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的法家當時並不叫法家，而是稱之為道家。

道的概念，就是人類族群發展運動過程中，為首的那個人，那個人就是人類族群的領導核心，就是“人王”，就是“酋長”，就是“神”，就是“王”，就是“帝”。

道家，就是緊跟領袖的那一群人，就是領導身邊的人。

道家的職能核心，就是協助帝王統治人類族群，而當時最好的統治方式，莫過於藉助宗教，所以道家一般是協助帝王進行宗教管理的角色，他們一般是由古代事鬼神的“巫”發展而來。

而僅僅是宗教的形式，並不能維持帝王的統治，所以帝王就要委託道家去尋找世俗管理人才，這樣他們就找到了儒家這個文士階層，他們一般是由古代祭主讚詞的“祝”發展而來。

儒家為了更好管理國家的行政，就又吸收了墨家人物代表的武士階層協助其進行日常秩序的維護。

形象的比喻，帝王相當於醫院院長，道家人物相當於醫生，儒家人物相當於護士，墨家人物相當於護工及保衛。

說到這裡，大家一定疑惑法家如何與道家產生聯絡的？

我們只要理解戰國時期無數諸侯國被滅或衰弱不堪的事實就可以理解了。

一個諸侯國滅國或面臨衰敗，往往就意味著一個諸侯國國君成為平民，或者意味著一群道家人物成為平民，而他們本來可以成為國師或者國相，現在希望完全破滅了，所以他們就淪為了方士。

隨著諸侯國滅國或衰敗的越來越多，方士也越來越多，破落貴族，落難王孫也越來越多，這就意味著失業的人越來越多，最後釀成極大的社會矛盾。

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

現在道家人滿為患，就有一部分不如意的道家人物願意放棄大部分宗教神權給帝王，轉而奪取儒家人士的世俗管理權，這樣，這些特殊的道家人物就變成了“官”，儒家人物被奪權後就成為了“吏”，整個社會就變成了帝王領導下的“官吏模式”，這些特殊的道家人物，就被後世稱之為“法家”。

舉例來說，現在所謂的“法家”先驅商鞅，本身叫衛鞅，或者公孫鞅，是衛國的皇族，本來是有可能成為國君的存在，但現在身份是落難王孫，其見秦孝公的過程，基本是通篇言道的，他見秦孝公第一次講的是“帝道”，秦孝公聽著聽著就睡著了，第二次他講“王道”，秦孝公哈欠連天，第三次他講“霸道”，結果一下得到秦孝公的認同，和他秉燭夜談，談的結果就是任命他為國相。

所以《史記》列傳，當時並沒有法家的說法，是將老子、莊子、申子、韓非子作為道家人物合併列傳。

法家是我們今天的說法。

法家的大理論家是韓非子（南韓落難皇族）。

法家的大實踐家是李斯（疑是蔡國破落貴族）和趙高（趙國落難皇族）。

但由於趙高法家功底太高，秦二世又太年幼，導致秦二世退化為傀儡，趙高地位形成為“偽神”，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種專權模式---法家專權。

由於法家主張對傳統儒教的經書進行焚燬，對傳統儒教的祭祀階層道家人物進行誅殺，以建立帝王的全新專政模式，形成了誅殺同類以免除思想影響的先河，所以被稱之為“暴秦”。

漢承秦制，不可避免有法家人物再次形成法家專權的可能，所以漢初平常道家人物得以再次登上歷史舞臺，漢王朝為了防患於未然，就形成了後宮專權予以制約。

但後宮專權使一代強人漢武帝痛苦不堪，在痛定思痛的思想歷程指引下，漢武帝聯合處於被壓迫地位的儒家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將舊儒教的祭司階層---道家拉下神壇，冊封儒家傑出人物孔子為至聖先師，儒教教主，使儒教的老三變更為儒教的老二，直接接受帝王老大的領導。

儒家就從一直主張最革命的宗教力量成為了帝王最倚重的保皇力量，因為帝王給了他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他們革命的目的已經達到，他也不知不覺從制度改革的呼籲者變成了制度維護的衛道士。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重視法律,而反對儒家的“禮”。他們認為,當時的新興地主階級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幹授予官職,這是很公平的,正確的主張。而維護貴族特權的禮制則是落後的,不公平的。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春秋時期,諸侯勢力漸盛,建立在氏族血緣基礎上的貴族宗法制度開始瓦解,維護宗法社會等級秩序的禮樂也逐漸失去其統攝力量。周王室雖是名義上天下君王,但諸侯各自為政,欲成為當代霸主,於是富國強兵,就成為春秋戰國學術的主旋律。法家是先秦諸子中頗具影響的一個學派,如果說儒、墨在春秋戰國時期是思想學術的"顯學",那麼,法家當時則是在政治上獨步天下。

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禮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統”,其政治學主要闡述君臣關係、官民關係。孔子“君事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政治學的代表性主張。

在現實政治的問題上,儒家要求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雙方都要承擔義務,從理論上說,被統治者有權利反抗不正常承擔義務的統治者。“仁政易行”則提倡分清“不能”與“不為”之間的區別,即“不去做”與“做不到”之間的差異。而其“無恆產,因無恆心”也體現了民本思想。

在國際政治方面,儒家主張“華夷之辨”。華夷之辨在古代促進了中原先進文化的傳播,在近代則成為中國現代化的障礙。

然而當堅持法家思想的秦國完成統一，結束了六國混戰，這是儒家無法做到的，法家在社會實踐中，長期佔據了主流強勢地位。那麼儒家憑什麼取代法家成為長期主導思想呢？答案很現實無情，國家統一安定一完成，生存危機一解決，變法創新就不需要了，飛鳥盡良弓藏，而尊崇皇權成為第一重要的事情。

這時，儒家推崇的嚴格的君臣等級觀念，禮教觀念，繁文縟節讓人無條件服從皇權的理論有用了，於是董仲舒登場，漢武帝獨尊儒術，儒家翻身了，戰勝法家成為朝廷之上的主流思想。

哎，獅群有規則但很簡單，人有別於群獸但也有相通的地方，人生性不喜歡束縛。老子孔子就討論了人生性不喜歡束縛的話題(不展開講了)。秦一統六國，任法而治，10幾年而亡，後人評價秦刻薄，任法而治必將不近人情。芸芸眾生，中華民族屹立於東方几千年不倒，核心人情二字，有人情必與人為善盡起責任而積極向上不屈不撓。法起高效的作用，但不符合人性，一切的進步都要歸於人自身的需求，人生而不同，應各盡所能，各就各位，各盡其責，才能身心愉悅。河水有自淨的功能，而人類社會也有，有壞人就有好人，五彩繽紛才符合人性，任法而治必將摧殘社會的自淨功能，人類生產出現單一化沒有了多樣化，社會的動力降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歷史是人民創造的，當今的中國走向是普通民眾決定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長青不老，政府要為人民服務。

法家的思想不但在戰國煊赫一時，在後世也一直沒斷，毛主席就說過“百代猶行秦法制”，這個秦法制說的就是法家思想。

歷史上成功的帝王如果深挖他的核心，其實都是法家。法家思想的特點就是重權謀和實際利益，不會相信虛幻的承諾和道義，並用恩威來驅使下屬。對我有利的，我就拿來用，對我不利的就大加鞭撻。

比如唐太宗李世民為了當皇帝，可以殺害自己的兄弟逼自己的父親退位。如果唐太宗是一個信奉儒家思想的人，他被儒家道德限制住的話，他是絕對幹不出這些事的。

法家思想更加符合帝王心術，但是這種思想很危險，如果國家公開推行和倡導法家思想，最大的可能就會像秦朝那樣用嚴刑峻法控制百姓，這樣嚴酷的統治很快就會引起民間的反彈，王朝的統治根本難以維繫。

但是儒家這種思想作為控制國家的手段，就要比法家柔軟和有效的多。大家可以想想，如果皇帝和大臣都玩法家，大家互相算計，大家都看中實際利益，皇帝當起來肯定很累。可是如果是大臣們信奉儒家，遵守儒家的規劃，用三綱五常這樣的觀念來約束自己，代代都強調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這樣的思想，等大家都習慣以後，皇帝是不是統治起來會容易的多。

皇帝對外宣傳儒家，就會培養出一大批忠臣孝子，即使皇帝一時做不到英明神武，整個國家也會被儒家的思想推動，大臣和百信各守本分，不會鬧出什麼出格的事來。

還有就是統治成本問題，用儒家思想宣揚教化，老百姓自覺遵循這些儒家的規範，對於皇帝來說是成本最低的，而且大家都使用一套道德規範，皇帝的意思也很容易被民間理解。如果是使用法家學說，用嚴刑峻法統治民間，這個統治成本就要高的多，秦國在統一戰爭的時候實行法家，當時是戰時沒有辦法，而且有軍功收益，大家還可以忍受嚴刑峻法。等到了統治以後，秦始皇沒有及時轉變統治方法，還是按照法家思想用嚴刑峻法統治百姓，結果就是逼反了陳勝吳廣。

總結一下，法家思想適合作為帝王心術，所以不適合大規模推廣，而儒家學說卻是適合大規模推廣能有效維持王朝統治，這個是最符合皇帝利益的，所以後世儒家思想才會被一直大力推崇。

法家適合應對混亂動盪的局面，而儒家適合穩定社會的治理。

在亂世裡，法家對法術勢的運用，如果真正執行起來，則能利用人性調動力量、凝聚力量、提升國家實力。

試想，秦作為一個邊陲落後的小國，然而經過商鞅變法之後，竟然像變魔術一般地迅速崛起，實力一躍而居七國之首，以至於100多年的時間內滅了其他六國。足可見法家的厲害之處。

但是，等到天下一統之後，法家的這一套就不好用了。為什麼呢？

國家大一統，軍功封爵制只能在對外戰爭中使用了，如後來的漢匈之戰，嚴格按軍功封賞爵位。

法家的一些做法嚴重不適應和平穩定的社會需要。我們來看幾個駭人聽聞的法家主張。

荀子的主張：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荀子雖然被劃入儒家，但實際他的思想是法家的套路，法家的韓非子李斯都是出自荀子門下）。放在今天就是：聽聽流行音樂，死罪。穿個時尚衣服，死罪。玩個新奇酷炫的裝備，死罪。天哪！這簡直是豈有此理！

商鞅的主張：商鞅強調國強民弱，不能讓老百姓有錢，不能讓老百姓有餘糧，不能讓老百姓有尊嚴。他還發明瞭流氓管理好人的方法，要求人們互相監督舉報，哪怕是夫妻父子。這簡直就是歷史版的《1984》！老百姓沒錢、沒吃的、尊嚴、互相監督，還讓人咋活！ （商鞅 劇照）

李斯的主張：李斯幫助秦始皇統一是不擇手段的，包括暗殺和賄賂六國的重臣。在秦統一六國之後，這種無原則的政策演變為更加殘酷的舉措。秦二世胡亥登基後，為防止其他兄弟威脅皇位，李斯給二世的建議是：殺。秦國十二公子被砍頭，十個公主被肢解；公子高擔心全家被族，甚至上書請求自己為秦始皇陪葬。

舉例到這裡為止。

其實，法家就是為皇帝服務的，老百姓根本不在法家考慮的範圍裡。為了達到統治者的目的，普通人的權益、生死，都不值得在乎；普通人就是草芥，就是韭菜，隨意踩隨意割。這與今天所謂的法律制度、法制精神完全是兩個概念。如果這樣的嚴酷甚至殘酷的思想在和平年代被貫徹執行的話，那麼想想都令人不寒而慄。

（李斯 劇照）

戰亂過去了，就該儒家登場了。

史書上說，改朝換代之後新朝廷都是先用“黃老之術”，與民休息；隨後的執政都是“陽儒陰法”。在表面的秩序上用儒家，全社會各階層都有自己合適的位置。底層的邏輯則用法家的法術勢控制豪門、勢力集團、地方、軍隊等。

叔孫通幫劉邦制定好了君臣之禮，讓劉邦知道了當皇帝之樂。

到了漢文帝景帝是，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直到經過了七國之亂、施行推恩令之後，漢朝社會總體才全面穩定下來。

但當時還流行遊俠風氣，還有豪門不知法度惹是生非，所以到漢武帝時乾脆獨尊儒術。

其實，儒家的溫和講秩序的特點，就是法家嚴苛的反面。而這正是統治者所需要的，因為人心需要安定、人民生活水平要改善。

總結一下：

法家很能調動人性中的競爭因素，以應對混亂而競爭圖存的社會，因此戰國時是法家的黃金時代。而當天下統一後，人心思安，需要一套能穩定人心形成社會秩序的統治理論，儒家就應運登場成為主角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