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偉大的精神和他輝煌的作品是中華文化的瑰寶，也是世界文化的瑰寶。其騷體作品，獨步肇開，享譽中外，流芳萬代。其人其詩，璀璨千古，光爭日月。自漢迄今，騷人詞客或贊或嘆，或歌或泣，吟詠屈原的詩詞旨意醇厚，五彩紛呈，名篇迭出，膾炙人口，成為中國文學史中的一朵奇葩，也成為中國詩歌史上的一種獨特文化。
輯注歷代吟詠屈原的詩詞，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我們在輯注《屈原頌——歷代詠頌屈原詩歌選注》[1]過程中，曾蒐集整理相關詩詞400餘首，發現這些詩詞既具有獨特的區城性，又具有獨特的文學藝術性，而且具有獨特的思想性和傳承性。
一、中國南方是滋生吟詠屈原詩詞的主要區域
綜觀古今，歷代吟詠屈原的詩詞在中國南方較多，有其獨特的區城性。
（一）詩詞作者大多集中在南方
其根源可能有兩個方面：一是與屈原世居南方有關。屈原本為南方楚華人，所以南方詩詞作者對其更為熟知；二是與南方風俗相關。以長江為主幹的南方多湖泊江河，以紀念屈原為主的端午節龍舟競渡、懸艾掛蒲等習俗，則多源於南方，由這些活動而衍生吟詠屈原的詩詞則盛矣，也為吟詠屈原的詩詞創作提供了大量素材。異地的作者大多或徙居南方，或曾遊歷南方，或從其它渠道獲知屈原其人或閱讀屈原作品後而作之。從作者的身份上看，有平民百姓，有達官政要，自古皆然。
（二）屈原行蹤區域主要在南方
屈原人生經歷中，按傳統說法，他生於湖北秭歸，出仕於湖北荊州（郢郢都），流放於湖南漵浦及漢水以北（即湖北鄖襄一帶），沉逝於湖南汨羅。自古至今，屈原在其行蹤區域聲名廣佈，影響甚大，深受人們愛戴，這些區域吟詠屈原的詩詞則不斷湧現。因此，歷代吟詠屈原的詩詞中，涉及上述地域名稱者眾多，直接以秭歸（或歸州）、汨羅等地名作吟詠屈原詩題者亦多。
（三）吟詠屈原詩詞的傳播載體大多集中在南方
除了前述南方獨特的地理環境及紀念屈原風俗之外，涉及屈原的古遺址也多在南方。例如古今紀念屈原的大型建築，數湖南、湖北境內最多。湖南汨羅有屈子祠、屈原紀念館、天問閣、獨醒亭、屈原墓，漵浦有涉江樓、屈原廟、招屈亭，常德武陵區有三閭大夫祠、四賢祠，桃江縣有五賢祠、鳳凰廟；湖北秭歸有屈原祠、屈原紀念館、屈原廟、獨醒亭、望歸亭、屈原墓、江瀆廟、屈子橋、“屈原故里”牌坊、屈原誕生地“樂平裡”牌坊，荊州市有江瀆宮、濯纓臺、三閭寺，武漢有行吟閣、屈原紀念館；四川忠縣有屈原塔；安徽望江縣有忠潔侯廟，東至縣有忠潔祠，等等。據學者考察，僅湖南、湖北境內的屈原廟宇多達42處[2]。另外，產於南方且有影響的《荊楚歲時記》《水經注》《荊州記》《襄陽風俗記》等等，既儲存了部分吟詠屈原及其作品的詩詞，又記載著關聯屈原的遺風趣事，也為吟詠屈原及其作品提供了傳播載體。
二、吟詠屈原詩詞的文學藝術性
吟詠屈原的詩詞，從體載和型別上看，既有詩、賦、詞、歌，也有七律、七絕、五絕、五古等。其文學藝術表現手法大致可分為四類。
（一）借景寄情
即以涉及屈原的古蹟或其它景物為素材，既詠贊屈原，又寄情述懷。此類詩詞數量較多，以端午節日、屈原祠廟、龍舟競渡、角黍艾蒲等景物風貌為主題，籍以傳情，融情於景。如南宋愛國詩人、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端午》，稱頌屈原“唯有烈士心，不隨水俱逝”，感慨“人命草頭露，榮華風過爾”。以端午入題，讚頌屈原的殉國精神萬古長存。表達內心情感，不管人生何等尊榮顯赫，只有為國為民逝去的人才極為尊貴，以景寓情，幽怨不盡。再如唐代戴叔倫《過三閭廟》，清人施補華《峴傭說詩》評價：“《過三閭廟》並不用意，而言外自有一種感慨之氣，五絕中此格最高。”[3]含蓄悠雋，情傷無限。郭沫若《過汨羅江感懷》，途經“屈子行吟處”，使己“朝氣滌胸科”，敬慕屈原“憂天下”之精神，抒豪氣壯志，託物寄興。
（二）以事寓理
即以事象抒發感悟，闡述道理，兼詠屈原。如晚唐詩人文秀《端午》：“節分端午自誰言，萬古傳聞為屈原。”遍及神州各地的端午節日是為誰設立的呢？“萬古傳聞為屈原”，因為屈原是人們無限景仰和直得永遠懷念的偉大詩人。再如宋代蘇軾《屈原塔》，當時有人懷疑四川忠州的“屈原塔”“無憑”，不當有。蘇軾先嘆“屈原古壯士，就死意甚烈”，後述此塔“應是奉佛人”。雖然如此，但“楚人悲屈原，千載意未歇”“此意固已切”，千百年來人們祭弔屈原之情卻至誠至切，對屈原塔“何必較考折”，闡述沒有必要斤斤計較去考察清白的道理。北宋文學家歐陽修《端午帖子》先述“楚國因讒逐屈原”，後嘆“可鑑前王惑巧言”，闡明君王應吸取歷史教訓，而不應被讒言迷惑。再如唐代杜甫《戲為六絕句》、明代蔡毅中《秋興》等，紀事述理。
（三）直詠屈騷
即直接吟詠屈原及其作品，以突現敬慕、追悼之情。如漢代賈誼《吊屈原》，即“敬吊先生”“自湛汨羅”。司馬遷的《屈原贊》，直頌“屈原行正”“日月爭光”。南北朝劉勰《離騷贊》稱讚《離騷》“金相玉式，豔溢錙毫”，“不有屈原，豈見《離騷》！”堅定的語氣中飽含崇敬之意，頌揚屈原創造了絢麗多姿、精美絕倫的“騷體”詩賦。這種型別的詩作數量最多，而且大多對仗工整，意蘊深刻，情感豐腴。如唐代王魯復《吊靈均》，雖然“萬古汨羅深”，但“騷人道不沉”，深深的汨羅江水只是沉沒了屈原的軀體，屈原的道義卻永遠不會沉沒。再如宋代司馬光《屈平》、元代侯克中《吊屈原》、葉劍英《過屈原故里》、于右任《賀詩人節》等等，均直接頌揚屈原及其作品。
（四）引典譬喻
即用引經據典的方式來喻示屈原、讚揚屈原。《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屈原被楚懷王“放流”[4]，因屈原遭遇放逐，吟詠屈原的詩詞中，故謂屈原“放臣”，元代柳貫《題〈離騷九歌圖〉》：“究觀神保意，皇恤放臣悲。”既喻指屈原又喻指屈原放逐之事。明代劉基《讀史有感》：“千古懷沙恨逐臣，章臺遺世最酸辛。”《漁父》載：“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5]吟詠者則稱謂屈原“醒魂”“獨醒人”等，彰顯屈原志潔行廉的情操。宋代胡仲弓《端午》：“年年此日人皆醉，能吊醒魂有幾人？”再如“騷人”“汨羅魂”等，都有特定涵義，特指屈原。這些稱謂內涵大致相同，只是不同語境下的表現形態。
三、吟詠屈原詩詞的思想特徵
吟詠屈原詩詞的作者群，呈現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大多人生坎坷，遭遇曲折。因此，獨特的作者群產生獨特的思想性。因屈原人生及其作品思想的獨特性，吟詠其詩詞大多呈現激憤、勵人、蒼涼、哀惋等情感。其共同特點是以屈原為喻體，不同思想表達方式則紛呈。
（一）感嘆自身遭遇
既表達懷念屈原之意，又以屈原身世經歷感嘆自身人生遭遇。如唐代宋之問，先遭遇流放，後被賜死，其在《送別杜審言》中，悲己“臥病人事絕”，且不忘“維舟吊屈原”。宋代曾任宰相的寇準，受朝廷權貴排擠而被黜，後又被貶而遠離他鄉，其在《巴東書事》詩中，袒露“孤淡厭琴樽”“因思楚屈平”。另如唐代元稹於元和五年（810）被貶江陵期間所作的《楚歌十首》，感慨“憤憤屈平篇”，古今二人“各自埋幽恨”。再如唐代遭貶謫“乃知汨羅恨”的白居易《讀史五首》、唐代“遠謫南荒一病身”的朝廷大臣李德裕《汨羅》等等，悲懷屈原的同時，也悲嘆自身坎坷遭遇。
（二）針砭時弊
以屈原史事為引點，諷諫時政。如唐代遭貶謫的劉禹錫，在其《採蓮行》詩中，先嘆“屈平祠下沅江水”，再嘆“長安北望三千里”，憂慮都城長安（今西安）遙不可及，愁患“長安”並非“長遠安寧”。宋代曾任縣令後被黜流離杭州的胡仲弓，在《端午》詩中直問端午節“年年此日人皆醉，能吊醒魂有幾人？”譏諷南宋君臣昏庸腐敗，為“醒魂”難容，風俗異常之勢傷時感世，懷古傷今，憤懟時世。這類詩詞作者的人生經歷類似，或遭貶，或受黜，或不滿朝政而辭官，詩詞中蘊含諷諫之意。他們推行屈原的“美政”思想，抨擊時政弊端。
（三）勉勵他人
以屈原為典型，寄語他人。如明代忌恨朝廷腐敗而辭職歸鄉的王鏊，在《送高良新知歸州事》詩中，先感慨“屈子宅空江渺渺”，再奉勸“使君撫宇無多術，夔府如今正阻譏”，意在勉勵友人啟用忠良，拼擊邪惡，不再讓讒言屈原之悲劇重演。北宗遭受兩次貶謫的餘靖《端午日寄酒庶回都官》詩：“家釀寄君須酩酊，古今嫌見獨醒人。”表達了對朋友的勸勉和期盼。另有南宋常被排斥出任外職的楊萬里《戲跋朱元晦〈楚辭解〉二首》、明初時稱“吳中四傑”之一，後因觸犯權貴朱元璋而被斬的高啟《角黍二首》等等。既與屈原遭遇類同，又寄情寓意。
上述作者群的詩詞，並非思想消沉，而是慷慨激昂、求索上進，崇尚屈原“九死不悔”之志和“泥而不滓”之節。常頌揚屈原高風峻節，愛國憂民；或讚美屈原作品清詞麗句，輝耀千古；或悲嘆屈原生不逢時，遭遇放逐；或抨擊邪惡，仰慕忠貞；或諷諫時世，推崇“美政”；或以史為鑑，述志抒懷；或景物寓意，於事寓理。
四、傳承屈原文化的獨特方式
閱讀吟詠屈原的詩詞，不僅是一種藝術享受，而且是一種特殊的知識享受。綜覽這些詩詞，還可發現其構架、用典、語言等方面承襲屈原作品正規化，是一條傳承屈原文化獨特而又有效的途徑，有其獨特的傳承性。
（一）沿引屈原作品典故
這類詩作數量較多。如明代李達《楚屈原》：“箕子披髮晚，微子抱器遲。”源於《天問》：“梅伯受醢，箕子詳狂。”箕子即商代末期歷史人物，為紂王叔父，因諫王而不用，故裝瘋。北宋文學家宋庠《屈原二首》中“司命湘君各有情，九歌愁苦薦新聲”，“司命”“湘君”是屈原《九歌》中的典故。南宋詩人張孝祥《金沙堆廟有曰忠潔侯者，屈大夫也。感之賦詩》中的“伍君（伍子胥）”“司命”“太一（東皇太一）”“宓妃”“娀女”等，均是屈原作品中的典故，將其巧妙沿引於詩作之間，使其詩意別開生面，抒情淋漓盡致。諸如此類典故，包含古代神話、歷史、地理、天文、人物等。
（二）化用屈原作品句意
即借用屈原的詩句原意，經過自己的藝術改造而變化成為己而用的詩句。如唐代李白《古風五十九首》有“菉葹盈高門”“比干諫而死”“女嬃空嬋娟”“彭咸久淪沒”詩句，均化用屈原作品句意。屈原《離騷》：“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菉與葹均為惡草，李白在詩中喻讒佞小人；屈原《九章·涉江》：“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伍子即伍子胥，與比干有相似之遭遇；《離騷》：“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餘。”漢代王逸注：“女嬃，屈原姊也。”“娟”與“媛”音近義通，“嬋媛”是多情、關切的意思；《離騷》：“願依彭咸之遺則”“吾將從彭咸之所居”，王逸注：“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此種類型在吟詠屈原的詩詞中比較普遍。
（三）承襲屈原作品風格
“兮”字在屈原作品中的廣泛運用，成為“騷體”的顯著特色。吟詠屈原的詩詞中，如漢代賈誼《吊屈原》、揚雄《吊屈原》、莊忌《哀時命》、唐代皎然《吊靈均祠》等等，均襲用“兮”字以表情達意。屈原作品常以香草、美人喻君，或喻賢，或喻己；以臭草、惡鳥喻奸佞，或喻小人，或喻昏庸朝政。再如誇張、排比、對偶、設問、反問等修辭手法，特別是屈原作品浪漫風格，在歷代吟詠屈原詩詞中有承繼的痕跡。
除了前述基本特徵之外，吟詠屈原的詩詞還具有獨特的歷史性。其隨著歷史的發展變化而變化。從中國文學發展脈絡來看，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為盛，吟詠屈原詩詞的發展亦然。文學興衰（包括詩詞發展）與歷史背景、政治環境、文化氛圍等元素緊密相連，在某種程度上說，社會的進步會帶來文化的昌盛。唐代鼎盛時期，詩詞發展尤盛。“焚書坑儒”的秦代，吟詠屈原的詩詞則寥若晨星。透過這些詩詞，可以透視社會歷史及詩詞歷史興衰的不同時期及其發展過程，還可窺見古今人們對特殊歷史人物屈原的不同認識與評介。因此，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首先，這些詩詞本身就是一種歷史文化，它不同程度的表現了不同歷史階段的政治、文化、經濟等狀況。其次，這些詩詞的傳承，對中國文學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
總而言之，歷代吟詠屈原的詩詞及其作者，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中不可缺失的一個組成部分，又融歷史性、社會性、知識性於一體，不僅具有文學藝術價值，而且富有較高的學術研究價值。
注 釋：
[1] 譚家斌輯注《屈原頌——歷代詠頌屈原詩歌選注》，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本文所引相關詩詞均源於該著，後文不再一一註明。
[2] 龔紅林、何軒著《屈原文化版圖考》，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27頁。
[3] 劉濟民編注《歌詠屈原古今詩詞選》，中國炎黃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28頁。
[4] 司馬遷撰《史記》（全十冊），中華書局，1959年，第2485頁。
[5] 王逸撰，黃靈庚點校《楚辭章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71頁。本文所引相關屈原作品詩句均源於該著，後文不再一一註明。
（原載《職大學報》2020年第1期）
屈原偉大的精神和他輝煌的作品是中華文化的瑰寶，也是世界文化的瑰寶。其騷體作品，獨步肇開，享譽中外，流芳萬代。其人其詩，璀璨千古，光爭日月。自漢迄今，騷人詞客或贊或嘆，或歌或泣，吟詠屈原的詩詞旨意醇厚，五彩紛呈，名篇迭出，膾炙人口，成為中國文學史中的一朵奇葩，也成為中國詩歌史上的一種獨特文化。
輯注歷代吟詠屈原的詩詞，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我們在輯注《屈原頌——歷代詠頌屈原詩歌選注》[1]過程中，曾蒐集整理相關詩詞400餘首，發現這些詩詞既具有獨特的區城性，又具有獨特的文學藝術性，而且具有獨特的思想性和傳承性。
一、中國南方是滋生吟詠屈原詩詞的主要區域
綜觀古今，歷代吟詠屈原的詩詞在中國南方較多，有其獨特的區城性。
（一）詩詞作者大多集中在南方
其根源可能有兩個方面：一是與屈原世居南方有關。屈原本為南方楚華人，所以南方詩詞作者對其更為熟知；二是與南方風俗相關。以長江為主幹的南方多湖泊江河，以紀念屈原為主的端午節龍舟競渡、懸艾掛蒲等習俗，則多源於南方，由這些活動而衍生吟詠屈原的詩詞則盛矣，也為吟詠屈原的詩詞創作提供了大量素材。異地的作者大多或徙居南方，或曾遊歷南方，或從其它渠道獲知屈原其人或閱讀屈原作品後而作之。從作者的身份上看，有平民百姓，有達官政要，自古皆然。
（二）屈原行蹤區域主要在南方
屈原人生經歷中，按傳統說法，他生於湖北秭歸，出仕於湖北荊州（郢郢都），流放於湖南漵浦及漢水以北（即湖北鄖襄一帶），沉逝於湖南汨羅。自古至今，屈原在其行蹤區域聲名廣佈，影響甚大，深受人們愛戴，這些區域吟詠屈原的詩詞則不斷湧現。因此，歷代吟詠屈原的詩詞中，涉及上述地域名稱者眾多，直接以秭歸（或歸州）、汨羅等地名作吟詠屈原詩題者亦多。
（三）吟詠屈原詩詞的傳播載體大多集中在南方
除了前述南方獨特的地理環境及紀念屈原風俗之外，涉及屈原的古遺址也多在南方。例如古今紀念屈原的大型建築，數湖南、湖北境內最多。湖南汨羅有屈子祠、屈原紀念館、天問閣、獨醒亭、屈原墓，漵浦有涉江樓、屈原廟、招屈亭，常德武陵區有三閭大夫祠、四賢祠，桃江縣有五賢祠、鳳凰廟；湖北秭歸有屈原祠、屈原紀念館、屈原廟、獨醒亭、望歸亭、屈原墓、江瀆廟、屈子橋、“屈原故里”牌坊、屈原誕生地“樂平裡”牌坊，荊州市有江瀆宮、濯纓臺、三閭寺，武漢有行吟閣、屈原紀念館；四川忠縣有屈原塔；安徽望江縣有忠潔侯廟，東至縣有忠潔祠，等等。據學者考察，僅湖南、湖北境內的屈原廟宇多達42處[2]。另外，產於南方且有影響的《荊楚歲時記》《水經注》《荊州記》《襄陽風俗記》等等，既儲存了部分吟詠屈原及其作品的詩詞，又記載著關聯屈原的遺風趣事，也為吟詠屈原及其作品提供了傳播載體。
二、吟詠屈原詩詞的文學藝術性
吟詠屈原的詩詞，從體載和型別上看，既有詩、賦、詞、歌，也有七律、七絕、五絕、五古等。其文學藝術表現手法大致可分為四類。
（一）借景寄情
即以涉及屈原的古蹟或其它景物為素材，既詠贊屈原，又寄情述懷。此類詩詞數量較多，以端午節日、屈原祠廟、龍舟競渡、角黍艾蒲等景物風貌為主題，籍以傳情，融情於景。如南宋愛國詩人、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端午》，稱頌屈原“唯有烈士心，不隨水俱逝”，感慨“人命草頭露，榮華風過爾”。以端午入題，讚頌屈原的殉國精神萬古長存。表達內心情感，不管人生何等尊榮顯赫，只有為國為民逝去的人才極為尊貴，以景寓情，幽怨不盡。再如唐代戴叔倫《過三閭廟》，清人施補華《峴傭說詩》評價：“《過三閭廟》並不用意，而言外自有一種感慨之氣，五絕中此格最高。”[3]含蓄悠雋，情傷無限。郭沫若《過汨羅江感懷》，途經“屈子行吟處”，使己“朝氣滌胸科”，敬慕屈原“憂天下”之精神，抒豪氣壯志，託物寄興。
（二）以事寓理
即以事象抒發感悟，闡述道理，兼詠屈原。如晚唐詩人文秀《端午》：“節分端午自誰言，萬古傳聞為屈原。”遍及神州各地的端午節日是為誰設立的呢？“萬古傳聞為屈原”，因為屈原是人們無限景仰和直得永遠懷念的偉大詩人。再如宋代蘇軾《屈原塔》，當時有人懷疑四川忠州的“屈原塔”“無憑”，不當有。蘇軾先嘆“屈原古壯士，就死意甚烈”，後述此塔“應是奉佛人”。雖然如此，但“楚人悲屈原，千載意未歇”“此意固已切”，千百年來人們祭弔屈原之情卻至誠至切，對屈原塔“何必較考折”，闡述沒有必要斤斤計較去考察清白的道理。北宋文學家歐陽修《端午帖子》先述“楚國因讒逐屈原”，後嘆“可鑑前王惑巧言”，闡明君王應吸取歷史教訓，而不應被讒言迷惑。再如唐代杜甫《戲為六絕句》、明代蔡毅中《秋興》等，紀事述理。
（三）直詠屈騷
即直接吟詠屈原及其作品，以突現敬慕、追悼之情。如漢代賈誼《吊屈原》，即“敬吊先生”“自湛汨羅”。司馬遷的《屈原贊》，直頌“屈原行正”“日月爭光”。南北朝劉勰《離騷贊》稱讚《離騷》“金相玉式，豔溢錙毫”，“不有屈原，豈見《離騷》！”堅定的語氣中飽含崇敬之意，頌揚屈原創造了絢麗多姿、精美絕倫的“騷體”詩賦。這種型別的詩作數量最多，而且大多對仗工整，意蘊深刻，情感豐腴。如唐代王魯復《吊靈均》，雖然“萬古汨羅深”，但“騷人道不沉”，深深的汨羅江水只是沉沒了屈原的軀體，屈原的道義卻永遠不會沉沒。再如宋代司馬光《屈平》、元代侯克中《吊屈原》、葉劍英《過屈原故里》、于右任《賀詩人節》等等，均直接頌揚屈原及其作品。
（四）引典譬喻
即用引經據典的方式來喻示屈原、讚揚屈原。《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屈原被楚懷王“放流”[4]，因屈原遭遇放逐，吟詠屈原的詩詞中，故謂屈原“放臣”，元代柳貫《題〈離騷九歌圖〉》：“究觀神保意，皇恤放臣悲。”既喻指屈原又喻指屈原放逐之事。明代劉基《讀史有感》：“千古懷沙恨逐臣，章臺遺世最酸辛。”《漁父》載：“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5]吟詠者則稱謂屈原“醒魂”“獨醒人”等，彰顯屈原志潔行廉的情操。宋代胡仲弓《端午》：“年年此日人皆醉，能吊醒魂有幾人？”再如“騷人”“汨羅魂”等，都有特定涵義，特指屈原。這些稱謂內涵大致相同，只是不同語境下的表現形態。
三、吟詠屈原詩詞的思想特徵
吟詠屈原詩詞的作者群，呈現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大多人生坎坷，遭遇曲折。因此，獨特的作者群產生獨特的思想性。因屈原人生及其作品思想的獨特性，吟詠其詩詞大多呈現激憤、勵人、蒼涼、哀惋等情感。其共同特點是以屈原為喻體，不同思想表達方式則紛呈。
（一）感嘆自身遭遇
既表達懷念屈原之意，又以屈原身世經歷感嘆自身人生遭遇。如唐代宋之問，先遭遇流放，後被賜死，其在《送別杜審言》中，悲己“臥病人事絕”，且不忘“維舟吊屈原”。宋代曾任宰相的寇準，受朝廷權貴排擠而被黜，後又被貶而遠離他鄉，其在《巴東書事》詩中，袒露“孤淡厭琴樽”“因思楚屈平”。另如唐代元稹於元和五年（810）被貶江陵期間所作的《楚歌十首》，感慨“憤憤屈平篇”，古今二人“各自埋幽恨”。再如唐代遭貶謫“乃知汨羅恨”的白居易《讀史五首》、唐代“遠謫南荒一病身”的朝廷大臣李德裕《汨羅》等等，悲懷屈原的同時，也悲嘆自身坎坷遭遇。
（二）針砭時弊
以屈原史事為引點，諷諫時政。如唐代遭貶謫的劉禹錫，在其《採蓮行》詩中，先嘆“屈平祠下沅江水”，再嘆“長安北望三千里”，憂慮都城長安（今西安）遙不可及，愁患“長安”並非“長遠安寧”。宋代曾任縣令後被黜流離杭州的胡仲弓，在《端午》詩中直問端午節“年年此日人皆醉，能吊醒魂有幾人？”譏諷南宋君臣昏庸腐敗，為“醒魂”難容，風俗異常之勢傷時感世，懷古傷今，憤懟時世。這類詩詞作者的人生經歷類似，或遭貶，或受黜，或不滿朝政而辭官，詩詞中蘊含諷諫之意。他們推行屈原的“美政”思想，抨擊時政弊端。
（三）勉勵他人
以屈原為典型，寄語他人。如明代忌恨朝廷腐敗而辭職歸鄉的王鏊，在《送高良新知歸州事》詩中，先感慨“屈子宅空江渺渺”，再奉勸“使君撫宇無多術，夔府如今正阻譏”，意在勉勵友人啟用忠良，拼擊邪惡，不再讓讒言屈原之悲劇重演。北宗遭受兩次貶謫的餘靖《端午日寄酒庶回都官》詩：“家釀寄君須酩酊，古今嫌見獨醒人。”表達了對朋友的勸勉和期盼。另有南宋常被排斥出任外職的楊萬里《戲跋朱元晦〈楚辭解〉二首》、明初時稱“吳中四傑”之一，後因觸犯權貴朱元璋而被斬的高啟《角黍二首》等等。既與屈原遭遇類同，又寄情寓意。
上述作者群的詩詞，並非思想消沉，而是慷慨激昂、求索上進，崇尚屈原“九死不悔”之志和“泥而不滓”之節。常頌揚屈原高風峻節，愛國憂民；或讚美屈原作品清詞麗句，輝耀千古；或悲嘆屈原生不逢時，遭遇放逐；或抨擊邪惡，仰慕忠貞；或諷諫時世，推崇“美政”；或以史為鑑，述志抒懷；或景物寓意，於事寓理。
四、傳承屈原文化的獨特方式
閱讀吟詠屈原的詩詞，不僅是一種藝術享受，而且是一種特殊的知識享受。綜覽這些詩詞，還可發現其構架、用典、語言等方面承襲屈原作品正規化，是一條傳承屈原文化獨特而又有效的途徑，有其獨特的傳承性。
（一）沿引屈原作品典故
這類詩作數量較多。如明代李達《楚屈原》：“箕子披髮晚，微子抱器遲。”源於《天問》：“梅伯受醢，箕子詳狂。”箕子即商代末期歷史人物，為紂王叔父，因諫王而不用，故裝瘋。北宋文學家宋庠《屈原二首》中“司命湘君各有情，九歌愁苦薦新聲”，“司命”“湘君”是屈原《九歌》中的典故。南宋詩人張孝祥《金沙堆廟有曰忠潔侯者，屈大夫也。感之賦詩》中的“伍君（伍子胥）”“司命”“太一（東皇太一）”“宓妃”“娀女”等，均是屈原作品中的典故，將其巧妙沿引於詩作之間，使其詩意別開生面，抒情淋漓盡致。諸如此類典故，包含古代神話、歷史、地理、天文、人物等。
（二）化用屈原作品句意
即借用屈原的詩句原意，經過自己的藝術改造而變化成為己而用的詩句。如唐代李白《古風五十九首》有“菉葹盈高門”“比干諫而死”“女嬃空嬋娟”“彭咸久淪沒”詩句，均化用屈原作品句意。屈原《離騷》：“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菉與葹均為惡草，李白在詩中喻讒佞小人；屈原《九章·涉江》：“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伍子即伍子胥，與比干有相似之遭遇；《離騷》：“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餘。”漢代王逸注：“女嬃，屈原姊也。”“娟”與“媛”音近義通，“嬋媛”是多情、關切的意思；《離騷》：“願依彭咸之遺則”“吾將從彭咸之所居”，王逸注：“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此種類型在吟詠屈原的詩詞中比較普遍。
（三）承襲屈原作品風格
“兮”字在屈原作品中的廣泛運用，成為“騷體”的顯著特色。吟詠屈原的詩詞中，如漢代賈誼《吊屈原》、揚雄《吊屈原》、莊忌《哀時命》、唐代皎然《吊靈均祠》等等，均襲用“兮”字以表情達意。屈原作品常以香草、美人喻君，或喻賢，或喻己；以臭草、惡鳥喻奸佞，或喻小人，或喻昏庸朝政。再如誇張、排比、對偶、設問、反問等修辭手法，特別是屈原作品浪漫風格，在歷代吟詠屈原詩詞中有承繼的痕跡。
除了前述基本特徵之外，吟詠屈原的詩詞還具有獨特的歷史性。其隨著歷史的發展變化而變化。從中國文學發展脈絡來看，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為盛，吟詠屈原詩詞的發展亦然。文學興衰（包括詩詞發展）與歷史背景、政治環境、文化氛圍等元素緊密相連，在某種程度上說，社會的進步會帶來文化的昌盛。唐代鼎盛時期，詩詞發展尤盛。“焚書坑儒”的秦代，吟詠屈原的詩詞則寥若晨星。透過這些詩詞，可以透視社會歷史及詩詞歷史興衰的不同時期及其發展過程，還可窺見古今人們對特殊歷史人物屈原的不同認識與評介。因此，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首先，這些詩詞本身就是一種歷史文化，它不同程度的表現了不同歷史階段的政治、文化、經濟等狀況。其次，這些詩詞的傳承，對中國文學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
總而言之，歷代吟詠屈原的詩詞及其作者，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中不可缺失的一個組成部分，又融歷史性、社會性、知識性於一體，不僅具有文學藝術價值，而且富有較高的學術研究價值。
注 釋：
[1] 譚家斌輯注《屈原頌——歷代詠頌屈原詩歌選注》，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本文所引相關詩詞均源於該著，後文不再一一註明。
[2] 龔紅林、何軒著《屈原文化版圖考》，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27頁。
[3] 劉濟民編注《歌詠屈原古今詩詞選》，中國炎黃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28頁。
[4] 司馬遷撰《史記》（全十冊），中華書局，1959年，第2485頁。
[5] 王逸撰，黃靈庚點校《楚辭章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71頁。本文所引相關屈原作品詩句均源於該著，後文不再一一註明。
（原載《職大學報》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