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坑殺。還是腰斬都是殺。只是死法不同。

儒生們以古非今，還罵秦始皇。

古者，周王朝也。今者，秦帝國也。

周王朝人與人相對平等，人民沒有絲毫奴性，人們言論自由，有批評政治的權力。

秦帝國則是：大臣，從主之法，順主之為，專心於事主者，為忠臣。人民是寡聞從令。

儒家和周禮是把君主和權力關進牢籠，今日謂之憲政。而秦帝國則是把人民關進牢籠。

周禮和孔子提倡立法為民，司法獨立，疑罪從無，不罪無辜。今日謂之法治。

而秦帝國則依據法家思想：立法為君：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民也。君主必須牢牢鉗制刑罰：主握度量，所以操生殺之柄。夷租連坐，寧枉勿縱。法家是法治的頭號死敵。

400多名儒生被坑殺，而不是腰斬。可能死於法，即刑律。也可能死於令，即行政命令。

坑儒確實始於術士，但儒生佔絕大多數。公子扶蘇勸諫嬴政時稱：今諸生皆頌法孔子。便是證明。

附錄：中國歷史上最接近民主、法治、憲政的時期有二：周王朝和北洋政府時期。最專制，獨裁，極端的人治——治人（人整人，人治人）的時期也有二：秦朝和某個時期。

特事特辦！特事特辦！特事特辦！

首先我們要看當時的大環境：秦國剛剛統一六國，六國雖然表面臣服，可實際暗流湧動。六國的王公貴族一直在韜光養晦、尋找時機去復國，恢復舊制。

秦國統一天下之後施行的是郡縣制，與六國的分封制相比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可是卻大幅度削弱了王公貴族的利益。

秦國自商鞅變革以來，歷朝歷代都是實行的新法，對於秦國國內很有成效。可是六國的情況要複雜的多，秦始皇也深知貫徹郡縣制的難度。在已經推行了八年的郡縣制的秦朝，秦始皇已經漸漸感到心安，而在這種節骨眼兒上，儒士淳于越公然上書要求廢除郡縣制，恢復分封制，極大的觸動了秦始皇的底線！

秦始皇一直擔心的問題還是出現了，這肯定不是個別人的聲音，在現在看來郡縣制和分封制孰好孰壞，每個人自有定論，可是在當時的情況下，這種制度要被接受卻需要抵住各種阻力。

秦始皇不能讓秦國幾代國君辛苦經營的“新社會”受到威脅！丞相李斯作為新派代表出了一個焚書的計策，秦始皇照辦，焚燒那些給復辟者提供理論的書籍。

而坑儒是發生在焚書一年之後，騙人的煉丹術士在一個謊言中套著另一個謊言，最終沒有謊言可以圓謊的時候，把煉不出長生仙丹的責任竟然推到了秦始皇的頭上！秦始皇大怒將術士和部分之前挑戰新政的儒士一起坑殺，而不是按秦朝律法斬首或腰斬，用這種極具儀式感的刑罰來起到震懾作用！

可是最終秦朝的新政還是被推翻掉，在之後的漢朝為了避免同樣的悲劇實行的也是半分封的制度來過渡。這也說明了拔苗助長可能真的不是好辦法，要在對的時間做對的事才是順應自然！

史記中沒有記載坑儒，方士也不是儒生，有人說有少量儒生，不知出處何在？儒家把坑儒作為掩蓋自己效力秦國的歷史，或者說秦國二世而亡儒家是沒起好作用的。那麼儒生如何把秦國搞垮的，歷史好像被歷代儒生刪減了。

專門查閱了一些介紹和文獻資料，其實坑殺這種說法是很模糊的一種說法。司馬遷所著的《史記》中記載白起在長平之戰獲勝之後，坑殺了趙國的四十萬降卒，很多人就認為是挖大坑活埋。事實上所謂坑殺只是把人殺死之後，就地掩埋的一種說法，而不是說要挖一個大坑把人活埋。以長平之戰為例，不可能挖那麼大的坑把四十萬人活埋，而且趙軍也不會完全不反抗。最合理的解釋是先殺死，而後就地掩埋。回到焚書坑儒上來，在我看來，這裡的坑殺實際上等於處死加掩埋，至於是斬首還是腰斬就不必深究了。之所以寫的這麼隱晦還有一方面原因，這些人的罪在心而不在行，他們的做法是典型的蠱惑人心。

而秦朝是法治，所謂法不誅心，因為沒有確鑿的違法行徑，只是在思想上有這種苗頭。因此就無法在秦朝的法典中找到明確的依據，但是這些人又不能不殺，所以最後就選擇了一種說辭，就是所謂的“坑殺”。

回答裡面基本上都是靠猜的，而題主也是個半斤八兩的貨。我來解釋一下：1、“諸生”是方士還是儒生？2、方士是博士嗎？3、儒生們不出力還是秦始皇不讓他們出力？4、秦國為何不按法律行事？

近人章太炎曾有一篇《原儒》，比較詳細的從“達”、“類”、“私”三者入手對古代“儒”這一概念的使用進行了描述。所謂的達，近似於我們現在所說的“屬”概念，比如動物；類，就是“種”概念，比如馬、人；私就是個別概念，如張三、赤兔。

東漢許慎曾指出，“儒者，術士也”。而古代如稷下學派，《鹽鐵論》稱他們為“諸儒”，秦始皇重用的尉繚子，書中自稱為“通儒”。吳起、李悝、田子方等本就是儒家弟子，雖然表現出兵家和法家的傾向，故也被稱為“儒”——儒者遊文，而五經家專致。五經家骨鯁守節過儒者，其辯智弗如。（傳經之士，古文家吳起、李克、虞卿、孫卿而外，知名於七國者寡。儒家則孟子、孫卿、魯連、甯越皆有顯聞。蓋五經家不務遊說，其才亦未逮也。至漢則五經家復以其術取寵，本末兼隕。然古文家獨異是。古文家務求是，儒家務致用，亦各有暐。兼之者李克、孫卿數子而已。五經家兩無所當，顧欲兩據其長……

這裡所說的傳經之儒即“五經家”，和達、類、私三儒都不同。

所謂達儒者：

王充《儒增》《道虛》《談天》《說日》《是應》舉儒書所稱者有：魯般刻鳶，由基中楊；李廣射寢石，矢沒羽；荊軻以匕首擿秦王，中銅柱入尺；女媧銷石，共工觸柱；觟角虒治獄，屈軼指佞；黃帝騎龍，淮南王犬吠天上、雞鳴雲中；日中有三足烏，月中有兔蟾蜍。是諸名籍，道、墨、刑法、陰陽、神仙之倫，旁有雜家所記、列傳所錄，一謂之“儒”。明其皆公族。

《太史公·儒林列傳》曰：“秦之季世坑術士，而世謂之‘坑儒’。”司馬相如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漢書·司馬相如傳》語。《史記》“儒”作“傳”，誤。）趙太子悝亦語莊子曰：“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說劍》篇）。此雖道家方士，言儒也。

而類儒如下：

類名為儒。儒者，知禮、樂、射、御、書、數。《天官》曰“儒以道得民”，說曰：“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地官》曰“聯師儒”，說曰：“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此則躬備德行為師，效其材藝為儒。養由基射白猿，應矢而下；尹需學御三年，受秋駕。《呂氏》曰：“皆六藝之人也”（《呂氏春秋·博志》篇）。明二子皆儒者。儒者則足以為楨幹矣。

可見，類儒主要是六藝，射箭、駕車、數學、禮儀和音樂、歷史都是時人的必修課，儒家繼承了周人的傳統。

私儒是最小的範疇，比較細緻：

《七略》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為最高。

這便是古人對私儒的定義。

最重要的是，“諸生”在同一篇裡出現過，指的就是“儒生”。且公子扶蘇勸諫秦始皇，也說“諸生俱頌仲尼”，這就很明顯了，坑殺的就是儒生，因為盧生和侯生這倆方士跑了。

所以，從達而言，古人說焚書坑儒基本上是沒有錯誤的，問題出在當代，因為我們當代所使用的“儒”一概念變了，範疇比較狹窄。不通古今文字概念之流變，自然會犯下《百家講壇》一些學者的無知錯誤。

方士是博士嗎？是博士不願出力還是秦始皇不讓他們出力？

方士裡面可能有些人是博士，但大部分還是儒家。此外，很多人對焚書的理解有錯誤：一是焚書為李斯所提；二，李斯說的“愚儒”指的是“儒家裡面一些愚人”，比如尉繚子、荀子等人都這樣使用過，而非“儒家是愚蠢的”，不熟悉古代漢語課程的人就會犯下一些低階錯誤，三，燒掉的乃是“百家之書”，即民間藏書者，沒錯，就是我們這批非官家的人，不但藏書會燒燬，還要滅族，所以這個時候的法令不光針對書，還針對非官方的老百姓性命；四，博士所守典冊不被燒燬——至少有一部分是沒有燒燬的，否則太史公他們就沒有可供編輯的資料了。

我們再來看看盧生和侯生兩人的對話：

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並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倖。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

兩人為何會出現這樣的對話？這要從秦始皇的性格來說。

尉繚曾評價秦始皇，翻譯過來是“（他）高鼻大眼，老鷹的胸脯，豺狼一般的聲音，缺乏仁德，身居下位時會自謙懇求別人，得志之後則會輕易殺掉功臣。要是他奪取了天下，所有人都會成為他的奴隸，所以我不能幫助他！”不幸的是，逃跑後的尉繚又給秦始皇抓了回來，強迫他擔任職務。但尉繚的評價不是孤例，秦始皇自己在怒罵盧生等人時，提到了“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這一句“不中用而去之”，便應了尉繚對秦始皇的評價——一旦對現下的他沒用，你就將去之了。

而秦始皇還做過這些事情：去湘山，僅僅因為大風，就讓刑徒砍掉了山上所有樹木——這種性格不詭異嗎？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把當時諡號這種行為都取消了，可見。連死後都不讓人評價，那他活著的時候又有誰敢進諫？至少盧生和侯生的話符合事實。

兩人之所以如此評價秦始皇，誘因在於盧生讓秦始皇隱藏蹤跡，從盧生的話來看，他的“真人”說來自於《莊子》。秦始皇最後卻因為自己行蹤洩露，竟然殺掉了當時在身旁的所有人，從此以後，群臣莫知始皇行蹤——這種皇帝已經瘋了，不難發現，歷朝歷代衰敗時基本都是這種愛好長生不老信奉佛教道教的皇帝們（不是真道教真佛教）。

因此，不問蒼生問鬼神，是秦始皇不用博士們的重要原因，他請來大量方士，卻又用嚴刑峻法強迫方士們阿諛奉承，對方士如此，對文學博士們那就更聽不得諫議了。一個連諫議都不聽的皇帝，怎麼可能任用批評他的人呢？因為他已經打敗了六國，沒有了對手，不需要再像當年請求尉繚那般低聲下氣了。其實從商鞅變法就能看出來，秦孝公、商鞅、太子是和法無關的，“天子與庶民同罪”在這裡不過是夢中囈語罷了，否則商鞅怎麼不按照法令去服役？因為世卿家族也需要服役，何況你商鞅還非世卿？太子觸犯法律，為啥要懲罰別人呢？可見，秦國從變法開始，這種法就只是為當權者以外的人準備的，他們用刑罰和恐懼來支配世卿與庶民。

這樣的國家，你讓它依法治國？依法治國這是現代法制精神，別說秦國，古代的西方也沒有。現在出土的大量秦律和傳世文獻對照比較（即王國維以來遵守的二重考據法），就能發現秦人的官吏在自主裁判權上有很大空間上下其手，法條並不清晰。那麼，遵守法律與不遵守法律，對他們的統治者來說沒什麼問題。

事情起因於周青臣，博士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

這個爭論下發給群臣，李斯提出了相反的意見，認為隨著時間的發展，分封制的周總會結束，也就是在這裡，李斯提出了“焚書”的建議。這真是諷刺，恐怕李斯沒想到將郡縣牢牢控制在手中的秦國竟然“二世而亡”，你嘲笑的周卻歷經八百年時間，可遠不止“二世”。

就淳于越的話來看，其實是應驗了。秦二世胡亥面臨的問題是什麼呢？正是這位博士所說的“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趙高就是田常這種人，而始皇家中卻無人能救。並且，陳勝吳廣起義，一直到後來各地叛亂，都顯示出郡縣制並無什麼出彩的地方，想要萬世傳承，根本是做夢。當然，李斯是完全想不到這個結果的，他一心想往上爬，那是沒有遇到趙高這種真正的壞人，所以憑藉阿諛秦始皇，尚能保命，後來沒了秦始皇，趙高便把胡亥和李斯耍得團團轉，更是因此喪命。

如果當時秦始皇聽從建議先設立分封制呢？胡亥奪權現象就不會出現，趙高的陰謀也就不能輕易得逞。有公子扶蘇在，憑著他的仁德，博士們也會盡心盡力輔佐扶蘇。這樣的話，秦朝還能長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