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明朝，知識分子是個人，是有地位的上等人。雖然皇帝動不動就有文官被打屁股。而且被打的大多是年輕的御史。對內閣大學士這樣的官員還是尊重的。

而在清朝，讀書人就是奴才，這是好聽的，難聽的就是條狗，還是寵物狗，逗皇帝開心的狗。看乾隆怎麼評價大才子紀曉嵐的:我以你文學才能傑出，才讓你總領《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實際上不過把你當戲子一般養在身邊，你何敢妄談國家大事。就是一隻寵物狗。

再者，明亡後，有血腥的讀書人都死的死，主要是心學的讀書人，導致心學式微，實在惋惜。隱居的隱居，如王夫之，黃宗羲等。

投降的都是什麼人？東林黨，理學的腐儒，只會跪著，欺負婦女兒童的廢物。像東林黨領袖錢謙益，跳河怕水涼，頭皮癢把頭髮剃了，留了個豬尾巴。指望這樣的人死諫嗎？可憐了柳如是！

還有就是，明朝楊慎“國家養士百五十載，仗義死節，就在今日。”卻被強硬的嘉靖打斷了文人的脊樑。

明、清兩朝的差別相當明顯。

我認為明朝死諫的官員多，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個原因是宋明理學佔據了統治地位。而理學更重“名”，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大臣們寧願丟官丟命，也要留下清白在人間。因此，有違士大夫觀念中禮教的事情，官員們都敢於向皇帝力爭。哪怕是被當眾打屁股直至一命嗚呼。

另一個原因是明朝的皇帝們實在是史無前例地殘暴。明朝皇帝發明了“廷杖”，即脫掉褲子在朝堂之上打屁股。這簡直是赤裸裸的汙辱！歷朝歷代到明朝，對官員的嚴苛達到了頂點。當迂腐的官員碰上了殘暴的皇帝，所以明朝就有了大量勸諫而死的官員。當然，這其中很多並不“死諫”，而是身子骨太弱，幾板子便被打死了。

清朝就不一樣。清朝是非漢人王朝，按古代觀念是夷狄。孔子曾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古代漢族人對外族是有歧視的。因此，在清朝為官的人，特別是清初出來做官的漢人，在個人名節上本來就是有虧的。所以清初才有文人撰寫對聯諷刺降清的洪承疇：史筆流芳,雖未成功終可法。洪恩浩蕩,未能報國反成仇。

試想，為了一己富貴而在清庭心安理得為官的人，怎麼會為某個虛無飄渺的理想而拼死力諫呢？所以清朝死諫者就少了。

其實清朝也有很多忠臣比如，文死諫的洪亮吉，武死戰的關天培，但這些都被大家說成了維護滿清封建統治的愚忠。

反元復宋的文天祥是民族英雄，但復辟的張勳袁世凱卻又是逆著歷史洪流的敗類 。

林則徐， 曾國藩，李鴻章這樣對於清朝來說的名臣的人物，又在民間普遍黑臉 。

戊戌六君子也算是死諫的代表，但是被普遍認為屬於維新派和大清帝國不是一個系統所以又被忽視了

因此，主要是因為清朝動盪時候的特殊性，我們上帝視角都知道維護封建統治是違抗歷史潮流，出來一個維護清朝的人我們心裡還會恨他，但是處在那個環境的人不知道，他們會認為自己是忠臣而革命黨都是暴徒。

明朝是正常的朝代。所謂正常就是按照儒家的倫理建立的朝代。君臣職責分明，凡事可以講道理，以道為標準進行博弈，都是為了天下蒼生。無論事實如何，君臣都大體上遵守底線。清朝是不正常的朝代，所謂不正常就是違反儒家的倫理。君王大權獨攬，是真正的極權統治。本族大臣是奴才，漢人大臣比奴才還不如。沒道理可以講，很奴隸制差不多。穿著明朝制度的衣服，行的是奴隸制的事情。看著華夏江山如同一塊大肥肉，人吃肉，還用跟豬講道理嗎？所以，大臣沒什麼氣節。要不是靠漢人頂江山，清朝哪有什麼國運。本來就是撿漏得到的江山，也不會珍惜愛護它。所以。最後的時刻，列強入侵，都是割地賠款，哪有什麼像樣的國家級別的抵抗，新疆要不是左宗棠捨命而為，根本拿不回來。說到底，還是靠漢人。華夏與夷狄，數千年恩怨情仇，於此為甚。

清朝雖然繼承了明朝的制度，但是沒有傳承明朝士大夫的風骨，這是為何？

清朝為了自己統治穩定，發動了世人皆知的文字獄，多少人因為文字而掉下腦袋，從此文人的脊樑就被打斷了，思想也禁錮不前，誰還敢到皇帝面前死諫。再說了清朝皇帝壓根就沒把漢人放在眼中，滿清一朝凡是中高層官員，都沒有漢人一把手，都是他們自己把權利握在手中，直到後來江山不保，才讓曾國藩，左中堂上臺，替他們扛起寒冬。朝堂上最根本的就是沒有漢人可以發聲，有一兩個也不敢發聲。

返觀明朝，死諫的大臣太多了，耳熟能詳的海瑞便是其中之一，朝堂上破口大罵皇帝的也大有人在，皇帝被罵了也只能乾瞪眼，自己受著。明朝沒有一個大臣是因為罵皇帝，而被除死的。

明朝傳承了宋朝士大夫治國的理論，凡有大事都要庭議，一幫官員分成兩派支持者與不支持者，互相為這個議題辯解，皇帝在首席聽著，吵到激動處，一兩個大臣還要上去幹一架，丟鞋子揪頭髮，全然不顧自己的形象，這跟市井小民，二流子沒什麼兩樣。

這裡給大家講個明朝的實事，土堡之變後，大臣急要皇帝給個明確的指示，都堵在午門不肯回去，景泰帝也就是朱祁鈺剛剛上位哪來的指示，自己還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就稀裡糊塗的坐上了這個位置，一下哪能給出主意，便讓錦衣衛指揮使馬順去傳個話，讓大臣們先回去。

馬順一到午門，眉毛一橫說：各位先回去，堵在午門像什麼話。大臣一聽好嘛，這都什麼時候了國家危在旦夕，你還要我們回去，一個長的頗為壯實的大臣氣發了急，上去就是一拳，這下好了，如馬蜂炸窩了，一幫大臣衝上去，你一拳我一腳，如同菜市場好不熱鬧，堂堂錦衣衛指揮使竟然被文官活活打死。

一個國家有敢死諫的官員，這個國家一定是開放的，有包容的，也是繁榮的。明朝一大堆的名著也註定了他的不平凡。就拿西遊記來說裡面有這麼一句話：“皇帝輪流坐，明年到我家。”這書要擱在清朝作者十個頭也不夠砍，明朝皇帝卻看的津津有味。

第一，價值影響不同，明朝是士大夫文化發展的高峰，主要講究文死柬武死戰。如果大臣因為勸諫被皇帝處罰，那他將獲得很高的聲望，獲得忠臣的美譽，從而增加政治資本，很有可能在老皇帝駕崩後被新皇帝重用。

第二，統治集團不同，明朝皇帝大多殘暴荒唐，需要文臣來糾正其錯誤，比如嘉靖為把他老爸列為皇帝，群臣不同意；萬曆想把寵妃的兒子立為太子，群臣堅持立嫡立長；而清朝皇帝大多勤勞愛民，沒什麼需要大臣直言甚至拼上性命進行勸諫的。

第三，黨爭影響。明朝黨爭十分嚴重，靠著拼命勸諫逼迫皇帝接受自己主張，整垮對手是明朝黨爭的一種手段。清朝皇帝吸取明朝滅亡教訓，十分憎惡黨爭，如果想用這種方法整垮對手，也許對手沒倒自己先遭殃了。

為什麼明朝的官員敢跟皇權作對而且給後人留下好的名聲而清朝卻幾乎沒有這樣的官員形象留給後人？

是明朝的皇帝實在昏庸無道官員實在看不下去，清朝皇帝都是好皇帝官員都找不到做對的藉口？

還是清軍入關把敢於抵抗的硬氣官員都殺光了，留下的都是一些溜鬚拍馬的官員？

我看來明朝的官員敢於和皇權做對而有恃無恐反而以此作為自己的政治資本根本原因在於明朝的制度建設和權力分配，敢於罵皇帝的官員也不全是正直硬氣的官員，大多是沽名釣譽之徒，只是為了罵而罵，並不是為了原則為了百姓，而是為了自己留下個名聲，因為他們知道天下是文官的，明朝是中國古代文官治天下的典範，國家權力集中在內閣，內閣首輔由百官向皇帝舉薦，皇帝不直接管理國家，文官作為國家的直接管理者擁有強大的勢力和權力，而且掌握社會輿論，知道就算皇帝殺了自己，社會上也會留下美名。而清朝雖然也是文官治理國家，但是文官從來沒有掌握過國家的決策權，權力集中在皇帝手裡，就算皇帝權力旁落也會落到皇室宗族手裡，或是滿族貴族手裡，文官沒有掌握國家權力的資格只能按照旨意辦差，所以在朝上文官別說跟皇帝做對，連發言權都很少。

明朝文官之所以能夠一家獨大，掌握國家權力最主要原因在於明太祖朱元璋規定皇室宗親不能在朝中任職，所以皇室沒有跟文官爭權力的資格，明朝的貴族權力也很小，透過朱元璋時期對建國時期淮西貴族的清洗，和後來的靖難之役，建國時期貴族基本所剩無幾，再後來的土木堡之變靖難時期的北軍貴族也遭受重大打擊，使得文官沒有了制約，皇帝只有靠一己之力對抗整個文官體系，為了加強皇權皇帝只能在文官體系外建立東廠西廠錦衣衛等特務機構，作為皇帝懲治文官的手段。

所以說歷史規律不會因為個人意志而改變，朱元璋打擊貴族，取消宰相制度，防止皇室宗親權力過大，作亂天下。把所有權力集中在皇帝一人之手，反而使明朝的皇帝權力變小，皇帝沒有政治上的盟友，只能建立非正常的國家機構加強權力，而這一畸形的機構一旦出現問題，會使社會更加黑暗，也成為有明一代制度上的汙點，所以做任何事都要符合歷史的發展規律，方能立於不敗之地。

你的觀察的確很敏銳，清朝直到末期才出現因為勸諫而死的官員，而且為數不多，原因是什麼呢？我說說我的看法。

前朝前代的幾位皇帝，尤其是雍正和乾隆，都把明朝的太祖，成祖作為楷模，加以仿效，其中特別仿效的一條，就是在自己的百官當中，絕不容許任何人以忠臣自居，為什麼呢？“因為國亂顯忠臣。”如果朝廷之上忽然出現了那麼多忠臣，不是說自己是昏君嗎？這是雍正乾隆所不能接受的。

既然皇帝不鼓勵，那麼還有誰搭上性命去當“忠臣”呢？

除了皇帝個人的好惡，制度上也不支援。

清代雖然也有以監察御史和六科給事中為主體的言官制度，不過自從雍正一朝設立軍機處，隨著軍機處權力的膨脹，雍正實行“臺省合一”，將監察御史和六科給事中二者統一隸屬都察院。雖然言官職責依舊，仍掌管糾彈駁議之事，但是許可權去日漸縮小。

軍機處完全聽命於皇帝本人，經過乾隆的完善，內閣已經形同虛設，言官的職責，本來是監督軍國大政的制定和實施。但是由於軍國大事，均出於天字廟算，決策屬於軍國機密，那些被擱置於核心權力之外的言官，能發揮什麼作用呢?

也就是說，從制度上使監察言官成為擺設。

還有一點我認為也不能忽略，就是清朝尤其是前期大興文字獄，也成了對言官的一種恐嚇的手段，尤其是康雍乾三朝，皇帝疑惑文字中有譏訕清朝的內容，即興大獄，常常廣事株連。龔自珍有倆句詩說的最明白：“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粱謀。”

道光朝以後，尤其是同治之後，慈禧掌權，慈禧和恭親王叔嫂鬥法，權力出現鬆動，簡單的說不在像之前朝的皇帝可以乾綱獨斷，諫臣曾經一度變得活躍。

也正因為如此，在道光朝曾經出現王鼎的死諫和光緒年間的吳可讀的死諫這樣的例子。

自古以來，當官的人，也是和那些種田的、做生意的一樣，做什麼都得有個追求不是嗎？種地的求個五穀豐登，做生意的求個財運亨通，那麼做官的呢？

明朝的官員，自然也有他的追求。當然這追求也分兩種，一個是升官發財、多娶幾個老婆多佔點田產，這種歷朝歷代都有，明朝也不少，至少一大半心裡是這麼想，當然嘴上未必這麼說罷了。

另一種，便是希望史冊留名，像商朝的比干，或是像唐朝的魏徵那樣。當然這裡又有兩種結局，前一種是死路一條，後一種是皇帝雖然不高興，但畢竟沒咋的。

在歷史上，如果某個朝代前一種皇帝比較多，那麼大臣說話就會比較節制，因為誰也不想沒事找死。而如果後一種皇帝比較多，那麼就會有很多大臣出來拼死勸諫，因為真死的機率不大，而且就算真因勸諫而死，也很光榮，說不定後來就會為你揚名錶彰，然後子孫後代都受益。

事實證明：明朝，後一種皇帝比較多。

頭一個便是開國皇帝朱元璋。他看不慣孟子"民貴君輕"的言論，下令廢除孟子"亞聖"稱號，將孟子像從孔廟之中移出來。刑部尚書錢唐立馬就跳出來跟皇帝單挑，據說他說："我就是要為孟子而死，便是死了也光榮。"結果朱元璋 一通脾氣，收回了成命。

但不是每次都這樣的啊！後來朱元璋要把皇位傳給朱允炆，大臣蔣文旭跳出來大罵朱元璋，說你"傳孫不傳子"，是要出亂子的，朱元璋便殺了他——事實上後來確實是出了亂子。

當然這是開國之際，後來呢？大家都知道著名的荒唐皇帝正德天子，他要下江南遊玩享樂，結果一幫臣子集體死諫。而且是一撥一撥來，第一波是吏部郎中張衍端等十四人，第二波是刑部郎中陸俸等五十三人，第三波是禮部郎中姜龍等十六人，第四波是兵部郎中孫鳳等十六人。正德天子也是真下手啊，當場杖刑打死五十人，一百七十個罰站五天，可即便如此，死諫的人還是絡繹不絕在門外排隊，最終正德天子只好說：“算了！”

更不用說還有上書將嘉靖皇帝罵得七竅生煙的海瑞，那絕對不是第一個啊！

但是，我們要說，這樣有骨氣的文人，畢竟是少數，是殺得完的，你看到了崇禎年間，這樣的文人還有沒有？朝堂上沒有了，民間還有。

那麼到清朝呢？文人敢鬧，也就是一個殺字。連寫個文章做首詩詞都有文字獄來整你，你還有空談死諫，還敢給皇帝提意見？

當然，敢提意見敢死諫的讀書人滅絕了，可讀書人還是遍地都有，只是以拍馬屁走路子為擅長，自然這是後事了，不提！

而青史留名既然不可能了，那麼文人做官，便只剩下了這個選項：撈個虛名發點實財、多娶幾個老婆多佔點田產，這個最實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