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朝就開始了。因為人心不古是明朝張居正書裡的。那他的古就是明之前，過或古就是指代“善良的”意思，沒有“之前的”時間概念。

孔子曾說，吾不復夢見周公久矣。又說，信而好禮，吾竊比老彭。看論語20篇，強烈的感受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行，崇尚禮儀，注重社會秩序，品德第一。可見，孔子時代人心已不古矣。所以從時間上推斷，起碼春秋時期，人心已不古。“春秋無義戰”也是論語所言。

古代全部是遊牧部落獵人，周出現農民，幽王禁止在首都打獵，這首都有多麼荒蕪你可以想象，工商業的人就相比農民奸詐，任何時間都和文革那樣對付農民以外的人

人心不古出處：清·李汝珍《鏡花緣》第五十五回：“奈近來人心不古，都尚奢華。”

當迷霧逐漸散去，你就可以發現更多的美麗與醜惡。

世界很大，總是存在一些醜惡現象，儘管某些可能只是區域性地區的個別現象，但如果媒體集中披露出來展現給社會，人民就會對周圍環境感到擔憂。這是一把雙刃劍，把握的好，社會可以及時發現某些不良問題並加以制止，但也可能放大某些問題，導致受害人受到更大的摧殘，或者對某些群體產生刻板印象，產生社會隔閡。比如扶老爺爺老奶奶過馬路這件小事，在過去，這是值得提倡的，但由於現代通訊技術越來越發達，某些別有用心的老人被許多媒體掛了出來，許多人便開始擔憂了起來，害怕路邊的老人，於是對老人群體的刻板印象就出現了。實際上，並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曾經的壞人變老了，他們敗壞了老人這一群體形象。如果我是倒在路邊的老人，發現周圍的年輕人沒一個願意伸出援手，對我避之不及，那我這把老骨頭也只能認栽咯。。

是這樣的，如果你成天只關注一些負面新聞，那你看到的社會自然就是醜惡的，你可以適當關注一些正面的報導，甚至自己去尋找光明，生活還是有驚喜的。

總之，看問題，儘量全面。某些媒體是很喜歡沾人血饅頭賺流量的，片面報導，掩蓋事實，就為博人眼球，民眾聽風就是雨，我希望大家還是可以理性一點吧，不要跟風起鬨啥的，很討厭了。

今天，我們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個詞就是“人心不古”，言下之意就是古代的人都非常淳樸，而今天的人卻非常巧詐。那麼，人心究竟是從何時開始不古的呢？

說這之前，我們不妨先看兩個故事。宋桓公有兩個兒子，一個叫茲甫，一個叫子魚。茲甫為弟，是嫡子；子魚為兄，是庶子。如此，茲甫被立為太子自然是合情合理，宋桓公在彌留之際也是這麼做的。然而，茲甫卻主動退位讓賢，極力主張子魚來做太子。宋桓公聞言，大驚，迭問緣由。茲甫卻說自己和兄長相比，子魚年長且仁，具備一國之君的風度。宋桓公聽後大為感動，哭得淚流滿面！誰料子魚卻固辭不受，他說：“茲甫以‘仁義’推薦我，父親也深以為然，答應讓我做太子。可見‘仁義’是天下至高的美德。然而大家忽略了一點，茲甫願意將國家讓於人，這不是更大的仁義嗎？與我相比，顯然茲甫更適合做太子。”最後，還是茲甫被立為太子，宋桓公薨後，茲甫即位，是為宋襄公。

宋襄公認為兄長子魚的品質較為高尚，於是便封其為司馬，即宋國的最高軍事長官。我們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春秋時期禮壞樂崩，“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在這個時代，父子反目、兄弟鬩牆的故事不絕於史。然而宋襄公兄弟表現出的卻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不得不說是“濃綠萬枝紅一點”了！

既然說到宋國，就不得不提一下它的緣起。宋國的先祖正是殷商王族，周武王滅商之後，秉承了“滅其國不絕其祀”的古訓，將微子啟封於宋地。宋國的地位可不一般，為一等公國。同時受封的還有虞舜和夏朝的後代，虞舜後人被封在陳國，夏朝後裔被封在杞國。陳國、杞國、宋國被稱為“三恪”，恪即尊敬之意。意在宣示自己並非殷商的掘墓人，而是其繼承者。根據《左傳》記載，“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這就說明宋國對於周王室的地位是極為特殊的，不是君臣關係，而是主客關係。每次，周王室祭祀宗廟以後，總要拿一部分犧牲給宋國，以示對其尊敬之義。

然而，畢竟是到了“春秋無義戰”的時代。楚國不顧宋國的國際地位，悍然發動了對宋國的戰爭。其實楚國一直未被中原各國承認，人們都稱其為“楚子”。這還是客氣點，要不就直接稱其為“楚蠻”。公元638年，楚國軍隊兵臨泓水南岸。泓水位於宋國南部，距離宋國約四十公里。

宋國處於四戰之地，一馬平川，根本無險可守。唯一可以倚恃的就是這條泓水，如果在楚軍渡河之時發動進攻，定可佔盡先機。大司馬子魚正是這樣建議宋襄公的，然而襄公卻絲毫不為所動，只是平靜的說出兩個字：“不可”！子魚無法，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楚軍從容過河，進而長驅直入。一個時辰後，楚軍順利渡過泓水，兩軍相隔一箭之地。面對來勢洶洶的楚軍，子魚建議趁其排好陣勢之前，發動進攻，定能打他個措手不及。然而，宋襄公還是表現出一臉的平靜，嘴裡還是那兩個字，“不可”！

俄而，楚軍列好陣。這時宋襄公才發出了號令：“出擊”！但是身居中原的禮儀之邦怎是這楚蠻的對手，不一會兒宋軍就被打得丟盔棄甲，就連宋襄公大腿上也中了一箭。這次宋國可是輸的一敗塗地，臉面盡失，以至於“華人皆咎公”。面對華人的不解，將士的非議，宋襄公不僅毫無愧色，還有自己的理由。其言：“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就是說，君子之道在於不傷害已經受過傷的人。所謂二毛即指頭髮花白的長者，念其老，故不忍傷害。古代用兵之道，在於等待敵人列好陣以後與其光明正大的對陣，而不是憑藉險要的地勢，對其突然襲擊。

我們今天看到宋襄公的這套說辭，顯得非常的迂腐。然而，春秋時期的人也是這麼看的。宋襄公慷慨陳詞一番以後，本以為子魚會被自己所折服。誰料，頓時就給他澆了盆冷水，說了句“君不知戰！”接著子魚說道：“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讚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耈，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 教戰，求殺敵也。傷及未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 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史書上沒有記下宋襄公的回話。在第二年的五月，宋襄公與世長辭。大家一致認為，宋襄公之死是“傷於泓故也。”此後，人們對宋襄公的評價也多是負面的。《左傳》的一句“君未知戰”讓宋襄公成為人們奚落的物件。後來的《穀梁傳》也指責宋襄公這是咎由自取，不能與時偕行，順應時勢的發展。然而《公羊傳》卻高度讚揚了宋襄公，甚至將其與周文王比肩。認為他“臨大事而不忘禮儀，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如此”。

司馬遷作《史記》也對宋襄公採取了同情態度，“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儀，褒之也，宋襄公有禮讓也。”司馬遷認為在禮壞樂崩之際，宋襄公的確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楷模。《淮南子》更是為宋襄公鳴不平，“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者。”說實話，泓之戰在歷史上並不是一場多麼重要的戰爭，更多的還在於其象徵意義。黃樸民先生認為楚宋“泓之戰”在政治上，使得宋國從此一蹶不振，楚國得以進兵中原，開啟了新的一輪春秋爭霸。在軍事上，它標誌著西周以來以“成鼓成列”為主要特色的“禮儀之兵”行將壽終正寢，新型的以“詭詐奇謀”為主導的作戰方式正在崛起。

誠然如是，在“泓之戰”之前，為戰以禮，古風粹然。“泓之戰”以後，兵以詐立，人心不古！從這場戰爭中，我們可以看出宋襄公重視的是君子之道，更加強調程序正義。如果程序不正義，贏了這場戰爭也不是很光彩的一件事情。而楚國更注重的是結果的勝利，因為勝利者更具有強勢話語權！

其實，我們不應該以今天的視角來看宋襄公。在他的身上正好體現的是我們祖先重誠信、守規則的美好品質。而這種美好的品質卻偏偏被奇謀巧詐給踐踏了。所謂“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者。”我們不僅不為宋襄公身上所殘留的這股高尚遺風所稱讚，反而嘲笑他迂腐，實則是人心不古！

文：甪里先生

參考文獻：《左傳》《公羊傳》《史記》

每個時代都有人說“人心不古”，意思是越古老，人心越質樸善良。這種觀點不是自欺、就是欺人。孔子時代就有“灌水肉”。商人虛高商品價格。都發生在禮樂之鄉魯國。魯國有叫沈猶氏的，一清早就給羊喝水，欺詐銷售。有叫公慎氏的，妻子淫亂而不能制止。販賣六畜的哄抬物價。孔子當了國相，就沒有這種現象了。男女分道而行，道不拾遺。賓客來了，也不有求於官府，而像在自己家裡一樣自己解決。

《孔子家語·相魯》……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沒交代聖人用的什麼治理方法。如果是儒家那一套仁義道德的宣傳，孔子能和周公相比嗎？制定周禮的是周公，魯國是周公的封地，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亂象呢？難道就是等孔聖人出世？彰顯孔子賢聖？

從“男女異路”、“道不拾遺”來看，孔子用的是商鞅那一套，重罰、重刑。只有在特定年代，男女在公園談戀愛接吻都被認為是“流氓行為”，也還沒出現男女異路的。東西掉在路上都不撿，撿了交還失主不行嗎？真的很“高壓”。

秦國商鞅變法，對在道路上丟棄灰土者用刑。棄灰是輕的過錯，而用重罰。法家主張對“輕罪重罰”，這樣就沒人敢犯了，證明那時的人亂扔垃圾。

《史記·李斯列傳》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

文景之治，就多盜錢。漢武帝大肆宣揚“儒家”，儒家總是“正能量”吧？但是老百姓冒著生命危險“非法鑄錢”。而且還多，盜錢如雲，像形容美女多一樣。

《漢書·荊燕吳傳》吳有豫章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漢書·食貨志》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

王莽有“周公再世”的稱號，他為了禁止非法鑄錢，和商鞅一樣用重刑，一家鑄錢，五家連坐。還要籍沒淪為奴隸。官吏和老百姓外出，要帶“持錢證”，錢的數目要和“持錢證”相符。如果沒有“持錢證”，賓館飯店不接待，關口扣留。並要大臣做出榜樣。

《漢書·王莽傳》盜鑄錢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為奴婢。吏民出入，持布錢以副符傳，不持者，廚傳勿舍，關津苛留。公卿皆持以入宮殿門，欲以重而行之。

“盜鑄錢”的手法有摻雜鉛鐵的。高明的“摩錢取鋊”（yù），把錢研磨，磨出一些銅粉，被磨的錢還是成型，只是份量輕了。聚集銅粉又可以鑄錢。與用王水偷取別人的金子一樣“高明”！

《漢書·食貨志》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漢書·食貨志》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奸或盜摩錢質而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

東漢有一位被稱為“道士”的，叫第五倫（複姓），自掃路上糞便。他變換了姓名，運載食鹽往來於山西的太原、上黨一帶，於所過的路上清理糞便，路上的人稱他為有道德的人士，簡稱“道士”。

《後漢書·第五鍾離宋寒列傳》（第五倫）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為糞除而去，糞除猶埽除也。陌上號為道士。

自己的牲口拉糞在路上，自己清掃。好歹找出了一個古人的模範，還是“漢人”，總算不是“顏面全無”。但是證明那時隨地大便，即算是牲口拉的主人也不清理。

宋朝造假有《癸辛雜識》《世範》等記載。明清也一樣。有兩個非常著名的外華人對“中國”有負面評價。如果換成今天，他們批評中國，有華人認同，會被當成“漢奸、洋奴”。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寫道“華人的生活完全以禮儀為指南，但他們卻是地球上最會騙人的民族。……每個商人有三種秤，一種是買進用的重秤，一種是賣出用的輕秤，一種準確的秤，這是和那些對他有戒備的人們交易使用的。”

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寫到“中國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幾千年的中國，其實是一個大賭場，惡棍們輪流坐莊，混蛋們換班執政，炮灰們總是做祭品，這才是中國歷史的本來面目。事實上，中國任何一次革命都沒能使這個國家取得尺寸的進步。”

簡單概括，孟德斯鳩認為中國是“掛羊頭，賣狗肉的騙子民族”，黑格爾認為中國是“惡棍、混蛋、炮灰的聚集地，沒有歷史進步的國家”。這兩位都沒來過中國，且書中也沒有舉出例項。不知他們懂不懂中文？但對“中國”的本質一針見血，透進骨髓，令人深思。

清朝很多書裡面也有交代，民國時期有各種騙術，也有專門的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