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在總結前儒家學說思想,尤其是二程思想,準確提出‘理’的概念:理是世界的本原,體現在社會上是儒家道德倫理,體現在人身上就是人性。

並著作《四書章句集註》,直到元代仍為科舉考試篇目,在宋代確立了主流地位。

朱熹是中國南宋時期的詩人、哲學家、教育家，他繼承了北宋程顥、程頤的理學思想，構建龐大的理學體系，是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他創立的理學派別被稱為“程朱理學”，成為繼“孔孟之學”之後，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思想流派之一。

朱熹幼年時代就表現出探索生命意義和追求儒家理想的強烈興趣。 據說在他4歲時，即問他父親：“我們頭上浩渺無垠的這一片空曠是什麼？ ”父親回答他說：“這是天，他隨即又問道：“那天之外又是什麼呢？ ”父親因此大為驚異，他小小年紀竟有如此追問！父親因此認為他是可造之才，對他精心培育。

朱熹的父親也是當時著名的學問家，在父親的薰陶和精心教誨下，少年時代的朱熹勤思好學、刻苦自勵，很快便博通經史，成為學問深厚、見解深刻的青年學者，他的名望也因此在當時的理學圈中漸漸升起。 1148年，未滿20歲的朱熹即高中進士，並被派任泉州同安縣（在今 福建）的主簿（相當於縣政府秘書），赴任途中順道拜見了當時的大學者李 侗。

李侗是程頤最得意的學生楊時的再傳弟子，繼承了程頤的理學思想。 之後，朱熹與他書信往來了 10年，日益為其思想所折服，於是在他30歲 左右的時候正式拜李個為師，潛心研習理學。 他廣博的學識和深厚的學問， 為他研習理學打下了深厚的基礎，他廣徵博引、深刻思索，結合自己對佛家、 道家思想的思考，最終建立起了龐大的思想理論體系——程朱理學。

朱熹以其非凡的哲學成就成為一代儒學宗師，自元明以來，他在中國 思想史上的地位僅次於孔子和孟子，他的思想後來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統 治思想，影響中國思想文化乃至於今。

“宋明理學”這個詞最早見到，是在偶然買的一本書《三松堂自序》上。當時，很為中國有這樣一位訴說者而欣慰。因在該書中頻繁提到“新理學”一詞，於是又蒐羅到另一本書，叫《三松堂學術文集》。正因為這本書，才知道了所謂“理學”集大成者……朱熹。

至今，雖說一直沒有系統讀過朱熹的文字，但在偶讀一點諸子或經典古籍之中，可以經常見到“硃批”“朱注”“朱釋”的片言支語。

“中庸”為何物？

“中庸者”又為何等模樣呢？

關於“中庸”或“中庸者”的古文原句之類解釋，我個人已經數不清讀過多少次了。此刻，再次面對如此一般性質疑，卻依然不甚瞭然！

在學生時代，特別喜愛讀習歐洲文史經典，從中略知關於德國的歌德其人，在他生前死後，都有過針對他個人品行的如此評說：“既是庸俗的小市民，又是一位偉大的詩人。”在國內，關於郭沫若先生，確乎也被人有著類似的看法。但作為後人，我們今天究竟如何認識和看待這樣一種評說中所反映的問題實質呢？對此，確實不是用一兩句話，就能講明白和說透徹的話題。

依照生活常識，或者遵循公共道德，任何人都可以言之確鑿，並極力提倡，甚至大肆鼓吹，像“言行一致”“名副其實”“實事求是”“求真務實”一類的普世哲理和德行真諦。而且像這樣一種公共輿論性宣揚，其本質上應該沒有任何錯誤，尤其站在大是大非的社會真相面前，更應該大義凜然、觀點明確、立場分明……關於這一點社會公眾一致性道德規範，亦應毋庸置疑。

在中國歷史上，具體在唐亡後的五代十國時期，曾有過一位世稱“不到翁”的內閣大臣，其名字“馮道”。關於這個馮道，除了被當時和後人嗤之以鼻的官員品行以外，更多的是由於他自己在日常言談話語之間，竟然不乏公開或私下流傳的許多自娛、自嘲、戲虐的荒唐話。所以這個馮道，便成了其身後的中國文化社會中慣常被用來比喻“左右逢源、綏靖妥協”的典型代表了。

　　其實，如果說馮道在為人做事上根本沒有原則性的話，那真是大錯特錯了。那麼其類人物所恪守“原則”究竟又是何物呢？類似這樣的疑問，不單是頗耐人尋味，而且也才是值得後人一再反思和深刻批判的玩意兒。

反觀現實社會，凡名聲地位雷同馮道者，即便不是不敢妄論，尚若公開議論之，大概也沒多少人，真正找得到並能看得懂裡面的真假虛實。然而，如若靜觀細瞧你我他加她的身旁周圍，凡那一些在名聲地位上，儘管難以比肩馮道，但在行為格調和舉止做派（尤其處事原則性）上，卻與馮道如出一轍者，真格的用比比皆是，一點也不為過啊！如此之景觀，每每看在眼裡，禁不住竊思和自疑：在我們四處高歌著文明與發展、理論與實踐、理想與未來的一個泱泱大國和禮儀之邦，在時常看到、聽到和想到的所謂傳統美德、仁義道德、儒家理學，儀禮品味、人格尊嚴等等，與周邊無法掩飾的事實真相之間，究竟孰是孰非、孰善孰惡、孰對孰錯呢？

近代全球文明的高度，像“人人自以為是”已然成為最具個性化社會的時代顯著特徵了。因此，但凡文明發達的地界，也最常見到那些遊蕩各處的幼稚青少年們，時常因為沒有“世故”負擔，往往無所顧忌地大言不慚和直言不諱。像這種已經司空見慣的所謂文明時態和進步景象，或許可歸入“童言無忌”的範疇吧。然而，在一個堪稱文明社會里，如果無論男女老幼“人人皆言而無忌”，那麼起碼這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理學道統之中，即使是合了情，也絕對合不了“禮”的。所以，我們現今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從某些方面來看，就是要在“與時俱進”之中，努力去尋找和確定“國家、集體、個人”不僅均能感覺到合情合理，而且又符合傳統和時代禮儀的一種道德風尚和一種文明趨勢而已。

為什麼說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

朱熹之所以能夠成為理學思想的集大成者，首先在於他具備廣博的學問和探究事理的“窮理”精神。他不僅總結了北宋以來各派學說並融會貫通，同時也吸取改造了某些唯物主義思想，將之納入了自己的理學體系；對佛、道思想也是剔除其有悖於封建倫理的觀念，吸取其哲理的部分；對自然科學知識也表示了一定的尊重，認為它雖是“小道”，卻不是“異端”。朱熹思想的深度和廣度，在理學家中是無人能及的。

朱熹理學思想體系的核心是天理論，以理氣說為中心內容。“理”是朱熹思想的最高範疇，以“理”作為宇宙的根本，“氣”是第二性的，強調理本氣末。在政治上，他的“理一分殊”學說是為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做論證，而萬物各自的分殊的理，只是最高的“理”的體現。另外，他肯定了張載“一物兩體”的說法，指出“凡事無不相反相成”，認為質變是在漸變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的，這種觀點是對古代辯證法思想的一個新貢獻。

關於知行學說，朱熹強調知先行後，但又認為“知行相須”，注意行在認識中的作用。性命之說也是朱熹理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他認為性是一切有生命的生物所具有的天理，人類稟受天理的因素，因而有仁義禮智的道德。但是人也是物質的形體，稟受的氣有清濁的不同，所以有智愚善惡之分。朱熹從先天氣稟的不同來論證人的賢愚善惡，從而說明了封建社會善惡是非的先天根據。對於“理”和“欲”的問題，他提出“人慾中自有天理”，“然天理人慾，同情異行”，認為道德意識與物質慾望是不可分的。他認為，凡是超越了封建道德原則規定的人慾，就是與“天理”對立的，所以說“天理人慾，不容並立”。在歷史觀上，他認為堯、舜、禹的時代“天理”流行，體現為“王道”政治；三代後就“人慾橫行”，體現為“霸道”政治。

總之，朱熹的學說可以說集理學之大成。他一生著作豐富，對理學的基本問題幾乎都有論述，他是理學的最後完成者，也是孔子以後對儒學貢獻最大的思想家，他創立了一整套完整、精密、獨特的理學思想體系，成了元、明、清時代佔統治地位的官方哲學，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朱熹是儒學發展過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人物，他被稱為宋代理學和經學的集大成者，其理學思想直接影響了之後的元、明、清三代，並在官方思想中牢牢佔據著主導地位。他被尊稱為朱子，是繼孔、孟之後士人心中最為傑出的儒學大師。

而朱熹之所以有這樣崇高的地位，是與他集理學大成，創造性的建立一套完整、系統的儒家思想體系有關。

雖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起，儒家思想就被提升到官方主體高度，但實際兩漢以後，儒學也是幾經沉浮。

東漢末年社會的大動盪，喚醒了士人的自我意識，而儒學儘管在倫理道德、天人觀念中獨具一格，可因其繁瑣迂闊，和過於荒誕不經的發展態勢，並不能解決身處大時代背景下士人的精深焦慮，其社會權威地位日漸喪失。

曹魏時期的何晏、王弼以老莊學說註解儒家經典，建立了體系完備、抽象思辯的玄學哲學，一掃兩漢腐迂學風。

不過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頻發，士大夫不滿現實，太過追求精神自由，好清談，不務實的弊端，註定難以解決現實問題，終究難以長久成為社會主流思潮。

唐朝建立後，其開放包容的文化政策，使得在思想上除了肯定儒家禮樂治世的教化作用外，還大力推崇道家、佛教。

例如唐太宗曾推崇儒家道：“樂由內作，禮自外成，可以安上治民，可以移風易俗，揖讓而天下治者，其惟禮樂乎！”；

而老子被追為李唐始祖，道教也被尊為國教，《老子》一書也作為策論必考，出現在科舉考試當中；

至於佛教，玄奘取經後，歷代君主都大肆崇佛，武則天更是自詡彌勒轉世。由此佛老思想大興，儒家獨尊的地位更是遭到強烈的衝擊。

尤其安史之亂的爆發，唐王朝的社會混亂、經濟凋敝，苦難中的百姓更多的信仰佛、道，以尋求精神慰藉，儒學式微的局面日益突出。

為此，鑑於儒家思想的社會地位下降，社會秩序混亂，但凡有憂患意識計程車人，都想重新興盛儒學。

中唐時期的韓愈，提出了“道統說”、“性情三品論”，對儒家的“道”進行詮釋，構建了儒家的“道統”。

即儒家之道一為“天道、地道、人道”，一為儒家核心的“仁義之道”。

韓愈重塑儒學，使得兩漢之後佛老思想對儒家的衝擊，而中斷的道統重新確立，首開儒學復興之先河。

韓愈構建的儒家道統論，和掀起的儒學復興思潮，在北宋初年為孫復、石介等人繼承。

孫復、石介等儒士，有感於唐末五代的社會混亂、道德淪喪，希望重建倫理道德秩序的他們，大膽質疑不適用當下社會的儒家經典註疏，批判了重章句訓詁、繁瑣釋經而忽視儒家義理的漢唐訓詁之學（訓詁指解釋、考據字句的意義），擺脫諸經註疏，自述心得，以諸子百家乃至佛老思想豐富儒家學說，重新訓釋經典，這種重義理，輕訓詁的做法，便是開理學之端。

而之後的“二程”（程顥和程頤兄弟），率先重視和推崇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認為四書體現了聖人作經之意義（儒家經書主要指《詩》《書》《禮》《易》《樂》《春秋》），從中闡發義理，以義理說經，開治四書風氣之先。

而且“二程”在繼承前代道統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天理論”，認為以“理”是作為宇宙本體的“太極”，是萬事萬物所根據的法則，是最高實體，是永恆、客觀存在的。並且程頤還提出了格物致知說，都改變了儒學在哲學思辨上的低水平狀況，使儒學在思想上趨於哲理化、義理化，具備了一定的理論體系。

靖康之變後，宋室南渡，民族危機嚴重。因求和政策的影響，宋廷任用秦檜為相，朝廷上下瀰漫著因循守舊的政風。帝王昏庸、天理不明，儒家的道德理想淪為空談，如何實現“內聖外王”，解決尖銳的社會問題，重建儒家思想，變得尤為迫切。

當時程學在南宋初年還面臨著諸多問題，一是在理學多元化的南宋學術格局中，因文字的散佚，程門弟子並不能把握到儒學的真精神。二是各學派的理學家們都面臨著重大的理論問題，即“理”的內涵是什麼？

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儒家的本真精神將湮沒，思想上註定多元無主，所謂的“太極”、“宇宙”都將成為空洞之言。

為此朱熹對周敦頤、二程、張載的文集校訂編輯，闡發理論，重建理學文本系統。

透過對“理”的研究，朱熹認識到當時程學理論存在的不足，他曾總結道：然覺得今世為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畧過髙；一則専務外馳，支離煩碎。其過髙者固為有害，然猶為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卻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

因此朱熹釐定理學內涵，他認為首先理是宇宙本體，是最高的善，世間萬物的價值都是由“至善之理”這個價值本原派生的；其次理具有自然規律和價值準則的統一，一種行為應當與某種準則一致；然後理是仁義禮智的總名，蘊含的是道德價值的總體；最後人要追求“理”，需要格物致知以“窮理”。

朱熹的理學思想，使得哲學本體論與儒家倫理政治思想結合，建立了哲學本體論、思辨性的哲學形式與儒家政治倫理相統一的思想體系。

而且朱熹的理學除了闡發義理外，還注意將義理與訓詁相結合，註釋四書，推行通俗的儒家四書教育，使得儒學義理便於被大眾接受，極大的推動了儒學的蓬勃發展。

所以正是朱熹繼承了北宋以來的理學理論，加以修正發展，完善了儒家思想體系，確立儒學不可動搖的政治地位，才會有其理學集大成者的說法，並在儒家歷史當中佔據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