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並沒有過於重農抑商，明朝的商業活動還是很繁榮的，那怕是在明朝晚期，其商業活動也並沒有因為政局動盪而過度衰退。明朝的財政枯竭只要是被東林黨那幫孫子給陰掉的。東林黨人不顧國家的安危，反對向工商徵稅。崇禎沒有辦法只有把手伸向農民。

扯淡。如果重農抑商明朝至少多殘喘幾年。軍隊沒錢，靠東林黨起家的崇禎又沒辦法向商業收稅（東林黨是浙商的代言人）。所以明滅亡後北方沒人抗清，因為北方人吃遍了戰亂的苦頭，江浙抗清，是因為保護自己的財產。

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公認的出現在明朝中期，明朝並沒有過度重農抑商。過度要加重了說。

中國從戰國時期開始，一直採用的都是重視農業的政策，畢竟中國是農耕國家，自古以來，農業一直都排在第一位。

老百姓沒飯吃就要天下大亂呀！我們只聽過勸農歌，沒有聽過勸商歌。

從當時的社會背景來看，當時的社會，對商業活動懷有偏見，其實一直到改革開放以後的今天，人們才重新認識到商業的價值，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很多人還是看不起生意人。

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文人的社會地位高，他們都覺得生意人只是一幫不幹體力活，不勞作，但是懷裡又揣著大錢，穿著漂亮衣服的敗類。所以當時的權貴，還有社會風氣，對商人是很看不起的。

哪怕到了清朝，很多商人生意做大了，還是選擇讓子孫讀書，光宗耀祖。

明朝到了中後期，因為大家都能吃飽飯，於是商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尤其是江南一帶，幾乎壟斷了東亞和東南亞的經濟貿易，這正是說明了當時中國的農業發展水平之高。

到了明朝末期的時候，財政枯竭，並不是重農抑商帶來的。而是由於一系列的社會問題造成的。

有句話說的好明亡於黨爭。

天下大亂的根源，並不是重農抑商，正是因為國家政壇動盪，所以國家才要緊緊抓住一國之根本，那就是農業。

到了這個地步，那些政治家還在為了利益爭鬥，只能說這個國家積重難返，回天乏術了。

明朝的財政問題並非因為重農抑商，財政枯竭這個說法本身也值得商榷，不過財政危機確實存在，朝廷也並非沒有看到，最典型的就是張居正改革，史稱萬曆新政。張居正最後雖然下場比較慘，但他的改革無疑為明朝續了幾十年的命。

明朝財政危機主要原因是開支過大，尤其是皇室宗親、官僚俸祿以及軍費開支的無限膨脹，耗盡了有限的收入。而財政收入的增加卻遠遠趕不上開支，徵稅的物件主要集中在農業，缺乏彈性。明朝後期商業繁榮，但由於徵稅方法落後，朝廷從工商業以及海外貿易所徵到的稅收非常少。隨著邊患問題加重，腐敗愈演愈烈，財政開支越來越大，稅收的壓力都加在農民身上，引起農民反抗。而朝廷為了鎮壓內亂，就需要更多的軍費，也就意味著需要加徵更多的稅，就會引發更多的反抗，陷入了惡性迴圈，直至最終崩潰。

古代王朝的財政開支主要有個五個方面：皇室、行政、軍費、河工、賑濟。明朝開國時，朱元璋厲行節約，皇室開支不大。官員數量相對也少，所需要的行政費用也不多。而軍費方面，朱元璋創立了衛所制，希望透過這種方法來避免對農民的干擾和壓迫。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皇室宗親人丁繁衍，開銷越來越大。而官僚階層越來越膨脹，官員越來越多，侵蝕了越來越多的財政收入。衛所制後來也沒落了，戰爭的頻繁，導致軍費開銷巨大。我們可以透過資料來看不同的時間段，財政開支的變化。

1、宗室

明朝設立了一套獨特的宗室分封制度，只要是朱元璋的子孫，都有分封，形成了“有明諸籓，分封而不賜土，列爵而不臨民，食祿而不治事”的局面，說白了一句話，就是養了一大堆吃白飯的閒人。朱元璋就有二十多個兒子，太子之外，全部封親王。親王的長子繼承爵位，其餘兒子全部封郡王。郡王的長子繼承爵位，其餘全部封鎮國將軍。以下還有輔國將軍、奉國將軍、鎮國中尉、輔國中尉、奉國中尉。奉國中尉的兒子全部封奉國中尉。皇宮每年就需要數額巨大的固定開支，加上數量日益龐大的宗室，每年所需要的財政開銷數量驚人，而且隨著時間的增長而上漲。明初宗室不過一萬多人，每年需祿米折銀145萬兩。明末宗室的數量已經達到一百多萬，每年所需的祿米折銀約合2500萬多兩。下圖可以看出明朝宗室開支的狀況。

2、官員數量的膨脹

在那個“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年代，人們擠破了頭去爭著參加科考走上仕途。做官的好處顯而易見，而讀書博取功名的利益也非常大。考中秀才，就已經能夠領到一些錢糧。而中了舉人，不僅能免掉各種賦稅，還能當個小官了。科舉是定期考的，也就意味著取得功名的人數會定期增加。明朝的官吏人數超過了過去的朝代，雖然實行薄俸制，但數量的膨脹，為財政開支帶來了沉重的負擔。有資料顯示，僅僅是洪武年間到正德年間，一百多年期間，明朝文武官員數量膨脹了四倍。萬曆年間，僅僅是官員俸祿開支就超過400萬兩。這還是在明朝實行低俸制的情況下。

3、軍費開支

明朝戰事頻繁，北方蒙古、後來的倭寇、再後來的遼東。不恰當的外交政策導致了邊境一直很緊張，明朝必須在邊界維持一支龐大的軍隊。後來又有內亂，又增加了一筆軍費開支。

明初實行軍屯制，也就是衛所制度，軍糧不成問題。但是到了中期，衛所廢弛，邊軍需要現銀採購糧食，這筆錢就需要財政供給。數額逐年增加，正德年間需要40萬兩，到了萬曆年間就需要將近400萬兩了。衛所制廢弛之後，募兵成為主流，軍餉又成了一大支出，每年都需要幾百萬兩，後期更是高達將近一千萬兩。

除了這三大支出，明朝每年還需要耗費上百萬兩銀子維護漕運。而賑災的開支卻極其有限，太倉庫用於賑災的開支，最高只不過支出了39萬兩。總的來說，養皇室宗親、養官、養兵耗去了絕大多數財政收入。

明朝的財政開支越來越浩大，但是以田賦為主的財政收入卻缺乏增長彈性。明朝財政收入包括田賦、鹽稅、鈔關稅、以及徭役，海關稅和商業稅的徵收比例極低。

田賦是一種土地稅，是明朝最主要的財政收入。明初輕徭薄賦，徵收較少，但後期不斷加賦。但是在那個年代，農業產量是有限的，農田的數量也是有限的，而且隨著土地兼併的加劇，人民的逃亡加劇，可徵稅的農田數量實際上在減少，也就是說稅基在不斷減少。由於天災，戰爭等原因，一旦出現歉收，可以徵到的稅收就更少了。明朝初期徵收的田賦以實物為主，張居正改革後部分地區折成白銀繳納。農民需要將糧食賣給商人換取白銀，集中賣糧又導致糧食賤賣，農民遭受損失。

鹽稅是明朝財政的另外一項重要收入，數額增長驚人，但總量也極為有限。

田賦和鹽稅是明朝財政收入的支柱，那我們再來看看明朝的商稅和海關稅收。

工商稅是專門針對商戶徵收的稅款，明朝的戶籍制度中，商戶是有專門戶籍的。明朝的商業稅收每年僅有幾萬兩，一方面說明商戶數量不多，另一方面說明徵稅手段極為落後。

至於海關，明朝初期閉關鎖國，實施禁海，建立了一套奇葩的朝貢貿易體系。海外使團帶著貢品來，明朝不僅不徵稅，反而還要倒貼一大筆。半路上還要地方還吃好喝招待，回去的時候還要給很多價值遠超貢品的饋贈。後來的隆慶開海，也只是開了月港這麼一個小港口，而且發放的許可證還極為有限，每年徵收的海關稅也不過幾萬兩而已。

可以說，明朝對海外貿易的限制，不僅限制了工商業的發展，也使得財政收入缺乏剛性，相對於唐宋時期，是非常大的倒退。

明太祖朱元璋設計了一套極為複雜而且保守的制度，這套制度的目的是為了有效保障君主集權。在這個體制下，官員們互相牽制，基本上難以對皇權造成威脅，反而非常依賴皇權。而低薪的一個後果就是腐敗氾濫，監察體制也完全失效，因為監察部門也是官僚集團的一部分。在這種體制下，大家都覺得不爽，包括皇帝本人也覺得不爽，但是誰也動彈不得，這個體制就像一張大網，把所有人都兜在裡面。

財政危機加上愈演愈烈的腐敗，朝廷上層能做的就是略微調整，目的是解決財政危機。張居正的改革背景就是源於這個動機，而他的改革措施也沒有對體制有任何變動，他自己也是體制的獲益者，當然最後也是體制的受害者。十年的新政為朝廷積累了數額巨大的財富，高層的危機感立即就消失了，張居正也就沒用了。這些財富支撐了後來的萬曆三大徵，不過三大徵之後，張居正積累的財富也就消耗光了，明朝又陷入了原有的危機模式。

就彷彿一艘船，划船的人越來越少，喊口號的人卻越來越多，船走得越來越慢，沒有人願意修理船隻，最終一個大浪打過來，所有人都只能跟著船一起葬身大海。

明朝早期的重農抑商政策，就是為了讓自己的江山永固。當然，問題很快就會暴露出來。但是放在明初的國際格局下，明朝自覺還是能夠鎮得住那些不安定因素。後期的朝廷也非常清楚的看到了此案正枯竭帶來的危害，並做了適當的小修小補。

在明朝的建立過程中，朱元璋自己就帶有濃厚的反商業色彩。當他的軍隊已經控制了全國大部分地方後，自然會對商業活動做進一步的限制的打壓。因為按照他老人家的治國理念，商業會拉動社會資源和人口的流動性。這非常不利於他想要的那種人人落地生根式的集權控制。

所以在有明一朝，在商業佔經濟比重中成分較多的地方，往往損失慘重。這些地區也就和傳統封建傳統較為牢固的地方一起，成為了大量明朝農民起義的策源地。比較突出的幾個地方是山西、廣東、福建......

明朝朝廷很快也發現了商業衰退所造成的危害。但因為其主要財政收入源自農業稅和日常各類盤剝、攤派，所以並不會覺得有多麼重要或不妥。甚至於官營的市舶司，也透過朝貢名義掌握了少有的國際性貿易活動。很好的補充了明朝糟糕的財政結構。

而且在明朝初期的東亞大陸與周邊地區，很多原來的地區性力量處於一個衰退期。那種過去逼迫宋朝開市的遼國、西夏，都不復存在。留下用朝貢貿易就能夠應付的東察合臺汗國、北韓、安南、琉球等次要勢力。所以，那些與這些國家有貿易需求的地方民眾，也很難藉助貿易來提升自己的團體實力。面對明朝的國家力量打壓，非常的脆弱不堪。

最後，還是因為內外形勢的雙重變化，促使明朝不得不做出改良讓步。一方面是為維持高壓控制而不斷擴編的各級行政人口，另一方面是國際形勢變化帶來了日漸強勢的周邊力量。在實際操作層面上，這兩種因素還是互相矛盾又相輔相成的。既讓明朝的財政日益吃緊，又讓商業需求得到更多非官方力量的參與。

所以，在明朝後期還是搞了諸如月港開關一類的貿易改良活動。但請注意，這種只是改良而不是什麼改革。因為明朝對於全國大部分地方的控制方式併為做出任何調整。不斷擴大的在編行政人員，也是一種沉重的負擔，可同樣也是明朝維繫控制力的必要手段。所以，即便是限量開放的月港，都有專門的官員和皇帝委派的太監一起嚴格監督。目的並不是發展商業，而是為朝廷補充財政虧空。

明代早期限制民間貿易是為了保障自己的統治，朱元璋當皇帝了之後就說過，元朝就是管的太鬆，導致商人行為太過猖獗，買賣政府的救災糧，還得百姓沒糧吃，才造的反。因此朱老總對商人是恨之入骨，在明軍攻克泉州的時候，朱元璋下令血洗泉州城的所有商人，不管是阿拉伯人還是漢人，你做大買賣我就殺你，這一舉動直接讓曾經世界上最大的貿易港口城市之間變為焦土。

一統之後，因為中國的商業已經差不多凋零了，朱元璋指定的商稅是三十稅一，並且將鹽鐵牢牢的握在國家手裡，制定了相關的中開法。

但是從洪熙年間（就一年），中開法就已經出現了崩盤的局面，到了宣德晚年，中開法直接崩潰，在很多地方，商人們鋌而走險販賣私鹽，並且成了嚴重影響社會治安的因素。

所謂的鄭和下西洋，也是政府主持的以維繫朝貢為目的的官方貿易，跟民間是沒啥關係的。

從成化年間開始，東南商業有復興之象，到了嘉靖年間，手工業在東南地區蓬勃發展，但是對外貿易依舊是隻許官貿，這也是倭寇猖獗的原因之一。隆慶元年，政府開放月港作為民貿港口，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海防壓力，並且促進了商業的發展。在萬曆中前期，東南興起了市人階級，他們由士人、商人和地主組成，以反對政府的礦稅政策，在地方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力，並且滋生出了對後來大明政治有高度影響的東林黨。

在嘉靖年間，皇帝嘗試過徵收商稅，但是經過層次剝削，最後到朝廷的錢實在寥寥。再加上嘉靖對於商稅到底能收個多少也沒個概念，因此也就不了了之了。不過為了彌補國庫虧空，嘉靖開始徵收官員的稅款，雖然是低稅，但好歹還能彌補軍事上的虧空。萬曆年間，張居正有心改革，但是發現自己能做的並不多，因為真正影響大明財政的不是別人，正是大明自己的皇族藩王，隨著藩王的數量越來越多，投機取巧把土地和資產劃到藩王名下躲稅的大商人和大地主也越來越多。雖然這些藩王沒有實權，但是張居正和整個中央都不敢隨便拿藩王開刀，因為這違背了朱元璋的祖訓。因此不是政府不改革，實在是有心無力。

到了崇禎年間，因為皇帝的“胡鬧”，文臣們失去了對皇帝的忠誠和信任，轉而開始自保，其中不只是東林黨，啥派別的都有，總之就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堅決跟皇帝對著幹（皇帝對不起在先），導致直到明朝滅亡了，也沒有好好利用過商業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