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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南北拾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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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水墨鄂州
與“朝貢貿易”如出一轍,明朝政府對於女真人所採取的“馬市貿易”也是出於建國初期所制定的“藉女真而制北虜”策略下的一個分支,無非都是想以一種羈縻政策去牽制住女真各部落氏族勢力的發展,加速女真部落內部力量的分化,以達到日後對大明王朝造成不了威脅的地步。雖然女真人在馬市貿易的過程中也可獲得明朝政府給予的豐厚賞賜,但與朝貢貿易性質不同的是,明朝政府在馬市貿易中始終是站立在一個“渴望貿易”的角度上給女真人施以恩惠,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則是因為大明王朝在歷經建文初期所爆發的“靖難之役”後造成馬匹稀缺的現象。
公元1399年明朝地圖
據《明太宗實錄》記載:明朝歷經靖難之役後,太僕寺畜馬場所擁有的馬匹數量僅為23700餘匹,而當時明王朝對於馬匹的需求量曾一度達到了四十餘萬匹。因此,在這樣一個供求關係極不對稱的背景之下,明朝政府急需向女真氏族及其周邊部落開設馬市貿易,以補充軍馬所需,與此同時,順便以這種施惠於人的形式掩蓋住女真氏族崛起的“火苗”,達到兩全其美的目標。但事實證明,明朝的馬市貿易並未鎮壓住女真氏族崛起的雄心,反而從某種程度上激化了女真人與大明王朝之間的矛盾。公元十六世紀後期,以努爾哈赤為首的建州女真勢力迅速走向崛起,最終在其後人的領導下一舉切斷了大明王朝的命脈。那麼,在這個過程中,馬市貿易為何由一個羈縻政策演變成了女真人與明王朝之間產生矛盾的催化劑?關於這個問題,筆者就著該篇文章來給大家做一個粗線條的描述。
參考圖1
本文的研究內容:
明朝初期,馬市貿易的交易雙方完全來自於明朝政府和女真人,由明朝政府負責開市的相關事宜,而女真人只需將所需要出售的馬匹、人參、貂皮等物品拿到開市點來等待明朝政府的收購。然而,隨著歷史程序的推移以及社會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在馬市貿易過程中漸漸地出現了明朝商人或者百姓與女真人互市的行為,久而久之,這種由政府舉辦的貿易場所漸漸地演變成了私人之間的貿易市場。另一方面,礙於難以阻擋該種局面的發展,明朝政府就索性放任女真人與明朝商人之間的私人貿易,但有一點,交易雙方需給明朝政府繳納一定比例的稅。如此一來,有了明朝政府的准許,馬市貿易愈加激烈,其貿易量幾乎呈爆發式增長。
貿易場景
據《明代遼東檔案彙編》記載:萬曆十一年七月至萬曆十二年三月的八個月之間,明朝政府在開原一帶開展的馬市貿易中,光與海西女真交易的人參數量就達到了三千餘斤,獸皮更是驚人地達到了七千餘張,其餘零碎物品更是不盡其數。從這些資料也可看出,當時女真人的採集產業和狩獵產業已經達到了超越自給自足的程度,一度成為了中原地區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一部分。因此,在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簇擁下,中原地區的商人和女真氏族內部的社會經濟發展都在循序漸進地共同進步。
在如此一個經濟發展縱橫交錯的形勢之下,明朝政府舉辦的馬市貿易從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女真內部經濟的發展,但這一局面相較於讓女真氏族步入農耕經濟是明朝統治者們更樂意看到的。這種以非農耕產業為基礎的經濟發展,足以推動女真人內部社會原有的採集產業和狩獵產業步入一個新高度,達到讓女真人停留在原有的經濟模式的最終目的,間接地致使女真氏族延緩或者止步在原始經濟向先進的農耕經濟的過渡。另一方面,明朝的這一舉措也變相地加劇了女真氏族內部之間的貧富差距,煽動了女真氏族原有社會制度的解體和分化,杜絕了女真勢力崛起的苗頭。因此,可以這麼說,明朝政府所實施的這一舉措相較於朝貢貿易來說更加成為了分化女真氏族勢力的有力武器。
狩獵的女真人
與此同時,明朝政府在開設漢族商人與女真氏族馬市貿易的過程中又積下了許許多多的隱患,這為後來加劇大明帝國與女真人之間的矛盾成為了最主要的原因。據史料《建州聞見錄》和《金遼志》的記載:
例於日晡時開市,買賣未畢,遽即驅逐,胡人所齎,幾盡遺失;邊關方面:邀功於撲誘,欺愚於馬市,構怨召禍,弗可禁諸。
如此一來,可想而知,當時女真人在馬市貿易過程中對中原地區的商賈和權貴的憎恨程度,而這一切當明朝政府又未以一種恰當的方式去解決的時候,隨著時間的推移,女真人便將這一仇恨的積累自然而然地轉移到了明朝政府的頭上,最終明朝政府不得不為這一後果付出相應的代價。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馬市貿易在被明朝政府當做獲取馬匹資源和阻礙女真人步入農耕經濟的武器的時候,最終演變成為了加劇雙方矛盾的催化劑。
努爾哈赤雕像
結語:
時過境遷,當我們再去以一種旁觀者的角度去看待女真人崛起的歷史的時候,不難發現,從某種程度上明朝政府的一系列行為成為了促進女真人崛起的“崔魁禍首”,通俗點講,女真人在崛起的過程中略帶一點被逼無奈的韻味。而馬市貿易在漢族商賈和權貴的把持下,成為了引發矛盾的終端,加劇了女真人和明帝國之間隔閡,最終伴隨著一系列外部因素的相互碰撞和摩擦下,釀成了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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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改變世界的智慧我有
明朝的馬市貿易,起到了養虎為患的作用.明代中國有兩個優質產馬區,一個是西北甘肅北部和內蒙地區,另一個是緊靠東北的呼倫貝爾大草原.明朝在遼東開設馬市貿易,目的是讓女真人因為爭奪養馬地而與北元發生衝突,明朝的目的達到了.但是也讓善於靠雙腿在森林圍獵的女真人適應了馬背.更刺激了部落首領的野心和貪慾.明初的女真人過著原始的漁獵生活.貨物交易行式大多為以物易物.部落首領主要是漁獵組織者和獵物分配者.由於女真人不善於農耕,受制於大自然,女真人口增長有限.明朝在遼東開設馬市貿易後,東北的人參、貂皮、馬匹等等可以與明朝換銀兩,銀兩可以買糧食,糧食可以增加人囗.為了採集更多人參,狩獵更多貂皮,飼養更多馬匹,聰明的部落首領都知道必須增加人囗.人手多了,野產收穫增加,才有更多的富裕裝入自己的私囊.明朝為了控制馬市價格,停市、休市、稅收、限制交易是常用的手段,而這些手段成了部落頭領呼籲部眾對明不滿的口實.與此同時,各部落為了自己利益相互防備、爭搶地盤、搶奪果實成了常態,像商鞅變法改變秦國的生態圈一樣,明朝的馬市貿易對女真人的生態環境影響巨大,動亂成為女真人常態,彪悍成為女真人的追求.努爾哈赤之所以被稱為英雄,是因為他用一個對外復仇的理由結束了女真的內亂,統一了女真.但同時他也把統一後的女真變成了一隻體型巨大、飢腸轆轆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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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悅天使
萬曆晚期,努爾哈赤統一了女真各部。在這個過程中,明帝國並沒有進行干涉。其原因在於努爾哈赤對帝國表現得十分恭順,萬曆也希望他能夠約束其他部落,且不要對明朝邊境實行騷擾。但當連年的雪災、荒災沉重地打擊這個可憐的部落,以及明廷加大對女真各部經濟封鎖的時候,情勢已經不再那麼美妙。在飢餓和絕望面前,努爾哈赤開始鋌而走險。這種鋌而走險無疑是成功的,在幾十年後他因這絕望而建立了一個新的帝國。
本來女真就是想換點糧食、布匹,明朝當權者糊塗,非要治人家死地,人家只好和你玩命了,結果就是明朝完蛋了。阮景東的《大明權力場》有更詳細的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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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開灰機的舒克舒克
馬市不是邊貿問題,而是對邊地民族所採取的一項十分重要的安撫政策的具體表現形式。
明代馬市貿易是中央朝廷針對少數民族,尤其是北方草原民族開展的一項穩定邊防、溝通經濟的一項有效政策。從漢代時期與匈奴交往就有這個傳統,唐﹑宋﹑元等朝皆有開展。
一方面,北方草原部落以遊牧為主,相對中原王朝,馬匹充足優良,但缺乏日常生活用品如糧食、布帛等;而對於中原王朝來說,北方少數民族由於生產力低下,經常會野蠻入侵邊地,只為劫掠人口和物質,也給漫長的邊區防線的穩定、人民的生活和國防安全帶來沉重的負擔。
因此,開展穩定的馬市貿易可以有效地減弱與少數民族政權的對立和敵對,改善兩邊人民的生活水平,帶給雙方和平穩定的良好環境。
但是,初衷是美好的,現實是殘酷的。在中原王朝穩定強大的時期,依託邊境的戰力強盛的軍隊,可以讓賊子們收起蠢蠢欲動的野心,安心於馬市貿易等正常的經濟文化交流;一旦中原王朝衰弱,或是邊境的軍隊戰鬥力減弱,時不時就會激起狼子野心的北方統治者侵略的慾望。
以女真為例,馬市貿易不僅讓他們學習到中原先進文化,更便利了他們與中原王朝的交流,發展了當地的經濟和農業生產,尤其是農具、食鹽、鐵器等的引入使當地農業耕作和軍隊武器、戰鬥力等得到了巨大提升。
女真在明朝初期分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東海女真三大部,我們熟知的努爾哈赤、皇太極、多爾袞就是屬於建州女真。他們原本以狩獵、畜牧和採集等傳統經濟為主。
明朝開撫順馬市後,每次開市都生意興隆,非常熱鬧,女真以自己的人參、貂皮、松子、木耳、馬匹等土特產,換回糧食、布、鹽、鐵器等生產、生活資料。
後來又在遼東設立遼東馬市,透過經濟交流,互通有無,互利互惠,特別是耕牛和鐵製農器的大批輸入,女真人不僅獲得了生活的必需品,也使農業水平迅速得以發展。
儘管明朝開設遼東馬市是加強邊防、鞏固統治的需要,但客觀上卻為女真經濟繁榮搭設了橋樑。
萬曆十七年,明廷授予努爾哈赤都督僉事,尋升左都督, 後加授龍虎將軍。與明朝包括李成梁等不斷的打交道,以及對明朝中原王朝繁榮富庶的眼界開闊下,使努爾哈赤對另一個世界有了更多的認識。
與之前一味臣服或選擇同明朝直接對抗的諸多女真領袖不同,努爾哈赤起初仍然依靠明廷所授予的官職來發展自己的實力,表面稱臣,暗中稱雄,很好地利用時局,逐漸在大體上統一女真、降服臨近蒙古諸部。萬曆年間,清太祖努爾哈赤起兵並攻陷撫順、遼陽等地後,遼東各地馬市基本結束。
但是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張家口為基地往返關內外,從事販貿活動,為滿族政權輸送物資,甚至傳遞文書情報。山西商人在關內外的貿易活動,對後金政權在物資上給予了極大的支援。清在佔領全國過程中及歷朝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中,大都得到過山西商人的財力資助。清政府也給予了這些商人獨佔其利的經商特權,使他們大獲其利。
清廷命名為“皇商”的山西商人,還有一部分是直隸(河北)等地的漢族商賈。他們為清軍的軍事行動保證了後勤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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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初期,馬市貿易的交易雙方完全來自於明朝政府和女真人,由明朝政府負責開市的相關事宜,而女真人只需將所需要出售的馬匹、人參、貂皮等物品拿到開市點來等待明朝政府的收購。然而,隨著歷史程序的推移以及社會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在馬市貿易過程中漸漸地出現了明朝商人或者百姓與女真人互市的行為,久而久之,這種由政府舉辦的貿易場所漸漸地演變成了私人之間的貿易市場。另一方面,礙於難以阻擋該種局面的發展,明朝政府就索性放任女真人與明朝商人之間的私人貿易,但有一點,交易雙方需給明朝政府繳納一定比例的稅。如此一來,有了明朝政府的准許,馬市貿易愈加激烈,其貿易量幾乎呈爆發式增長。當時女真人的採集產業和狩獵產業已經達到了超越自給自足的程度,一度成為了中原地區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一部分。因此,在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簇擁下,中原地區的商人和女真氏族內部的社會經濟發展都在循序漸進地共同進步。
在如此一個經濟發展縱橫交錯的形勢之下,明朝政府舉辦的馬市貿易從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女真內部經濟的發展,但這一局面相較於讓女真氏族步入農耕經濟是明朝統治者們更樂意看到的。這種以非農耕產業為基礎的經濟發展,足以推動女真人內部社會原有的採集產業和狩獵產業步入一個新高度,達到讓女真人停留在原有的經濟模式的最終目的,間接地致使女真氏族延緩或者止步在原始經濟向先進的農耕經濟的過渡。另一方面,明朝的這一舉措也變相地加劇了女真氏族內部之間的貧富差距,煽動了女真氏族原有社會制度的解體和分化,杜絕了女真勢力崛起的苗頭。因此,可以這麼說,明朝政府所實施的這一舉措相較於朝貢貿易來說更加成為了分化女真氏族勢力的有力武器。
與此同時,明朝政府在開設漢族商人與女真氏族馬市貿易的過程中又積下了許許多多的隱患,這為後來加劇大明帝國與女真人之間的矛盾成為了最主要的原因。據史料《建州聞見錄》和《金遼志》的記載:
例於日晡時開市,買賣未畢,遽即驅逐,胡人所齎,幾盡遺失;邊關方面:邀功於撲誘,欺愚於馬市,構怨召禍,弗可禁諸。
如此一來,可想而知,當時女真人在馬市貿易過程中對中原地區的商賈和權貴的憎恨程度,而這一切當明朝政府又未以一種恰當的方式去解決的時候,隨著時間的推移,女真人便將這一仇恨的積累自然而然地轉移到了明朝政府的頭上,最終明朝政府不得不為這一後果付出相應的代價。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馬市貿易在被明朝政府當做獲取馬匹資源和阻礙女真人步入農耕經濟的武器的時候,最終演變成為了加劇雙方矛盾的催化劑。
某種程度上明朝政府的一系列行為成為了促進女真人崛起的“罪魁禍首”,或者說女真人在崛起的過程中略帶一點被逼無奈的韻味。而馬市貿易在漢族商賈和權貴的把持下,成為了引發矛盾的終端,加劇了女真人和明帝國之間隔閡,最終伴隨著一系列外部因素的相互碰撞和摩擦下,釀成了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