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曾為歐美讀者用英語寫過一本《蘇東坡傳》，凡熟悉林語堂的讀者和研究者，都知道這部書與其說是為蘇東坡立傳，毋寧說是作者自身的寫照，是借古人的事蹟，寫自己的胸臆。瞭解這一點很重要，否則就難以理解傳主以及其他人物何以與史家之論頗不一致乃至背離。

宋代是個充斥著朋黨之爭的朝代，蘇東坡、司馬光和王安石之間，儘管在私人關係上並不交惡，但在政見上，是針鋒相對的敵黨。王安石在蘇東坡的仕宦生涯中至關重要，所以寫蘇軾的傳記必然涉及王安石，也必然涉及王安石的變法。

關於王安石的為人，林語堂總的看法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無圓通機智處人治事之術，……是一個不實際的理想主義者。”尤其在理財的能力上，說他是個“急躁自信的財政經濟的鬼才”。評價似乎還比較客觀。而於其“變法”，則全面否定；更為激烈的，是對王安石的專制主義的譴責與抨擊。

林語堂在其《蘇東坡傳》的開端，即嚴正地指責王安石的變法是導致北宋國力耗竭的罪魁：“宋朝國力之削弱，始自實行新法以防‘私人資本之剝削’，藉此以謀‘人民’之利益，而由一個狂妄自信的大臣任其事，對國運為害之烈，再沒有如庸妄之輩大權在握，獨斷獨行時之甚的了。”又說，“王安石變法使社會衰亂，朝綱敗壞”。接著，他駁斥梁啟超等提出的王安石變法的觀念“基本上符合現代的社會主義”的說法，認為王推行的是“國家資本主義”，舉出的“事實是，王安石使國家的壟斷，取私人的壟斷而代之，弄得小生意人失業，農人在無力支付強迫的青苗貸款和利息之下，賣妻兒而逃亡，為他擔保的鄰居，或與之共同逃亡，或把財產典賣。縣鎮監獄有人滿之患，每一縣政府都有查封的抵押品和沒收的財產，法廳也訟案充斥。”而對於這樣的慘狀，王安石還“巧為掩飾，使神宗不明真相。堅稱他的土地政策頗獲農民支援，將一個極權政治渲染成民主政治，那種巧立名目，令人覺得猶如今日一樣”。作者至此，已將筆鋒轉向他那個時代，借議論變法側擊現實了。

極權政治，這是林語堂最不能容忍的專制主義之極端。所以，對於王安石的鉗制御史、排斥異己、安插黨人的行為，也就深惡而痛絕之。他剖析說：“這個新政權若不把御史臺（相當於現代的報章雜誌界）控制住，而以甘心效忠的同黨手下人填滿，這個新政權也是無法發揮效能的。王安石也覺得有控制學者文人的思想觀念之必要。他以前像王莽，往後則像希特勒，因為他一遇到別人反對，則暴跳如雷；現代的精神病學家，大概會把他列為患有妄想狂的人。”而且還引用了當時王安石的反對派對王的評論，如“視民間清流為俗流，視異己者為腐敗”，以及司馬光的話作為佐證：“安石以為賢則賢，以為愚則愚。以為是則是，以為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慝。”（司馬光《上皇帝書》）也因此，對王安石的《三經新義》作出了與前人截然不同的評價，並予以徹底的否定。這是因為此著反映了王安石“自命為經典的唯一解釋人”，在林看來，王“還不足以把鄭康成、馬融、陸德明等鴻儒取而代之”，可是現在他卻以其《三經新義》“使之成為思想的官定標準”。這自當使主張思想自由的林語堂極度反感，因而憤怒地斥責道：“這種行為，既是官權的濫用，又是對學術的汙辱。”因此是“不可饒恕的”。至於這部《新義》，如僅從學術的視角論，則“新思想創見多，而學術根基淺”；林的最後結論是“糟不可言，他死之後就完全為人所遺忘”。

總之，在林語堂的心目中，王安石並不是什麼“偉大的革新家”，而是極權主義的倡導者和推行者，專制主義思想的代表。因此，在論述到王安石與司馬光以及蘇東坡之間的“鬥爭”時，既客觀地指出，他們“雖然政見不同，不能相與，但皆系真誠虔敬潔身自好之士，在金錢與私德上從未受人指責……都志在執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在謀取權力地位，而且王安石對金錢絕不重視”。他們都是“爭理不爭利”。同時又尖刻地認為“王安石的悲劇是在於他自己並不任情放縱，也不腐敗貪汙”，可是卻“要把他主張的國家資本計劃那麼激進、那麼極端的制度付諸實踐”，這就必然“不顧別人的反對”，一意孤行了。而這種假借民意推行的專制新政，在林語堂，是絕對無法忍受的，儘管從史傳而言，這是北宋時代的變法，而非今日。但在林，從來不為史而史，他是以古喻今。所以，與其說林語堂是在抨擊王安石，否定變法與革新，毋寧說是在抨擊極權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否定專制與思想統治。這就是為什麼林語堂筆下的王安石與史家所論不一的根本原因。

明乎此，方能讀懂《蘇東坡傳》的主旨所在；若要真正明白王安石的面目與功過，那是要另找別的史書的。

說王安石是偽君子，其實是仁宗皇帝以及蘇軾和其父親、弟弟“三蘇“的共同認知。林語堂評價王安石：前期像王莽，後期像希特勒，因為他先讓天下大亂，而後又殘暴瘋狂。

王安石從二十一歲考中進士，到四十六歲得勢，期間的二十五年一直謝絕升職，寧願在偏遠的省份當一名小吏。

王安石雖然語言學極糟糕，但畢竟是宋朝一個主要的詩人，所以在當時頗為出名。在他位居太守時，也算治績斐然，卻屢次謝絕朝廷的晉升，而他越是謝絕高位，聲譽就越高。導致朝廷上的官員皆急欲一睹此人的真面目。

但是，凡事做得太過就會顯得假，而且後來也證明王安石並非真的無心於仕途，在他接任三司判官司不久，就企圖試探一下自己的政治基礎。他上萬言書論政，那是一篇結構謹嚴文字老練的政論文章，論到政府的每一方面，財政、官制、教育，無不在內。結果被宋仁宗束之高閣。王安石發現自己的政治基礎還不夠，就繼續拒絕升遷。

仁宗皇帝也確實不喜歡王安石，曾親口對宰相說：王安石為偽君子。原因是一次御宴時，原本客人須在池塘中自己捕魚為食，在用膳之前，把魚餌做成小球狀擺在金盤子裡。王安石沒釣魚，便將金盤子裡的魚餌吃光，仁宗說“人也許誤食一粒魚餌，總不會有人在心不在焉之下把那些魚餌吃完的。”

後來仁宗駕崩，因仁宗無子，由英宗即位，王安石因為曾經奏請免立英宗為帝而一直心中不安，所以雖然英宗也曾恩召，但王安石仍然辭謝不就。

直到英宗之子神宗即位，王安石才因寵得勢。在神宗還為太子之時，王安石與太子司文書事韓維是好友，韓維經常向太子為王安石美言，所以太子對王安石極為器重，即帝位後立即任王安石為江寧知府，同年又晉升為翰林，王安石一改老習慣，欣然上任。

當時的神宗是個二十歲的少年皇帝，躊躇滿志，雄心萬丈，極願國富兵強。王安石於是進行了“越級進言”，把神宗皇帝的遠大理想點燃，煽呼得神宗皇帝決定赴湯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的變法計劃。

王安石變法前前對神宗皇帝打過一劑預防針，大意是：陛下你御臨一個地大民多的國家，竟然沒有賢德才智的大臣輔佐您實行善政，都是受小人阻撓，像堯舜那樣賢明的皇帝，都是識別出了四大奸臣就及時殺掉，才能成就了大業，否則讓小人嫉賢害能，賢良之臣都會棄官而去的。

結果神宗皇帝聽了非常感動，此後每逢賢德的老臣進諫反對王安石的新法，皇帝就想起“四大奸臣”的影子，也覺得欲成大事，犧牲其他所有大臣也無不可，於是在王安石作為參知政事（副宰相）的兩年之中，穩重的老臣紛紛離朝，御史臺遭到清肅排斥，繼任的諫官都是王安石的一群小人。王安石大刀闊斧地在政府各部門清除異己，整個官場烏煙瘴氣。有些深得眾望的大臣對王安石公開反對。但年輕的皇帝反倒不明白究竟是何緣故。王安石想盡辦法使皇帝覺得這場混亂紛爭，是皇帝和膽敢反對皇帝的那批奸邪大臣之間的殊死之戰。

皇帝問：“為什麼會鬧得這麼人仰馬翻？為什麼所有的大臣、御史、全朝的讀書人都群起反對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說：“陛下您是要師法先王之道，為了成功，不得不清除這些反對舊臣。反動的舊臣與陛下之間的奪權之爭，是不可免的。倘若他們獲勝，朝廷大權將落在他們之手，若陛下獲勝，朝廷的大權則仍在您手中，那些自私的大臣全都是存心阻擋陛下行先王之道。”

宋朝承五代殘唐紛爭殺戮的五十年之後，一直沒有強盛起來，而且，西夏、契丹、金、不斷侵略中國北方邊境，幾經交戰後只能簽訂忍垢蒙羞的條款以言和，中國皇帝每年賜予番邦大量金銀綢緞，導致國庫財力外流，政府經費捉襟見肘。

王安石切中了皇帝的心病，號稱能解皇帝之憂，主張用武力恢復國威，所以曾在西北由中國發動戰爭數次，有勝有敗，想繼續作戰就需要籌款。王安石又自命為財務奇才，號稱能憑耍弄納稅徵兵制度便可給國庫籌集款項，但條件是國家財政制度必須改變。他對皇帝進言，說國庫空虛完全是朝臣不知理財之道的結果。

對此司馬光曾反駁說：你所謂的財政，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徵捐稅而已。一國有其固定量的財富，不是在百姓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論你什麼政策，都只是把百姓手中的錢拿來交給政府罷了。

在那個時代，並無工業化的方法提高生產，王安石關心的只是充裕國庫，就只能靠提高稅收“劫民濟國”。

王安石看富商和地主以自由企業的方式獲利，於是就想把利潤搶過來，由政府自己經商，自己獲利。對此，蘇軾的弟弟蘇轍曾上書：若朝廷接收全國貿易，自由企業會立即癱瘓，各地商人無力與官家競爭，而國庫也未必有利可圖，因為政府經營必然會先成立龐大機構以高薪聘用大批官員，並建築美倫美奐的官衙。結果註定不是遵從商業規律的經營，而是視佣金多寡來處理，按私人交情厚薄而分配利潤，照親疏遠近而訂立合同。他力陳由於官僚作風的無能，官方無力壓低物價，只能以高價買入，所以失敗無疑。

果然，新法實施後，皇帝在百姓心目中已經降低為與小民爭利的販夫走卒

變法中，最為人所知的“青功法”，有些近似現代的農民銀行。本心是好的，在春天的時候，貸款給農人購買農具和麥苗；一經收割，官方就去收麥子以供軍需，且有利息可賺。但是這種貸款在執行的過程中就變成了強迫貸款。王安石不容人有異議，他為向神宗表示此種貸款極為成功，深受農民歡迎。所以每逢預備貸出的款項不能如數貸出時，他就暴跳如雷。他開始把辦理貸款成績好的官員提升，把他認為懈怠者處罰。每一個官員無不注意自己的成績，最關心的就是由報表上顯出好成績。主辦貸款的官員若不能將款如數貸出就會因“阻礙變法”的罪行被革職或降職，被王安石稱為“能吏”的官員，便將款項開始在官方壓力之下強行分配。每家必須都得向官家借債，每一期三個月，每個人在一期得交付百分之三十的利息。

蘇東坡評價當時：百姓因拖欠而入獄，受鞭笞之苦。

也正如司馬光預見的那樣：凡無現款以繳納春秋之免役稅者，必強迫而出售食糧、殺其耕牛，伐其樹木方可以綿納此項損稅。

王安石提出要老百姓付稅以代替兵役。結果就連寡婦、家中無子女，或只有獨子，或子女未成年者，尼姑、和尚、道士等方外人士，都得交一種叫 “助役金“的稅。以前徵兵法中，民家只不過輪流服役數年，而在新的免役法中，常常須為免役而年年繳稅，連不須服役之年，亦須照常繳稅。

王安石在免役法中表明“意在解除人民在徵兵法中之苦”，結果保甲法證實了他是言不由衷。用免役的法寶，一隻手從人民身上解除了徵兵的重擔，卻用另一隻手把那個重擔又放回人民身上。

像所有集權制度一樣，王安石的新法是不放人民自由生活的。為鞏固權勢，他專門成立了“特務制度”，並且控制了御史臺（相當於現在的報紙、電視媒體），以控制學者文人的思想。

他自命為經典的唯一解釋人，竄改古籍寫自己的《三經新義》，使之成為思想的官方標準，用以代替所有過去經典的名家註解。並使之成為科舉考試的評價標準。但這本書其實是由他的小兒子和一個政治走狗，在兩年中倉促編成出版，卻將當時天下考生的前途全繫於此，能金榜題名的，都是他王安石的應聲蟲，但凡有反對意見，必然落第。

王安石變法，使國家的壟斷，變成了私人壟斷，弄得生意人失業，農人賣妻兒而逃亡，為他擔保的鄰居，或與之共同逃亡，或把財產典賣。具鎮監獄常常人滿為患。凡有查封、沒收的財產和抵押品都充公。朝廷這樣失政，即使沒有外族侵入，任何朝代也會滅亡。

在實行新法的前幾年，王安石還能把狀況巧為掩飾，使神宗不明真相，堅稱他的土地政策頗獲農民支援，將一個極權政治渲染成民主政治。但在王安石當政數年後，可怕的情況終於在皇帝駕前洩露，當皇帝看到難民圖上半裸的男女吃草啃樹，把瓦磚薪柴去賣了繳稅時，神宗驚得掉下淚來，下令廢止了多項王安石的新法。

王安石是個激進、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者，他變法的初心我們無從可知，但從結果上來說，也的確是禍國央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