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他的勇氣。知不可為而為之。雖千萬人 吾往矣。作為一個少年天才，早早身居高位的官員，確時時刻刻心繫底層人民，知道當時窮人已經連飯都吃不起。別人知道也漠不關心，他確非要救黎民於水火之中，推行他的政治改革。他的政治改革確實挽救了搖搖欲墜的明王朝幾十年，誰又有這種魄力可以獨自於千尺驚濤駭浪之中運籌帷幄，絕地反擊。

一條鞭法，考成法，清查天畝，張居正憑藉高超的政治手腕完成了這種改革，使得國家人民得到了實實在在好處。敢於向既定規則和利益集團出手。軍事上用人正確，策略得當，保護明朝抵禦外族入侵。整個明朝無人出其左右，他當之無愧是最高統治階級下最得力的能臣，他之後都是泛善可陳之輩。一直到清朝的建立，那是另一段歷史了。

“世間再無張居正”說的是明朝在276年的統治中，萬曆年以張居正為首輔變成最發達的時期，張居正死後，萬曆帝晚期二十多年不理朝政，明朝由興盛走向衰敗，萬曆明神宗死後，明朝僅運轉了二十四年，到崇禎十七年就滅亡了。縱觀歷史，在張居正之後，沒有哪朝大臣與之媲美，他天下為公的改革，以國家利益第一，政黨第二，個人利益第三的做法，使權貴、地主受損，廣大百姓受益；他解決了國庫空虛、杜絕吏治腐敗，使他的抱負得以施展，他不以奸臣同流合汙，做事不留後路，使他死後政績煙消雲散，反遭清算，讓人心寒，也驚醒了世人。所以，“世間再無張居正”了。

一個一心貪圖享樂、不顧百姓死活的封建統治必定自取滅亡。如今中華民族，人民當家做主，復興華夏為己任，有識之士層出不窮，中國輝煌閃亮登場。

這句話是黃任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這本書裡對張居正的評價。可謂對張居正的褒獎溢於言表。

張居正可以稱的上大明朝最優秀的政治家。在他成為首輔之前經歷了嚴崇、徐階、高拱之間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又從他們身上學習了豐富的治國經驗（古往今來能做官的都是社會的精英，明代讀書人有他們的氣節，政治鬥爭你死我活，治理國家也不含糊），在他們之後從幕後走向前臺，開啟了他為大明王朝續命六十年的傳奇經歷。

張居正任首輔之時大明王朝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外面韃靼虎視眈眈，內裡土地兼併嚴重，國家無錢可用，流民四起，君臣有隙，政治鬥爭白熱化。走錯一步都將萬劫不復。他先是神奇的擺平了北方外敵，然後敢於對權力的掌控者既得利益集團下手開始大刀闊斧的改革。其中對全國田畝的重新丈量，一條鞭法的實施不僅充盈了國庫，國家有錢可用還讓百姓有地可重，對國家穩定也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做為首輔肯定是要執行皇帝的意志，但在當時君臣之間的鬥爭也不可為不激烈。縱觀中國封建官僚史明朝的文官們差一點讓皇帝成為擺設，讓中國進入君主立憲制，這其中萬曆朝時最突出的。萬曆皇帝以不上朝，不理朝政做為對抗的手段，但沒想到沒有他文官們做的更好。張居正所擁有的權利就是皇帝的權利，是他治國理政需要的權利，觸犯了皇權必然得罪了一大幫人。所以在他身死之後就是迅速清算，治定的政策被推翻。大明王朝的迅速衰弱或許才能證明這位傳奇政治家的豐功偉績。

張居正是一個千古難得一見的良輔，力挽狂瀾的人物，而張居正死後，明朝再無這樣的良輔，所以說“世間再無張居正”。

隆慶元年，張居正進入內閣，參與朝政，這時國家已經處於非常危難之時，北方有韃靼進兵中原，南方岑猛叛亂，東南倭寇騷擾沿海。更嚴重的是朝廷內部鬥爭更為激烈，黨爭嚴重，國家機器運轉不起來。可以說，此時明朝處於內憂外患，水深火熱之中。

張居正進入內閣參政後逐漸的展示出了自己的才能，直到隆慶六年，明穆宗崩，神宗繼位，高拱被李太后以“專政擅權”之罪革職查辦。終於張居正成為了首輔，走上了人生的巔峰。

明朝此時內部鬥爭雖然結束了，但是整個國家還是烏煙瘴氣，水深火熱之中。張居正成為首輔，便立即大刀闊斧的實施改革，整頓吏治，富國強兵。張居正從清丈田地，到一條鞭法，全方面進行了改革，使人人積極種田，田無荒廢。

改革是所有事情當中最難的一件，但是張居正大刀闊斧的改革取得了顯著的成功，起到了力挽狂瀾的作用，使國家竟然出現了太平的場面。各地叛亂竟然不約而同的消失了，張居正一定程度上的國家內部矛盾與民族外部矛盾，延長了明朝的國運，因此被封為第一賢輔。

張居正掌握大權的十年是，也就是神宗繼位的頭十年，張居正的改革取得很大的成效，是明朝再次富強的一次機會。但是在張居正死後，由於改革觸及到了很多人的利益，被喊停了，並且否定了其功績。至此，一個為明朝續命的偉大的改革消失了，明朝腐敗，民亂，外敵入侵等問題再次出現，困擾的明朝。

張居正作為明朝最後一位力挽狂瀾的人物，為大明王朝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可以說為大明王朝續命六十年，但是改革不是一個人，一代人的事，而是需要很多人，幾代人的共同努力。張居正再厲害也不能靠一個人撐起來一片天，終是曇花一現，死後，“世間再無張居正”。

為何說“世間再無張居正”？

這句話出自黃仁宇《萬曆十五年》，這部書給予張居正非常高的歷史評價，在《明朝那些事兒》中，當年明月基本承襲並延用了黃仁宇的觀點，由於《明朝那些事兒》是一本語言簡潔行文直白的歷史類普及小說，比較適合粗通曆史的人閱讀，所以讀者較多，使得“世間再無張居正”這句話普遍被人所知。但是，絕大部分人只知“世間再無張居正”，卻少有人知道黃仁宇為何做出“世間再無張居正”這樣的結論。

總結黃仁宇和當年明月將張居正捧上神壇的原因，最重要的一條是張居正敢於改革、敢於觸動統治集團利益。近代以來，史學界有一個普遍現象，凡是改革者必大加頌揚，而張居正恰好是一個改革者，他所推行的改革措施在當時來看收效顯著，甚至一度因萬曆新政而將萬曆皇帝統治時期鑲上了“萬曆中興”的黃金邊。

那麼萬曆新政取得了怎樣“輝煌”的成就呢？

實施“一條鞭法”。所謂的一條鞭法，即是將原一年兩次的稅賦以及徭役、雜稅、雜響等統統摺合成白銀一次性繳納。朱元璋開國以來便定下了一年兩次以實物納稅的方法，年徵收稅賦約3000萬石。史學界普遍認為明朝的賦稅標準歷史最低，事實上並非那麼回事。因為明萬曆以前，應稅土地只有四百多萬頃，而明朝實際土地有八百五十萬頃，其餘四百多萬頃歸入五軍都督府管理，由各級都司衛所組織軍戶耕種，叫做衛所屯田，衛所屯田並不繳納土地稅賦，其所得由五軍都督府統籌用於邊防及軍隊開支。所以，從資料上來看明朝的土地稅收總額偏低，而有些人再拿全國土地稅收總額除以全國耕地總面積八百五十萬頃，如此算下來畝均納稅額又較少，於是得出了明朝稅收歷史最低的結論。可實際上卻並不是這樣，因為全國只有一半的土地納稅，明朝實際土地稅收總量應該是6000萬石，或者以土地稅收總量除以四百萬頃才是真正的畝均納稅額。也就是說，明朝土地稅賦標準並非歷史最低。“一條鞭法”實質上並沒有對老百姓減徵稅賦，只不過是把原來諸多稅費合而為一，使官府不能再以納稅為藉口對老百姓進行一次次的盤剝，相反“一條鞭法”實質上增加了老百姓稅賦負擔，因為萬曆之前很多臨時性稅賦都被“一條鞭法”整合為永久性稅賦。再者，“一條鞭法”改實物納稅為折銀，所以老百姓繳稅時只能將土地所得出售換成白銀才能繳納，葉聖陶《多收了三五斗》大家應該都讀過，老百姓在出售農作物這個環節上不免又會受到無良商販們的盤剝。所以說“一條鞭法”並不利於老百姓，只利於增加朝廷財政收入。

實施“考成法”。所謂的“考成法”不過相當於現在的官員考核機制，但明朝時候資訊傳遞速度遠遠不如現代這樣迅速，地方各級官員的作為往往並不能很及時地傳遞到京城，所以並不能對京城以外的地方官形成有效約束。現代的考核機制是建立在將各項工作資料化的基礎上，對於地方官來說，能形成資料化的無非稅費徵收情況，如此一來地方稅收的多少便成了考核官員稱職與否的唯一依據。而京官的工作並不能資料化呈現，所以對京官實施“考成法”，只能是加強監管。張居正以內閣監管考核六科，以六科監管考核六部、督察院，以六部、督察院監管考核各級督撫，這在實際上無限加大了內閣權力，等於是加強了他自己內閣首輔的權力，也等於是將明朝原先的兩大風憲言官體系基本廢除。這樣一來，各個部門除了應付日常工作之外還要提防其它部門監督並監督其它部門，無形中激化了各部門之間的矛盾，於是京城官員們將大部分精力用在了內耗上。

裁汰生員整頓驛站。裁汰生員即是將未出仕的老廩生們革為平民，使其不再享受免除家庭稅賦的優惠政策。明清時期，考取功名的人多實際任職的人少，絕大部分功名在身的生員入不了體制內，不能為官者則大多居家教授鄉鄰子弟，因不用繳納稅賦，所以即便私塾收入不多也可以不事田間操勞。至萬曆時期，歷年考取廩生功名的人十分龐大，張居正將這部分人免除稅賦的政策剝奪了之，雖減少了財政開支，但卻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社會不穩定性，不是說“不怕流氓多，就怕流氓有文化”嗎？整頓驛站大家都很熟悉了，把崇禎皇帝趕下寶座的就是曾經的驛站管理員。無業遊民增多，特別是有文化的無業遊民增多，必然引起社會動盪。

張居正（1525年～1582年7月9日），湖廣江陵(今湖北荊州市)人，少時聰穎過人，2歲無師自通能識字，7歲能通六經大義，12歲考中秀才，13歲時就參加了鄉試，是名噪一時的神童。 16歲中舉人，23歲考中進士。

張居正不僅是萬曆時期（1572年～1582年）的內閣首輔，也是萬曆皇帝朱翊鈞的老師，張居正對萬曆皇帝朱翊鈞的教育非常用心，也非常嚴格。年幼的萬曆皇帝朱翊鈞最尊敬的人是他，最害怕的人也是他。張居正一輩子對兩件事情嘔心瀝血：一是皇帝的教育；二是改革。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對萬曆皇帝朱翊鈞的嚴格教育，也是希望把他培養成改革的繼承者，繼續發揚自己的改革。

張居正是明朝中後期政治家、改革家，輔佐萬曆皇帝朱翊鈞開創了“萬曆中興”，是中國封建社會末期最負盛名的改革家。

明朝自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開朝以來，到萬曆一朝，歷經了200多年的風風雨雨，已是百病叢生,危機四伏,不加治理，就會導致王朝傾覆。到萬曆初年，宦官的總數已逾二萬，而且還在不斷膨脹。宦官亂政一直是明朝的突出問題，另外，龐大的文官集團，也都各懷鬼胎，貪汙腐化，結黨營私。與此同時，少數民族的入侵不斷，北部邊防經久失修，一支幾千人的蒙古騎兵，就曾經長驅直入，從東到西，從北到南，在大半個中國長驅直入，讓聖上惶恐。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張居正為帝師、為內閣首輔。由於萬曆皇帝朱翊鈞年幼(年僅10歲)，由母親李太后代為聽政，李太后將一切軍政大事交由張居正主持裁決，於是乎，張居正開始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史稱“萬曆新政”。

張居正在任內閣首輔的10年中(萬曆元年至萬曆十年)，在經濟、政治等方面做了一系列的改革。為了農業的發展，1578年(萬曆六年)，張居正不顧大士紳的反對，丈量全國土地，增加了財政稅收。此後，他又興修黃河水利，在全國範圍內推行"一條鞭法"，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使生產逐步穩定下來。此外，張居正還撤裁了冗餘的官員，在山海關至居庸關之間建敵臺三千餘座，加強了北方的防務。自張居正改革之後，經濟有了大的起色，政治也相對穩定下來，明朝進入了自英宗以來最繁榮的階段。

張居正的改革成果無疑是顯著的：讓中央財政扭虧為盈，中央庫存白銀1250萬兩，遠勝歐洲各國；增迦納稅田畝300萬頃；國家穩定，真正實現了“國富民強”。張居正的改革是繼商鞅和王安石變法之後影響最為深遠、最為成功的改革。

張居正的改革核心是“整飭吏治，富國強兵”。改革從整頓吏治開始改革，而整飭吏治的目的是富國強兵，這條紅線貫穿於他的改革之始終。

張居正的改革從整頓吏治開始，對既得利益集團的衝擊很大，也正因為得罪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這些樹立起來的政敵在他死後就開始了肆意的報復和攻擊。1582年7月9日(萬曆十年)，張居正病逝，萬曆皇帝朱翊鈞或聽信讒言，或出於要樹立自己的權威，就必須打破張居正的權威的考慮，下令抄了張居正的家，並削盡其官秩，迫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還差點開棺戮屍。他的家屬餓死的餓死，自殺的自殺，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可謂身敗名裂、家破人亡。

人亡而政息，張居正生前實行的“萬曆新政”也即被廢止，改革成果夭折，致使剛剛中興的明朝，又開始走下坡路。因無像張居正的人可以督導，萬曆皇帝朱翊鈞在稍後竟然20多年不上朝，國家運轉幾乎停擺，大明王朝逐漸走向衰亡。

國衰而思良臣。1622年(天啟二年)，天啟皇帝朱由校為激勵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張居正，予以復官復蔭。然一切俱已晚矣，此時張居正已離世40年，世間已無張居正！1644年4月25日，崇禎皇帝朱由檢在煤山自縊身亡，明朝至此宣告滅亡。

張居正不僅是神童，更是繼王安石、商鞅之後偉大的改革家；許多歷史學家稱他是“治世之能臣”，美籍華人、中國明史專家黃仁宇先生認為他死後，“世間再無張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