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聯軍打到北京之後，被迫跟洋人簽約的大清，事實上已經接受了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國與國關係：西方國家使節駐京，使節覲見大清的皇帝，遞交國書。然而，簽約之後，咸豐藉口有病，賴在熱河不肯回京，不久去世。小皇帝同治尚未成年，兩宮太后以此為藉口，拖著不讓見。所以，西方公使雖然在北京紮下了，但始終見不到皇帝。西方那一套國家間的外交模式，在形式上始終無法完成，這讓公使們很著急。同治十二年（1873年），同治親政。英、法、美、德、俄五國公使聯合發出照會，要求見皇帝遞交國書。皇帝親政意味著成年，以前的藉口不好使了。清廷居然又節外生枝，在覲見禮儀上提出要求，要各國公使行跪拜禮。當然這是不可能的，但各國公使急於見皇帝，做了一點妥協，說他們在其他國家的使節見駐在國的元首行三鞠躬禮，在大清可以五鞠躬。

議程排好後，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以天皇特使的名義，來華換約，正好趕上覲見，也要參加。當時的日本還不是列強，清政府建議他單獨見，行跪拜禮，副島種臣非但不肯，還要求把他排在第一位覲見，因為他是天皇的特使，跟各國公使地位不同。鬧來鬧去，總理衙門答應了他。其他國家的公使倒也沒有意見，雖然日本地位不高，但畢竟副島種臣的地位比他們都高，按西方禮節，理應如此。

最奇妙的是，覲見地點安排在中南海紫光閣。這個地方是朝貢時代皇帝安排各國貢使舉行宴會的所在。安排西方公使在此見面，事實上暗含了西方公使仍舊是貢使的意思。只是，不諳熟大清禮儀的人是無從瞭解這層意思的。而西方公使能見大清皇帝一面，完成手續，也無暇考慮這麼多。西方公使跟大清皇帝的第一次面對面，就這樣完成了。

覲見之後，清政府這邊，有人禁不住偷著樂，覺得西方人終於著了他們的道，而且，官方的京報居然編了好些西方公使覲見時的所謂八卦，誰渾身發抖，誰說不出話來，還有誰把國書都掉在了地上等。當然，這一套跟當年英國某使節見乾隆一樣，都是好事者編出來的。只是，當年編，大清還能關起門來，維持一個天朝上國的自我感覺，現在再編就有些過分了，因為事實上大清的朝貢體系已經瓦解了。這樣的編法如果讓西方人知道了，只能是讓人笑不夠的笑話。

其實，當年的西方公使一定要見大清的皇帝，無非要完成一個外交上的儀式，這個儀式象徵著大清的徹底屈服。至於真正的交涉，他們也知道去總理衙門鬧就行。當年，不止法國公使脾氣不好，經常到總理衙門咆哮，其他國家的公使也不好應付，但總理衙門還都得應付，因為如果應付不好，人家的炮艦就打進來了。

西方國家在當時，從骨子裡瞧不上大清，這麼大的國家，連個大使都不派，使節只是公使級的。然而，即便這樣，大清還在偷偷摸摸地做著萬國來朝的美夢，一個紫光閣就等於圓夢了。這樣的夢，大清做了好久都沒有醒來。

從第一個帝國～秦國建立之後，中國大地上就主要都是以單一的整體存在。在幾千年的封建思想下，一個帝國的強盛，除了版圖，疆域的大小外，附庸屬國的多少也是一個證明。

從秦朝到清朝前期，中國歷史上的各個建立政權的朝代，幾乎可以說都是當時整個地球的核心，其綜合國力完全可以吊打其他國家。幾千年的強大，也早就了夜郎自大的思想。想想乾隆時期的萬國來朝，周邊屬國每年進貢，放眼周邊，皆無敵手。慢慢的思想懈怠，兵器入庫，馬放南山。但是，大國的夢，卻一直沒有醒。

清朝，是中國封建歷史王朝的巔峰了，無論從人口，科技，文化，收入等皆是有了很大的發展。可是，這個時候，西方的工業革命，把中國狠狠地甩在了身後。但是，閉關鎖國太久，對這個世界沒有了清醒認識，當帝國主義的大炮轟開了清政府的大門的時候，人民才發現原來門外已經是另一番景象了。只可惜，在這之前，所有人都以為門外只是一片荒蕪。

感謝要請，簡單探探自己的看法。

首先帝制時代的朝貢體系，是基於儒家禮制思想的產物。奉行皇族家法的清廷，秉持“敬天法祖”的孝道，一心維繫祖先創下的基業和定製。在這一制度桎梏下，只有強勢、果敢的皇帝才敢於破除制度窠臼。而咸豐皇帝是一位優柔寡斷者，他傾向於守住既有政治社會秩序。在萬馬齊喑的時代背景下，御史和翰林這一帝制時代最具發聲能力的精英群體，將他們的排外主義發展到極致。在他們看來，只有透過重申儒家道德秩序，才能將夷人驅逐出去。遺憾的是，在船堅炮利的物質文明面前，提倡儒家道德秩序猶如螳臂當車般荒唐而又悲壯。

外國在北京設立公使館，意味著西方國際法在東方的擴張和勝利。儘管，美國曆史學者芮瑪麗提出著名的“同治中興”的說法，但在作者看來，同治時期的外交政策本質上是防禦性的，它在帶來良好結果的同時，缺乏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進取精神。

所幸的是，此後數十年，清廷統治者逐漸意識到，條約在使中國為和平付出巨大代價的同時，也是約束外華人的必要手段。清廷開始運用國際法規則，向外國派駐外交公使。郭嵩燾、沈葆楨、薛福成等一批朝臣走出國門，增進了對西方列強的瞭解。至1880年，清廷在大多數西方國家和日本設立了公使館。在開展外交關係時，清廷的外交官開始援引國際法，爭取國家權益。這意味著中國已經被帶入世界民族國家的潮流之中，作為天朝上國的時代行將結束。

清末的外交日益影響內政，與“蠻夷”的屈辱往來，也在潛移默化中改變著社會思潮和時人心態。對歷史程序而言，這種影響更為久遠。羅志田曾在《權勢轉移》一書中指出，近代以來，來華傳教士群體，對倚仗船堅炮利的西方列強代理人在華強取豪奪的行徑漸生不滿。這是以拯救和精神解脫為目標的宗教理念，與以搜刮和現實利益為宗旨的世俗慾望之間的衝突。然而，在此岸和彼岸混沌不分的帝制中國官民眼中，他們並無不同，都是非我族類的化外之人。

從19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在洋務派的主導下，帝制中國的政治精英，緩慢開啟了與國際社會接軌的步伐。然而，從《馬關條約》至庚子賠款，秉持儒家道德理想的“清流”——文人士大夫官僚把持了廟堂與民間的話語權，導致了一段激亢、短暫的極端排外的歷史回潮。

民族國家是啟蒙運動與近代工業革命以來的產物，其政治正當性並非自然生成，而是緣於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對天賦人權的捍衛。誠如作者所言，晚清中國以具有現代主權的民族國家的身份加入國際社會，只是時間早晚問題。然而，民族國家作為具有清晰領土邊界與主權的政治機器，如何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實現主要民族與其他少數邊緣族群的多元共處，是一個眾說紛紜的議題。

帝制中國所特有的包容與多元化族群共處等特點，開始為民族國家的批判者所注意。在書結尾，作者畫龍點睛般地指出，中國因迫不得已而加入國際社會，這意味著天朝上國的觀念和價值體系並非蕩然無存。晚近以來，隨著國家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在國際規則的制定中也有了更多的話語權，這個艱難的過程，中國走了一個半世紀。

大清滅亡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固步自封。

閉關鎖國，以為自己就是天下第一，自己什麼都好，卻不知道世界的形勢已經變了，歐洲發生了工業革命，開闢了新航路 ，紛紛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國或者君主立憲國家，就連我們瞧不上的日本也透過明治維新迅速強大起來，統治者看不到這些，還在為外國使者來中國要不要雙膝下跪糾結呢。以為自己的文化就是最完美的，瞧不上自然科學，每天看著臣民匍匐在自己腳下說著老掉牙的話就很享受了。

但不知中國歷史上每一個繁榮的朝代都是開放包容的，大漢，大唐，大宋，包括大明前期，統治者對於外族的先進文化都是抱著非常友好態度的。其實你敢於接受外來文化才說明你對自己的文化自信，對外界一概排斥，總是宣揚自己多麼無敵恰恰是一種自卑。

就像現在，中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恰恰因為中國堅定不移的奉行改革開放的政策，前一段時間習總書記發表的紀念改革開放的講話高屋建瓴，充分的顯示了黨中央相容幷包的胸懷。

吸取大清的教訓我們知道，封閉發展不了中國，只有走向世界，放眼全球才能得到真正的發展。

大清皇帝不論是前期的還是後期的，都對自己有著蜜汁自信，相信老子天下第一，就是不肯開眼看世界。

古代中國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文明，曾經長期領先於周邊各國，這種文化上制度上對周邊各國的碾壓使得古代的華人在與外華人交往時在心理上有一種巨大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的形成有客觀的歷史因素，畢竟古代中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曾經領先於世界各國。然而到了清朝中晚期，隨著近兩百年的閉關鎖國中國已經逐漸落後於世界發展潮流，甚至在兩次鴉片戰爭中都以慘敗收場，然而當時國內的大部分官僚士紳仍然認為當時的中國在許多方面領先於西方，西方的洋槍火炮只不過是奇淫巧技，中國還是天朝上國。在清朝開始出現洋務派提倡學習西方的時候，清朝政府中竟然還有一大批人反對，這批人被統稱為頑固派。

頑固派是一批對世界發展形勢一無所知的極端腐朽的貴族、官僚，他們因循守舊，愚昧無知，盲目排外，仇視一切外國事物，幻想恢復“閉關鎖國”的局面。前期代表人物是慈禧太后和同治帝的老師、蒙古貴族、大學士倭仁等人，倭仁去世之後便以徐桐、剛毅等信奉理學為代表的大臣為首。義和團運動興起後又有以莊親王載勳、端郡王載漪等宗室貴族參與。這批人的出現是中國幾千年天朝上國思想影響的後果，是在中國已經落後於世界發展潮流被迫學習西方的歷史大勢下出現的一批有違歷史向前發展的人，其結果只能是被後世的史家當做反面教材，被歷史所拋棄、遺忘。

朝貢制度曾是中國曆代王朝處理民族關係和對外關係的主要模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由於中國比周邊國家和民族擁有較高的文明程度，中國和周邊一些國家、民族如北韓、越南、緬甸等國之間逐漸形成了一種朝貢關係。中國是天朝上國，周邊國家和民族則是“藩屬國”或稱朝貢國。並將這種關係延伸到所有與中國進行往來的國家。但是，19世紀70年代，隨著西方列強入侵的加劇，中外之間源遠流長的朝貢關係和以此為主要內容的宗藩體制名存實亡。因為隨著形勢的發展，原有的朝貢制度逐漸失去了其適用物件，適用範圍越來越小，從而使得在事實上，即使清政府不放棄它，它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礎。

清政府在這種對外實力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從自身利益出發仍試圖維持傳統的朝貢制度，不作變通。比如拒絕北韓派使節駐京。當北韓決定向歐美派遣駐外使節時，清廷先是出面阻止，迫使北韓按慣例向禮部呈遞諮文，徵得清廷同意。這些做法將原本鬆弛空洞的宗藩關係具體化，帶有濃厚的主從尊卑色彩，以延續雙方之間的宗藩關係。

清政府為什麼在中外實力發生明顯變化的情況下仍然做著萬國來朝的傳統做法呢！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為了互相支援而建立的特殊政治關係。外藩君主利用與清廷結成宗藩來鞏固其統治地位，而清廷則透過這種關係取得“天朝上國”的名義，以提高它在國內的統治威望和保障邊疆地區的穩定。清政府不干預藩屬國內政外交，也不派軍隊駐軍。這與西方列強在海外推行殖民擴張政策，侵佔別國土地，踐踏別國主權情形根本不同。同時，朝貢關係也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通商關係，即一種優惠的官方貿易。

二、對西方世界不瞭解，自視“天朝上國”。秦統一中國後，“朝貢”等傳統概念逐漸發展成為中原王朝處理對外關係的基礎，並代代傳承。儒家的天下觀形成了一整套對外關係的理論和體系，其核心是以中國為中心，帝王臨御天下，居內以制夷狄。朝貢體系也成為中國曆代王朝所追求的理想國際體系。清政府承襲了明朝舊制，以中國傳統的朝貢方式開展與周邊其它國家地區的關係。但是在外部形勢發生變化時，清政府官員在處理對外事務時，往往由於對西方國家的行為方式缺乏瞭解，再加上清政府只有掌管“朝貢”事務的禮部和理藩院，而沒有專門的外事機構。因而在很多外交事務上處置失當，並由此喪失了很多國家權益。比如，英國使臣覲見中國皇帝要行三跪九叩首之禮，但英國使臣卻按照覲見英王的禮儀，僅僅單膝跪地，而未曾磕頭。由於違反了宗藩傳統禮儀，乾隆對英國使臣馬戛爾尼進行外交談判的要求予以斷然拒絕，還下令英國使團儘快離京回國。

無知者無畏，才會有夜郎自大的想法。滿洲從北方漁獵文明發展，到入主中原，統一了全國建立大清朝。清朝沿襲了三千年的中央集權制度，滿族人看到了農耕文化的先進性，所以進一步漢化，加速民族文化融合，變成了和前朝一樣的中央帝國。中央帝國就是天朝上國，天朝是最先進的文明代表，自然四方來朝八方來賀，自古中央集權的帝國也喜歡收一批小弟的藩屬國來維護帝國的疆域安全。當世界發生了工業革命，世界格局在悄悄改變的時候，清朝上下都還在固步自封，缺少對世界的瞭解，即便號稱最早看世界的林則徐，魏源，號稱熟悉洋務的李鴻章，恭親王，張之洞等人，也僅僅是知道個皮毛，大多數官員幾乎對世界的認知是空白的，所以愚昧無知又怎麼能改變他們天朝的優越感呢？即便鴉片戰爭，庚子國難，大多數官員的想法仍是外國列強屬於番外未教化的低等民族，崇尚武力，文明人武力上打不過野蠻人也正常，而文明正統還在中國，所以，倒驢不倒架，仍以天朝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