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物或現象都不是憑空出現的，東周時期的百家爭鳴也是這樣。西周建立之前就有百家，周代商，甚至商代夏，都是先從思想領域透過爭鳴實現更新，軍事手段只是摧枯拉朽而已。以儒家舉例來說，西周初期的宗法制不僅是對原始社會以來特別是商代以來宗族關係的總結和發展，而且是孔子全部學說的出發點和歸宿。其他的，道家也罷，墨家也罷，法家也罷，都與儒家一樣，起源於原始社會人類的社會實踐，只不過孔子、老子、墨子等在春秋戰國時期是各自學說的集大成者而已。

春秋戰國之前存在百家，只不過沒什麼影響力。百家的學問皆出自官學，學校是貴族辦的官學，貴族才有資格做學問，學術為貴族所專有。貴族中身居官職的，各有特別的經驗，所以能各成一家之學。東周後，封建體制解休，一些任職的貴族失去官位，流落民間，於是官學變成私學。時勢艱難，一些有才能的人想有所建樹，於是學術興起，一個有名的大師往往聚集上千學生。這就產生了諸子百家。

這個問題其實有點像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所謂百家爭鳴，最開始出自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文中寫了儒、墨、道、法、名和陰陽六家。後來劉向又蒐集整理了諸子的著作，補全了部分散佚著作。後世才開始稱諸子百家。所以，在春秋戰國時，沒有諸子百家的說法，到了漢代才開始有這種分類。

說社會大動盪和諸子百家思想之間的互相影響，就像說思想能不能左右社會的發展趨勢。一般來說，思想沒有那麼大的力量，社會的大變革無疑都是爭奪社會資源的分配權。從邏輯上說，先有大動盪，才有企圖解決大動盪的思想。

思想只不過提供各種資源分配的思路，而掌握社會資源分配權力的人聽不聽這種建議，不在於思想的正確性和前瞻性，而在於對於權力持有者是否有利。有些思想看起來美好且公平，但對皇帝不友善，皇帝不會採納。有些思想看起來愚蠢無比，但對皇帝十分有利，那最終一定會推廣。當然，也存在這樣一種情形：在某些特殊情況下，老百姓和皇帝的利益一致，那麼協調雙方關係的學說就會成為普遍的價值觀。

綜上所述，百家爭鳴不會導致大動盪，大動盪催生了思想的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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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子百家，諸子就是孔孟、老莊、墨子等人，諸子之子是當時的尊稱，相對於後來的先生。百家泛指各家，如兵家、儒家、道家，墨家，縱橫家等各家流派。在春秋戰國時期，寬鬆的環境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思想相對開放，各種人物層出不窮。總的形成了生動活潑的氛圍。

到了秦漢時期尤其是以漢代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是儒家思想一統天下了。甚至春秋三傳也最後成了最推崇的春秋左氏傳，以至於後漢三國時期一說某某人總是說他喜讀左傳，如“少好學……受《左氏春秋》，博覽群書。”

春秋戰國之前存在諸子百家，任何學術思想都不是突然出現的，同樣任何文明都不是突然出現的。突然出現只有一種可能，就是外來的學術或者文明，只是在適當的環境適當的土壤重新蓬勃發展了。另外就是在戰國之前，有的學術影響大，有的影響小，有的已經形成社團，有的只是雛形。

春秋戰國時期，戰爭常常發生，“春秋不義戰"，弱國常處於朝不保夕的惶恐之中，這些給了諸子百家機會，可以說到了張揚個性的時候了，遊走於諸侯之間，出賣著自己的學說，為國家的穩定和自己學術的實踐及壯大努力著。自然在百家遊走於諸侯之間時，各諸侯也在對比選擇，到底哪一家才適合自己保持不敗之地。於是就出現了百家爭鳴，你不鳴誰知道你是有多大能耐，相互論道。

所以大動盪年代引起了百家爭鳴，同時百家爭鳴促進了動盪的程度。二者相互作用，互相配合，缺一不可成其事。

諸子是一種尊敬的稱呼，是指孔子、老子、莊子、荀子、孟子、墨子、鬼谷子等創立各種學術思想的代表人物的統稱。

百家是指諸子們創立的各種思想學派，主要有法家、道家、儒家、墨家、陰陽家、縱橫家等不同思想學派。

而創立多種思想學派的孔子、老子、莊子、荀子、孟子、墨子、鬼谷子等人都是生活在春秋戰國時期的，也就是在公元前770年起到秦始皇統一中國的公元前221年為止。

周朝分西周和東周，西周是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771年為止。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從鎬京（西安）遷都到洛邑（洛陽）後，東周開始，東周又分為春秋和戰國時期，諸子們既然都是生活在春秋戰國時期，也就是春秋戰國之前的西周時期是沒有百家學派的。

周平王遷都之後，周王室日漸衰弱，無力領導諸侯國，逐漸淪為名義上的諸侯共主，而沒有實際的權力，而各個諸候國由於各自的利益，彼此爭霸，天下的局勢開始出現混亂。

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是春秋時期，周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講究禮儀制度的時代，有一系列的禮儀制度來規範天子、諸候、士大夫及平民的各種行為和思想規範，至春秋時期，天下開始混亂，彼此爭戰，一些諸侯國由於治理的好，開始強大起來，另一些諸侯國由於治理的不好 ，開始衰弱起來，於是春秋霸主開始出現，代替周天子行使權利，共同尊奉天子，攘除夷狄。

在爭霸過程中，有一些治理好的諸侯國就強大起來了，春秋時期陸續出現五位霸主：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於是帶動一批諸侯國開始想變得強大起來，如何強大，引發了社會上各種各樣計程車人才子的思考，由於西周時期中國是貴族政治，到了春秋時期，政治開始普及，平民及下級士大夫開始參政議政，於是出現了很多關於治國、富國、強兵的思想萌芽，出現了老子的道家學說，出現了孔子的儒家學說。

到戰國時期，諸侯國之間的戰爭演變為兼併戰爭，變成你死我活的滅國戰，戰國時期，僅剩下七個較大的諸侯國，七個諸侯國徵此爭戰、攻伐，天下更加大亂，而在這個過程中，每個諸侯國都想自已變得強大起來，於是開始尋求各種治國、富國、強兵之策，為了迎合諸侯們的理想，同時也是為了印證自已學派的理想，各種思想學派如雨後春筍一般大量冒出來，各個諸侯國相繼選擇了一些學派作為自已國家強盛的捷徑。

如魏國的李悝變法，楚國的吳起變法，秦國的商鞅變法，南韓的申不害變法，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等，都是各個諸侯國為了自身強盛而採用的諸子百家的思想作為變法的根本，目的都是為了治國、富家、強兵。

正因為社會的動亂，才帶來思想的大變革，也給百家爭鳴提供了發展的土壤，統治階層為了達到國家強盛的目的，需要這些思想學派，而普通士大夫，民眾為了解除社會疾苦，改善民眾生存環境，及為了自身的理想實現，而不斷的思考如何治國、富國、強兵的方法，不斷的提出自已的見解和學派，開成了諸子百家爭鳴。如果社會安定繁榮，那麼也就不會存在百家爭鳴各種思想學派大行其道了。

當然是大動盪引發了百家爭鳴，而不是百家爭鳴破壞了國家穩定，造成大動盪。當時周德衰微，無力有效控制全域性。天下諸侯為維護和發展自身利益，爭戰不休。雖然禮崩樂壞，並非崩潰得一塌糊塗。天下諸侯，各方士子仍然保留著一定程度的紳士風度。在各處具有騎士精神的權勢人物的主導下，盜賊土匪也不敢猖獗，這就營造了一片民主寬鬆，又有生活保障的社會氛圍。天下志士仁人才能夠各抒胸臆不受朝廷專制打壓。沒有土匪盜賊無生命之虞才能談玄論道。春秋戰國的社會環境是，社會中層無拘無束又保持優雅風度，社會上層周室朝廷只能裝模作樣維持局面，社會下層被中層領導著。比五胡亂華時期社會局面好得多，那時沒有穩定的諸侯國，朝廷一旦失勢，天下一盤散沙，誰有蠻力誰得勢，蠻夷土匪盜賊橫行無忌，殺人如麻，草菅人命。漢人成了兩腳羊的食物。生在這種朝不保夕的亂世中，誰還有心思坐在那裡談玄論道？只有在春秋戰國有諸侯的相對穩定的亂世，才能孕育出百家爭嗚的局面。中華民族產生出對後世有深遠影響的思想家老子和孔子，還有墨子。圍繞三大主流學派展開了文人學士的激烈論戰。真理愈辯愈明，道家與儒家成了後世封建社會的主導思想。

秦朝統一之後，又開始禁錮思想，焚書坑儒，文人學士噤若寒蟬，戰國的思想學說成果透過有限的典籍得以流傳後世，有望與現代科學接軌，創造神級文明。

春秋戰國時期，戰亂不止，生靈塗炭，在這亂世中，一群被稱為“士”的特殊階層登上了舞臺，他們往往學富五車，見識獨到，眼光超群，積極尋找一明君來抒發自己的政治主張，歷經春秋、戰國，各種學說紛紛興起，雖言“諸子百家”，但有記載的卻有上千家，彼此相互詰難，卻又取長補短。盛況空前的學術局面不僅在當時推動了文化的繁榮，也為後世提供相當大的經驗借鑑。想必一些讀者朋友可能會問：“是否在春秋戰國之前就有百家學說呢？是該時期的大動盪推動了百家爭鳴？還是因為諸子百家相互詰難才有了這場動盪？”且看筆者一一道來：

在東周之前，並沒有“百家爭鳴”這樣盛大的局面，諸子百家也是始於春秋而亡於漢，為何？

一、學在民間，方得百家

西周以前，“學”在官府，只有貴族才能學習、做官。到了東周，貴族對學習的壟斷局面被打破，“學”逐步走向民間，“私學”的產生，便是順應了時代的變遷。百家的興起，始於知識分子的增多，而何以增多這些有學識、會認字的人呢？便是東周時期“學在民間”的學術氛圍，這也就是為什麼西周之前無一家之言，到了東周卻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了。

二、諸子之言，終成九流

諸子百家，得《漢書·藝文志》記載的共有一百八十九家，其後的《隋書·經籍志》《四庫全書總目》則記載了上千家學說，但流傳較廣、影響較大、較為著名的不過儒、法、道、墨、兵、縱橫、陰陽、農、雜、名、小說、方技十二家而已，最終剔除了名、小說、方技三家，剩下的則被稱為“九流”。但十二家學說可謂是碩果累累，涉獵外交、軍事、為人、經濟、醫藥等，範圍之廣，著作之多令人瞠目結舌。但伴隨著秦一統天下，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場聲勢浩大的學術爭鋒，終於落下了帷幕。

那麼到底是東周社會的大動盪引發了百家立著？還是百家爭鳴挑起事端呢？

一、五因使百家興起，動盪為諸子立足

哪五因可使百家興起呢？文化為因一：“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東周時學習已經不只是貴族的特權了，“學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學勃興”導致文化下移。老百姓們也有機會認字讀書，知識分子多了，為百家爭鳴提供了更廣泛的階級基礎；政治為因二：因為文化下移，讀書人多了，有知識有文化的人也就多了，也因此有了自己獨特的見解。而諸侯林立，為一家獨大，各國國君積極任用人才，求賢若渴，這樣的氛圍為不是貴族的“士”提供了入朝為官的機會，更有益於傳播學說，百家之言得以興起；學風尚佳為因三：為何獨儒學能得漢武帝青睞，更是流傳千年之久，便是因為有人能夠“汲他人之長補自家之短”，其實不只儒學，其他百家在發展時也並不是“一味不變”。

那時百家相互攻訐卻又懂得取長補短，最後匯聚一起形成的“九流”，正是其精華所在；學術自由是其四因，那時遊說之士奔走列國，進言獻策，若得國君重用，可搏一搏“士為知己者死”的美名，若被棄之不用，也不會有所留戀，而是投奔其他國家，“用我則留，不用我則去”，在這片廣袤的大地上因地制宜著書立說，闡述哲理，充實本家之言。第五因便是快速發展的經濟、科技，人民不再輕信鬼神，而是發展實學。由此可見，正是春秋戰國的大動盪、大分裂，才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

二、爭鳴只為天下統一，唯獨縱橫攪動了亂世

儒家崇尚“仁”，墨家主張“兼愛”、“非攻”，法家獻大法律條穩定社會，百家爭鳴也只為天下統一。然而縱橫家卻是例外，每一個知名的縱橫家，無一不是攪動天下的“好手”。昔日公孫衍聚五國之兵，合縱攻秦；張儀以“連橫”之策拆散合縱聯盟，各國“從散約敗，割地賂秦”；蘇秦掛六國相印，合縱聯軍陳兵函谷，使秦十五年不敢出關，世人言：“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甚至有人猜測，春秋戰國的亂世之爭，只是鬼谷子獨自一人佈下的棋局，縱橫家操控諸侯國君，為黑白雙子而已。

在西周之前，學習是貴族的特權，所以春秋戰國之前，並無“百花齊放”的諸子百家。然而進入東周後，周天子衰微，諸侯興起，在這亂世之爭中，或以法治國、或施仁政、或以陰陽五行解釋興衰，但正是這片亂世，才是諸子百家的“溫床”，諸子著書立說，匯成“九流”，再反哺之，為天下再次統一貢獻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