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是古代中國對於社會上具有聲望、地位的知識分子和官吏之統稱。官員選拔制度是其形成的制度保證。他們既是國家政治的直接參與者，同時又是社會上層文化、藝術的創造者、傳承者。我認為是士大夫代表既國家的一個階級，也是未來的發展代表。

士大夫是中國古代社會特有的產物。在專制社會的中國，他們以作官為唯一職業，所以更精確地說，士大夫即擔任政府官員的文人，包括現職官員，退休官員，和將來有可能性擔任官員計程車人。

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群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

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著名的“竹林七賢”。他們既有很高的文學、藝術造詣，又有高潔的道德操守，但一方面又狂放不羈，放浪形骸。他們中的許多人情願醉酒而死，也不在腐敗的朝廷中工作。

志行修，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其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清末以來，社會出現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隨著社會觀念的轉變，“士大夫”也漸漸變成了一個歷史名詞。

1.士大夫精神氣質對“士”是一種有益的補充，即如果政治黑暗，那麼因為不願同流合汙而遠離政治，醉心於文學藝術，也是符合“士”的操守的。

但我認為，這種情懷與這種孤獨，就像湘江的風一樣，一直在吹著，一直深入人心，一直安慰著那些如屈原一樣飽受孤獨和屈辱的人。

2.失意的杜甫、孤傲的李白、漂泊的蘇軾，在他們的黑夜裡，一定有這句話作為裝束的火焰，為他們照亮了路。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北宋士大夫張載在說出這句言簡意宏的豪言時，我想天地是不是也為他的胸懷為之震動。

3.可以說，這些言語彷如開天闢地般迸發出來的壯麗宣誓，放眼天地，沒有比這更莊嚴的使命，沒有比這更高的道德，沒有比這更堅卓的擔當，沒有比這更壯闊的理想了。

1、“士為知己者死”這句話已經響徹大地，已經深入到萬千士子之心，並深深影響了中國集體人格的形成。

2、這是一個生命對另一個生命的悲壯承諾。這份承諾將人與人的情感，從地底拉向了天空。這份承諾構築了一片重情重義、肝膽相照、一諾千金、有恩必報的精神空間，值得我們所有人學習。

士大夫團體簡單來說就是文人精英集團。中國古代長期以來是以社會上的精英文化分子執掌國政來管理百姓。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盛世局面都是在士大夫群體的通力合作之下才達成的。這個群體透過學習儒家經典，奉行禮法綱常，得以薪火相傳生生不息。國家之中從察舉制到科舉制，士大夫群體一直是國家的中流砥柱，他代表了文化的發展方向，在全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古代中國，這個群體是社會上最具有智慧的集團，所以他的盛衰決定了國家的未來。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只要士大夫群體能夠發展自然會擠壓那些陰暗小人的生存空間。正所謂親賢臣，遠小人，這個“賢”字就是士大夫群體才能夠獲得的標誌。從文景之治到康乾盛世，都是在士大夫集團培養出的優秀人才的指導操作下才不斷髮展起來的，只要它的內部不發生問題，外部有相對良好的環境和皇帝的信任，那麼國家自然會蒸蒸日上。

在魏晉時期，士大夫群體透過特殊方式掌握了國家的權力，形成的世家大族，為唐代貞觀之治與開元盛世打下了基礎。到清代，這個文人士大夫群體逐漸和地方上的縉紳勢力相結合，從民間自下而上的為國家輸送養分。可以說，中華文化是在士大夫全體的不斷努力下發展起來的，中國歷史上的盛世景象也是士大夫們著力創造出來的。以至於如今的南韓與日本還殘留著古代中國士大夫的風骨與形象，士大夫群體也受到了東亞多國的關注與學習。

（先秦時代，屈原這樣的貴族才配叫士大夫）

在中國的歷史中“士大夫”這個群體的社會地位其實是一直下降的。

《左傳》：“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

也就是這個時期，才真正說得上“士、大夫與天子共天下”，因為在春秋戰國以前，天子從封建角度說，不過是領地最大的貴族而已，而士與大夫和天子一樣，同樣是擁有領地的貴族，只不過士與大夫對周天子具有封建義務。

什麼叫封建義務？

就是周天子要出去砍人，大夫和士都要帶著自己的私兵跟著周天子一塊出去砍人，但是除此之外，周天子不能干涉大夫與士封地的管理。

從商鞅變法實行“20等爵”制度後，士已經連貴族都不是了，已經是平民，最多說得上是高階待遇的平民，封地肯定是不用想了。

而大夫也從周朝的封建貴族下降成為普通貴族，甚至“大夫”成為高階貴族的看門人；以秦“20等爵”制度為例，第五等大夫、第六等官大夫、第七等公大夫、第八等公乘、第九等五大夫，這裡面只有第九等五大夫開始才算是高階貴族。

到了漢朝更不得了，最初到漢武帝時期，“20等爵制度”已經完全成了擺設，別說五大夫，除了最高的徹侯與關內侯，其他爵制完全爛大街的東西，漢武帝時期幾乎是個30歲左右平民就有少上造、大上造的民爵，但是已經沒有任何經濟和政治上的特權呢。

“士/大夫”從爵位來說已經是民爵了，也就是類似於“勞模”、“青年模範”這種不知道能拿來幹嘛的頭銜了。

（魏晉南北朝時期，只有王羲之這樣的“王謝子弟”才配叫士大夫）

從東漢開始，士和大夫並不是連在一塊說的，東漢人喜歡自稱“士人”，而不是“士大夫”。“士人”其實就是指的研習儒學的讀書人，或者說自詡為精英階層的人。絕少有人把士人與大夫連在一塊說的。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士大夫”逐漸成了新名詞，指的不再是自詡精英，而是擁有朝廷官職者或者家族的稱謂。

之所以在南北朝“士大夫”成為官員代名詞，簡單來說就是因為南北朝實行的是類似“世卿世祿”制度，世家大族（注意，是世家不是士家）子弟可以累世顯宦，所以這個時候人們用“士大夫”來形容那些世家大族子弟。

在唐朝中葉以前，士大夫主要是形容世家大族的，寒族/庶族地主子弟可沒資格自稱士大夫；唐太宗李世民曾經氣憤的表示“有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好自矜大，稱為士大夫。”

但是到了中晚唐，隨著世家大族的衰落，科舉進士的崛起，“士大夫”慢慢從世家大族專有名稱變成了庶族進士用來裝點門面的自稱。

大概類似於真貴族與精神貴族。

到了晚唐，士大夫徹底與官員身份繫結，比如韓愈在《送楊少尹序》裡說“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于歸。”就是說計程車大夫成為官員身份的別稱。

說白了，你是官，就是士大夫，不是官就不是士大夫。

（宋代以後，只有考取功名的人和官員才是士大夫）

從宋朝開始，隨著科舉制度成為官員選拔的最主要制度，士大夫從官員別稱變成了有功名者的自稱。

這是什麼意思呢？

宋朝開始，必須要先考取了功名，然後才能自稱自己是士大夫。所以文彥博那句“皇帝與士大夫共天下”，指的不是與地主共天下，而是與有功名者共天下。所以文彥博這句話其實是沒問題的，因為皇帝當然是與朝廷文武百官共同管理著“天下”？有功名者不就是預備官員嗎？

綜上所述，“士大夫”並不是一個穩定的群體，在先秦時期，士大夫是真正的貴族；到了秦漢時期，士/大夫從貴族爵位變成了民爵；在魏晉南北朝一直到唐朝中葉以前，士大夫是世家大族的別稱；從宋朝開始一直到清末，士大夫不是指讀書人，而是指的有功名者。

讀書人和有功名者並不是一個群體，有功名者與官員才是一個群體。

因此，士大夫這個群體，在歷史上，早期指的是貴族，中期指的是世家大族，後期則是指的官員與預備官員群體。

士大夫，其實是古代以做官為目的的文人。一般而言，一個優秀的“士大夫”，比得上戰場上的千軍萬馬。

古代人，常常以士大夫作為升官發財的第一跳板，成為士大夫，就有可能進入仕途官場，成為政治官場的一員，從而光宗耀祖。“科舉制”，是士大夫得以在封建社會流行的根本因素，他們大都出身貧寒，希望依靠自己的才學，一躍龍門。下面，關於題主的問題，士大夫是怎樣的群體，能夠代表一個國家的未來嗎，做一個簡單的解答。

關於士大夫，小雪第一個想到就是“荊軻刺秦王”的故事。依稀記得，曾經“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豪言壯語。

在影視劇中，很多官吏中，暫居著不少計程車大夫。他們常常為主人出謀劃策，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光耀門庭。

歷史上有名計程車大夫，小雪在這裡列舉幾位：

張良、公孫策、諸葛亮等，他們都是在歷史上樹立過自己地位的人，而最開始的時候，都是從士大夫開始做起來的。

因此，有記載就說，士大夫是一群文官，他們精通琴棋書畫和歷史曲藝，常常出口成章，在政治和官場中也是遊刃有餘。

狄仁傑是一位從小天資聰穎的人，我們就姑且認為他是神童吧。

在《神探狄仁傑》中，狄仁傑以一個斷案如神的福爾摩斯身份進入了很多人的視野中，不過，他專攻斷案，只是他精通算術中的一種，他的很多理論和謀略，都被後人所謹記。

狄仁傑一生有被貶的時候，也有成為三代肱骨之臣的時候，他在武則天時期，為當時朝堂中鬥爭反叛勢力和姦佞勢力做了鬥爭，這也是唐朝後來政治清明的一個主要原因。

隨著朝代更迭，士大夫思想後來在民國時期逐漸被人們摒棄，消失在歷史的煙雲中。

綜上，一個士大夫，小到可以影響到一個家庭，大到可以改變歷史，當然，也可以改變一個國家的未來。

我是蕭千戶，我來就這個問題闡述下自己的觀點。

“士大夫”在華人的認知裡，就是古代封建社會那些讀書人出身的官員，或者是以考取功名報效君王為目標的讀書人。“士大夫”是寒族子弟透過才學實現階級跨越的理想彼岸，也是出身貴族或者踏入貴族的身份象徵。它代表的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精英階層，抑或是特權階層，因此它不能夠代表一個國家的未來，最多隻能夠是影響一個國家的未來走向。

“士大夫”階層聚集了當時最有能力和學識的人，佔據了大量的社會資源，尤其是他們可以透過自身的才學能力和社會資源輔佐封建帝王管理國家，從而直接影響國家制定政治決策。所以在西漢的《禮記-曲禮》裡才會有“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這句話，這就充分說明“士大夫”群體是一個特權階層。到了北宋時期，一代名臣文彥博更是與宋神宗直接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意思也就是說，皇帝是靠著“士大夫”來治理國家，應該更過關注士大夫階層的利益，而不是老百姓的利益，就算照顧老百姓的利益，前提也是為了維護特權階層的統治。

“士大夫”階層掌握著統治幅員遼闊的中華大地重要的資訊工具—文字，可以透過更加符合特權級利益的思想闡述與表達來影響普通民眾。士大夫精神是以文載道。它是“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忠烈；它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不為五斗米折腰；它是“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的大無畏；它是“道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決心；它是“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的忠貞；它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胸懷。透過這些精神文化內涵，“士大夫”階層獲得民眾的尊敬與信任，並以此教化與管理老百姓。

千戶君認為，真正能代表一個國家的是廣大的勞動人民，而不是某個精英團體或者是所謂的特權階層，這也是為近代中國的歷史所證明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