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商和晉商是紮根在農業經濟基礎上的商人，他們的思想是“互通有無”，以南北貿易來賺錢。

後來，大商人攀附上官府，開始承擔收稅、發展銀號生意。

總的來說，晉商和徽商不能離開農業經濟，而他們在清朝後期的衰落，也是工業經濟崛起、農業經濟體系完敗的必然。

晉商裡面，喬家大院算是最典型的代表了。喬家發家的三世祖一開始是走西口，去內蒙古這些塞外的地方賣豆腐的小販，喬致庸起家之後開始販賣南方的茶葉和絲綢，隨著轉口貿易越來越紅火，開始發展出銀號生意，鼎盛時期喬家大院可以叫“匯通天下”。

對於晉商，包括徽商而言，缺的就是延展到全國的體系。也許他生意做得很大，名聲很響，但在整個國家重農抑商的氛圍和講究鄉望的習俗下，晉商和徽商終究沒能發展出全國統一的商業體系。兩者的商業模式可以使得一人、一姓發展壯大，但是不會使得一國、一族茁壯成長。

晉商、徽商的沒落，沿海省份新的民族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的崛起無不肇始於此。簡而言之，時代變了。

從雙方在歷史上的活動範圍與影響力而言，晉商從各方面都超過了徽商太多。雙方根本不是一個水平級的團體。晉商的眼光與格局觀，是當時的地方商團中非常少見的。徽商不僅無此能力，還需要依附其他商團的幫助來做生意。

要明白晉商曾經的實力有多麼強勁，就需要看看他們在衰亡階段的表現。一直到1917年，俄羅斯發生嚴重的內部動亂，莫斯科等地還有晉商經營的店鋪。他們比當時大部分俄羅斯人都要富裕，並在動亂中成為了打砸搶的物件。

晉商之所以可以把生意一路做到俄羅斯，是因為他們獲得了滿清朝廷的貿易特許，可以自由的將內地物產轉手到中亞、蒙古和俄羅斯。這也是晉商在清朝發展迅速、體量龐大的原因。但這樣的特權並非憑空獲得的。早在清軍入關之前，晉商就一直冒著被明朝殺頭的威脅，為關外的滿洲輸送包括糧食在內的各種戰略物資。

晉商之所以要如此操作，主要原因就是明朝對他們謀生手段的壓制。因為當地至少在先秦時代，就是東亞農耕與北亞遊牧的交界地帶。陸上貿易是當地重要的經濟產業，重要性堪比海洋經濟對廣大和福建兩地。雖然在歷史上，這種不為中央吏制帝國所提倡的經濟結構，屢次被帝國力量打斷。但在帝國控制力衰退之後，又會自然而然的死灰復燃。

從南北朝到元朝，晉商的先祖一直經營著類似形式的貿易，種植各類經濟作物。但在明朝佔領山西后，對當地的經濟結構做了強制性的破壞。私人貿易和經濟作物被取締，換上了效率低下的普通糧食生產。所以，晉商和當地人的不少人在明朝時屢屢與朝廷作對，甚至有帶著蒙古軍隊打到北京城下的事情。對清軍的支援，可以算是晉商曆史上最為成功的政治投機。

相比晉商的規模、水平和影響力，徽商實在是差的太多。從可查的歷史當中，他們的存在感也要低很多，並且在實質上沒有獨立運作能力。地緣因素可能是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

徽商的發源地位於長江中下游位置，要順利的開展貿易，就必須依賴長江水系。但很不幸的是，早期在南京建都的明朝，成功卡死了長江出海口與附件水系。儘管後來首都被搬遷到北京，但龐大的南直隸行省，還是成為限制徽商貿易的重要因素。結果，很多徽商的先祖就改頭換面，加入了福建人為主的“倭寇”集團。在明朝人留下的記錄中，倭寇團體的主力是福建人，接下去就有很多安徽人。說明徽商為生存，很多人不得不依靠福建的走私海商幫助。

清軍入關後，晉商獲得了朝廷給予的諸多特權。除了可以對中亞和俄羅斯貿易外，他們也可以進入內地採購商品。為此，就擠壓了徽商和沿海商人的份額。結果自然是晉商一家獨大，而徽商不得不與之合作來謀得生存。

最後，讓徽商翻身的恰恰是近代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從鴉片戰爭開始，西方勢力透過沿海逐步深入內地。清廷原本的晉商獨大策略，已經非常不合時宜。隨著沿海經濟的飛速發展，晉商的貿易特權已經成為了一紙空文。徽商則因為靠近上海這樣的開放口岸，迅速壯大。他們成為了將內地商品轉手到沿海城市的重要力量。這才讓徽商的歷史地位飆升，有了看似比肩晉商的實力。

但平心而論，徽商依然只是沿海西方商人和買辦的合作者。他們不可能像晉商那樣，直接去中亞的撒馬爾罕、布哈拉等地設立分支機構，更不會有晉商在俄羅斯核心城市的店鋪與產業。清末民初出國的人，主要還是集中在廣東和福建。

綜合來看，歷史上的晉商無疑比徽商要強大的多。雙方根本不在一個水平級上。

徽商的起步是清朝對鹽鐵茶官賣的放開。徽商本身就是依靠徽行古道販賣茶鹽起步的，徽商起步晚而且是需要官服作為主要支柱的，在徽派強大的官圈影響下誕生了真正意義的徽商。而晉商呢，鹽糧茶鐵無所不做。甚至在清末期晉商與後金的糧食貿易。晉商後期的票號生意也做得風生水起。但是在鴉片戰爭後，外來資本加快入住，殖民外強瓜分中國對中國經濟圍堵，壓縮了晉商的生存空間，各種賠款壓的清政府喘不過氣，只有進一步壓榨晉商所持有的票號，因為徽商和清政府千絲萬縷的聯絡徽商不僅沒有收到太多的損失反而壟斷了生絲等生意。

這個問題就很厲害，十分引戰啊~這樣說把粵商、浙商、閩商放在何處……

中國商幫歷史悠久。

山西商幫（晉商）、徽州商幫（徽商）、陝西商幫、山東商幫、福建商幫、洞庭商幫、廣東(珠三角和潮汕)商幫、江右商幫、龍游商幫、寧波商幫是為十大商幫。

其中晉商、徽商、潮商勢力最大影響最深遠。由於地區和歷史原因，現在好多商幫都已經逐步沒落，當下比較活躍成氣候的商幫當屬浙商、粵商、閩商，至於哪個商幫更牛逼，各有各的說法，既然題主問“徽商和晉商，哪個更厲害”，一枚野生歷史愛好者就簡單回一下，個人見解，拍磚可以，不要KY。

我們先分析分析：

1、晉商對經理人的考核主要針對其宏觀把握局勢的能力。而徽商更強調經理人的理財能力，對備選人的財務管理能力要求甚高，即所謂“舉資負授諸掌計者，坐受成”。此外，工於心計和節儉自律也是徽商選擇經理人的標準之一。

“經理聘用之前，先由財東對此人進行嚴格的考察，確認其人有所作為，能攻善守，多謀善變。”（李宏齡：《同舟忠告》）

2、晉商、徽商均透過實踐鍛鍊來提高從業者的素質，在使用過程中透過培養考核來選拔人才，但二者在選才範圍上存在差異。晉商選人主要以同鄉為主，條件近乎苛刻，沒有通融的可能。

李謂清《山西太谷銀錢業之今昔》載：晉商選拔人才，“年齡必須十五以上，二十以下，身高須滿五尺，家世清白，五官端正，毫無殘缺，語言辯給，舉動靈敏。須儀態大方，習於禮貌，不憚遠行者方為合格。”

徽商選用人員大多來源於同族。一方面注重考核個人勤苦、謙和、忍耐、變通、儉樸、知義理方面的素質，另一方面也要顧及家族的利益。

《茗州吳氏家典》載：“族中子弟不能讀書，又無田可耕，勢不得不從事商賈，族眾或提攜之，或從其他親友處推薦之，令有恆業，可以餬口，勿使遊手好閒，致生禍患。”

3、徽商繁盛於明清，晉商繁盛於清代中期。

4、在經營理念上：晉商重錢不重官，“學而優則商”，從小就教育孩子怎樣賺錢；徽商重官不重錢，賺錢為做官，從小就教導孩子為官，“學而優則仕”，把成功希望寄託於官場上。

5、在經營內容上：晉商以票號為主，兼營北方所需的糧、棉、鹽、茶葉等。徽商崇尚文化，亦儒亦商，培育“賈而好儒”的品格，主要以錢莊為主，經營鹽、茶、木，或以絲綢、糧食謀取大利。

6、在地域上：晉商的主要經營範圍是透過走西口，向晉北、內蒙及以北等地發展；徽商主要在兩淮、江浙和長江中下游地區，有時順運河或海路北上至京津地區。

7、在經營方法上：晉商以小勝大，往往是從小商小販作起，精打細算，資本逐步積累，穩定發展，且各成體系；徽商則以觀察入手，投機取巧，互相聯合，形成商幫。

分析完了，來說說兩幫哪家強，個人認為晉商還是要強大太多，茶葉之路都是晉商搞出來的！生意一路做到俄羅斯，可以自由的將內地物產轉手到中亞、蒙古和俄羅斯。

我要延續漢人的傳統，鄙視商人

經商，好好的一人非要爾虞我詐的，和親人之間也只有利益，沒有感情，是人嗎？

我是山西人，雖然晉商與徽商為當時朝廷的互通有無，異地交流做出了一定貢獻。但是站在民族的立場上說，他們都是垃圾。豪商無國，這句話不是空穴來風。

明朝中後期，晉商私通清韃，八大皇商為滿清帶去了明朝的軍事情報，武器，糧食。為滿清的入主中原做出了“偉大”的貢獻。滿清成立後晉商在滿清朝廷的支援下以高利貸套路整個草原地區，逼得整個草原地區人吃人，中原王朝千年沒有解決的草原問題在晉商手中解決，到清朝中後期，整個草原地區人口凋敝就是滿清支援下的晉商一手造成的。

還是明朝中後期，文人集團與商人集團勾結，特別是南方文化興盛，南方文人在朝廷佔據主導之後透過逼迫皇帝竊取整個國家的稅收，文人集團不交稅，商稅基本沒有。國家稅收全部落入私人口袋。徽商在江浙地區奢靡之風盛行。在崇禎自縊之後，南方東林黨文人集團另立新帝。在整個北方因氣候導致的饑荒遍地時，南方依舊在奢靡，從來沒有管過北方邊軍是否能吃得飽飯，從來沒管過北方的人們是否哪怕每天能喝到一點稀粥。在北方皇庭陷落之後，南京反而在竊喜自己不是陪都了。

隨後，北方餓得活不下去的軍民跟隨滿清南下，綠營軍打南方打的很狠，嘉定三屠，揚州十日與滿清的殘暴有關，還有一個原因是北方的軍民在發洩。他們在北方抵禦韃虜吃不上飯，而南方計程車紳們卻過著如此奢侈的生活，怎能不生氣。

造成滿清入主中原，大明皇庭陷落的原因很多。官商勾結，竊取國庫確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無論晉商，徽商，在明廷陷落時候的表現配不上他們取得的榮華富貴。所以他們都是沒有底線，毫無廉恥，毫無國家與民族的商人，最終得到的結果也是應得的報應。

晉商和徽商不能離開農業經濟，而他們在清朝後期的衰落，也是工業經濟崛起、農業經濟體系完敗的必然。

明朝晉商邊貿，徽商海貿；清朝晉商已經是皇商，徽商依舊海貿。

晉商之於邊貿，首先是和九邊戍所的官軍做糧食生意，換鹽引等等特殊政策。然後是和蒙古後金走私交易，這裡面能有多大商機就不用提了吧。後來滿清立國，晉商成了皇商，自然也就輝煌了起來。

徽商的海貿在明朝有明面的生意，也有和海盜的走私。到清朝禁海，走私也就成了大頭。徽商的崛起與發展，很大程度上是依賴於鹽業。然而在乾隆朝後，綱鹽法走向衰落，徽商也隨之衰落。

晉商和徽商在本質上沒有孰高孰低，其實也就是感覺晉商和徽商他們在思想上還是有一定差別。非要分個孰高孰低也沒有太多的意義。

這裡是不請自來的守仁君

這個不好說，晉商徽商各有千秋，實在難分高下，但是。

守仁君是山西人，但是守仁君不護短，直白的講，晉商的發跡從來都沒離開過朝廷的影響。也就是說“皇商”這個帽子，晉商基本是從頭戴到尾的。（晉商大院）

早在唐朝李淵起兵時，就有不少河東商人投靠李淵，給他捐錢捐物，最著名的就是武士彠，他靠給李唐輸血，不僅給自己輸了個高官厚祿，更是給自己的女人武則天打開了通往一代女皇的道路。

此後河東的商人就非常受朝廷照顧，再加上山西北部胡漢混雜，常年和遊牧部族接壤。官當開互市找他們，官方禁互市自己偷偷賣。這也是晉商積累財富的主要途徑，唐宋元明四朝都是這樣。

到了清朝，在朝廷的扶植下逐漸成了實力最雄厚的商幫。

而徽商起家就是靠自己多一點了，基本上是自己一擔一擔挑出來的。

晉商徽商從財力和規模上來說幾乎不分上下，但是晉商的幾個創舉卻是遠超徽商的。這也是晉商為什麼比徽商更持久的原因。

第一就是東夥制，這個可以把他看成現代股份制的雛形。

簡單來說，東家出資，夥友出力。我老闆負責出錢開鋪子，然後再僱傭掌櫃替我經營。東家不能插手商號的日常經營，不得給掌櫃指派店員。一切財物人全部由掌櫃負責。這樣一來非常有利於晉商的做大做強，之所以晉商的商號能開遍全世界，甚至遠達英國倫敦。這個東夥制功不可沒。

但是你東家把什麼權利都給掌櫃，你就不怕掌櫃卷錢跑路，自己人財兩空？

還真不怕，既然有東夥制，那麼就一定有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

首先是宗族用人制，掌櫃店員全從本族人中選，互相知根知底，你一眨眼就知道你小子想幹什麼。而且無論是掌櫃還是店員，無論你跑到倫敦還是莫斯科，你的家人必須留在老家。

但是隨著生意的不斷做大做強，宗族裡能用的人不夠了怎麼辦？

彆著急，還有用鄉制度，這個和宗族制差不多，也就是把選人範圍擴大到了同鄉。

但是即使是這樣，也不能杜絕捲款跑路的事發生。還是彆著急，辦法總比問題多。

晉商內部有著一套非常嚴格的管理規則，所選用的掌櫃店員夥計，必須都得有保人做保，一但這個人出了什麼問題，保人要承擔相當大的責任。除此之外還有身股制，這就和股份制非常像了，把你的個人利益和商號的利益聯合在一起，讓你感覺你是在為自己幹活。生意好了自己的分紅也多了，這樣既激勵你的心又綁住了。不僅如此，晉商內部還有一系列嚴格的學徒、晉升、考核、辭退的制度。

第二個就是票號了。票號有匯通天下之名，為山西商人，甚至是全國商人做生意帶來了極大的便利。這票號和現在的銀行功能差不多。篇幅有限，多的就不說了。

綜合以上兩種創舉，守仁君認為晉商是要略勝於徽商的。

徽商跟晉商根本不在一個層次，不用說明朝朱家安徽人，即便這樣，徽商遜於晉商，明朝書籍五雜俎是這樣記載兩個商幫的，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新安大賈魚鹽為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其他二三十萬，則中賈耳。山右或鹽或絲，或轉販，或窖藏，其富甚於新安。明朝時期徽商已經完敗晉商，到了清朝更是被甩得遠遠的。

徽商和晉商是明清時期稱霸商界的兩個勢均力敵的龍頭老大！但是，由於徽商地理位置靠近富庶的江南地區，尤其是明清時期，江南地區是中華最為富饒的地方，所以，我個人認為是徽商比較厲害。

但是在明清之前，江南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那時是晉商稱霸天下！

唐宋以後，由於經濟中心的南移，使徽州地區經濟和文化迅速發展起來，成為江南地區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到了明清時期，徽州經濟和文化發展達到了歷史最為輝煌的時期。

徽商之所以能這麼成功，自然與當時社會的歷史背景、社會文化等因素有關。由於戰亂，中原大族大批遷入徽州後，將中原傳統文化也帶來了，他們遷入後，聚族而居，依然儲存著誦說詩書、崇尚禮義的風氣，並傳給子孫後代，使中原文明在徽州這塊土地上生根發芽，不斷髮展。徽州是程頤、程顥和朱熹的故鄉，被視為“道學淵源”的發源地。程朱理學在徽州的影響甚為深遠。朱熹所創新的理學是對前代儒學的修正和發展，被元明清統治者定為正統，使程朱理學成為當時中華文化發展的主流。在徽州一帶更是廣為流傳，徽州被譽為“東南鄒魯”。徽商在政治倫理上以程朱理學為依歸，堅持“官本位”的價值觀。但是真正能透過科舉考試選拔以光宗耀祖的人還是少之又少，而且徽州地理環境是山多地少，人口稠密，在參加科舉考試失敗後不得不棄儒經商，所以他們在經濟上以王學的說教為本，王學提出“四民異業而同道”、“百姓日用即道”的觀點，企圖打破傳統的“榮宦遊而恥工賈”的價值觀。使徽商或由儒業賈，或先賈后儒，或亦賈亦儒形成賈而好儒的特點。他們在商業經營中以儒家的倫理道德來指導他們的經營活動。

而明清徽商把儒與商結合地淋漓盡致！理學大師朱熹的故鄉就是在徽州！

儒商的本質特徵是：儒與商的結合和義與利的結合的統一。儒商與一般商人最大的區別就是儒商特別重視商業道德，不取不義之財。所以，徽商相對於中原的晉商來說，多了一份朱熹理學的文人情懷，少了幾分粗獷！

我相信你應該聽說過紅頂商人胡雪巖吧，他就是徽商哦。當初乾隆皇帝都感慨：徽商比皇室還富有！

在明清十大商幫中，論文化晉商不如徽商，論權利晉商不如京商，論精明晉商不如浙商，論管理晉商不如潮汕商人，但是在強手雲集競爭激烈的情況下，晉商能立足併成為十大商幫之首，靠的就是“晉商精神”

明清山西商人稱雄國內商界五百多年，“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是他們的自我寫照，他們的成功，令人矚目。梁啟超曾經說過“晉商篤守信用”，他們把信、義定為自己的立業之本，憑著“誠信天下”的人生信條，最終把生意做大做強。

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於他們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自覺和不自覺地將中國傳統的文化融入到商業經營中，在實踐活動中形成了一套商業文化和心智素養，即晉商精神，可謂晉商之魂。

它是晉商商業文化的核心，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誠實守信，以義制利。晉商推崇以德經商，這從商號的名稱上就可以看出來，商家的店鋪字號、招牌、匾額，多離不開“義、信、益、公、誠、仁、和、德、協、廉、興、盛、昌、茂、瑞、祥”等字的排列組合。這些字一方面有祈望生意紅火興盛的意思，另一方面也在宣示崇奉倫理商德的意思，也就是把信義和取利結合在一起。

不畏艱難，開拓進取。“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由利益驅動的開拓進取精神，是明清晉商鏖戰於商場的精神動力。清代紀曉嵐說：“山西人多商於十餘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資，始歸納婦。”這就是說，山西商人事成，甚至連妻子也不娶。可見山西人是把經商作為大事業來看，他們透過來實現其創家立業、光宗耀祖的理想，而這種觀念正是使其在商業上不斷的巨大的精神力量。

勤奮儉樸，謹慎敬業。晉商之所以縱橫天下，並不是靠財雄勢大，欺行霸市，而主要是靠他們身上勤勞、節儉、謹慎等美德作為精神支柱。古往今來，許多成功的經商者，都十分注重節儉，在資本積累的最初階段，商人們大多是節儉的，晉商認為“勤儉為黃金本”，清代山西許多富商大家，還把祖先曾經使用的討飯籃子、打狗棒、算盤、扁擔、貨箱、背搭子等供奉到祠堂裡，警戒後世子孫要永遠記住祖先創業時的艱難，保持勤勞節儉的風氣。

群體合作，同舟共濟。晉商在經營活動中很重視發揮群體力量。他們用宗法社會的鄉里之誼彼此約束在一起，用會館的維繫和崇奉關羽的精神，來增強相互間的瞭解，透過講義氣、講相與、講幫靠，來協調商號之間的關係，解除人們之間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幫群體。

扶危濟困，樂善好施。晉商大戶們大多在發跡後仍然能夠重義輕利、好善樂施、救濟窮人，他們的仁義之舉在民間有口皆碑。光緒三年（1877）是中國災害史上最不平凡的一年，北方等省份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災，野無青草，赤地千里，莊稼顆粒無收，百姓生活極為艱苦，看到此情此景晉商大戶們紛紛組織起來為家鄉的老百姓解囊相助。短短几個月內，晉商共捐銀12萬兩。例如，蔚字五聯號的東家侯蔭昌捐出1萬兩；元豐玖票號的東家孫淑倫為救護鄉親先是出銀1.6萬兩，後又捐米數千石；喬家則向家鄉捐出3.6萬兩，同時喬致庸拿出大筆賑災款，設立粥棚，要求熬好的粥要插上筷子不倒；常家也捐了3萬兩；其他各商號、票號都有不同程度數額的錢糧捐助。

熱愛祖國，勇於奉獻。晉商在經營過程中報國的事蹟可謂屢見不鮮。明初的開中制，晉商為部隊運送軍需，得到朝廷的嘉獎。嘉靖三十三年（1554），晉商為了反抗海盜入侵，曾挑選驍勇善戰的500名商兵協助防守揚州。隆慶元年（1567），江蘇松江倭寇進犯，晉商又“協力御之”。進入清代，儘管清政府後期腐敗無能，但它畢竟是晉商的祖國，多年儒家思想的影響和忠義精神的薰陶，使晉商們在國家有難時，依然會伸出援助之手。

曾經的晉商“富可敵國”“匯通天下”“誠信為本”，聞名於世，為近代商業和金融業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晉商抓住歷史機遇，以雄厚紮實的經營資本，先進開拓的經營理念，誠信為本的商業文化，走遍天下，享譽海內外，稱雄國內商界長達500年，直至辛亥革命後的短短几十年又轟然倒掉。

晉商的成功，令世人欽佩和讚歎；晉商的失敗，令世人惋惜和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