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話是誰說的呢？歷史學家是不可能下這種與歷史事實完全相反的判斷。

首先，對康乾盛世歷來是有爭議的。這個不用諱言。否定康乾盛世並不意味著否定康乾時期的經濟連明代晚期都不如。對康乾盛世的否定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1個方面是對思想管制政策的否定。康乾時期也是文字獄非常興盛的時期，導致當時的中國文人不能夠自由的進行思想的發展，對於中國在近代的落後，確實產生了非常嚴重的負面影響。第2個方面是從民眾的生活水準來分析的。康乾時期雖然實現了人口的迅速增長，但是人均財富的增長卻非常緩慢，某些程度上甚至於可以說是倒退的。下層民眾的生活始終非常艱苦，與盛世毫不相干。

其次，從經濟層面來看，當時的經濟還不能使用現在的所謂GDP模式進行計量。主要原因在於GDP模式是採用貨幣計量的，這要求整個社會必須以商品經濟為主，中國當時還是一個傳統農業社會，大部分的產出不進入市場，因此不能使用貨幣計量。所以考察經濟發展的主要指標其實是兩個，第1個是人口數量，第2個是土地開墾面積。原則上講，土地產出也應當被列入評估，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個指標有問題不能直接進行比較。先看人口數量。明代晚期的人口數量，現在沒有確切的資料，不同學者的估計差異很大，有學者認為在1億以上，也有學者認為在1億以下甚至於只有6000萬。清代初年由於戰亂的原因，人口迅速衰減。但具體的統計資料也是不精確的。不過一般認為，總數不足一個億。到了康熙中期的時候，人口突破1億大關。到乾隆朝時期，尤其是乾隆晚期，人口突破2億大關。從人口層面上看，清代和明代相比，在經濟方面是有巨大發展的。從土地開墾面積來看，明代天啟年間，土地開墾總畝數為7億畝。順治初年，清代土地面積為4億畝，到康熙朝晚期，超過了明代天啟時期。雍正朝時期接近9億畝。從土地開墾面積上看，在康熙朝中期，就恢復到了晚明時期的水平。之後進一步發展超越。至於農業產出。因為農作物發生了一定的變化，所以不能直接進行比較。清代的時候，將晚明時期初步引入的美洲高產作物進一步推廣，所以土豆和玉米成為了重要的糧食作物。這些作物的產出要比大米和小麥高的多。單純計算產出量，對雙方都不公平。也不能採用市場折算的方法，原因前面已經解釋過了。

最後，明代的滅亡和經濟方面的原因關係很大。美籍華裔學者黃仁宇認為，明代的財政體制嚴重落後，是導致明代政權負面的一個重要原因。明初的時候，朱元璋為了降低政府的運作成本，採用坐地收支政策。徵稅的時候採用低稅率供養中央政府，同時把地方政府的費用直接攤派給當地民眾。早期的時候地方官還比較清廉，後來越來越腐敗，這就導致地方附加稅越來越重。中央政府以低稅率運作，導致應對突發事件衝擊的能力不足。在這種情況發生的時候，又不得不臨時增加稅收。一條編法推行以後，開始實行貨幣化徵稅。又出現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市場發育不成熟，邊境戰亂地區的物資緊缺，明代政府採用貨幣手段調撥軍備，並沒有實現價格激勵機制下的物資主動流動，反而使得邊境地區的物資價格暴漲。這就使得軍費進一步提升。

不帶偏見的說，個人認為，之所以有這樣的說法，並非偶然，主要還是從官方史書中記載的國庫存銀來算的。

有一種說法認為，崇禎帝崩後，國庫存銀居然還有白銀七千多萬兩，但是也有另一種說法，認為國庫只有幾十萬兩銀子，七千萬是李自成和劉宗敏從達官貴族那抄家抄出來的。個人相信後者。

就算是七千萬兩，那也只是與乾隆晚期差不多持平，並未完全勝出。比康雍的不到千萬和三四千萬兩，確實好出很多。

不過，問題來了，這麼多錢幹嘛花了？當初八旗怕是隻有幾十萬兩銀子，卻坐了江山，明廷有那麼多銀子，居然敗得無可挽回。這不正是價效比的最好比較嗎？

錢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心多少！

清朝黃鈞宰在 《金壺浪墨·熙朝財賦》記載：“（清朝）宮中諸費，不及明季十分之一，故蠲租（juān，免除租稅）減賦，史不絕書，而庫藏充裕。”這一記載的意思是，清朝宮廷花費不到明朝的十分之一，就是因為皇帝經常“蠲租減賦”，自己過苦日子，還給百姓免租減稅。

康熙對自己的“蠲免”政策非常得意，自稱“蠲租乃古今第一仁政”，一生“蠲免天下錢糧數千萬兩”。如今，不少清史學家也高度讚揚康熙的這一仁義行為，由此開啟了氣勢恢宏的康乾盛世，甚至認為“千古一帝，首推康熙”。

然而，清朝唐甄學者在康熙四十年記載：“清興五十餘年矣。四海之內，日益貧困，農空、工空、市空、仕空”。乾隆年間的魏來朋，寫有《鬻子行》，前四句是“濰北邑當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煙。無麥無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懸。 ”整首詩反應了乾隆時期的社會慘狀。

直至今天，康熙盛世是不是存在，已經成了一個謎團，各方爭論不休。那麼，康乾盛世究竟存不存在呢？不妨從看一看清朝稅收情況！

《清實錄》中記載，清朝從一開始賦稅總額即在3千萬兩以上，順治十一年官方派徵數額為3165萬兩，康熙元年也在3000萬兩之上。至於康熙元年後，總稅收基本是越來越高。

3000萬兩白銀的稅收，究竟是什麼一個概念呢？如果以明朝來看，那麼就和崇禎十四年（1641），加派三餉之後的賦稅額相同，遠超過萬曆初年的2217萬兩。

但從史料上看，萬曆年間納稅耕地為701萬頃，崇禎年間有783萬頃，順治十七年納稅田地數額為519萬頃，康熙六十年才達到735萬頃。也就是說，作為古代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資料——耕地，在減少的情況下，清初賦稅總額卻不輸於明朝“最闊”的時候。

尤其在清初人口大銳減，以及明末商業系統大破壞的情況下，卻還有這樣的賦稅收入，在生產力沒什麼變化的時代，顯然說明了：百姓交的稅更多了，否則錢從何而來？

值得深思的是，如果明朝每一年稅收3千萬，這是亡國之兆的橫徵暴斂，備受時人譴責；但在“康熙盛世”時，卻變成了承平之世的常年經制，歌頌之音至今連綿不絕。明朝末年，為了應付日益嚴峻的形勢，於是“三餉加派”，所以才有崇禎時期最高3000萬兩的稅收。清軍入關之後，多爾袞宣稱：“自順治元年為始，凡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剿餉、練餉及召買米豆盡行蠲免。”按理說，如果真免了，清朝稅收不可能有3000萬兩！

明朝錦衣衛指揮使駱養性，投降清軍後任天津總督時，請豁免明朝加派的錢糧，只徵正額及火耗。但多爾袞說：“著嚴行禁革，如違禁加耗，即以犯贓論！”最有力的證據出自《清聖祖實錄》，講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一件事，當時清朝一統江山，消滅了各方反抗勢力。

宿遷縣士民陸爾謐等叩閽：“縣有暫加三餉、缺額丁銀、缺額糧地即曠土虛糧四項包賠之苦。籲請豁免。”戶部以載在《賦役全書》，徵收已久，應無庸議.......尋議：暫加三餉一款，徵收與各州縣同，不便獨蠲。

顯然，清朝戶部說“徵收與各州縣同”，明擺著是全國一樣，繼續加徵三餉。至於“暫加”更是欺人之談，事後也沒見到剔除。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朝三餉已經成了正式的稅種，而不再是臨時稅。

有兩個地方的賦稅很有說服力：萬曆年間山東歲入170萬兩，康熙年間山東共335萬；萬曆年間廣東歲入不到44萬兩，康熙年間則高達127萬。如此高的稅收，何談康熙盛世呢？在生產力沒有大幅度提高的清朝，肯定無法保證100%的徵收到賦稅，畢竟加上三餉的賦稅，對百姓而言實在太重了！所以，清朝出現一個奇怪的事情，即：出現了大量拖欠現象，但康熙就不減稅，而是每過幾年就來一次“蠲免”。

於是，這也成了康熙的一個仁義表現，百姓因此感恩戴德，文人也會大誇特誇，直到今天，在談及此事時，還有很多專家津津樂道。然而，百姓賦稅重不重，對此康熙豈能不知？如果康熙是真仁慈，真想締造一個盛世，為何不直接減稅，讓利於民？

以江蘇浙江這兩個魚米之鄉為例，康熙五十一年“普蠲天下錢糧”時，到了次年仍然不能100%的交稅。可見“康熙盛世”時，百姓稅負之重。古今中外，有連賦稅都交不起的盛世嗎？清史專家姚念慈評價說，“（康熙）就喜歡玩這種“蠲免”的把戲。”其實，換一句話來說，就是康熙太會作秀了，以獲得歷史好名聲。在百姓難以承受的高稅收基礎上，還大談康熙盛世，就有點空中樓閣的味道了！

再回頭說說某些人以為的乾隆的“仁慈”：

乾隆時期和康熙時期一樣，大量而經常地蠲免各省的賦稅，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上是少見的。乾隆在位六十年中，蠲免或減省各省應繳賦稅的次數很多。他登位之初即諭令說:“將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民欠錢糧悉行豁免”，“將雍正十二年以前旗退地畝租銀及入官地畝租銀租糧一併加恩豁免。”

次年，乾隆聽說桃源、宿遷、睢定等縣“濱臨黃河沿河地畝淹涸靡常”，命將“宿遷、睢寧、桃源三縣見存新淤涸復改科地糧額徵糧銀六千五百四兩全行豁免，其雍正十三年淤地未完錢糧亦免徵收。”乾隆二年（1737年）十二年，鹽城、阜寧二縣有濱河田地三千五十一頃，應納糧銀四千四百餘兩，乾隆聞知“此地與水為鄰，淹涸靡定，從前有司經理不善，誤報水涸升科，究竟荒多熟少，小民納賦甚覺艱難，以致累年積欠未清”，下令將其應徵錢糧“悉行豁免。”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乾隆帝將傳位於嘉慶，又下令“各省積年正耗民欠及因災緩徵帶徵銀谷”予以豁免。上述所舉，只是乾隆蠲免錢糧記載中的一部分。除蠲免賦稅外，對於各地出現的水旱蟲等災害，乾隆還多次發糧帑予以賑濟。像黃河沿岸經常發生水患災害，賑濟的次數也較多。

乾隆十九年（1754年），江蘇“高寶等處因雨水過多，被淹成災”，乾隆降旨“截留漕糧十萬石以備賑恤。”比較貧困的甘肅省，受到賑濟的次數也很多，後來甘肅總督王亶望等一批貪官居然不顧災民餓死凍死，大量侵吞賑金，中飽私囊，乾隆聞知後大怒，處死了王亶望，但甘肅仍然遇災，乾隆表示:不因為王亶望侵吞了賑金，就不賑濟災民了，仍然再次發帑賑濟。

乾隆在八十壽辰時說:“朕臨御五十五年，子惠元元，恩施優渥，普免天下錢糧四次，普免各省漕糧二次，為數何啻萬萬？偶遇水旱偏災，不惜千百萬帑金補助，撫卹賑貸兼施，蔀屋窮簷其霑實惠；凡身被恩膏者，無不家喻戶曉。”乾隆多次地大量地蠲免賦稅，賑濟災荒，他自己說是“子惠元元”，是對人民的“恩膏”；封建史家也大肆宣傳乾隆“聖恩浩蕩”、“愛民如子”。

所謂的免“賦稅”，不過是免去歷年“積欠”！“積欠”何來？稅賦高到無法承受，這就是所謂的康熙乾隆的“仁慈”，滿清的“仁慈”，比明末三餉的賦稅還要喪心病狂！

這個說法確實很早就有了，不過時至今日，還有人在爭論。必須說明的是，若論經濟狀況，康雍乾要高於崇禎年間。

第一，崇禎年間國庫空虛，崇禎帝下令加徵三餉（遼餉、練餉、剿餉）其中剿餉未實施。即便如此，到了崇禎末年，國庫已經被掏空，李自成進北京後發現皇宮內一貧如洗。單從這一點來看，崇禎年間的經濟狀況存在嚴重問題。

第二，李自成離開北京時，搜刮了7000多萬兩白銀，那麼這麼多錢到底哪來的？不是說國庫沒錢嗎？根據彭孫貽《平寇志》記載：其所得金，大約侯門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賈十之二，共七千萬兩。可以看出，明朝末年財富掌握在以官宦世家為主的地主階級，老百姓早已一貧如洗，這個時候再改變已經來不及了，故而，明亡。

第三，來說說清朝，滿清剛入關時，多爾袞曾經“大義凜然”的指責明朝三餉，下令廢除，可是卻並未嚴格貫徹，不僅如此，順治十八年又恢復了剿餉的徵收。到了康熙年間，經過平三番、滅噶爾丹等戰爭，老百姓急需休養生息，所以康熙帝下令減免賦稅，這時的經濟狀況並不會比明末好多少，有記載山西某地發生災荒，地方官上報康熙，卻被這位聖祖“仁”皇帝下令處死，並且遣返難民已掩蓋災禍，粉飾太平，整個康熙朝財政收入未過千萬。到了雍正帝時，透過雍正的一系列新政措施，國庫逐漸充盈，經濟得到復甦。值得一提的是，雍正年間官員大多清廉自守，有雍正一朝無官不清之說，值得肯定。乾隆皇帝登基後，清朝的經濟狀況才達到頂點，但是乾隆後期，乾隆好大喜功，花費無度，單其六下江南的花費就十分巨大，這時候，老百姓承受的壓力就十分巨大，經濟狀況每況愈下，已經大不如前。

所以，康雍乾三朝的經濟水平高於崇禎年間，卻遠低於整個明朝的平均水平。

我覺得人只要是思維正常，都不可能萌生“康乾不如明末”的想法。

如果清朝沒有一個穩健的經濟狀態，就不可能持續地開疆拓土。

開疆拓土的感覺，明朝肯定是沒有了。明朝的疆域一直呈現萎縮的狀態，而清朝則是相反——

入關以來，清朝先是消滅南明勢力，然後平定臺灣鄭氏，西北與準噶爾進行了長達百年的爭鬥，西南改土歸流，平定金川，多次派軍入藏。

這些軍事行動，都是明朝想都不敢想的，做也做不到的。明朝萬曆年間，打個擱在清朝根本排不上號但是明粉能吹上天的三大徵都要耗空家底了，清朝鼎盛時期可是沒這種窘態。

不僅如此，清朝還多次蠲免錢糧。

以乾隆年間的情況為例，乾隆六十年間曾4次在全國範圍內蠲免錢糧，分別是乾隆十一年（1746）、三十五年（1770）、四十三年（1778）、五十五年（1790）總計約1.2億兩。

如果沒有一定的底氣，顯然是做不到這種地步的。而這種底氣，恰好就是有明一代300年都欠缺的。

總而言之：明朝不要碰瓷清朝。

建議明粉洗洗睡吧，夢裡頭什麼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