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要從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東林黨爭說起，禮部侍郎錢謙益領銜，捎帶著南京兵部侍郎呂大器、南京戶部尚書高弘圖、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廣等人以“立憲”為名提議迎立潞王朱常淓。一時間南京城被黨爭搞的烏煙瘴氣。

當時主張立福王的是以馬士英為首的地方實權派，多為手握軍權的武將以及地方巡撫；而主張立潞王的以東林黨為首，“江南北諸紳群起擁戴”；可以說在最初階段兩邊是旗鼓相當的。

而作為留守第一重臣的史可法最應該做的是果斷立君，就算不滿意福王，也應該果斷支援東林黨。總之就是要儘快將立君大事確定下來。

可是，史可法在這個關口居然搞起了平衡，實在讓人啼笑皆非。居然提出了立桂王為君的荒唐折中方案。和稀泥也要看時間地點以及分什麼事呀！

這個方案不說馬士英等不滿意，就算是東林黨也不會滿意啊。你史可法作為東林精神領袖之一左光斗的門生，怎麼胳膊肘像外拐？難保東林黨不會這麼想。更有甚者“你是不是想獨佔定策大功，獨霸朝堂啊？”做這樣猜想的也不是不可能的。

“以齊恆之伯也，聽管仲則治，聽易牙、開方則亂。今吾輩所立者，豈其不惟是聽，而又何患焉！”史可法說給姜曰廣的話，也充分表明史可法其內心對福王知根知底，知道福王不足濾，卻依然在那裡和稀泥！

最後，史可法丟擲了他所謂的公正的折中方案“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遺議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則仿古兵馬元帥之制暫借統兵馬。”這個明顯偏向東林黨的方案，擁立福王的軍閥們當然不能滿意，而這麼長時間的立君之爭，又讓軍閥們看到朝廷莊嚴外衣下虛弱的本質，立馬用實力開路，用軍隊講道理，事以至此，史可法也是無力迴天了。

事實上公正來說，馬士英其實在最後也接受了史可法這個方案，但是馬士英明顯比史可法看得透徹，“立桂，史意也。予曰：亦佳，但須速耳。”可是當馬士英到達南京之後，這些“清流”們以馬士英不過地方官僚不能參加這種高階會議為藉口將其打發回了鳳陽。而當馬士英回到鳳陽得知軍閥們全力支援福王時當時知道該怎麼選擇了。而福王正好也缺少一個有影響力的大臣支援，馬士英的到來正好彌補了這一缺陷。而馬士英則把史可法寫的福王七不可立交出來作為政治資本。福王看了史可法的信焉能給史可法好果子吃？

史可法缺少的正是馬士英這樣的臨機決斷，事事想應付，處處想和稀泥，別說和諸葛亮、慕容恪相比甚至連寇準、李綱、于謙都比不了。

後人曾寫到：“使諸臣果以序迎，則上何至書召四鎮，士英與傑又何得居功？非錢謙益、呂大器誤之而何？”

可是如果嚴格追究責任，史可法當是第一份。以他留守第一重臣的身份如果支援福王，福王何必求助四鎮？又何來大權被馬士英之流掌握？後來四鎮飛揚跋扈更是可以避免的。

終弘光一朝，武將視皇帝為無物。朝廷圖有虛名，文武交訌，將領紛爭，內耗激烈，無暇他顧的始作俑者正是史可法。

弘光帝繼位，史可法自然被趕出了朝堂，被派到江北督師了。

如果史可法真有幹才，在江北督師反而能幹出一番事業。可惜史可法並沒有真正的才幹。其人太平時是一個好宰相，亂世時不過一書生而。

因為史可法有底線，有家國情懷。馬世英沒有。因為史可法對於南明內部的黨爭無能為力，還要面對北方強大的軍事壓力，而馬世英不考慮這些問題。因為史可法有天下情懷，馬世英內心只有權利。

明朝滅亡後，中國整個南方地區仍然由明朝的殘餘勢力的在統治。這些明朝的遺老遺少不甘心失敗，決心從明朝宗室中推選一位德才兼備的藩王繼續大統。按照朱元璋制定的繼續制度，福王朱由崧最有資格繼承皇位，而且近在淮安，有利於及時穩定局勢。但由於史可法傾向於東林黨，對擁戴福王繼位一事心情疑慮。因為正是由於東林黨人的反對，萬曆帝才沒有立朱由崧之父朱常洵為帝，所以，東林黨人擔心一旦朱由崧繼位，難免會對他們反攻倒算。因此，他們堅決反對立朱由崧為帝，轉而以“賢”為名，提議由潞王朱常淓繼位。但實際上，朱常淓並不“賢”，他是一個毫無骨氣的懦弱之輩，清軍攻破南京後，他率先投降了清廷，最後仍難逃脫被殺害的結局。當然，朱由崧也絕非“中興之主”，但就朱元璋制定的繼承製度來講，朱由崧繼續皇位是合理合法的。當時的史可法任南京兵部尚書，對由何人繼承皇位起著決定性作用。但由於他傾向於東林黨，對朱由崧繼位心存顧忌，但又認為不該違背朱元璋的祖制，因此猶豫不決，舉棋不定。

處在兩難境地的史可法非常焦慮，他不願擁立朱由崧為帝，但又擔心舍親立疏將引起嚴重的政治風波。經過反覆考慮，他決定找鳳陽總督馬士英商議。二人找了一個折中方案，就是立桂王朱常瀛為帝。桂王朱常瀛在輩份上都屬於萬曆帝的子孫，因此，選擇他也不失為一個辦法。南京官紳對這個折中的結果也比較滿意，並決定由南京禮部親往廣西迎接桂王朱常瀛。就在這一關鍵時刻，馬士英回到鳳陽後，突然得到守備鳳陽太監盧九德勾結總兵高傑、黃得功、劉良佐決定擁立福王朱由崧為帝的訊息。在此需要特別註明的是，盧九德早年就一直服侍老福王朱常洵，而高傑、黃得功和劉良佐都手握重兵，屬於南明四鎮之中的三鎮，不容小視。三人也想借此機會立下不世之功，增強在朝廷中的政治地位，因此，對於盧九德的提議，三人馬上予以同意。而史可法之所以要找馬士英商量，正是因為馬士英身為鳳陽總督，直接節制高、黃、劉等總兵，藉以取得軍隊支援。不料二人剛商議完畢，就途生變故。馬士英眼看手下大將全都投向福王，如果再遵守與史可法達成的協議，自己只會被駕空，將來也難以進入權力中心。在慾望的驅使下，他顧不上什麼信義，抓住機會向朱由崧表示忠心，又轉投於福王門下。史可法對這一切毫無知情，繼續給馬士英寫信，說朱由崧“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馬士英把信件收好後，立即以鳳陽總督和三鎮名義正式致書南京守備太監韓贊周宣佈擁立福王由崧為帝。當南京大臣被韓贊周叫到家中傳閱馬士英的書信時，雖然不少人感到震驚，但他們既無兵權，立桂王和潞王的方案又胎死腹中，只好違心地表示同意。山東總兵劉澤清一度支援東林黨的意見擁立潞王，當他得知高傑、黃得功、劉良佐三鎮都決意擁戴福王，而自知兵力不敵，也隨風轉舵加入了擁立福王的行列中。馬士英看到大局已定，就親率五萬大軍到浦口迎接朱由崧到南京即位。史可法雖然自知上當，但他寫給馬士英攻擊朱由崧的信件落在了馬士英的手中，白紙黑字，有口難辯，除了悔恨不已的加入擁立福王的行列中，已別無選擇。就這樣，史可法最終敗給了馬士英。

古人說：“當斷不斷，必受其亂。”史可法就是缺乏這種臨機決斷的魄力和能力，在主意已定情況下瞻前顧後，畏首畏尾，最終把一手好牌爛在手中。

史可法並不是第1個站出來擁護福王登基的…而馬士英卻是頭一個聯絡江北四鎮擁立福王登基！福王登基之後自然會對馬士英感恩戴德，而史可法被排擠出了中樞…最終血染揚州…

可悲的是，史可法是一位民族英雄，卻缺乏隨機應變的雄才大略。史可法雖然是南京六部尚書之首，但在擁立弘光帝的問題上犯下大錯，喪失了大權和主動。一步錯，步步錯，史可法隨之完全不是馬士英的對手，最後成了光桿司令。

崇禎在殺大臣時剛愎自用，但在怎麼讓明朝續命的問題上卻優柔寡斷。崇禎遲遲不讓太子去南京，崇禎死要面子，怕大臣說他要逃跑。

即使崇禎不讓太子去南京，也可以讓二兒子和三兒子去南京。

結果，就在崇禎猶豫不決時，李自成到北京把他們家一鍋端了。

崇禎自殺後，三個兒子被李自成俘虜。這時南明皇位空缺，天下權柄的所在啊。誰抓住這個機會擁立皇帝，誰就會獲得最大利益。

史可法恰恰丟掉了這個機會。

明朝的北京政府被李自成一鍋端。明朝一直在南京留了一套中央政府班子，也有六部，雖然平時沒什麼實權，但在戰時可以迅速組織成一個政府。

南京六部最重要的是兵部，而史可法就是兵部尚書。

現在史可法就是南明實際的宰相兼樞密使，行政和兵權一把抓，實際手上沒多少兵。

從宗法關係上看，與崇禎血緣最近的是福王朱由崧（後來的弘光帝），是崇禎的堂哥。

朱由崧名聲不是太好，但晚明的皇帝不要企望太賢明，從萬曆到崇禎，只要不瞎折騰就夠好了。

史可法完全可以從儒家宗法的原則擁立福王，自己有擁立之功，把首輔和兵部尚書的位子坐穩，不敢說讓南明續命100年，續命50年還是有可能的。

但以錢謙益等東林黨、復社人士，從門戶之見堅決反對立福王，因為福王的祖母是萬曆皇帝的鄭貴妃。鄭貴妃在東林黨人眼裡就是萬惡之源，明末三大案都與鄭貴妃有干係。東林黨擔心福王上臺後給鄭貴妃翻案，所以擁立崇禎遠房叔叔輩的潞王朱常淓。

潞王在宗法關係上離崇禎太遠，史可法也不願意立潞王。

史可法想來想去決定立崇禎的叔叔桂王朱常灜，還去和馬士英商量。

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桂王因為受到張獻忠的逼迫，已經從湖南逃到廣西去了，離南京賊遠了。在和平年代可以立他，但在戰亂年代，路途遙遠不平，夜長夢多。

噩夢果然來了。

福王從洛陽逃到淮河邊的淮安。

南明可以依賴的幾支軍事力量是江北四鎮和左良玉的湖北軍隊。江北四鎮都駐紮在淮河一帶，很快就和福王打成一片了。左良玉是傾向於東林黨的，這是對東林黨的史可法非常有利的。

江北四鎮並不在史可法的手裡，但福王卻在江北四鎮的手裡。

如果兵部尚書史可法對槍桿子有敏感性，應該能想到，一個最有競爭力的皇位繼承人在最有槍桿子的軍閥們手裡，會有什麼後果？

但史可法沒想到。

江北四鎮果然擁立福王，搶到了頭功，武裝護送福王去南京。馬士英馬上見風轉舵，也擁立福王。

這下輪到史可法傻眼了。

如果史可法能從槍桿子的角度看問題，就必須擁立福王。

史可法擁立福王之後，江北四鎮因為沒有武裝擁立之功，所以也不會成為驕兵悍將，也不會像後來自相殘殺，投靠清朝。

湖北的左良玉是擁護史可法的，是史可法重要的一張王牌。

史可法牢牢控制江南的財賦，用軍餉來控制江北四鎮。

唯一的麻煩是史可法怎麼說服錢謙益等東林黨人，其實也很簡單，只要東林黨人擁立福王，就會前嫌盡釋，至少在史可法掌權的時間內是這樣。

畢竟大敵當前，大家都不要瞎折騰。

很多人看到這個問題，或許會有些發懵。

畢竟南明的歷史相對而言過於小眾，又不見於正史，所以瞭解的人比較少。

至於馬士英，估計很多人都不知道是誰。

我在此就簡單的介紹一下這兩位人物。

馬士英，萬曆年間進士，北京城破之際，時任鳳陽總督，手握兵權。

崇禎已死的訊息傳來，馬士英便親自帶兵到淮安，將福王朱由崧接到了南京，並且擁立福王稱帝，從此馬士英成了弘光一朝主要人物。

史可法，崇禎元年進士，崇禎十二年調任南京兵部尚書。

馬士英帶著福王到了南京，史可法便和馬士英一起擁立福王為帝。後來受馬士英等人排擠，出走揚州地區督軍，最終戰死揚州城下。

這就是問題的兩個主人公。

那麼我們再來看問題，為啥麼史可法敗給了馬士英，最終離開了權力中心。

首先我們要明確一個問題。

最開始史可法是傾向於東林黨人的，不同意馬士英等人立福王為帝，甚至還給福王列出了所謂的“七大罪狀”。

後來是馬士英帶兵送福王朱由崧到了南京了，史可法沒有辦法，只能答應一起擁立福王登基。

這相當於什麼?

就是史可法明明在擁立福王的事件上立了功了，但卻因為早期的牴觸情緒，沒在朱由崧那裡留下好印象。

而馬士英，那是率先決定擁立福王的人物，自然讓朱由崧即感激又依賴。

要知道，直到副王都已經被清軍俘虜了，依舊在找馬士英，可見其對於馬士英的重視程度，決不是史可法可比的。

這也就註定了，在弘光一朝，史可法在政壇上永遠無法是馬士英的對手。

話說到這，其實也就不用我解釋什麼了吧。

後來以馬士英、阮大鋮為首的奸黨，與錢謙益為首的東林黨爭鬥嚴重，史可法夾在中間也是度日如年，倒不如就去地方督軍，落得清靜。

不過事實告訴我們，史可法精神可嘉，但是他身為兵部尚書，一方統帥，其用兵能力真的是不敢恭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