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政治文化保留遊牧民族的特點！階級特權和民族特權比較鮮明！階級特權類似現在印度種姓制度，民族特權是蒙古族一等人，二等色目人，漢人排最未！比如蒙古人殺了一個漢人只需賠錢了事！ 鮮明的民族分級終究是一個炸藥桶，而漢民族又掌握了完善的文化藝術科技等，無法讓民族文化融合，國家團結和進步，以至開明的君主和武力強盛君主死後，內部和各地矛盾激發。元朝政治也就是遊牧特點的分而自治，階級分層。後期清朝吸收漢文化，以漢家文化為主。

元朝就是蒙古帝國。蒙哥死後，阿里不哥和忽必烈爭位，忽必烈勝利。四大汗國除伊爾汗國之外都不承認忽必烈，但沒關係。忽必烈已經是大汗，只是忽必烈的這個蒙古帝國，已經對金帳汗國、察合臺汗國、窩闊臺汗國沒有了控制能力，唯一服從的伊爾汗國還被察合臺汗國、窩闊臺汗國隔開。而四大汗國在元成宗時期又重新會盟，確認了元朝的地位。所以我們可以認為，此時蒙古帝國已經分裂，元朝是蒙古帝國的法統繼承者。

宋朝滅亡之後，元朝在中原的統治歷97年，元朝，是一個奇怪的朝代。因為這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將漢文化作為一個分支的朝代，唯一一個對漢文化不感興趣的朝代。元朝只是蒙古帝國的一部分，整個蒙古帝國仍是將漠北作為他們的首腦機關，而大元只是他們的一隅，在大元這片土地上，漢人和漢文化只是一個枝葉，因為還存在著其他的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宗教，統治者採取的是蒙古人、漢人、色目人共治的方式，而蒙古統治者自身喜歡藏傳佛教，對儒家文化不感興趣，甚至伊斯蘭文化和基督文化對他們的影響也遠甚於漢文化對他們的影響。元朝的統治者似乎對東方不感興趣，反而對西方感興趣，他們對漢字、對華夏的文明禮儀、典章服飾也同樣是毫無興趣，對農業生產，又不感興趣，反而對商業貿易感興趣，對權謀鬥爭、政治平衡不感興趣，反而對騎馬遊獵感興趣，忽必烈實行的“漢法”並沒有完全推行下去，草原文化對於他們來說是根本，農業文化對於他們來說是枝葉。

　　有人說元朝毀滅了漢文化，我感到很好笑，統治者對漢文化根本就不感興趣，何談毀滅？所以，整個元朝海外貿易高度發展，不避皇帝“諱”，各種宗教、思潮自由發展也就不難理解了，帝國曾在漠北草原上舉行了兩次轟動世界的道佛大辯論，而且還進行了兩次東征日本。元修《宋史》雖然有錯誤，但絕對不會像滿清修明史那樣對宋朝惡意篡改

　　在蒙古人面前，過去長期固於人們腦中的儒家治國、博大精深的漢文化等概念被徹底擊碎，因為他們是高度自信的。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儒家竟然跟乞丐成了難兄難弟，成了臭老九，令人哭笑不得。

《泊舟野望》

樹色連雲色，春歸物更妍。

落紅飄近岸，新綠漲平川。

野鸛窺漁笱1，沙鷗避客船。

斜陽江上立，搔首意茫然2。

註釋：

1.漁笱：捕魚的竹籠，魚能入不能出。野鸛：水鸛，食魚鳥。此句寫鸛不捉魚而窺魚笱，頗為傳神。

2.搔首：有所思貌。

賞析：

泊舟野望，大地回春，風物更妍，但作者忽然感到茫然，即俗語所說有一種說不出的情思和意念。

元朝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朝代，不僅在中華文化史上發揮了承上啟下的作用，而且在諸多領域出現了新的飛躍，推進了中國多元一體文化的發展程序，開創了中國各民族文化全面交流融合的新局面，對中華文化的繁榮和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每一個民族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為中華文明的進步和發展作出過貢獻。元朝是指公元1206年至1368年間由蒙古族統治者建立的封建政權。在中國王朝序列中，儘管該政權存在的時間較短，但它對中國歷史發展產生的影響還是非常重要的。本文擬從文化角度，對其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響進行初步探索。 推進了中國多元一體文化格局的程序 13世紀初，蒙古族統治者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征服戰爭，先後消滅西夏、金、大理、吐蕃、南宋等政權，完成了多民族國家的空前統一，形成了有利於各民族文化交流發展的有利環境。 中國多民族文化並存的格局進一步得到肯定。

自春秋時代開始，中原地區所形成的“夏夷”之說，強調“尊夏攘夷”、“以夏變夷”的思想，對各民族之間的平等交往形成障礙。例如在史學領域極具影響的“正閏”說，主張“四夷不得正統”，將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權，與“竊國”、“篡國”者並列，納入非“正統”序列，事實上對其他民族政治文化形成排斥。由於元朝亦屬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統治者為了確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需要努力扭轉這一傳統觀念。在編纂《遼》、《宋》、《金》史時，三史都Quattroporte官、中書右丞相脫脫力排眾議，“獨斷曰:‘三國各與正統，各系其年號。’議者遂息。”這一舉措結束了自遼朝滅亡後200多年的“正統”之辯，同時也在中國史學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義肯定了各民族政權的合法地位。其意義正如韓儒林先生所總結的那樣：“這一決定確定了三史以平等看待的基本原則，它符合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客觀實際，也符合遼、金、宋三朝互不相屬的歷史狀況，因而是正確的，所以脫脫對三史的貢獻不能忽視。” 加速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元朝統治者實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使古代中國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發展出現了很多新的氣象。蒙古族文字產生於這一時期，並沿用至今；北方遊牧民族歷史上第一部用本民族文字撰寫的歷史著作《蒙古秘史》誕生；在中國封建王朝歷史上，元朝政府官員的民族成份最為複雜；元朝也是中國統一王朝史上第一個多民族文字並用的王朝；《遼史》、《宋史》和《金史》，是廿四史中僅有的、由多民族史家共同編修的史籍，也在中國史學史上首開一朝官修三朝歷史之先河，為後世儲存了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中原文化在邊疆民族地區得到廣泛傳播，儒家經典著作被翻譯成蒙古文出版，漠北、雲南等偏遠地區首次出現了傳授儒家文化的學校；中國首次出現了由中央政府批准成立的、全國性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教育機構——蒙古國子學和回回國子學，蒙古、契丹、女真和色目人中間湧現出一大批漢文著述家；西域各民族文化進一步向中原社會流傳，藏傳佛教在中原得以傳播，海南黎族的木棉種植和紡織技術推動了中國棉紡業的發展；在寬鬆的政治文化氛圍下，各民族間的交融也進入又一個高潮期，契丹、女真、党項等民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漢族和周邊其他民族之中，而一個全新的民族——回回族在中華大地上誕生。對於元朝各種文化和諧並存的局面，中世紀歐洲“四大旅行家”之一的鄂多利克，曾感慨地稱之為“世界上最大的奇蹟”。

由此可見，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歷史上出現過的人為的文化遮蔽現象，中華文化多樣性的現實得到普遍認可，“四海為家”、“天下一家”的觀念深入人心，多元一體格局在統一的環境裡變為事實。 相容務實的文化政策推進了中國封建文化的發展 與大多數中國封建王朝相比較，蒙元時期思想文化觀念有兩個特點是十分顯著的：其一是相容，其二是“不尚虛文”。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元朝的文化環境表現出相容務實的特徵。 蒙元王朝的文化相容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它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唯一沒有從官方角度提出“避諱”制度的王朝；它是中國封建歷史上思想文化禁錮制度最少的王朝之一，目前尚未發現元代人士因言論遭受不幸的例項。據統計，元代的文化禁令僅是明清兩朝的幾十分之一；它還是中國封建歷史上唯一明確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王朝，當時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在中國都有活動場所和信徒，這在當時的整個歐亞大陸恐怕是絕無僅有的文化現象。 相容的文化氛圍為中國文化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中國“戲劇史和文學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散曲和雜劇）就是在此環境下形成的。今人把元曲與唐詩、宋詞並列，視之為中國文化的瑰寶。一些學者認為元曲之所以在元代誕生並繁榮，主要得益於元代北方少數民族倫理道德的影響和文化政策的寬鬆，“使得社會思想能夠較多地擺脫傳統規範的束縛”自由創作。 儒家文化的社會地位進一步提高。孔子在元代被封為“大成至聖文宣王”，使其美譽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孟子等歷代名儒也獲得了崇高的封號；元朝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專門設立“儒戶”階層，保護知識分子，“願充生徒者，與免一身雜役”。

元代的民眾普及教育超過了前代，書院達到400餘所，州縣學校的數量最高時達到24400餘所。對元代儒家文化的發展，陳垣先生是這樣評價的：“以論元朝，為時不過百年。……若由漢高、唐太論起，而截至漢唐得國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論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計乾隆二十年以後，則漢、唐、清學術之盛，豈過元時！” 務實的精神推動了文化與社會實踐的互動。建立元朝的蒙古族處在封建社會上升階段，有著較為迫切的發展要求。因此與宋代相比較，元朝務實的文化精神是十分顯著的。元朝的奠基人忽必烈主張“應天者惟以至誠，拯民者惟以實惠”，強調“務施實德，不尚虛文”。據此，他提出了“科舉虛誕，朕所不取”，廢止了科舉制度，在人才選拔上強調才幹，而不單純是“以文取勝”；一些關乎國計民生的科學文化在政府的扶持下也得到了快速發展：由政府組織的一系列大規模的天文實測活動，使中國在很多天文學領域處於世界先進水平（如黃道夾角的科學資料、星辰的數量、曆法等）；在地理學方面，《大元一統志》開中國官修地理總志之先河，也是中國古代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地理志書；元代編修的方誌達到160種，數量超過了宋代；元政府還組織了中國歷史上首次對黃河河源的實地科考；在農業技術及農學普及方面，南北東西農作物廣泛交流，各地農業技術（如生產工具）取長補短，棉花種植在元代得到全面推廣，很多農作物得到普及。政府加強了農業科技的總結和普及工作，司農司編輯的《農桑輯要》是中國古代政府編行的最早的、指導全國農業生產的綜合性農書，魯明善的《農桑衣食撮要》是中國月令體農書中最古的一部，王禎的《農書》是中國第一部對全國農業進行系統研究的農書；在宋代發明活字印刷術的基礎上，元代發明了金屬活字、轉輪排字法和套色印刷術。此外，元政權對醫學、造船業、陶瓷製造和水利也給予了高度的重視。 開創了中國封建時期中西文化交流最繁榮的時代 元朝以及四大汗國等政權的產生，使13世紀之後的歐亞政治格局發生重大的變化，東亞、中亞和西亞地區昔日林立的諸多政權頃刻間消失，歐洲的部分地區也納入蒙古汗國的統治之下。毫無疑問，殘酷的戰爭，劇烈的社會動盪，曾給歐亞各華人民帶來巨大的痛苦。但是，征服戰爭以及隨之建立的蒙古政權，在客觀上帶來的積極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它使歐亞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的壁壘被打破。蒙古族統治者鼓勵通商的開放政策，便利、安全的驛站交通，拉近了歐亞之間的距離，使各種文化之間的直接對話成為現實，縮短了歐亞大陸區域之間因發展不平衡以及由於地理空間和人為封閉造成的文明程序的差距。交流讓中國認識了世界，世界也認識了中國，東西方之間的神秘面紗被揭開，世界文明史由此進入了新的時代。如果從中國文化史角度觀察，蒙元王朝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促進了中國的國際化。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對外影響最大的王朝是唐朝和元朝。但是，如果從對外影響範圍、往來國家數量和國際地位角度比較，唐朝與元朝是無法比擬的。優惠的通商政策、通暢的商路、富庶的國度、美麗的傳說，使元朝對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社會各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上都、大都、杭州、泉州、廣州已具有國際化都市的色彩，泉州港成為國際最大的對外貿易口岸。旅行家、商人、傳教士、政府使節和工匠，由陸路、海路來到中國，他們當中的部分人長期旅居中國，有些人還擔任政府官員。據統計，這些人分別來自波斯、伊拉克、阿速、康裡、敘利亞、摩洛哥、高麗、不丹、尼泊爾、印度、波蘭、匈牙利、俄羅斯、英國、法國、義大利、亞美尼亞、亞塞拜然、阿富汗等國。歸國後一些人記錄了他們在中國的見聞。正是這些遊記，使西方人第一次較全面地掌握了中國和東方的資訊，一個文明和富庶的中國真實地展示在世介面前。這些資訊改變了歐洲人對世界的理解和認識。學術界普遍認為，馬可波羅等人的著作對大航海時代的到來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開創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繁榮的時代。元朝透過海上“絲綢之路”進行經貿往來的國家和地區由宋代的50多個增加到140多個。海路到達非洲海岸，陸路往來直抵西歐，統一的環境為國際間、地區間的交往創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條件，史稱“適千里者，如在戶庭；之萬里者，如出鄰家”。在大量阿拉伯人、歐洲人湧向東方的同時，華人的視野也更加開闊，對周邊國家、中亞、南亞和印度洋地區的瞭解更加清晰，足跡甚至延伸到西亞和西歐。人們對外部世界的瞭解和介紹，不再侷限於道聽途說，而大多是親身經歷。如汪大淵的《島夷志略》一書，所記印度洋沿岸和南海各國史實“皆身所遊覽，耳目所親見，傳說之事，則不載焉”。該書記錄了數百個地名，以及各地的山川險要、氣候物產、人物風俗，與中國的經濟、文化交往情況等等，多屬前人未載內容。類似的文獻還有《西遊記》、《西遊錄》、《北使記》、《西使記》、《真臘風土記》、《異域志》等，反映了元代華人對外部世界的新認識和開闊的文化視野。 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空前繁榮，使不同地區、國家和地區間的經濟文化雙向交流加速。中國的火藥、指南針、印刷技術傳入阿拉伯和歐洲，推進了這些地區的文明程序。阿拉伯的醫學、天文學、農業技術，歐洲的數學、金屬工藝，南亞的雕塑藝術等傳入中國，促進了中國古代文化的豐富和發展。元代中西文化交流資訊量之大、傳播範圍之廣、對未來歷史影響之大，都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可以說，中西方文明成就第一次出現了全方位共享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