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暗殺行為主要由革命黨人實施。據不完全統計，從1900年至1911年，革命勢力實施的重大暗殺活動就不下20次。被暗殺物件不是滿清權貴就是封疆大吏。“擒賊先擒王”，革命家們欲挫清廷銳氣，又苦於沒有與之抗衡的強大兵力，便不惜冒險暗殺清室貴族，大搞恐怖主義，一是為革命造勢，二是威懾清政府，三是為武裝起義創造條件。曾經刺殺出洋五大臣的吳樾在遺著《暗殺時代》裡鼓吹:“排滿之道有二，一曰暗殺，一曰革命。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

還有一個原因便是，革命黨發動的武裝起義屢戰屢敗，差不多走到了氣急敗壞的地步。於是，他們認為暗殺才是推翻清廷最快、最好的辦法，也只有暗殺才能最終解決問題。暗殺，既可以除掉阻礙革命的對手，同時兼具報仇的快感。

現在說起清末的刺客，人們似乎只記得汪精衛次殺過攝政王載灃，其實汪精衛根本就沒來得及引爆炸藥就被抓住了，而且也沒吃什麼苦頭。被抓之後的汪精衛還成了“感化物件”，估計就是“被感化”時期的禮遇，改變了汪精衛的人性，為他日後投降倭寇埋下了誘因。下面列舉一下部分真正的英雄刺客。

吳樾刺五大臣

1905年9月24日，清朝輔國公載澤、兵部侍郎徐世昌、戶部侍郎戴鴻慈、湖南巡撫端方、商部右丞紹英五大臣以預備立憲為名出洋考察。

吳樾

光復會員吳樾認為，清廷的立憲只是矇蔽視聽，發誓“殺一儆百”以喚醒無知民眾。他購得一套隨行僕從的衣服，混入僕役之中進入車站上了第四列車。在試圖由第四列車廂進入中間五大臣包廂的時候，被衛兵攔住，因他口音不是北方話，引起了衛士的懷疑，正糾纏間，又上來幾個兵卒。吳樾見此就衝了進去，借火車開動之際引爆身上的炸藥，但除了炸死幾名隨從外，五大臣中只有載澤、紹英受輕傷，而吳樾當場殉節。

徐錫麟刺恩銘

1906年，慶親王的女婿、廂白旗人恩銘出任安徽巡撫。恩銘在安徽大力推行新政，政績裡面，尤其于軍事教育方面最為顯著，例如創立安徽陸軍測繪學堂、安徽講武堂、安徽綠營警察學堂，安徽將校研究所，另外，也匯入西式軍事訓練士官。

恩銘

1907年7月，光復會準備在安徽省會安慶發動起義，名為巡警學堂監督、實為革命黨人的徐錫麟，乘恩銘來巡警學堂視察之計，突然以手槍行刺，恩銘身中七彈而死。不過起義因組織倉促，只有幾十人參加而迅速失敗。

徐錫麟

徐錫麟被捕後，官吏審問：“汝常見恩銘，為何不於署中殺之。”錫麟曰：“署中，私室也；學堂，公地也。大丈夫作事，須令眾目昭彰，豈可鬼鬼祟祟。”劊子手執鐵錘先擊碎錫麟腎囊，復剜其心，以祭恩銘在天之靈。

溫生才刺孚琦

1911年，同盟會員溫生才準備刺殺殘酷鎮壓革命黨人的廣東水師提督李準。3月10日，廣州將軍孚琦出席觀看飛機表演，回程時經大東門直上至紅花崗腳附近時，溫生才誤以為是李準，立即向孚琦連投3枚炸彈，護衛騎兵被炸死20多人，孚琦未死，溫生才即衝向孚琦繼續開槍，將其擊斃。

孚琦

溫生才

溫生才當場被捕後，兩廣總督張鳴歧親自審訊：“何故暗殺？”，溫生才曰：“明殺。”問：“何故明殺？”曰：“滿清無道，日召外侮，皆此輩官吏階之厲耳！殺一孚琦固無濟於事，但藉此以為天下先，此舉純為救民族起見，既非與孚琦有私仇，更非有人主事。”溫生才臨刑時喊道：“今日我代同胞報仇，各同胞務須發奮做人方好！”既而又說：“許多事歸我一人擔任，快死快生，再來擊賊！”

溫生才固然死得壯烈，但他的私自行動卻影響了當時同盟會正在籌備的廣州起義。刺殺案之後，廣州戒嚴，清政府大肆搜捕革命黨人，打亂了原來的起義部署，使籌備已久的廣州起義不得不改變計劃倉促發動，最後導致失敗。起義失敗後，許多革命黨人開會深刻檢討此次教訓，黃興明確指出溫生才的冒進之舉“打草驚蛇”，是起義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沛基刺鳳山

廣州起義失敗後，黃興準備暗殺清廷新任命的廣州將軍鳳山為死難同志報仇。為了成功幹掉鳳山，革命者準備了3個10磅重的炸彈，為了萬無一失，還在炸彈裡放進了毒藥。

李厚基

可是在往炸彈裡裝毒藥的時候，毒氣把負責刺殺的黃興侄兒李應聲給燻暈了，他的弟弟、只有十七歲的李沛基堅持承擔引爆任務:"此時黨人唯有行個人暗殺之事，否則無以對諸烈士"。他在鳳山必經之路的成記洋貨店樓上，安裝了一個擋板，拴上繩子，把炸彈掛在繩子上。

鳳山本來對刺殺已有防備，出行時故意避開長堤、歸德六、四牌樓等大路，走稍為偏僻的倉前街，但卻恰好經過洋貨店，李沛基抓住時機，果斷割斷繩子，三顆炸彈直接落到鳳山轎子上，連人帶轎子炸個粉碎。大爆炸把李沛基藏身的樓房也炸塌了，直接把他埋了。可是不一會兒，李沛基居然從瓦礫堆裡毫髮無傷地爬了出來，拍了拍身上的塵土，大模大樣地走開了…走開了…走開了。這也是唯一一個成功行刺後還能全身而退的事例。

彭家珍刺良弼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但以良弼為首的頑固派不甘失敗，組織“宗社黨”拼力反抗革命。同盟會員彭家珍決定隻身幹掉良弼，為革命掃清障礙。

1月27日晚，彭家珍拿著持良弼在瀋陽的心腹崇恭的名片坐著馬車來到良弼家門口，堵住從耆善家裡回來的良弼，一顆炸彈就把良弼炸成重傷（兩天後傷重死亡），不幸的是，一塊彈片從下馬石回彈進他的後腦，第二天就犧牲了（也有說當場犧牲的）。

彭家珍幹掉了良弼，也嚇破了宗社黨的苦膽，紛紛作鳥獸散。清宗室無人再敢堅持對抗革命政權，2月12日，清帝即下詔退位。

孫中山稱讚彭家珍為“我老彭收功彈丸”，並授予他“陸軍大將軍”頭銜。“共和成，雖死亦榮；共和不成，雖生亦辱，不如死得榮。”

比如汪精衛對暗殺行為的態度就有過轉變：

“何等事業，乃欲刺殺一二宵小而唾手可得之？直小兒之見而已”

“吾非不尊暗殺主義，倘於革命軍未起之時而有暗殺之事，獨夫民賊之肉以懲不軌，豈不甚善？”

後來，汪精衛實施了行動------暗殺攝政王載灃。本應凌遲，後改為終身監禁。曾作：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史實表明，暗殺並不是單方面的，兩廣總督德壽就曾經懸賞革命黨人的首級，最終致使興中會首任會長楊衢雲（下圖）遇刺身亡。所以革命黨人也開始以牙還牙，用同樣的手段，以暴制暴，對清廷的高官下手。例舉如下：

1900年史堅如謀刺兩廣總督德壽案；

1904年上海金谷香菜館暗殺案；

王漢千里謀刺鐵良案；

1905年吳樾刺殺出洋的五大臣案；

1907年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案；

1910年汪精衛謀刺攝政王載灃案；

彭家珍炸死宗社黨魁良弼案等。

“自是而後，我輩將無安枕日矣。”官員們自然是害怕殺手的下一個目標就是自己，革命黨人為事業為抱負為理想是不惜性命的，官員們可不行，爬到那麼高還不是為了享受，命都沒了那什麼去享受呢，所以在後來，除非萬不得已，各級官員對革命黨人是睜一眼閉一樣，儘量不把革命黨人逼狠了，以免自己被錄入暗殺名單。

暗殺之風可以從社會背景，眾多刺客身上看出端倪。

以身蹈海的陳天華，在絕命書中說，鄙人惟有兩途，其一則作書報以警世，其二則遇有可死之機會而死之。

孫毓筠說，非有意與朝廷為難，只求以激烈手段，要求政府能得真正立憲，同袍不致如印度、北韓為人奴隸，此目的能達，雖粉身碎骨，亦所不悔。

秋瑾也是刀不離身，敢劫萬聖之尊於五步之內。更別提一刺成名的汪精衛，成了辛亥時代，眾人追慕的革命偶像。

例子太多了，早期的革命者對現實有著強烈的憤恨，不惜為理想，為國家獻出生命，要用熱血震盪人心，宣傳革命，喚醒那些擁有良知與頭腦的華人，喚醒國民意識，早年譚嗣同甘願赴死，也是這個目的。

清末革命黨起義，均遭殘酷鎮壓，暗殺也是無奈的選擇，激進者甚至把此作為革命的出路，以此鼓勵士氣，推動革命風潮。

這種烈士精神與行動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清末民初的許多志士所共有的，特定歷史環境造就了時代風氣。於是清末風起雲湧的革命風潮，也被人稱之為暗殺時代。

暗殺是低成本的革命。

革命黨剛剛興起之時，比不得清政府，有民脂民膏搜刮，養軍隊，購軍艦，造兵器等等。

革命黨人有什麼，一腔熱血。

他們看見大好河山今天租香港，明天割臺灣，一寸寸國土喪失，一點點權利拱手讓人。

他們憤懣，卻不知道如何辦。

造反，需要錢，需要兵，也需要時間。

革命青年沒有錢，沒有兵，更等不及。

那就暗殺。

這是一種低成本的革命，也是一種急功近利的行為。。

殺掉那些狗官，殺一個少一個。

所以陶成章刺殺慈禧太后，汪精衛刺殺攝政王載灃。

他們的理想很簡單，這些狗官殺光了，中國就得救了。

但是他們太天真了。

後來他們認識到光暗殺也不夠的，一群人謀劃起義。但是清政府雖然外戰外行，內戰卻是內行，他們鎮壓革命運動不遺餘力。

讓革命黨又絕望。

絕望的革命黨人只能鋌而走險：還是暗殺。

這是暗殺的另一個原因：絕望之後的鋌而走險。

1905年吳樾刺殺出洋的五大臣、1907年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就類似於此。

特別是刺殺出洋的五大臣，這五個大臣可是出去考察君主立憲的，是主張革命進步的。但是革命黨為什麼要刺殺他們？

就因為革命黨的運動當時處於低潮，清政府打出來的君主立憲的牌，贏得了支援，革命黨的運動受到了打擊，他們必須要殺掉這五個大臣。

另外這樣的刺殺，的確對清政府的官員們起到震懾的作用。

來看看當時革命黨人的口號吧：

“破壞的無政府黨之運動有二：曰鼓吹，曰密交，曰暗殺”

“暴君汙吏民不堪命，於是爆彈短銃為博浪之狙擊，此第三法也。掌此三法者，或稱脅擊團，或曰執刑團，盍對於暴君汙吏處以逆民之罪，使若輩反省悔過耳”

現在讀來還是熱血賁張，雖然他們的刺殺作用不大，但這一腔熱血，卻告訴獨夫民賊：不要以為你高高在上就能聛睨一切，別以為你賣國無報應，別以為你的人民都是沉默的羔羊。

我願意用這一腔熱血告訴你，中華有不屈服的靈魂，我就是你的報應，我用炸彈的一聲響來喚醒國民。

終於後來武昌起義爆發，那是念念不忘必有的一聲迴響。

暗殺是必要的革命手段。

革命黨人在暗殺一道上，有今古兩位“師父”。其中和他們同時代的“師父”是俄國無政府主義者，也即是他們口中的“虛無黨人”。清朝最後十幾年，無政府主義理論一直是革命黨人鼓吹的重點。有人統計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封面人物後發現，第二期是“虛無黨女傑蘇菲亞肖像”——蘇菲亞曾參與刺殺亞歷山大二世，殉難時只有28歲；第四期是“露國拔苦總督拉加希芝被炸之真景”；第八期是“西班牙王之遭難”……在《民報》所有56個封面人物中，與無政府主義或暗殺相關的有20個。

對這些暗殺行動，革命黨人都是心嚮往之。他們疾呼，

“吾今日震驚於虛無黨人之事業，吾心動，吾血噴，吾膽壯，吾氣豪，吾敢大聲急呼以接此潮流而祝曰：殺盡專制者，非此潮流蕩薄之聲乎！”“觀其慈忍之念，直接痛快，殺君主，殺貴族，殺官吏，擲家身性命以寒在上者膽，豈有他哉，亦維持其百折不撓之氣概以為之。”

另一位年紀更大的“師父”是中國歷史上的那些輕生重義的遊俠們。晚清時，為激起華人的反抗意識，知識分子們一再倡導“尚俠”精神。梁啟超即蒐集了從先秦至西漢間，曹沫、趙武靈王、豫讓、平原君、朱家等數十位“豪俠”事蹟，編為《中國之武士道》一書。革命黨人更不甘於後，學習“豪俠”們的暴力手段，刺殺“敵酋”——大清高官。

後來成為著名報人的林白水，曾列舉過暗殺的幾大好處：“第一不花錢”；“第二不要多聯團體”；“第三不至若外人干涉”；“第四不至累地方多殺人命”；“第五可以殺一儆百”。

在晚清革命組織中，最崇尚暗殺活動要數1903年成立的“軍國民教育會”，會內設有暗殺團，由楊篤生主持，“欲狙擊二三重要滿大臣，以為軍事進行之聲援”。暗殺團在上海的組織演化為光復會，其主要成員蔡元培曾創辦“愛國女校”，意在訓練女刺客。後來的同盟會中，也有一個負責暗殺的部門。

事實證明，革命黨人的暗殺行動，一方面使清廷統治者為之膽寒，另一方面也讓更多人看到了革命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