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教派、民族的著者對於1096年十字軍的人數和規模做出極富想象的描述和誇張。

亞琛的阿爾伯特曾經兩度提及十字軍的人數，先是在羅姆蘇丹基利什·阿爾斯蘭獲悉十字軍到來時，“他被告知，有超過400000人的千千萬萬的人駐紮在那裡”；在安條克城前，這個數字變成了30萬。富爾徹則說，“精於估算的人估計這支軍隊有600000善於戰鬥的人”。在勒普伊主教以耶路撒冷宗主教的名義寫給西方的信中，提到十字軍“仍舊擁有10萬穿著盔甲的人”。修士羅伯特稱，博希蒙德和佛蘭德斯的羅伯特所率的分遣隊有“30000的騎士和士兵”。

拜占庭和亞美尼亞人的記載更加誇張。安娜說過：“生活在亞得里亞海和直布羅陀海峽之間的整個西方和全部野蠻人，一起向亞洲移民，正在行軍穿越歐洲，途徑一個又一個國家，帶著他們全部的家眷”；馬太則感慨，“他們就像是蝗蟲，無法計數，或者是海里的沙子，超出了頭腦的估算。這樣強大的人和武士……多得就像天空中的繁星”。

雖然這些數字和形容顯得過於浮誇，但顯而易見，第一次十字軍的規模是極其龐大的。經長期的研究，現代學者對十字軍的人數取得了某種程度的共識，得出了相對趨近的判斷。

一、較為合理的判斷

任辛曼認為騎兵和步行作戰人員的比例為1：7，雷蒙德實力最強，有1200名騎士和10000步兵，博希蒙德有500騎兵，戈德弗裡擁有1000名騎兵和7000名步兵，諾曼底的羅伯特有1000名騎兵，佛蘭德斯的羅伯特有600騎兵，斯蒂芬有250到300名騎兵，雨果的騎兵至多不過100人，整個軍隊的武裝力量為：4200到4500名騎兵，以及30000名步兵。約翰·法朗士認為，在十字軍到達安條克時，人數為50000人，其中7000人是騎士或領主。

綜上，十字軍至少應有4到5萬的戰鬥人員，其中，貴族和騎士佔5000到7000人。在人們傳統的印象中，這對中世紀而言無疑是一個過於龐大的規模。十字軍能夠集結起如此規模的軍力的根源，還要回到11世紀的西歐社會中去尋找。

二、十字軍為何能夠集結起如此規模的軍力

1、戰爭的資源被集中了起來

11世紀的西歐，在經歷了若干個世紀的外部侵襲後，局勢漸入穩定。但本質上講，在封建體系下即使維持一支中等規模的常備軍都是困難重重。貴族的領地分散，財源匱乏且不穩定，封君封臣間的附庸關係複雜微妙，同時，教會還從10世紀後半期在整個西歐展開了“上帝和平”運動。如勒高夫所言，“不安全感的衰退，只是基督教社會之廣泛領域的保護新生經濟發展渴望的結果”。

在社會大環境的需要下，封建戰爭於此時開始受到限制。如RC·斯梅爾所言，“武力的使用並非總是如此的極端。它會被限制於所知的目的的完成上，不包括被征服者無條件的投降。拉丁國家的統治者們經常參與的就是這樣的有限目標的戰爭”

然而，戰爭受限並不意味著其規模變小了，相反地，社會內部開始湧現出更為強大的衝突的慾望，戰爭的資源被集中了起來。

2、封建貴族的全面軍事化

這種看似矛盾的結果，源自於封建社會中一個龐大軍事集團——或稱其為軍事階層——的逐漸形成。這就是封建貴族的全面軍事化。

不能忽略的是，正是在11世紀，教會的神學家們開始推崇一種新的社會階層的劃分模式，即依照不同階層，對人的社會功能加以分類的三元模式：教士祈禱、武士征戰、農民勞作。這樣的模式凸顯了貴族的軍事化。

若將貴族軍事化置於11世紀西歐的社會背景下，人們即可得出合理的解釋。在整個中世紀或者農本社會中，最有價值的資源是土地，貴族正是因為對土地的佔有而獲得了自己的地位和權力。因此，對所有領主和權貴來說，保有和控制土地至關重要。

社會秩序的相對穩固，農業的發展，以及人口的增長，都有益於貴族勢力的增強。同時，11世紀的西歐社會普遍性地缺乏強有力的君權，更不用說真正穩固的社會結構體系。這是一個缺乏公共保護和強權機制的時代。

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擁有資源的封建貴族必須透過軍事武裝自保。反之，武力也成為了他們擴充套件權勢的必要手段，“戰爭，對於保衛和擴張土地及權利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在缺少，或者至少來說，相對衰弱的至高權威的情況下——即使不是唯一的，在當時它也至少是解決糾紛的終極手段”。

3、騎士階層萌發並崛起了

騎士最初是一種稱謂，進而成為了為社會和權貴們所接受的共識，最終同化為了貴族的同義詞。騎士階層崛起並形成於9到12世紀之間，11世紀西歐巨大的社會流動性為那些低於貴族等級，但能夠將自己武裝起來，騎馬作戰的鄉紳提供了機會。他們成為了社會中的攀爬者。

到了11世紀末或12世紀初，整個貴族階層加入到了騎士中，“騎士成為了一種社會差別，與貴族同義”。這樣的變化，從miles這個拉丁詞彙意義的演變中能明顯地感受出來。在中世紀早期，這個詞是被用來泛指所有武裝者的，既有步兵，也包括騎兵，農民武裝也被泛指於其中。但是，在9到10世紀後期，miles逐漸專指騎馬的武裝人員，步兵更多地被稱為pedes。

到了11世紀末，miles限定的人群更為明確，它成為了穿戴盔甲、自我保護意識強烈、持矛作戰的騎士的代稱。大概於此時，權貴也接受了這樣的稱謂。在阿爾伯特的記載中，拜占庭皇帝稱讚公爵戈德弗裡：“你的土地上最為強大的騎士和王公”；修士羅伯特則稱戈德弗裡為一名“出眾的騎士”。

此外，阿爾伯特在記述顯赫貴族的時候，用了一連串的溢美之詞描述騎士們：“格雷茲城堡的沃納，在戰爭藝術上毫無瑕疵的騎士……法蘭克的費爾城堡的托馬斯，一位極其熱情的騎士……聖波爾伯爵雨果的兒子英格羅蘭德，一位傑出的騎士……”。

到了12世紀，miles僅限於對貴族出身、裝備精良的人群的稱呼，實現了對階層的劃分，“這是在12世紀即將變得更為顯著的軍事專業化的普遍過程中的一個部分”。

精神層面上，英勇善戰成為了貴族不可缺少的美德。

阿爾伯特對博希蒙德的評價是，“諾曼人，有著崇高的心靈、驚人的才能，是具備全部尚武特性的人，非常善於軍務，極其富有”；拉爾夫稱讚戈德弗裡具備著世俗和神聖的美德，“知道如何發動戰爭，安排陣線，在戰爭中找到榮耀”。

11世紀是武功歌興起的時代，它所歌頌的正是貴族權勢者們在戰場上的豐功偉績和英勇善戰。十字軍首領戈德弗裡同熊搏鬥，射殺突厥武士，手刃突厥騎兵的武功，為著者和當世百姓津津樂道。軍事才能和勇敢尚武顯然成為了貴族必不可少的優秀品質。

於是，貴族階層全面軍事化，“沒有非軍事化的貴族和騎士，即使在相對和平的英格蘭也是如此，因為軍事能力是社會身份的一種標誌”。

隨之而來的，是貴族將戰爭變成了自己的理想和事業，實現了對戰爭權力和資源的壟斷，“武器的威力是精英的終極制裁，思想家們很快就將它作為了他們的權力和特權的正當理由。……國王和權貴宣稱擁有對戰爭的壟斷權”。適時地，正義戰爭的理念迅速發展，“正義戰爭是以王公正義的敕令發起的”。

換言之，此時對戰爭的合理性和正義性的評判，取決於發動者的身份而非戰爭本身。在這樣的壟斷中，戰爭資源正在向著一個富有的、軍事化的特權階層匯聚起來。

於是，儘管在中世紀，軍隊的組織徵募、資源的籌劃漫長艱難，風險很大，面臨著重重的阻礙，要慎重地考慮和細緻權衡，往往會付出沉重的代價，但是，自11世紀起，封建權貴還是有能力並不斷地組織起愈發龐大的軍事征伐。

這樣的例子不勝列舉：1066年威廉征服英格蘭；1071年的卡塞爾（Cassel）之戰；1080年的埃爾斯特之戰；1081—1085年間羅伯特·圭斯卡德對拜占庭的進攻；巴巴羅薩征伐義大利。凡此等等，即是佐證。如約翰·法朗士所述，“隨著封建制度穩固並鉸接，大規模的軍事活動變得愈發普遍”。

另一方面，拉丁著者也會對敵對勢力的軍力極盡誇張，以達到誇耀戰功的目的，如阿爾伯特所述，羅姆蘇丹有“500000的戰士和穿戴盔甲的騎兵”，摩蘇爾總督率領的突厥聯軍有“20萬善戰的騎兵”；拉爾夫記載，科布哈統領“400000騎兵”；富爾徹提到，科布哈的兵力是“30萬的騎兵和步兵”；里布蒙的安塞爾姆估計多利拉埃姆之戰中突厥人有26萬之巨；羅伯特認為，在多利拉埃姆之戰中，突厥人有300000之巨；馬太的記載最為誇張：羅姆蘇丹有600000人，科布哈有800000騎兵和300000步兵。

但實際上，作為遊牧民族起家的塞爾柱突厥人從來都沒有太過龐大的軍事力量。整個小亞的突厥軍力，應該是在30000左右，基利什·阿爾斯蘭的兵力不會超過10000人。安條克的衛戍部隊數量更少，差不多為5000人。只有在安條克之戰的最後階段，科布哈所率的聯軍才在數量上壓制了損耗嚴重的基督教武裝。可以說，十字軍的龐大規模是他們能夠在小亞和近東取得對突厥人戰爭勝利的基本保證。

文獻《謠言與第一次十字軍東征》 李曉光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是中世紀史的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 這場給近東各華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侵略戰爭影響廣泛而深遠, 直到今天還仍舊存在。它不是偶然發生的, 而是多重歷史原因造成的。

宗教敵視情緒, 發酵、醞釀了征伐異教徒的宗教狂熱

11世紀以後的西歐與中東阿拉伯地區, 共處於錯綜複雜的宗教文明背景之中。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三個一神教地緣相近, 於對抗和衝突中相互並存。對於許多歐洲人來講, 基督教—當然是天主教—意味著教化的標準和可以接受、可以容忍的標準。任何處於這個標準之外的事情都是野蠻的、不可容忍的、有敵意的。

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衝突造成了雙方信徒有根深蒂固的偏見,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前, 阿拉伯人對歐洲人的印象是“東方惡魔”, 是佔領“聖墓”的異端, 這種根深蒂固的宗教敵視情緒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

在一些謠言的口耳相傳下, 宗教對立情緒被煽動起來, 從異教徒手中解放耶路撒冷, 使其重新對基督教朝聖者安全開放成為了基督教世界的強烈渴望, 征伐異教徒的宗教狂熱和宗教仇恨在虔誠的信徒中醞釀, 演變成為了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精神支柱和宗教訴求, 不明真相的民眾在在強烈的情緒刺激下集體陷入癲狂狀態。

西歐社會各階層對東方土地和財富的貪婪

妖魔化伊斯蘭世界的輿論機器開足馬力運轉, 教皇、教會的鼓吹和以彼得為首的一些巧舌如簧的傳教士在四處遊說, 煽起了洶湧的宗教狂熱。基督教理想主義成為當時的時代熱潮。

11世紀, 長達幾十年的荒年, 農作物欠收, 飢餓與瘟疫橫行, 許多農民生活在極其困苦的生活中。1087年-1095年間, 歐洲發生過連續7年的大饑荒。“在法蘭西, 在970年-1100年之間, 饑荒年歲不下60年。在英格蘭, 1086年和1125年可怕饑荒的傳說仍然儲存著, 整個歐洲西部也經歷了這個可怕的災害, 它消滅了整個地區的大部分人口”。天災人禍頻頻襲擊著西歐, 處於水深火熱的西歐人民逐漸成為了一股躁動不安的力量, 一旦條件成熟, 這股失望的情緒就會以毀滅性的方式宣洩出來。

與哀鴻遍野的西歐相比, 近東地區穆斯林世界的財富是基督教世界難以望其項背的。穆斯林世界的繁華徹底激發了修各階層的貪婪與慾望。

在宗教信仰的虔誠和狂熱的表象下, 西歐各階層組成了十字軍湧向東方, 進行殺戮和掠奪等不道德的軍事掠奪行為, 實際上是西歐封建勢力、基督教勢力及商業擴張的合力。

聖戰殉道者靈魂得拯救等神蹟的謠言為東征披上合法性外衣，貴族武士強盛的戰鬥欲轉向了穆斯林

為了給暴力征伐披上神聖和必勝的外衣, 教皇和教會甚至捏造了子虛烏有的神蹟, 在教皇煽動性演說結束後“無數人向東方望去, 他們堅信看到了一個夢幻般的景象:黑暗的東方被流星點亮了, 光焰中一條大路向天邊奔去。在它的盡頭, 坐落著神聖的耶路撒冷。人們匍匐在大地上, 膜拜上帝”。

教皇與教會竭力消除貴族騎士內心中的道德與暴力的糾結, 以神的名義將他們的暴力定義為正義的、道德的, “凡前往的人, 假如在旅途中—陸上或者海上—或者在反異教徒的戰爭中喪失了性命, 他的罪愆即將在這一刻獲得赦免, 上帝授權給我, 讓我把這個贖罪的權利賜給一切參加的人”。在這樣來自教會官方的、合法性的“謠言”的蠱惑下, 貴族騎士們深信參加十字軍能救贖宗教罪愆, 對異教徒的野蠻迫害反而成為了美德與善行。在參加十字軍靈魂可以得到救贖謠言的蠱惑下, 暴力和戰鬥精神開始高漲, 甚至形成了諸如“殺異教徒不算犯罪, 這是送他們上天國”等近乎瘋狂的說辭。

回答主要摘自文獻《謠言與第一次十字軍東征》

這就是信仰的力量 當時基督教庭宣稱阿拉伯人以及其他非基督徒褻瀆了上帝和耶穌的聖潔，因此要使他們重歸聖教必須透過武力征服，於是便在短時期糾結一大批基督徒組成十字軍進行東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