

全劇開篇前大半部分都在圍繞改稻為桑這個主線發展，這個故事情節開始就將此劇推向高潮，這樣開門紅的手法緊緊的吸引住觀眾的眼球。歷史上明時期也並不能說就沒有改稻為桑的影子，那時候對於土地較多的家庭朝廷還是有些要求，比如家中土地總和超過多少規定面積，就要將一定比例的田地拿出來種經濟作物，但需要強制改種的比例很低，這就好像有點改桑的意思了。這樣的要求也主要是平衡農作物種植，但並沒有像劇中那樣強硬性的要求改桑，更多的是部分農民嚐到種經濟作物甜頭而自發改種。

改稻為桑這個事件的虛構，主要是影射嘉靖中後期朝政腐敗，自上而下官員之間微妙的關係及層層貪腐的現象。像劇中那麼荒誕的改稻為桑事件，嘉靖帝那麼聰明一個人，這麼明顯的弊端他是不會同意的。還有官員主動毀堤淹田，雖然明中後期地方官員不靠譜，但這樣大逆不道的事不會有人做的，就算有那賊心估計也沒那賊膽付諸實際行動。還有策劃和日本鬼子私通之事，那都是沒有影的事，在民族大義面前，但凡還有點腦子的人，都不會做那樣的事，也沒有人有膽子去策劃這樣犯大忌諱的事情。

最後簡單說一下嘉靖皇帝這個人吧！整部劇都在說嘉靖帝在位期間的事，嘉靖帝其實是一個草根皇帝，在機緣巧合下撿了個皇帝當，但嘉慶帝絕對是沒基礎沒底子的主子。嘉慶帝上臺後面對複雜的朝局抽絲剝繭，慢慢理清了擋在自己前面的幾座大山，逐步掌握了朝政大局。嘉靖帝控制住局勢後，就開始了一系列有利於大明王朝發展的改革，並不是一直就沉迷於道教的，當時嘉靖帝還是做出來點成績。只不過後來嘉靖帝越來越頹廢，直至沉迷道教不再用心朝政，大興土木使本來就不富裕的國庫更雪上加霜。但就算這樣嘉靖帝也能用他研究出來的內閣把控大局，沒有使其在任期間的明朝完全失控，所以也不能將嘉靖帝一棍子打死。

改稻為桑，毀堤淹田這兩個事件在歷史上並不存在，這只是作者談論大明王朝體制弊端的一個突破口。嚴格來說《大明王朝1566》是一部政治劇，他不僅做出了歷史的質感，而且將這種質感做到了極致。

雖然這兩個事件是作者虛構的，但是作者這樣做的目的並不是惡意篡改歷史，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破題。影視劇畢竟不同於歷史書，史書記載提倡直筆，要求客觀，真實，詳實，行文通順即可，連語句優美都不做要求，影視劇不行，他需要在有限的空間時間內集中矛盾，爆發矛盾，解決矛盾，要求情節一定要有戲劇性。所以對歷史進行加工是必須的，影視劇只能做到在保障戲劇性的前提下，兼顧歷史。《大明王朝1566》在戲劇性處理及兼顧歷史方面做的已經相當不錯了。

這部劇，開篇就講到了明朝中後期一直令朝廷頭疼的問題------缺錢。在御前奏對上，嚴黨和清流你來我往，關注點都在一個“錢”字上，嚴黨倒不倒，關鍵在於他還能不能為朝廷為嘉靖皇帝搞到錢。這個視角在古裝劇中是少有的，也是現實的。他沒有一味的表揚誰是忠臣，也沒有一味渲染奸臣到底有多壞，要不是一般人都有嚴黨是壞人的先入為主的印象，很可能會為嚴世蕃那番慷慨陳詞而感動。也是在御前奏對上，破了題，引出了改稻為桑。

改稻為桑貫穿整部劇，嚴黨把改稻為桑當做救命稻草，拼命要促成，甚至不惜放水淹田，江南織造局也參與其中，並且嘉靖皇帝事後也知道，這顛覆了一般歷史劇的概念，皇帝居然不是被矇蔽，而是預設“奸臣”作惡，而且皇帝還不是昏君。在改稻為桑過程中，嚴黨一樣沒忘記撈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就是絲綢商人沈一石，這是宮廷政治劇中第一次給了一位商人如此重要的篇幅，之前商人在這類電視劇中是嚴重臉譜化的，要不肥頭大耳，貪得無厭，要不尖嘴猴腮，吝嗇刻薄，透過他告訴觀眾，大明朝最大的“老饕”不是嚴黨，正是嘉靖皇帝本人，嚴黨雖然可恨，卻也是在為這位幕後“老饕”背鍋。

之後，這部劇逐漸給大家打開了一部大明王朝的政治百態圖，皇帝專權，特務統治，太監干政，官員巧取豪奪，人民生活水深火熱。整個王朝散發出糜爛氣息，只靠極個別的“好官”，比如胡宗憲，海瑞，王用汲改變不了帝國的走向。而且胡宗憲為了報國不得不委身嚴黨，並且還要陪著嚴黨一起倒臺。而胡宗憲和海瑞說的明白:“你之所以能在浙江掀起風浪，那是上面有人想讓你這樣做，不然你什麼也幹不了。”

如果說這部劇有主角，那肯定是嘉靖皇帝，這位一心修道的皇帝，將朝政緊緊攥在手裡，所有人都是他的工具，他聰明，睿智，自私，自大，殘忍。嚴黨雖然可惡卻不過是他養的看門狗，嚴黨倒臺後，新的首輔徐階不能幫他彈壓百官，他就重用陳洪，一個無惡不作，喪盡天良的太監頭子，在大雪天裡，看著陳洪鞭打百官，氣焰囂張，嘉靖皇帝對著身邊忠心的太監黃錦說的好:“看著了吧，這種事呂芳不會做，你也不會做，不要和陳洪找彆扭。”在劇中第一次涉及中國封建王朝的一個現實，作為家天下的皇帝，他和大臣包括忠臣有可能是對立的。

世紀50年代，赫魯曉夫擔任蘇聯一把手後，大力進行農業改革，在全國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種植玉米的運動。

親自實驗成功萌發推廣玉米種植的想法

農業問題一直是蘇聯戰後初期國民經濟發展中的薄弱環節。1946年，蘇聯在農業顧問李森科的建議下，曾經極力推廣春小麥的種植。而當時作為烏克蘭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兼部長會議主席的赫魯曉夫卻提倡種植冬小麥。由於斯大林支援李森科，在這場論爭中，赫魯曉夫敗下陣來。

赫魯曉夫不是個輕易認輸的人。既然在麥子上無所發展，他就“繞過麥田來到了玉米地”。1949年，赫魯曉夫根據烏克蘭農民傳統玉米種植經驗，採用“方形穴播法”，讓當地農民一次性擴種了200萬公頃玉米，結果大獲豐收。在當年蘇聯其他農業區生產不景氣的情況下，烏克蘭的玉米豐產顯得格外引人注目。這讓赫魯曉夫振奮不已，從此對玉米刮目相看。同年底，赫魯曉夫調任聯共(布)中央書記處書記兼莫斯科第一書記。一上任，他便打算推廣種植玉米。為此，他首先在自家菜園進行了兩次試驗，都取得了成功。1953年，他在自家周邊的農莊播種玉米，使該農莊一下由“過去搞得很糟”成了“全國最先進和最贏利的農莊之一。”這些成功經歷衝昏了赫魯曉夫的頭腦，使他萌發了在蘇聯全國推廣玉米種植的想法。

訪問美國堅定信心

這一想法終於找到了實現的機會。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9月，赫魯曉夫被任命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當月，赫魯曉夫就正式提出了應該大面積播種玉米的倡議。以後，只要逮到機會，赫魯曉夫都會為推廣玉米種植鼓吹一番。在赫魯曉夫看來，解決蘇聯農業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發展畜牧業，而“畜產品的生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有沒有足夠的糧食”，玉米的奇蹟效應無疑是解決該問題的良藥。

赫魯曉夫對於玉米同畜牧業的聯絡主要得益於美國的經驗。玉米是美國的主要飼料，美國的畜牧業正是由於玉米的高產而興旺起來的。赫魯曉夫清楚地認識到這點。於是，他當政以後，在駐美大使館中設立農業隨員，專門收集農業生產的情報，尤其是有關美國雜交玉米的情報。赫魯曉夫還不斷派出農業代表團，訪問美國和其他農業發達國家，考察玉米種植的先進經驗。為引進美國雜交玉米種，蘇聯農業部還創辦了一份名為《玉米》的科學雜誌。

1959年9月，赫魯曉夫應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邀請訪美。在訪問期間，他特地參觀了以種植玉米而馳名於世的加斯特農場，獲得了有關用玉米的青秸稈及未成熟的棒穗餵養牲口的常識。目睹了北美洲遼闊大平原一望無際的玉米豐收景象，赫魯曉夫嘖嘖稱讚。這次美國之行更加堅定了赫魯曉夫在蘇聯大力推廣玉米種植的想法。他認為，“一切就這麼簡單，玉米就是靈丹妙藥。” 大肆推廣玉米引發浮誇風

為推廣玉米種植，赫魯曉夫經常下基層，親自向基層農業領導人灌輸玉米思想。他經常提醒他們:“要親自研究玉米，熟練地為玉米而鬥爭。有了玉米，任何農莊都能解決畜牧業問題，因為除了玉米以外，沒有一種作物能取得這樣出色的成就。玉米能夠使農莊像插了翅膀一樣飛騰起來”。

對於一些不積極種植玉米的農業領導幹部，赫魯曉夫強烈不滿。他不斷更換這些領導幹部，提拔那些支援種植玉米的人，並且赫魯曉夫還透過部長會議決定分別給種植玉米的農民和農莊領導以重獎。赫魯曉夫聽不進任何反對意見，把它們一概斥之為陳腐保守的觀點，並用行政手段加以壓制。他甚至還沒收了一部分人的黨證，而不管他們的黨齡有多長。

在推廣玉米種植過程中，赫魯曉夫忽略了最基本的東西——玉米生長的自然環境。蘇聯地域遼闊，氣候差異較大。適合在烏克蘭種植的玉米難以在西伯利亞的冰原生長。赫魯曉夫卻從不考慮這些。他夢想著在蘇聯的大地上種滿玉米，在農業方面趕超美國。

一些地方的農業領導人為完成上面下達的不可能完成的種植玉米的硬性任務，不惜作假，掀起一股浮誇風。赫魯曉夫對此也有所察覺。1958年1月，他在莫斯科州舉行的農業工作者會議上表示:“在莫斯科州，玉米的收成往往很低，而有時在報告材料上卻能對付過去。莫斯科州人搞這一套是很有一手的。有時收成不怎麼好，他們就找一些豐產田，根據豐產田求出平均數字來。至於其餘的莊稼地呢，他們會說，那裡放牲口了，玉米給牛蹄子踩了，不能計數。莫斯科州領導人喜歡以牛蹄子為藉口，那麼就應當教會這些牛，讓它們用蹄子狠狠踢他們一頓，告訴他們，不要騙我們，那裡根本沒長玉米，我們也沒有吃到玉米。”

在赫魯曉夫的大力推動下，蘇聯興起了一股“玉米熱”，不僅出現了《玉米》期刊、玉米研究所、玉米展覽廳；還有各種播種玉米的專門裝置；而且社會上流行起“玉米話題”、“玉米食品”，甚至在一些晚會舞臺上，還出現了模仿玉米果穗的舞蹈。

到1955年，玉米的種植面積已達約1800萬公頃。對比1953年玉米種植面積的350萬公頃，以及1954年的500萬公頃，其發展速度是相當快的。但赫魯曉夫仍對此仍感到不滿意，他提出要在1960年使玉米的種植面積達到2800萬公頃。

脫離實際，玉米運動成笑談

但是蘇聯大部分地區的地理條件不具備美國那樣的“玉米帶”。因此，不少地方農民播種的玉米一無所獲。這不僅無法為牲畜提供充足的飼料，而且由於玉米的種植擠掉了其他作物，連人的口糧都受到威脅，而以玉米秸稈作青貯飼料，比蘇聯傳統的青貯飼料三葉草、牧場草等成本高出兩倍多。“玉米熱”因此冷卻下來。到了20世紀60年代，玉米熱成了赫魯曉夫的笑柄，人們給他起了個外號“古古魯沙”，即俄文玉米棒子。

1963年，玉米播種面積中的62％顆粒無收，赫魯曉夫在總結教訓時埋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領導人漠不關心的態度才是玉米的大敵”，並且“有些幹部不先為農民做好適當的準備，就堅持大面積種植玉米。結果，農民根本不懂得如何正確種植和收割玉米。”儘管赫魯曉夫竭力推卸責任，但“玉米運動”的失敗已成為不爭的事實。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臺，其倡導的“玉米運動”也成為歷史的笑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