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有這麼一種說法，說在鴉片戰爭前，清朝的GDP是世界第一，但是那種演算法是沒有任何依據的，更沒有什麼實際意義。

這一說法的出處來自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他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一書裡提到了這個觀點。但是當時其實並沒有GDP這個概念，更沒有經濟資料可以推算，安格斯·麥迪森的這個觀點的資料，只是根據當時中國的人口數量，乘上一個他想像的人均GDP而產生的。按照他的演算法，由於1820年時華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36.6%，雖然人均GDP不如歐洲國家，但是總量還是輕易的拿到了世界第一。

這種完全靠估算得到的資料不僅錯誤率高，而且當時清朝是農業社會，一個農民的生產所得，大部分只能勉強維持生存，和工業國家工人產生的的附加值無法相比。1840年，清政府的財政收入是39035229兩，而人口只有2000萬的英國，財政收入則是5200萬英鎊，摺合白銀就是3.46億兩，英國財政收入差不多是清的9倍，完全不是一個檔次。

所以說所謂鴉片戰爭前清朝的GDP世界第一這一說法沒有什麼實際意義。

據我所知，即使鴉片戰爭之後，清朝的國力仍是世界第一，真正讓清朝傷筋動骨的是太平天國運動，給了衰弱的大帝國最致命的一擊！

乾隆去世的時候已經是1799年了，看看當時世界上正在發生什麼事，美國建立，法國大革命爆發，資產階級興起，取代舊的落後的生產關係，隨之而來的就是蒸汽機他爸瓦特，生下了蒸汽機，用機器生產代替收工生產，人類進入蒸汽時代。而此時的中國呢，還是封建王權的高度集中，生產關係落後生產力貧瘠。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就像一頭肥美多隻的綿羊，結果可想而知。

首先，先說一下什麼是GDP，GDP即國內生產總值，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所有常駐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生產的全部最終產品和服務價值的總和，常被認為是衡量國家(或地區)經濟狀況的指標。

而在鴉片戰爭前，清朝的GDP是否為世界第一，這個我想應該是第一的，OECD首席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遜（Angus Maddison）曾說：1820年時，中國的GDP比西歐和其衍生國的總和還要高出將近30%，中國的GDP總量以1992億美元雄踞世界第一。

這足以說明當時的清朝國力的強盛，但這種“強盛”可能只是虛有其表，在1820年，康乾盛世的餘溫猶存，當時的清朝人口很多，在當時，以人力為主要生產力的時代，清朝的總體生產力在人力的優勢上使得經濟的發展高於外國，但這也只是相對而言，事實上，清朝自乾隆帝后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了，而到了嘉慶道光時期，中國內外危機已經嚴重，對內而言，清朝國庫空虛，吏治腐敗，民間反清鬥爭愈演愈烈；對外而言，西方列強勢力以鴉片輸入中國，荼毒國民。這個時期，史稱“嘉道中衰”。

而當時的國外，如英國已經展開了工業革命，反觀當時的清朝，雖然嘉慶帝和道光帝實行了一些政策，但終究是屬於中規中矩，沒有在根本上去變革，最終使得西方列強用炮火轟開了清朝閉關鎖國的“大門”。

在鴉片戰爭之前相當長的時間，清朝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每年都有大量白銀透過貿易等渠道流入中國。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也都是世界最大的白銀流入國，國家的富裕自然是理所當然的。但這種情況卻隨著鴉片貿易的興盛而發生逆轉，中國也由世界最大的白銀淨流入國變成白銀流出大國，每年都有不計其數的白銀流入進行鴉片貿易的英華人囊中。而此時的華人卻耽於享樂固步自封對外界所發生的一切渾然不知。此時西方巳進入了工業革命的時代，同時這一時期也是西方列強財富急增的時期。他們在南美屠殺印第安人，從他們手中劫掠了億兩黃金，在非洲又進行罪惡的人口掠奪與黑奴貿易。這些巨增的財富與工業革命的到來則進一步促進了西方經濟的日益繁榮與發展，同時也拉大了其與閉關鎖國的中國的差距。只到鴉片戰爭英華人用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的國門之後，華人才痛苦地發現我們已被這個世界遠遠的甩在後面。從此之後一個又一個屈辱開始不斷加到了華人的身上；一個又一個不平等的條約，一筆又一筆鉅額的賠款，一片又一片被割讓的土地。血淋淋的現實終於使華人徹底明白了落後就要捱打的道理，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孫和先行者們開始了艱難的探索與不懈的奮鬥，而林則徐則成了中國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現在有人把中國近代史上的屈辱歸於太平天國運動，這個觀點我是無論如何都無法認同的。我認為中國的落後捱打是源自於思想的落後、國民的奴化與愚昧、體制的僵化、官場的腐敗與皇室的專權，歸根結底就是人的問題。甲午海戰時清軍擁有絕對優勢，中國當時國力也遠遠強於日本，可結果卻是清軍一敗塗地，割地賠款。而於此相反的卻是相對弱小的臺灣英勇的人民卻在力量懸殊的情況下誓死低抗日寇，以五萬餘民勇對抗裝備精良之日軍，最終造成了日軍二萬餘人的傷亡。（這一數字幾乎是日軍在甲午戰爭傷亡人數的兩倍。）這一事實難道還不能說明問題嗎？中國能走到現在，能夠實現我們這個民族的再次偉大復興與崛起靠的是我們先輩們的浴血奮鬥，靠的是我們自己的辛勤勞動與付出我們華人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靠的全是我們自己而不是來自西方的所謂“上帝”的恩賜。現在，一些華人還未從近代中國屈辱的歷史造成的自卑感中解脫出來，總覺得別人家的月亮比自己家的圓，他們不惜將自己的“奶奶們”的裹腳布擺在“櫥窗”裡展示給洋大人們看，因為只有那樣才符合西方人的口味，那樣才是他們印象中的中國。他們這樣做無非是討好西方人為自己謀取更多的名與利。可悲的是對於這種行為，一些人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如果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只有經濟上的繁榮而沒有精神上的自立自強，整日沉溺享樂，而妄顧那些時刻對自己虎視眈眈的列強的話，那麼重蹈歷史的悲劇也只是早晚的問題。做為龍的傳人，做為有著五千年文明歷史的華夏民族的子孫，我們絕不能讓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我相信經過幾代中華兒女的艱苦奮鬥，不懈努力，我們一定會創造出令我們的子孫後代感到無比榮耀的新的輝煌的歷史。

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中國的人口已經達到了4.3億，第一次鴉片戰爭是在1840年爆發的，在鴉片戰爭的前夕，清朝的人口和GDP都是世界第一。但是，農業社會的GDP和工業社會的GDP完全不是一個概念，工業社會的GDP，毫無疑問是透過科技創造的，那麼，農業社會的GDP到底是靠什麼創造的？

（第一次鴉片戰爭，清朝水師與英國海軍的戰鬥）

農耕文明的長期趨勢，從整體上來看是受到了“馬爾薩斯迴圈”的制約，在亞洲是如此，在歐洲也是一樣的，這是農耕文明的特點所決定的。馬爾薩斯是英國18世紀的人口學家，他認為人類社會的食物增長速度是算術增長，人口的增長是幾何增長。算術增長永遠趕不上幾何增長。什麼是算術增長和幾何增長呢？算術級增長是累加的增長模式，比如2，4，6，8；幾何級增長是倍數的增長模式，比如2，4，8，16。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值得商榷，但是，在農業社會，確實存在“馬爾薩斯迴圈”。

人類在公元1500年之前的人均GDP的增長，其實都可以看作是一個靜態的變化，所謂的經濟的增長，主要是人口增加帶來的，社會穩定、經濟繁榮，人口就增加，人口增加了，經濟總量就增加了，然而，人均GDP是沒有多少變化的。當然，穀物的總量肯定是持續增長的，可是，人均GDP仍然是沒有多少變化的，穀物產量的增加，主要是耕地面積的增加所帶來的，而且耕地面積增加了，人口也同時增長了。農耕文明的技術創新是有限的，全球各地，無論是哪種創新，都趕不上人口增長的節奏。

（古埃及的農業）

從明代洪武年間到清朝道光年間，中國的GDP都是全球第一，然而，農業社會的生活並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田園牧歌”，中國古代的農民其實過得很辛苦，因為農業社會的經濟增長主要是人口增加帶來的，人均GDP是沒有顯著增長的。

明代萬曆年間，人口達到了2億，明代萬曆年間的GDP總量肯定是高於洪武、永樂年間的，但是為什麼有永樂盛世，卻沒有萬曆盛世呢？因為萬曆年間的人口增加了，人均土地面積也減少了，技術創新有限，整個大明王朝已陷於停滯的階段，萬曆年間的社會矛盾是多於永樂年間的，朱元璋與朱棣所處的年代，是一個王朝的前期，萬曆皇帝所處的年代是一個王朝的中後期了。

（萬曆皇帝畫像）

萬曆年間各種社會矛盾在潛伏，最終在崇禎年間，爆發了大規模的戰亂，而且持續的時間比較長，直到康熙年間，整個社會才逐漸穩定下來，明朝萬曆年間有2億人口，清朝初年只有1.6億人口，人口減少之後，荒地增多了，再加上美洲高產作物玉米、馬鈴薯和甘薯的引進，康乾盛世就出現了，到了乾隆年間，清朝的人口突破了3億，緊接著就是嘉慶、道光年間的衰敗，史稱“嘉道中衰”，嘉慶和乾隆相隔的時間非常短，道光皇帝甚至比乾隆皇帝還要勤政，還要節儉，但是，整個清朝已處於停滯階段了，如同明朝的萬曆年間一樣。道光皇帝無法擺脫農耕文明的“馬爾薩斯迴圈”，再怎麼勤政，也只能做一個“守成之君”，無法讓清朝恢復康乾盛世的繁華。

所以，道光年間，清朝的GDP世界第一，人口世界第一，有什麼用呢？經濟總量的增加是人口的增加帶來了，人口的增加，反而導致了人均耕地面積的減少。在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人均耕地面積一旦減少，整個社會就會潛伏危機，實際上在乾隆晚年，就已經爆發了大規模的起義，此時，已呈現出衰敗的跡象。

（道光皇帝畫像）

那麼，農耕文明如何突破“馬爾薩斯迴圈”的制約呢？只能依靠科學技術，從第一次科技革命到第三次科技革命，人類最終擺脫了“馬爾薩斯迴圈”，科學技術所創造的生產力，從理論上來說，是可以無限上升的，工業的巨輪一旦啟動，整個社會的人均GDP會迅速增長。

第一次工業革命於18世紀的60年代興起，持續到了1830年至1840年，鴉片戰爭前夕的英國，正在開展工業革命。

其實，英國在18世紀，與清朝一樣，同樣面臨“馬爾薩斯迴圈”的問題，在工業革命的前面，英國還有一場“農業革命”，17世紀至18世紀，英華人透過培育良種、推廣四輪作，提高了穀物產量，穀物產量一增加，人口就增加了，出現了大量的剩餘勞動力，但是，英國並沒有像清朝一樣，出現衰敗，緊接著英國就開展了工業革命，工業的巨輪啟動之後，大量的農業剩餘勞動力就轉移到了工業上。

就算英國沒有開展工業革命，道光皇帝也是無法打敗當時的英軍的，因為歐洲各國早已開闢了新航路，在美洲、澳洲、紐西蘭等新大陸開展殖民活動，英華人還可以透過開展殖民活動，獲得大量的財富。相比之下，道光皇帝卻受到了“馬爾薩斯迴圈”的制約，第一次鴉片戰爭，儘管英華人“船堅炮利”，但畢竟兵力有限，若道光皇帝利用整個清朝的人力、物力與英軍決戰，清軍還是有可能打敗英軍的，道光皇帝為什麼在鴉片戰爭中舉棋不定？總是在和與戰之間猶豫呢？就是因為清朝的財政狀況惡化了，道光皇帝沒有錢打仗了。道光皇帝之所以選擇議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捨得花錢。乾隆皇帝是大規模營建皇家園林，到處遊山玩水，到了道光皇帝，只能節儉度日了。清朝的武備，承平日久，早已廢弛，但如果大量購買西洋的火炮、艦船，依然可以打敗英軍，可是，哪裡有那麼錢來購買軍艦和火炮呢？

（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英國的軍艦。）

最後，我們來簡單說一下道光皇帝吝嗇的問題，清朝在道光年間的財政收入並沒有比乾隆年間有所顯著增加，清初的統治者鑑於明亡的教訓，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國策，田賦的總額與耕地面積的增加有關，而與人口的增長沒有必然關係，但是，耕地面積的增加是有限的，中國古代的財政主要是收田賦的，忽略了商業稅，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是十分有限的，還趕不上物價的上升速度。一般來說，中國古代的農業社會，不存在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的問題，可是呢？偏偏讓明朝和清朝趕上了，明清時期，中國的貨幣是銀兩和銅錢，並且以銀兩為主要的流通貨幣，中國的銀礦是有限的，以銀兩為主要的流通貨幣，需要有大量的白銀，此時，歐洲人開闢了新航路，大量的美洲白銀透過貿易流入到了中國，物以稀為貴，白銀的數量增加之後，白銀就必然會貶值，所以，清朝的經濟還面臨著通貨膨脹的壓力，康熙年間一兩銀子的購買力，到了道光年間，已經大打折扣了，乾隆可以遊山玩水，道光皇帝卻要節儉。戰爭首先要有雄厚的財力作支撐，清朝的經濟總量是比英國多，可是，財政收入並不多。

所以，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最終是透過科技創新推動的，現代社會的科技革命為社會生產力的增長提供了無限上升的可能，但是，古代的農業革命是做不到的。

鴉片戰爭前滿清GDP世界第一，是用GNP偷換概念而來的。兩者差別請自行百度。按GNP演算法，中國一直第一，現在應該是美國4倍以上。

在鴉片戰爭前，1820年，清財政收入4千萬兩白銀，英收入1.5億兩白銀；清對外擴張已停滯多年，內亂不已，英已具日不落雛形。清當時雖仍是東亞最強大國家，但世界上排名要在五名後了，更重要的是由於制度落後，國勢越來越衰落。

中國自夏商周起，華夏漢民族建立中華文明圈，中華民族從始至終，直到滿清趁火打劫偷竊中國，一直都是世界GDP第一。不存在任何懸念，歷史發展到今天，寫漢字說漢語方為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