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明朝覆亡原因的文章汗牛充棟，腐敗，天災，皇帝本身的能力。但將一個王朝的興衰，賴到萬曆一個人頭上是不客觀的，持這種觀點的歷史資料，往往都是明代文官的餘脈或者支持者所寫。所謂“好在歷史是由人民書寫的”，可惜的是，是極少數的“人民”，或者，寫這些史料的人已經不算人民。事實上，如果查閱的比較全的話，萬曆在位的幾十年，還是比較有作為的。後世史料將其評價負面，很大原因是由於其與文官團體嚴重對立，徵收礦稅鹽稅商稅的舉措也直接影響了大地主大財閥的利益，再加上其私德的確有虧，駕馭官員的能力有限，被汙名化也算正常。時間有限，這裡不展開講，僅以幾個反問質疑那些動輒講責任推給萬曆居高臨下的歷史研究者：

如果萬曆是一個懶政怠政的人，何以關心邊情，對熊廷弼的奏章“每至立閱”？

如果萬曆是一個毫無韜略的人，何以實現國家財政健康，國庫盈餘，還搞了載入史冊的“萬曆三大徵”？

如果萬曆是一個腐敗昏庸的人，何以遼東前線形勢一片大好？

明朝自成祖以後，皇帝的權力影響力就呈下降趨勢，各代皇帝經常被文官集團掣肘，難以施政。封駁、抗命之舉屢見不鮮，各自為政，拉幫結派，大搞黨爭，雖正直無私卻不幹實事，嘴上喊著“豈可與民爭利”實則加賦小民，維護大財閥的利益。一個王朝覆滅有各種原因，明朝的滅亡主要是由於經濟結構發生了本質變化，而統治階級難以改革適應這種經濟基礎的變化，官富商富而國窮民窮，一個富商的資本金竟然可以比肩皇帝內帑，還不用交稅，李自成一類的小民無食無衣，社會財富分配嚴重傾斜，階層分佈幾近僵化，呼啦啦大廈將傾也就不可避免。

還有很多原因，有空探討。

《明史神宗本紀》中記載：明之亡，而實亡於神宗（萬曆）。這句話雖有道理，但把明亡的責任推給萬曆卻有失偏頗。

萬曆皇帝，即明神宗朱翊鈞（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明朝第13位皇帝，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萬曆一朝，為人詬病的主要有兩個方面，一個是30年不上朝，另一個徵收礦稅。特別是30年不上朝，導致的結果就是官員的腐敗越來越嚴重，並衍生了後來禍國殃民的東林黨。因此，有人認為萬曆30年不上朝是造成明朝最終的亡國重要原因之一。

其實，萬曆儘管30年不上朝，但朝廷的重大問題依然是由他親自決策，比如萬曆三大徵、支援熊延弼督遼等。關於徵收礦稅，初期的確比較腐敗，但後來萬曆禁止了太監的斂財行為。

萬曆雖然多年不上朝，實際他實行是類似於西方議會制的內閣分權制，君主雖不上朝，但內閣一直在正常運轉。當時國泰民安，經濟文化繁榮，軍事實力強大，人民生活安定，大有中興之風。

但到了萬曆後期，神宗萎靡委於上，百官黨爭於下，官僚隊伍中黨派林立，互相傾軋，大明王朝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因此，很多人將明朝滅亡的責任推到萬曆身上，雖然有些過分，但也是有道理的。

之所以有人認為明亡於萬曆而非崇禎，主要是因為崇禎登基時接手的就是一個破爛攤子，加之明朝末年天氣異常，災荒頻繁，流民四起，這樣的情況即使朱元璋再世也無力迴天，所以有人認為明朝的滅亡不能歸咎於崇禎皇帝。

事實上，筆者認為，明朝的滅亡的原因更多的還是在於崇禎。

崇禎皇帝雖然勤政，有復興明室的願望，但他志大才疏，生性猜疑，剛愎自用，刻薄寡恩、言而無信、沒容人之量，在他在位17年的時間裡，並沒有逆轉日漸衰亂的國勢，激進的改革政策，反而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崇禎在位期間，濫施朝政，破壞內閣，頻繁更換內閣首輔，濫殺大臣，特別是殺掉大將袁崇煥更是“自毀長城”。而且崇禎過於自信，廢棄閹黨以後卻無法駕馭東林黨，造成東林黨上臺掌權後大量佔有全國財富卻不納稅，而取消驛站和加收農業稅導致官逼民反，讓更多的流民加入到李自成的隊伍，最終導致了明朝的滅亡。所以有現代歷史學家認為：明亡雖始於萬曆，但是崇禎皇帝的責任並不比萬曆小。

還有人說，大明，興於洪武，盛於永樂，安於仁宣，危於正統，平於景泰，穩於弘治，衰於嘉靖，開於隆慶，敗於萬曆，禍於天啟，亡於崇禎。這個概括相對來說還是比較中肯的。

我們認為，大明王朝既亡於萬曆更亡於崇禎，而且也亡於大明王朝的黨爭、亡於廠衛、亡於宦官專政、亡於萬曆三大徵、亡於天災人禍、亡於土地兼併、亡於貪官汙吏、亡於政治黑暗。但這都不是最根本問題。根本在於，一個封建王朝從建立到滅亡，由興盛到衰落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不能絕對地說是由哪個皇帝導致了這個朝代的滅亡。

沒道理，一個朝代的興衰不是一人所決定的，是體制，是內鬥，有誰能改革體制，把內鬥的動力變成一致對外，那麼那個人是偉大的，會成為朝代中興的偉人

謝邀。說這話是明史記載的。但注意明史是清朝人寫的，自然對萬曆是不利的。對萬曆的評價是怠政，不顧民間疾苦派出太監收礦稅鹽稅，四處斂財。我們看這兩個問題的實質：第一個確實，萬曆三十年不上朝，許多職務空缺，造成政府部門效率低下，但這並不致命，因為當時已經有比較完善的內閣，要知道，當時三大徵這種重大事件，萬曆處理的很好。

第二個問題才是關鍵。請問開礦、鹽業和茶業是普通老百姓嗎？他們是農業大國的普通老百姓嗎？非也，他們代表的是新興的工商業，他們的稅不該收？要知道 三大徵的錢就來自於這個，當時的戶部只收農業稅，拒絕接受工商稅。這些錢都是萬曆的私房錢。

大家想過一個問題沒有？崇禎年間，西北年年大旱，老百姓顆粒無收，但朝廷非但不趕緊救濟賑災濟貧，反而加重農業稅收，這不合情理啊！誰都知道應該趕緊向經濟發達的經濟地區收稅以解燃眉之急！可偏偏崇禎沒有這麼做，為什麼？因為受到了當政的東林黨強烈反對！他們是工商業的代表！崇禎年間，工商稅已不及嘉靖萬曆年間的六十分之一！崇禎末期，鑑於戰爭兩線作戰的壓力皇帝已經向百官要求捐款了！窮到什麼地步了！

可惡的東林黨人，把持朝政，可清軍入關，投降最快的就是他們！一個連宰輔都自稱奴才的大清朝，他們的功勞不小！聯絡到後面的中華民族百年屈辱史真讓人痛心不已！

所以說，明實亡於萬曆有失偏頗，亡於黨爭，亡於嚴於律人寬人律己的東林黨更有道理！

目前沒有研究明白，個人淺見，嘉靖朝反而更需要研究下，但是我覺得不幹事只會風聞奏事嘴炮黨頭皮癢水太涼活下來的所謂清流和清朝修來改去的明史和實錄不足為依據，準備看下劍橋明史和李朝實錄有沒有新的觀點論據。

當然部分正確，個人即使皇帝都要受環境影響，環境是根本。

正如上文“為什麼有人說明朝亡於萬曆”所說，萬曆最大的問題是“在不能去除‘皇權-文官’共治狀態下，以不合封建社會禮法的方式破壞這一體制”。也就是說，每個人都知道：問題所在，但當你還沒有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時，最好不要去徹底解決這一問題。

（1）官員長期空缺，造成萬曆與文臣間離心離德、許多工作都被耽誤

人事任免權由皇帝行使，皇帝藉此機會讓有功者升遷、有罪者貶謫，賞罰分明，由此，讓整個文官集團能看到仕途上升的希望。文官集團則報之以“忠君”。

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大學士沈鯉向萬曆皇帝訴苦，吏部尚書已缺三年、左都御史亦缺一年、刑部和工部只有一位侍郎監理、兵部則尚書和侍郎全缺、禮部僅存一位侍郎、戶部只有一名尚書。

可以說，重要部門的一把手長期空缺：部門空轉、政策難以推行、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明史·方從哲傳》中“詔獄囚以理刑無人不決遣，家屬聚號長安門。”的記載。因為相關部門沒人，對百姓的案件置之不理，家屬聚集在長安門嚎哭。

不安排補缺意味著官員的仕途上升渠道被阻塞，使士大夫喪失了治國的信心。包括政府首腦無能、國家財政虧空、遼東問題的惡化等，而這些問題顯然與萬曆脫不了干係。

（2）群臣難見龍顏，必然導致情感疏遠。更危險的是，篤信儒家治國的言官們開始正式成為一股勢力

皇帝不再參與祭祀、無限期暫停早朝、奏摺留中、大範圍使用宦官徵收礦監稅與民爭利等，必然要受到抨擊。對此，萬曆表面上仁慈但實質上其實就是躲避。在雙方不溝通交流、不互相妥協下，言官敢胡說成為一種習慣。而這一習慣養成，萬曆難辭其咎。

皇權的排他性使萬曆不願與文官分權，他自己不願行使治國理政的權利，也不再信任大臣治理國家的誠意。

萬曆登極之初，在他的全力支援下，張居正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成果顯著，而在其死後卻受到清算，人亡政息。

他不願啟用又能力的大臣，也不願與文官集團為帝國的繁榮做出努力。

此後三十年不再與文官見面。萬曆的不合作使得明朝喪失改革機會，土地兼併嚴重，吏治腐敗，最終走向滅亡。正所謂有治君，無亂國，萬曆破壞了文官--皇帝共治天下的統治秩序，埋下了明朝滅亡的禍根。

萬曆皇帝雖然三十年不上朝 確是一代明君

崇禎皇帝雖然表面上非常勤政 做得好似每天都非常忙 實際上是一位昏君 明朝末年 其實將星如雲 武器也很先進 一手好牌被打爛 確實是亡國之君

我們從表面上看，明朝亡國，崇禎是要付很大的責任的，畢竟明朝就是在他手上亡國的，但是從深入分析，其實早在萬曆事情明朝就已經有了亡國之象，只是首富張居正的萬曆新政成績斐然，才得以讓明朝續命了幾十年。萬曆中後期的怠政，對後金由主動變成防禦，這些都對明朝後面的走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是穆宗的獨子，從小就在宮裡被百般呵護，穆宗對這個寶貝兒子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不僅讓有文化的宦官馮寶做他的伴讀，還請了在嘉靖朝就嶄露頭角的張居正作為太子的經學老師，可以說穆宗對朱翊鈞從小的培養還算是比較上心的，但穆宗皇帝天命有限，隆慶六年(1572年)就駕崩了，年僅十歲的朱翊鈞就這樣匆匆登上了皇位。

朱翊鈞當皇帝的這48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首輔張居正輔政時期、二:短暫的親政時期、三:漫長的怠政時期。朱翊鈞在位48年，比他的祖父嘉靖還多出三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他接手的大明帝國已經有了衰敗的跡象，但經過一代名相張居正的銳意改革，明朝出現了短暫的迴光返照式的“萬曆中興”，可張居正一死，20歲的神宗開始親政即推翻張居正的一切改革，不僅抄沒張家，還將張居正開棺挫骨揚灰，我們很難想象一個循規蹈矩接受正統儒家思想教育的皇帝，是如何變的這般殘忍、自私、無情。“萬曆中興”興於萬曆，同時也毀於萬曆，明朝最後一次由弱轉強的政治經濟改革就這樣匆匆結束。

萬曆皇帝為何在後來長達30年的時間裡深居內宮不問朝事，據說是朝廷上下因為國本之爭吵的沸沸揚揚，當時已經進入盛年階段的朱翊鈞已經有了兩個兒子，長子朱常洛是萬曆一時性起臨幸太后宮中一宮女所生，而次子朱常徇乃萬曆皇帝最寵愛的鄭貴妃所生，兩個兒子雖然都不是嫡子，但萬曆皇帝卻獨寵幼子而排斥長子，而大多數朝臣嚴格遵循“無嫡立長”的祖訓，堅決要求皇帝立皇長子朱常洛，任性的萬曆皇帝為了堵住洶洶眾口，採取了連續三十年不上朝這種極端方式來儘量拖延立儲時間。

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似乎已經厭倦了這種無休止的爭執的萬曆皇帝立皇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國本之爭告一段落了，但是太子朱常洛耽誤了太久的教育問題依然沒有很好的得到解決，因為不得父皇喜愛，朱常洛父子長期生活在一個壓力重重危機四伏的環境下，身體心理狀態都很不好。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朱翊鈞御崩，朱常洛於當年繼位，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二十六日朱常洛吃了鴻臚寺丞李可灼所獻之仙丹後駕崩，在位僅一月餘，17歲的皇太子朱由校繼位，改元天啟，這個木匠小皇帝寵信大宦官魏宗賢，明朝至此已經被徹底拉進了內外交困，國力衰竭的泥潭。接班人素質、能力的青黃不接罪在萬曆，如果能夠妥善的處理國本之爭，對兒孫的教育能夠重視，明朝或許不至於在萬曆駕崩後的短短24年就滅亡了。

萬曆雖然三十年不上朝，但他和皇祖父嘉靖一樣極善權術之道，因此皇權不曾旁落過，他在位期間，主持了著名的“萬曆三大徵”(寧夏之役、播州之役和北韓之役)，雖有力的鞏固了漢家王朝的江山穩固，但三次大戰役下來，所耗之銀兩幾乎將張居正苦心經營的“萬曆中興”所留下的珍貴庫銀幾乎消耗殆盡，據清朝官方的《明史》載：“寧夏用兵，費帑金二百餘萬。其冬，北韓用兵，首尾八年，費帑金七百餘萬。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費帑金二三百萬。三大徵踵接，國用大匱”。又卷百二十三《王德完傳》：“近歲寧夏用兵，費百八十餘萬；北韓之役，七百八十餘萬；播州之役，二百餘萬”。據此可以粗略統計出這八年間國家的軍事開支高達一千一百六十餘萬兩白銀，這極大的消耗了明朝有限的國家財力，所引發的後果就是邊備鬆弛，武器落後、糧餉不濟，逃兵益增。

萬曆在位期間為了增加宮中的收入以應付日益龐大的內庭開支，於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開始派太監奔赴各地採礦並強徵礦稅，這被認為是明朝快速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被看做是他執掌大明江山48年來的第一大詬病，這個礦稅徵收最初僅在京畿中樞的直隸，但很快就遍及河南、山東、山西、浙江、陝西等處。結果是引發各地民怨四起，在萬曆死後的不到十年間，李自成起義、張獻忠起義便席捲了整個明朝。

煤山自縊前的崇禎皇帝曾經對滿朝文武大臣說過一句話“朕非亡國之君，諸臣卻皆亡國之臣”，他本有心力挽於明朝這座大廈不倒，卻無力解決祖、父、兄留下的千瘡百孔的大明江山的各種問題，明朝滅亡的跡象，早在萬曆後期就有所表現，明亡，萬曆皇帝其責難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