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以來，邊疆的治理對於封建王朝統治者來說都是一個大問題。邊疆的穩定對於維護王朝統治具有重要的意義，邊疆安穩則社稷安定，邊疆動亂則中原震動。隋朝時期，隋煬帝就是因為對東北亞用兵，陷入戰爭泥潭，惹得民怨沸騰，最終身死國滅。
正是由於邊疆的重要性，歷代王朝對於邊疆治理都投入了大量的心血。邊疆控制，不僅僅關乎王朝的擴張極限，還和邊疆治理的政策有著莫大的關係。相比較各封建王朝，唐朝面臨的邊疆形勢較為複雜，因此其邊疆治理政策各有側重點。
唐朝建立之初，百廢待興，國內尚未完全統一。隋末割據勢力多數仍然雄霸一方，更有甚者北附突厥，連年侵掠唐邊地，給新興的唐政權增添了很多不穩定的因素。唐高祖時期，突厥成為唐邊疆地區的最大威脅，但是由於唐朝實力弱小，對於突厥只能以和平外交為主，將精力放在國內的統一之上。隨著唐朝的統一以及休養生息帶來的國力的恢復，唐太宗李世民開始了對於唐朝邊疆的經略，對於威脅最大的突厥進行打擊和分化，控制西域以穩定邊疆，但是此時的邊疆少數民族卻開始由一超多強向多極化發展。
一、攻滅突厥，控制西域
西域地處“南羌北交”的中間地帶，是戍衛河西，進而保衛長安的戰略屏障。《唐會要》中有“西域既動，則河西危，河西危則不得求矣”的記載，足以說明西域早歷代王朝邊疆戰略中的重要性。面對東、西突厥勢力對唐王朝北部和西北部邊境造成的重重威脅和對東西方交通的阻礙，徹底清掃和蕩平東西突厥勢力是唐王朝實現崛起，保障中原王朝安定統一的十分重要的環節。在對待突厥的問題上，太宗的對策較之高祖則有了很大的轉變。首先，他分析了突厥內部“眾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的情況，並且制定出“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志意驕惰，不復裝置，然後養威伺血鬥，一舉可滅也。”的戰略，透過“厚賂”激起突厥的貪慾，讓其驕縱而疏於對唐戰備，最後尋找機會一舉攻滅突厥。貞觀三年，頡利與突利間的矛盾激化，引發了突厥的內戰，突利在戰爭中失敗，繼而投奔唐朝。
內亂及突利的降唐，一方面削弱了突厥汗國的勢力，另一方面則是導致了突厥汗國東部藩屬體系的瓦解。這給予了唐朝消除西北邊疆威脅的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公元629年八月，太宗命兵部尚書李靖為行軍總管，代州都督張公謹為副總管，發兵十餘萬，分數道出擊突厥。”經過唐軍數月的征戰，頡利可汗被俘，東突厥敗亡。東突厥既亡，其地及部眾則統一於唐王朝的版圖，唐之北疆自隋末以降得以安定。
二、平定百濟、高句麗，構建東北亞藩屬體系
因為歷史的緣故，高句麗佔有遼東地區，而且在初唐時期。高句麗經過與隋王朝的作戰，已然在東北亞實力不容小視。由於唐太宗貞觀末期征討高句麗的失利，使唐王朝沒有完全在東北亞構建起以唐為中心的藩屬體系。唐高宗即位後，構建這一體系也成為其主要的邊疆政策之一。
永徽六年，新羅王金春秋向唐王朝求救，“言百濟聯合高句麗進攻其北境，攻佔30餘城”。這一事件，給唐王朝解決東北亞問題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藉口，因為新羅素來與唐關係和睦，特別是新羅經年累月的遣使入貢，使唐王朝與新羅結成了事實意義上的同盟關係。尤其是“始服中朝衣冠”與“始行中國永徽年號”，更明顯體現出新羅將自己納入唐王朝藩屬體系中的意願。
新羅國王向唐王朝求救後，同年三月，唐將程名振與蘇定方率軍進攻高句麗；顯慶五年，唐與新羅組成聯軍，討平百濟。百濟的滅亡，使唐王朝可以集中力量解決高句麗問題。永徽六年至總章元年，唐王朝經過對高句麗的多次作戰，終於“拔平壤城，虜高藏、男建等”。唐王朝解決了百濟與高句麗之後，確立了自身在東北亞的主導地位。
三、羈縻南詔，親善招撫
雲南地處西部邊陲，山高谷深，地勢險要，境內種族繁多，部落紛爭頻起，自古以來便與外界交通阻隔，被視為蠻荒險惡之地，由於特殊的地理條件，封建王朝對於雲南的控制時緊時鬆，很多時候無法對其進行實質性的治理，造成雲南地方政權“閉門見天子，開門節度”的局面。如何有效對西南邊疆進行經營，一直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
經過隋末大亂，到了唐初，雲南已經形成了“部落支離、首領星碎”的局面。境內大的部落有六詔，此外還有十餘個民族，部落、種族繁多，紛爭自起，不利於唐王朝的統治。面對這一局面，唐王朝對政治上傾向於自身的南詔加以羈縻，形成“子弟朝不絕書，供獻府無餘月”的良好局面。在唐朝的大力支援下，南詔完成對六詔的統一，在西南地區樹立起一道抵禦吐蕃勢力的屏障。
四、重點防範吐蕃及其勢力的擴張
七世紀中葉，西部吐番政權迅速崛起。貞觀十二年，吐蕃擊敗党項、白蘭，勢力進一步擴張，這一時期，由於唐蕃雙方相互牽制，以和為主，在實力上出現均衡的狀態。顯慶二年，唐朝滅亡西突厥，經過數年的經營，勢力進入中亞地區。
與此同時，吐蕃在經過鬆贊乾布時期的發展，實力較之貞觀時期大為增強。松贊干布去世後，由於“贊普幼弱，政事皆決於國相祿東贊。祿東贊性明達嚴重，行兵有法，吐蕃所以強大，威服氐、羌，皆其謀也。”吐蕃的強盛，必然與正處於國力上升的唐王朝產生利益的衝突，而衝突的匯集點則是包含中亞的廣大西域地區。龍朔二年，吐蕃勢力進入中亞地帶，而西突厥的滅亡，更是為吐蕃向西域用兵打開了方便之門。特別是665年，弓月部引吐蕃入侵于闐，說明吐蕃與唐朝進入一個曠日持久的爭奪西域主導權的時期。咸亨元年，吐蕃攻佔安西四鎮，唐王朝在西域受到了巨大挫折，西北邊疆再次陷入動盪。
在面對“吐蕃東滅吐谷渾，西佔安西四鎮”的情況下，唐王朝不得不下定決心來對付吐蕃的擴張。唐高宗以後，唐王朝都將西北邊疆的經略作為一個重要的戰略方向。安史之亂前，唐王朝設定十大節度使，其中北庭、安西、河西、隴右等實力最強的四大節度使都是為了防範吐蕃勢力擴張，與吐蕃作戰，吐蕃的勢力被卡住。
一、內華夏而外蠻夷：華夷一家
唐王朝歷任統治者開明的民族政策和思想是唐朝邊疆治理政策的核心內容。為了保證邊疆穩定，維護國內的和平局面，唐朝雖然與各邊疆民族之間的武力征戰不在少數，但唐統治者深知武力不會帶來長期的和平，因此對各邊疆部落大多采取和睦相處的原則。唐太宗本人就明確表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由於唐太宗採取“華夷一家”的策略，吸引了周邊各民族政權的紛紛內附，海外各國也時時遣使來朝。到玄宗時期，“華夷一家”的民族觀得到了進一步地貫徹。玄宗在《放還諸蕃宿衛子弟詔》宗言：
“中國家統一寰宇，歷年滋多，九夷同文，四隩來暨。夫其襲冠帶，奉正朔，禺禺然向風而慕化，列於天朝，編於屬國者，藎亦眾矣。
由於唐王朝的開明民族政策下，以及在對待民族問題上的寬容態度，使得唐朝形成了“華容同軌”、“冠帶百蠻，車書萬里”的和諧民族關係，既避免了戰爭所帶來的流血衝突和人力、物力的損傷，同時又加深了歸附民族對中央政權的敬重和感激。
二、以夷治夷、分而治之
面對邊疆穩定的盛況，唐太宗曾言“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敝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緩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為編戶乎”。相較於漢武帝長年用兵、施以威壓的邊境策略，唐太宗“綏之以德”，對邊境民眾懷仁安撫，對各民族部落酋長高官籠、絡予以重任，讓他們自己治理本民族事務的策略，確實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此外，在對不同民族進行治理時，唐王朝採用分而治之的策略。對勢力較弱且有意願歸附的民族採取招撫的策略，妥善安置；對一些強大而有威脅的民族，則採取內部分化和軍事打擊相結合的策略，爭取部分中間力量，而對敵對的勢力以大軍征服。比如對於西突厥，唐王朝就採用利益誘導，讓他們內部產生矛盾，然後掃除威脅；而對於南詔，為了應對吐蕃在西南的擴張，唐王朝採取羈縻政策，加以籠絡和扶持，維護西南邊疆的和諧。
三、南輕北重
唐朝北方和西北方向面臨著突厥以及吐蕃等強大的少數民族政權，因此其主要兵力也佈防在北方和西北，重北輕南的邊疆治理政策在唐玄宗時期體現的尤為明顯，在十大節度使中，只有劍南和嶺南節度使佈防於廣大南方，而廣大南方以及首都地區兵力空虛，兵力分配的不恰當導致了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唐王朝由盛轉衰，從此一蹶不振。
此外，南輕北重的邊疆治理策略還導致了南詔的做大，在安史之亂時，南詔趁唐朝西南方向兵力空虛，趁火打劫，大肆向內地擴張，使得唐王朝的防禦體系處於被動的局面。唐軍被迫在西北的吐蕃，西南的南詔以及北方藩鎮之間疲於奔命，四處救火。
歷代以來，邊疆的治理對於封建王朝統治者來說都是一個大問題。邊疆的穩定對於維護王朝統治具有重要的意義，邊疆安穩則社稷安定，邊疆動亂則中原震動。隋朝時期，隋煬帝就是因為對東北亞用兵，陷入戰爭泥潭，惹得民怨沸騰，最終身死國滅。
正是由於邊疆的重要性，歷代王朝對於邊疆治理都投入了大量的心血。邊疆控制，不僅僅關乎王朝的擴張極限，還和邊疆治理的政策有著莫大的關係。相比較各封建王朝，唐朝面臨的邊疆形勢較為複雜，因此其邊疆治理政策各有側重點。
唐朝建立之初，百廢待興，國內尚未完全統一。隋末割據勢力多數仍然雄霸一方，更有甚者北附突厥，連年侵掠唐邊地，給新興的唐政權增添了很多不穩定的因素。唐高祖時期，突厥成為唐邊疆地區的最大威脅，但是由於唐朝實力弱小，對於突厥只能以和平外交為主，將精力放在國內的統一之上。隨著唐朝的統一以及休養生息帶來的國力的恢復，唐太宗李世民開始了對於唐朝邊疆的經略，對於威脅最大的突厥進行打擊和分化，控制西域以穩定邊疆，但是此時的邊疆少數民族卻開始由一超多強向多極化發展。
除了北方突厥，東北亞的高句麗以及西部的吐蕃、雲南的南詔都相繼崛起，威脅大唐邊疆穩定，於是唐太宗和後來的統治者採取了一系列的邊疆治理政策，來維護王朝安定。一、攻滅突厥，控制西域
西域地處“南羌北交”的中間地帶，是戍衛河西，進而保衛長安的戰略屏障。《唐會要》中有“西域既動，則河西危，河西危則不得求矣”的記載，足以說明西域早歷代王朝邊疆戰略中的重要性。面對東、西突厥勢力對唐王朝北部和西北部邊境造成的重重威脅和對東西方交通的阻礙，徹底清掃和蕩平東西突厥勢力是唐王朝實現崛起，保障中原王朝安定統一的十分重要的環節。在對待突厥的問題上，太宗的對策較之高祖則有了很大的轉變。首先，他分析了突厥內部“眾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的情況，並且制定出“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志意驕惰，不復裝置，然後養威伺血鬥，一舉可滅也。”的戰略，透過“厚賂”激起突厥的貪慾，讓其驕縱而疏於對唐戰備，最後尋找機會一舉攻滅突厥。貞觀三年，頡利與突利間的矛盾激化，引發了突厥的內戰，突利在戰爭中失敗，繼而投奔唐朝。
內亂及突利的降唐，一方面削弱了突厥汗國的勢力，另一方面則是導致了突厥汗國東部藩屬體系的瓦解。這給予了唐朝消除西北邊疆威脅的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公元629年八月，太宗命兵部尚書李靖為行軍總管，代州都督張公謹為副總管，發兵十餘萬，分數道出擊突厥。”經過唐軍數月的征戰，頡利可汗被俘，東突厥敗亡。東突厥既亡，其地及部眾則統一於唐王朝的版圖，唐之北疆自隋末以降得以安定。
二、平定百濟、高句麗，構建東北亞藩屬體系
因為歷史的緣故，高句麗佔有遼東地區，而且在初唐時期。高句麗經過與隋王朝的作戰，已然在東北亞實力不容小視。由於唐太宗貞觀末期征討高句麗的失利，使唐王朝沒有完全在東北亞構建起以唐為中心的藩屬體系。唐高宗即位後，構建這一體系也成為其主要的邊疆政策之一。
永徽六年，新羅王金春秋向唐王朝求救，“言百濟聯合高句麗進攻其北境，攻佔30餘城”。這一事件，給唐王朝解決東北亞問題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藉口，因為新羅素來與唐關係和睦，特別是新羅經年累月的遣使入貢，使唐王朝與新羅結成了事實意義上的同盟關係。尤其是“始服中朝衣冠”與“始行中國永徽年號”，更明顯體現出新羅將自己納入唐王朝藩屬體系中的意願。
新羅國王向唐王朝求救後，同年三月，唐將程名振與蘇定方率軍進攻高句麗；顯慶五年，唐與新羅組成聯軍，討平百濟。百濟的滅亡，使唐王朝可以集中力量解決高句麗問題。永徽六年至總章元年，唐王朝經過對高句麗的多次作戰，終於“拔平壤城，虜高藏、男建等”。唐王朝解決了百濟與高句麗之後，確立了自身在東北亞的主導地位。
三、羈縻南詔，親善招撫
雲南地處西部邊陲，山高谷深，地勢險要，境內種族繁多，部落紛爭頻起，自古以來便與外界交通阻隔，被視為蠻荒險惡之地，由於特殊的地理條件，封建王朝對於雲南的控制時緊時鬆，很多時候無法對其進行實質性的治理，造成雲南地方政權“閉門見天子，開門節度”的局面。如何有效對西南邊疆進行經營，一直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
經過隋末大亂，到了唐初，雲南已經形成了“部落支離、首領星碎”的局面。境內大的部落有六詔，此外還有十餘個民族，部落、種族繁多，紛爭自起，不利於唐王朝的統治。面對這一局面，唐王朝對政治上傾向於自身的南詔加以羈縻，形成“子弟朝不絕書，供獻府無餘月”的良好局面。在唐朝的大力支援下，南詔完成對六詔的統一，在西南地區樹立起一道抵禦吐蕃勢力的屏障。
四、重點防範吐蕃及其勢力的擴張
七世紀中葉，西部吐番政權迅速崛起。貞觀十二年，吐蕃擊敗党項、白蘭，勢力進一步擴張，這一時期，由於唐蕃雙方相互牽制，以和為主，在實力上出現均衡的狀態。顯慶二年，唐朝滅亡西突厥，經過數年的經營，勢力進入中亞地區。
與此同時，吐蕃在經過鬆贊乾布時期的發展，實力較之貞觀時期大為增強。松贊干布去世後，由於“贊普幼弱，政事皆決於國相祿東贊。祿東贊性明達嚴重，行兵有法，吐蕃所以強大，威服氐、羌，皆其謀也。”吐蕃的強盛，必然與正處於國力上升的唐王朝產生利益的衝突，而衝突的匯集點則是包含中亞的廣大西域地區。龍朔二年，吐蕃勢力進入中亞地帶，而西突厥的滅亡，更是為吐蕃向西域用兵打開了方便之門。特別是665年，弓月部引吐蕃入侵于闐，說明吐蕃與唐朝進入一個曠日持久的爭奪西域主導權的時期。咸亨元年，吐蕃攻佔安西四鎮，唐王朝在西域受到了巨大挫折，西北邊疆再次陷入動盪。
在面對“吐蕃東滅吐谷渾，西佔安西四鎮”的情況下，唐王朝不得不下定決心來對付吐蕃的擴張。唐高宗以後，唐王朝都將西北邊疆的經略作為一個重要的戰略方向。安史之亂前，唐王朝設定十大節度使，其中北庭、安西、河西、隴右等實力最強的四大節度使都是為了防範吐蕃勢力擴張，與吐蕃作戰，吐蕃的勢力被卡住。
唐王朝的邊疆治理政策雖然比較複雜，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特點，這在一定程度上彰顯了唐朝的邊疆治理觀念。一、內華夏而外蠻夷：華夷一家
唐王朝歷任統治者開明的民族政策和思想是唐朝邊疆治理政策的核心內容。為了保證邊疆穩定，維護國內的和平局面，唐朝雖然與各邊疆民族之間的武力征戰不在少數，但唐統治者深知武力不會帶來長期的和平，因此對各邊疆部落大多采取和睦相處的原則。唐太宗本人就明確表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由於唐太宗採取“華夷一家”的策略，吸引了周邊各民族政權的紛紛內附，海外各國也時時遣使來朝。到玄宗時期，“華夷一家”的民族觀得到了進一步地貫徹。玄宗在《放還諸蕃宿衛子弟詔》宗言：
“中國家統一寰宇，歷年滋多，九夷同文，四隩來暨。夫其襲冠帶，奉正朔，禺禺然向風而慕化，列於天朝，編於屬國者，藎亦眾矣。
由於唐王朝的開明民族政策下，以及在對待民族問題上的寬容態度，使得唐朝形成了“華容同軌”、“冠帶百蠻，車書萬里”的和諧民族關係，既避免了戰爭所帶來的流血衝突和人力、物力的損傷，同時又加深了歸附民族對中央政權的敬重和感激。
二、以夷治夷、分而治之
面對邊疆穩定的盛況，唐太宗曾言“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敝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緩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為編戶乎”。相較於漢武帝長年用兵、施以威壓的邊境策略，唐太宗“綏之以德”，對邊境民眾懷仁安撫，對各民族部落酋長高官籠、絡予以重任，讓他們自己治理本民族事務的策略，確實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此外，在對不同民族進行治理時，唐王朝採用分而治之的策略。對勢力較弱且有意願歸附的民族採取招撫的策略，妥善安置；對一些強大而有威脅的民族，則採取內部分化和軍事打擊相結合的策略，爭取部分中間力量，而對敵對的勢力以大軍征服。比如對於西突厥，唐王朝就採用利益誘導，讓他們內部產生矛盾，然後掃除威脅；而對於南詔，為了應對吐蕃在西南的擴張，唐王朝採取羈縻政策，加以籠絡和扶持，維護西南邊疆的和諧。
三、南輕北重
唐朝北方和西北方向面臨著突厥以及吐蕃等強大的少數民族政權，因此其主要兵力也佈防在北方和西北，重北輕南的邊疆治理政策在唐玄宗時期體現的尤為明顯，在十大節度使中，只有劍南和嶺南節度使佈防於廣大南方，而廣大南方以及首都地區兵力空虛，兵力分配的不恰當導致了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唐王朝由盛轉衰，從此一蹶不振。
此外，南輕北重的邊疆治理策略還導致了南詔的做大，在安史之亂時，南詔趁唐朝西南方向兵力空虛，趁火打劫，大肆向內地擴張，使得唐王朝的防禦體系處於被動的局面。唐軍被迫在西北的吐蕃，西南的南詔以及北方藩鎮之間疲於奔命，四處救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