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站在羅馬帝國實際的需要上，四帝共治是解決羅馬危機的無奈而有效的政治改革措施之一。但是隻能是暫時性的過渡手段，結果他的長期應用，導致了軍隊權力不能掌握在一個人手裡，從而面對異域入侵，產生了致命性的影響

面對巨大的危機，羅馬的戴克裡先皇帝出來重振國威，穩定了內外局勢，在他的改革措施當中，有一項為“四帝共治”。“四帝共治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羅馬帝國內部存在的問題，反而使得羅馬的權力之爭更加白熱化，也最終導致了東、西兩個羅馬帝國的徹底分裂。

何為四帝共治

1、戴克裡先實行“四帝共治”是鑑於“三 世紀之亂”期間軍閥們濫用軍權而不斷引發 宮廷之變的慘痛教訓。 另外也是由於帝國四 境外族不斷人侵，只有透過分權才能有效抵 御外亂。戴克裡先自管帝國東部，任命他的 好友馬克西米安為西部奧古斯都，分管意大 利和北非，任命君士坦為西部愷撒，作為西 部皇帝的副手，主管高盧、英吉利、西班牙，任命加萊裡烏斯為東部愷撒，主管多瑙河及 萊茵河流域。

2、兩位惜撒都與曾經的妻子離婚， 娶了兩位奧古斯都的女兒，試圖透過血緣關 系來鞏固皇權傳承。四帝共治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任何軍 閥如若想篡權，就要跨越四座不可逾越的大山。而且馬克西米安是一介武夫，對於政治 幾乎沒有概念，他唯戴克裡先馬首是瞻，皇權因此得到了鞏固。這就為羅馬帝國重新找 回穩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四帝共治的弊端很快就暴露了出來，四 帝建了四套相同的官僚班子，龐大的行政開 支只有透過增加稅收才能得到維持。

3、數十年以後君士坦丁大帝集四帝為一身, 遷都新羅馬一君士坦丁堡，揭開了東羅馬帝 國一千多年的輝煌篇章。如果站在羅馬帝國實際的需要上，四帝共治是解決羅馬危機的無奈而有效的政治改革措施之一。首先要說明的是，戴克裡先的四帝共治不是分裂國家，而是將治權分離。羅馬皇帝本質上是公職而不是固定身份，你要將這一措施看作是將一個官職分為兩個，每個官職再配上一個副官。且不論共和國時代羅馬就有雙執政官傳統，早在戴克裡先之前就有共治的先例。

四帝共治利與弊

1、如果元首放棄了擴張征服，他就喪失了保持軍閥頭目的能力，就無法有財富和名望拉攏民眾，分化元老院。當哈德良皇帝放棄擴張政策後，僅僅不到三十年，到了奧勒留時代危機就已經出現了。而建立在這種元首體制下的羅馬帝國，除了義大利和共和時期征服的省份，帝國建立後的省份就是羅馬的殖民地，這種經濟模式缺少可持續性，在圖拉真時代就已初現端睨。

2、元首制能撐到三世紀危機算是個奇蹟。帝國除了都歸屬羅馬統治之外，各地經濟水平、民族、宗教、認同差異巨大，到了三世紀危機後內外壓力陡然加大，故而帝國需要一場從經濟到政治、思想上深層次的集權改革，廢除元首制這一發育不全的存在，以應對危機。但深度整合非一朝一夕之事，外敵入侵卻是火燒眉毛的事，首先為了解決防務問題，四帝共治就是一條措施。

3、帝國宛如一個龐大的馬賽克拼圖，色彩斑斕，互相拼接，所以四帝共治的初衷是為了分散防務與行政壓力，防止複雜的矛盾壓在一個人身上。雖然誠如拉克唐提烏斯所言，這樣的分治使得每個統治者手下都有一直龐大的軍隊，整個帝國軍隊倍增。但“戴克裡先擴大軍隊是絕對必要的，因為，正如我們將看到的，他必須從篡位者和野蠻人手中奪回被強佔的半壁江山。”

4、而戴克裡先做到了以四帝共治加強防務的要求。戴克裡先平定了埃及的起義，伽勒裡烏斯在戴克裡先的幫助下戰勝了波斯人，在此之前伽勒裡烏斯也鞏固了多瑙河邊界；君士坦提烏斯也收回了高盧和布列塔尼亞。這些成就的獲得，邊境的鞏固，帝國領土的擴大，很大程度上都得歸功於四帝共治。你可以說四帝共治是對一缺少內部整合的大帝國應對危機的無奈之舉，因為這只是一個權宜之計。除了四帝共治，戴克裡先建立了真正意義上的、東方式的皇帝制度，打擊基督教也是為了意識形態的統一，雖然和他的經濟措施一樣不成功。當帝國在未來的兩到三個世紀逐漸深度整合後，像東羅馬帝國就很少再有四帝共治制度了。

結語

四帝共治加重了帝國的行政負擔，這是很顯然的，它同時造成了新的內戰，這一制度始終只是一個權宜之計。

古羅馬皇帝是國家的執行長，

共和時期皇帝和元老院以及保民官形成複合政體，

由於出現尤里烏斯蓋烏斯凱撒這麼一個人，皇帝開始中央集權，

羅馬帝國從此開始。

羅馬帝國土地較為貧瘠，並無豐富的農產品，

大部分財富需要從外部掠奪。

隨著掠奪的面積不斷擴大，國家治理能力的落後暴露出來。

最核心的缺陷是羅馬帝國沒有意識形態輸出，僅僅依靠武力掠奪管理難以持續。

在缺乏核心價值觀輸出的同時，面對不同經濟形態的殖民地，又難以找到將帝國整合在一起的最大公約數。

國家分成東西兩邊，再各自分出一個副手，這是治理能力底下所表現出來的結果。

這當然是一個摸索，但並未提高管理水平，只是縮小了管理半徑。

戴克裡先無意之間造就了國祚千年的東羅馬。

沒有四帝共治，再沒有基督教統一意識形態，很難想象後來的歐洲是什麼樣子。

四帝共治和蒙古四大汗國一個道理，僅靠掠奪而無文化輸出，面對多種經濟形態，帝國不但要分開區域管理，而且必須融合到當地文化中。

“四帝共治”是戴克裡先為應對當時多變的政治形勢而開創的一個新的統治模式，在其統治時期起到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這一制度也為後世留下了政權分裂的隱患。

2世紀是羅馬帝國疆域擴張的頂峰時期，成為了當時地跨歐亞非三洲、傲視西方世界的雄偉帝國。但是，伴隨強大帝國的極盛而來的是潛藏的巨大危機。自2世紀末開始，羅馬帝國內部各種矛盾叢生，原本發達的奴隸制經濟瞬間一落千丈，愈益無法適應龐大帝國發展的需要，政治局面出現混亂，皇位更迭頻繁。

史料記載，自皇帝康茂德死後，到戴克裡先登基之前，前後不到100年的時間，羅馬帝國竟然更換了20多名皇帝，其他各類僭主更是不計其數，僅僅公元235年到公元284年之間，羅馬帝國就出現了近24名“皇帝”。“四帝共治制”

公元284年11月17日，在小亞城市尼科美狄亞，奴隸出身的戴克裡先被士兵推舉為羅馬帝國元首。“四帝共治制”即是戴克裡先針對當時形勢作出的一大舉措。戴克裡先接手的羅馬帝國可謂是千瘡百孔、矛盾重重，儘管帝國能夠勉強維持著表面上的強盛，但是帝國內部實則不堪一擊。縱觀國內外全域性，戴克裡先雷厲風行地從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對帝國進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當時矛盾叢生的帝國危機，使得經歷了3世紀危機動盪的羅馬帝國獲得了新一輪重生。

所謂的“四帝共治制”，名義上是四帝共理國事，戴克裡先和馬克西米安為共治皇帝，分享奧古斯都的頭銜，加列裡烏斯和君士坦提烏斯是他們的繼承人，分享愷撒的頭銜,實際上戴克裡先仍以“君主”的地位握有最高權力，四帝共治仍是以戴克裡先這一唯一的君主為尊，權力在部分分散的同時牢牢迴歸到統治君主手中。

四帝共治過程

3世紀危機後期戴克裡先上臺，285年戴克裡先任命其心腹大將馬克西米安為愷撒，286年，將他提升為奧古斯都。而這一時期，整個羅馬世界正處於危機後期內外交困的嚴峻狀態：不列顛、埃及發生叛亂，波斯國王納爾塞烏斯在東方發動戰爭；等等，一系列矛盾爆發升級。面對帝國如此局勢，293年，戴克裡先任命兩個年輕的軍官君士坦提烏斯和加列裡烏斯為愷撒。

與此同時，戴克裡先將帝國分成四部分，並且選擇四個重要的戰略要地作為帝國駐節地。在這種分權治理之下，帝國首都羅馬城不再是唯一的政治統治中樞，帝國內部危機暫時得到緩解。

四世紀史學家拉克唐提烏斯評價這一制度時說，“戴克裡先擾亂整個世界,將帝國分成四部分,四個統治者都擁有比以前的統治者更多的軍隊。”4、5世紀交接時期的左西姆斯也表示：”“由於戴克裡先的遠見卓識……每個地方的蠻族都遭到強大軍隊的阻擊”。 “四帝共治”利與弊

戴克裡先採用的“四帝共治”結束了國內的動亂狀態,消除了邊界危機,，以其成效證明了其作用所在。這一統治模式的開創，綜合了共治與分權的各個特徵，融合了羅馬帝國統治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3世紀危機給羅馬帝國帶來的嚴峻局勢。

隨著羅馬軍隊持續不斷的對外擴張，一直以來以羅馬城為政治中心的帝國格局隨帝國疆域的不斷擴大而顯得鞭長莫及，對於遙遠的東方領土的統治不免力不從心。尤其愈到後期，處於內部人民反抗和外部蠻族入侵的雙重壓力之下的中央政府愈加應接不暇。“四帝共治制”的建立可謂是對這種狀況的緩解，有助於消除本已處於癱瘓狀態的中央集權政府，對於解決羅馬的政治統治和社會問題所發揮的推動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作為一種新的統治模式，“四帝共治制”有效地抵禦了頻繁的蠻族入侵。戴克裡先對東方國境的重視使小亞細亞逐漸具有了帝國第二個政治中心的特性，成為了抗擊蠻族的橋頭堡。而透過將帝國西部事務委託給另一位奧古斯都馬克西米安，戴克裡先可以把更多精力傾注於對東方的治理。此外，兩位或者四位統治者的並存非常有利於緩解圍繞一個權力中心的日趨激烈的權利鬥爭。他們中的每個人在自己的統轄範圍內都是最高統治者，但他們的共同權威遍及整個帝國，他們隨時準備為自己的共治者出主意或親臨效力。

再次，戴克裡先還為奧古斯都的統治設定了任期，在任期屆滿後由“凱撒”取而代之。這種做法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防止統治者由於無限期地掌握最高權力而變得驕奢淫逸甚至專橫無度，另一方面由奧古斯都到凱撒的權力交接保證了有序的繼承原則，改變了以前由於模糊混亂的繼承導致的權力真空和鬥爭，也限制了軍隊首領對帝國元首的廢立。

當然，“四帝共治制”本身也存在著一些不可避免的缺陷，這種缺陷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快就暴露無遺。

從短期來看，“四帝共治制”最初之所以能夠恢復國家機器的活力，歸根到底還是戴克裡先的個人能力和強有力的權威在發揮作用。作為該制度的首創者，他雖然使帝國同時由四位統治者進行統治，但實際上他仍處於權力格局的核心地位，保留著對整個帝國事務的最高決定權。如285年戴克裡先任命馬克西米安為凱撒並於286年再將其提升為奧古斯都，他還親自任命幾乎所有的軍政官職。但從長期來看，兩位奧古斯都的並立，他們在地位上的平等與其所擁有的政治權力的對等即對國家統治權的分享，始終是這一制度設計的結果與目的。“並非每一位後繼者都有戴克裡先這樣的才能足以駕馭整個帝國的龐大支系。”一旦奧古斯都卸任後向凱撒交託權力，後者是否具備同樣強大的權威姑且勿論，單是兩位新統治者的同時出現，就可能會使得社會的前途，帝國的命運充滿不確定性。

再者，“四帝共治制”統治模式的維持是以血緣婚姻關係為基礎的，並不具備穩固的制度性保障，後世的統治者會因為血緣聯絡的疏遠而產生隔閡甚至衝突。因此從長遠來看，這一制度的存在不僅不能保證羅馬帝國分而不裂的永久性統一，相反還在很大程度上埋下了帝國分裂的隱患。在戴克裡先和馬克西米安於公元305年同時期滿退位後，作為其繼任者的李基尼烏斯和君士坦丁很快就發生了權利鬥爭，取勝的君士坦丁不久就廢除了“四帝共治制”。它作為一種新的統治模式只維持了20年，但卻為之後的羅馬帝國的發展演變產生了極其深刻的負面影響。

由於戴克裡先長期對東方領土尤其是小亞細亞非常重視，加之兩位奧古斯都對東西方的分轄，使得帝國的政治中心呈現出二元化的趨勢，帝國分裂的雛形開始顯現。待到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將帝國首都從羅馬遷到東方的拜占庭時，兩個政治中心格局的形成已經無可避免，為395年羅馬帝國的徹底分裂埋下了禍筆。

總結

由此可見，戴克裡先建立的“四帝共治制”實質上是對幾百年來君王世襲制度的替代，力圖糾正血緣世襲導致的腐敗和統治者的無所作為。它在帝國面臨嚴峻挑戰的形勢下有助於緩解社會危機、抵禦蠻族入侵和加強國家管理及整頓社會秩序的良性效應。單就“四帝共治制”作為一種在非常時期的手段或政治形態，“暫時結束了50年來及其混亂的局面，使帝國保持了20年的相對穩定，足以證明改革的功效。”

但是，“四帝共治制”並不利於統一的中央政府對國家的集權統治。戴克裡先的改革措施建立在強制執行的基礎上，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帝國存在的問題。隨著最高權力的一分為二和兩個政治中心對社會管理的分離，權利鬥爭不久再次重現並趨向白熱化，帝國統治集團內部盾的不可調和最終導致了東、西羅馬帝國的徹底分裂。究其最初的根源，莫過於“四帝共治制”的遺毒和流弊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