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中國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

社會發展的核心和基礎就是農業生產，不種糧是沒飯吃的。商人的交易是不能產生糧食和商品的，對封建王朝沒有提高國力的好處，古代人口少，糧食產量也很低，太多人經商反而影響農業生產。

商人在中國古代歷代就是誤國亡國重要因素之一，商人在中國幾千年來基本上都沒有什麼社會地位原因如下：

二千多年前呂氏春秋《上農》篇開篇就直指重農的意義說：“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徙為地利也，貴其志也。”

它接下來就說了三個理由來支撐這個“志”：“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處而無二慮。”從事農業的人性情樸實，這樣的人容易治理，從而邊境就會很安定，不會有騷亂，統治者的治理就會受到人們的尊崇;從事農業的人性情厚重，厚重就不會營私結黨，國家的法令才會行之有效，國家力量就容易凝聚;從事農業的人資產固定而不願意輕易遷徙，這樣就能死守本地而不會有遷逃的心理，就會對國家忠心，因此能夠穩定社會秩序和鞏固統治階級的統治。

而與從事農業的人相對應的就是“事末”之人，“事末”也就是商人，現在所說的資本家、銀行家，大量經商，也就是現在所說的私有化。

《上農》同樣指出這些人對於統治的危害：“捨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捨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捨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

意思就是說“事末”之人的財產多，容易遷移到別處，一旦國家有難，那麼他們就會想要逃跑，不會對國家盡忠;“事末”之人多講究靈活異常，就會很狡詐，不會遵從國家的法令，鑽統治者的漏洞。

韓非認為工商之民是五蠹( dù )之一，就像蛀蟲那樣有害於社會。

“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yǔ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大意是：那些工商業者，製造粗劣器具，積累奢侈資財。囤積居奇，待機出售，希圖從農民身上牟取暴利。上述這五種人，都是國家的蛀蟲。君主如果不除掉這五種像蛀蟲一樣的人，不廣羅剛直不阿的人，那麼。出現國破家亡，地削名除的朝廷，也不足為怪了。

中國幾千年來都是重農抑商，都知道商人大都投機取巧，奸商狡詐，所以就不會出現單純以經濟研究為主的經濟學家。中國幾千年來都沒有出現經濟學家，是華人愚蠢嗎?是因為華人太聰明瞭，太知道經商會給社會、國家帶來很大的危害，所在商人，在中國幾千年來基本上都沒有什麼社會地位。

但現在商人變成了企業家、銀行家、金融家，其實是對幾千年來中華文明的全面顛覆。

重農抑商是中國古代的基本國策。

因為農業是帝國的經濟基礎，因此如何增加土地，增加農業人口成為統治者首要考慮的問題。

而商人作為不事生產的階層，自然是歷朝統治者不斷打壓的物件。

在統治者看來，商人階層的規模越大，越容易造成農業人口的流失。而且財富的增加，勢必會導致社會動盪，呂不韋就是典型案例。出於維穩的需要，商人階層在古代基本不受待見。

打壓商人實質上是“重農抑商”政策的體現。

中國自從秦國商鞅變法開始實行重農抑商政策，獎勵耕戰，從側面反映出對商人的打壓

第一，農民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傳統農業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階級，承擔這主要的勞役和賦稅，且農民給他們土地就守本分，不會惹是生非。而商人便不一樣了，商人流動性強，不利於政府的管制。

第二，商人擁有著鉅額的財富可能會動搖統治者地位。例如，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寡頭政治（具體內容請自行百度）。

第三，古代君王認為商人已經在經濟方面有著優越的地位，所以要削弱他們的政治和社會地位。例如，漢武帝時期商人被迫加入市籍，一入市籍不得為官。直到唐朝仍舊延續這項制度。

第四，商人的流動也使思想可以快速傳播，中國傳統的“愚民政策”則不希望出現威脅統治的思想出現及傳播。

農業是立國之本，在古代商業和農業爭奪勞動力，不壓制商人就會導致農業生產落後，沒有糧食，再有錢有什麼用呢。

無商不富這是現階段的說法，生產力是不斷髮展的，在古代其實農業是本業，等到生產力一發展，必須調整生產關係，使之與生產力相適應。因為明清時期，生產力已經發展了，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必須調整生產關係，但是明清時期政府固守閉關鎖國，重農抑商，導致落後。其實明清以前，生產力落後農業是立國之本，大力發展農業，勸課農桑，國家還是很強大的！

無商不富，為什麼歷朝歷代會壓制商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封建社會的統治階層不希望出現影響社會安定的因素，繁榮的商業和鉅富的商人在當時的社會發展程度下，都不利於社會的安定。

錢可通權，可亂政。

巨量的財物在某些時候和某些政治事件中發揮不可估量的作用，商人追逐利益的本性會讓他們做出種種或罔顧道義或陰暗鬼祟或禍國殃民的事。

戰國時有大商人呂不韋以秦昭王的孫子異人為“奇貨”，以金錢開道最終把異人推上了秦國王位，最終在秦國封侯拜相。

西漢時發生了“七國之亂”，有商人在其中渾水摸魚，推波助瀾，有商人高額放貸，得了十倍的利息。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著這麼一段話，“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富商豪強的土地兼併會破壞一個王朝的統治根基。

封建社會是小農經濟，歷代王朝皆以小自耕農為稅基，一旦這個稅基被破壞，王朝的統治也就不可避免的被動搖。

《大秦帝國之崛起》中秦惠王曾說“大爭之世，列國伐交頻頻，強則強，弱則亡”這個對應到鉅富豪強與普通百姓的關係也是同樣的道理。

每個朝代到了末期都是螺旋式的發展，鉅富豪強越發壯大，用盡各種手段強佔小自耕農的土地，最終造成王朝稅基受損。

鉅富豪強為什麼這麼專心一致的去搶佔土地呢？這個也是由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社會現狀決定的。

除了土地，巨量的財富無處可去。

也就是說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這些鉅富和豪強手中的大量現金沒有其他的投資渠道，可是還是有源源不斷的金錢流入他們的手中，那麼除了吃喝玩樂蓄養姬妾收租子放債，偶爾再摻和點大事之外，這些錢要保值和傳承，土地是唯一可靠的辦法。

沒有現在科技和法制加持的朝廷無能為力。

這個無能為力主要在兩個方面，首先朝廷沒有辦法對這些累積的財富收稅，現代社會有遺產稅和累進稅，古代沒有這些稅收意識，也沒有技術手段，因此只能放任。

其次，古代是人治，不是法治，當鉅富豪強與小自耕農在土地交易方面發生衝突和糾紛的時候，不管是私了還是對簿公堂，往往都是鉅富和豪強佔據上風，有些時候都不用他們出面，用幾個小流氓就可以讓小自耕農嚥下苦果。

既然鉅商富賈們對國家的益處不大，壞處卻這麼多，甚至還能動搖帝國的統治，那不打壓你打壓誰？重農抑商政策是封建社會這個生產力水平下的優先選擇，只有等到生產力水平發展到了一定程度，錢能流向除了土地的其他領域，抑商的政策才能被廢除。

儒家學說的興起，是各個朝代商業地位下降的根本原因。

在春秋戰國時代，雖然各國征戰頻繁，但都很注重保護商人的利益。因為你必須的張力物資都需要商人來供應。只是秦統一六國後的朝代，開始慢慢的壓制商人。這也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必然結果。

在中國古代，人的職業地位是按士農工商來劃分的，這個有點象印度的種姓制度哈！

士，就是官。荒淫無度的隋煬帝，廢除了隋以前官員的九品中正制，改為開科取士的方式選拔官員，這一下就打開了下層民眾的上升通道，這還了得啊。要知道，在科舉興起前，那真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只能打洞了。你如果當官，你的兒子也是官，孫子也是官，孫子的孫子也是官。那就是真講出身了，好比現在的戶口一樣，可以參考北京戶口考清華北大。

農，就是弄民，如果你是農民，那你的祖祖輩輩子子孫孫也只能做農民了，但你和你們全家都是皇帝和官員的衣食父母。你驕不驕傲，感不感動，做農民的地位還是蠻高的嗎。科舉來了，你業可以讀書，考取功名改善自己和家庭的社會地位。范進中舉就是很好的例子。

商業是地位最低的了，因為中國是農業社會。古代的農業生產水平很低，單位產出和人均產出都很低。政府擔心商人囤積居奇，推高物價，損害農業發展，繼而引發社會動盪，而有損統治階級的利益。而有些朝代，商人的子弟可以讀書，但不的考取功名，也就是說你再有錢，你也沒有上升通道。

另外，商鞅的馭民五術對後世的帝王的影響很大，具體的就是

1，壹民：就是強調儒學，尊君重道。

2，弱民：國家要強大，上層建築要有力量，不能比老百姓弱。

3，疲民：各種徭役，派工，徵兵，不能讓老百姓閒著，閒著就容易鬧事。

4，辱民：要讓百姓懼怕官府。

5，貧民：不能讓你太富有，基本生活能保證就可以了，多的要想辦法剝奪。

而商業是完全反制這幾點的，首先，中國古代正統儒學，都是為皇權來服務的，儒學是很排斥商業和手工業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發展都非常有限，一般都是實在考不取功名的人才會去研究一下，寫幾本不入主流的有現代意義的科學或技術方面的書。

商人會發財，有錢了，人說話都硬氣談何弱民呢；

疲民更不談了，有錢了，可以大把的僱人替自己；

辱民更可笑了，官府雖然厲害，有地位，但看見大戶還是要忌憚三分；

貧民這就可以不用解釋了。

所以，商業雖然在歷朝歷代都被重點盤剝打擊，但哪個朝代也離不開商人。就像奴隸制過渡到封建制，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一樣。商業可以極大的促進技術的發展，因為商人會為了利益不惜代價購買使用新技術。歐洲的大航海時代就是明證，寫到這裡，鄭和說：我想哭。

在農業社會時代，天朝一直都是笑傲世界之巔的，而工業社會我們被化外之邦侮辱了上百年。

好在，今天我們醒了！

首先，田代齊姜的那個田家惹的禍，導致統治者對大商人十分警惕，生怕再上演一回。甚至，在古代大商人私自賑濟災民形同謀反。

再次，商鞅變法那會兒，各國基本都能自給自足，只是多點少點，好點壞點的區別，特別是秦。為重農抑商打好了底子。而後，秦這麼幹還成功了，這麼好一個成功案例怎麼不被好好學習呢。

三者，商獲利大，當權者無不想把這個搖錢樹捆在自己身上。商業這東西全部總是權利捆綁在一起，從國家整體上來說，就發展不好的。

四，習慣成自然。

而歐洲那邊，沒有商業，羅馬公民基本都得餓死。羅馬的原始宗教是契約型宗教，羅馬人又很重視神，所以不怎麼會出現中國封建社會那種，一旦國庫空虛就是一想刮民，二想抄商。

商人的興起，沒有仔細探究過。我想應該是古人以物易物，然後漸漸發展出貨幣。再發展出倒買倒賣賺取貿易差價的商人。

商人在經濟上的貢獻，應該是不可磨滅的，自古有言，無商不富，沒有了商人，也就沒有了流通，在那個各地交流基本靠走。一個人從生到死可能都沒有出過方圓三十里的時代。商人扮演了溝通南北的重要作用，但歷數各朝各代。對於商人。政府對於商人永遠是打壓的，原因呢。？

1，商聖呂不韋

呂不韋堪稱中國史上最成功的商人之一，（咳咳。突然想到特朗普。哈哈，）從一個被政府打壓的小角色，到權傾朝野的大丞相。他給後來的商人們帶來了高山仰止的領頭作用，給了他們一個方向。但同時也給了歷代朝廷一個警惕。

2資本論

恩格斯在資本論中說過一段很現實的話。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家就會大膽起來。

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

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

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死的危險。

3朝堂的看法

這個其實就是最主要的一點，中原朝政一直是以農耕為主。對於商人而已，他們並沒有對於糧食，物品的產出做出直接性的貢獻。所以他們被評價是趴在底層人民身上的吸血鬼。在那個眼界還不夠寬廣的時代，不得不說是一種悲哀和可惜，但幸運的是同樣也是因為歷代的反感與敵視。現在的我們才可以有時間慢慢的放出資本這頭巨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