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在土木堡之變前，皇權很強大，但在土木堡之變後，皇權開始衰微了，例如景帝的兒子死了，有官員反而上疏叫好，正德皇帝幾次想出關而不可得，嘉靖為了認自己的父親為父親，竟然向大臣行賄，被一口回絕，萬曆想換太子，和文官們對峙了20多年，最後不得不妥協。

明朝時，吏部掌管全國文職官吏的任免、考課、勳封等事。低階官員任免根本不需要向皇帝報告。就連高階文官任免，也是由吏部擬好，交給皇帝簽字而已。如果皇帝提出任免官員，必須要內閣、六部附署才能生效。否則視為無效中旨，六部有權拒不奉詔。明前期，皇帝還能決定內閣人員。但是到了明中後期，內閣人員完全由大臣們庭推選出，皇帝只有捏著鼻子認了。 在土木堡之變前，文官們儘管已經很有勢力，但在朝堂中，依然有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那就是武將勳貴集團，明成祖朱棣留了不少軍事人才給他的子孫。土木堡之變可以說是葬送了那時候的大明精銳和一大批勳貴裡的精英人物。當時不但大批的勳貴從軍，而且他們家族中精英子弟也有不少人是軍中的直屬軍官隨軍出征。可以說他們一死，代表大明的武將勳貴集團立即崩潰了。 能夠制衡文官集團的武將勳貴集團在土木堡之變中損失殆盡，文官們迅速接管了他們勢力真空的地帶，得到了帝國權力中最重要的權力：兵權！從此，皇權面對文官集團開始力不從心了。土木堡之變使得武將勳貴集團解體了，全國大部分的兵權落到了文官集團的手中，皇帝直接控制的軍隊只有錦衣衛和御馬監了，呼叫其他軍隊需要得到文官們的認可和配合，這使得明朝以後的權力鬥爭中，皇帝即使聯合內廷勢力，在與文官集團的鬥爭中也經常處於下風，不得不說這與軍權旁落關係重大。

文官集團權力大了就會和皇權發生衝突，皇帝怎麼辦呢？他就想找一個信得過的人來替他制衡相權。皇帝是找一個天天挑你毛病，給你找事的大臣，還是一個朝夕相處，讓幹啥幹啥的太監呢？在皇帝眼中，朝廷的文官很多時候都是靠不住的，畢竟不在一個屋簷下，而且這些文官都是精英，在一定程度上還會和皇帝作對，私下還會議論皇帝的是非，因此明朝中後期的皇帝們往往並不怎麼喜歡他們，因此太監成了皇帝最青睞的人。太監們也成為皇帝用來制衡龐大文官團體的利器。 由於皇帝一直都是生活在深宮中，而太監們也是一直待在宮裡，因此明朝中後期的皇帝和太監們的關係非常要好。再者，太監們由於生理的缺陷，使得他們的慾望往往較少，對於他們來說，他們由於和皇帝一起長大，因此他們往往不會受到其他誘惑而背叛皇帝。因此，明朝中後期皇帝十分重視發揮太監的作用。畢竟在皇帝看來，在身邊的人才是靠得住的人，自己能夠掌控的人才是靠得住的人，因此皇帝讓太監掌握大權。

導讀：明朝歷史上，我們看到的最多的就是皇帝多麼奇葩，各種愛好就是不願意上朝理政；錦衣衛、宦官多麼兇殘腐敗；其實這都是皇帝無能和荒唐嗎？土木堡之變後明朝計程車大夫集團一邊攻擊皇帝的不作為，另一方面享受這獨攬大權的風光。反正是事情沒辦好就推到皇帝身上，做好了是內閣為首的文官集團的努力，真是可發一笑。大明的帝王居然成了背鍋俠。永樂之後文官集團的奪權過程

馬上皇帝朱元璋和朱棣時期，國力蒸蒸日上，國家向外擴張的慾望強烈。尤其是朱棣時期向東幹到外興安嶺、庫頁島；向南征服交趾，設定郡縣；向北數次北征蒙古；鄭和率領寶船七下西洋，向西一直到東非海岸。馬六甲內的南海成為大明的內海。

此時的皇權高高在上，無人可以挑釁。武將和勳戚在這個過程中屢立戰功，所以在朝堂上的影響無與倫比。這和符合一般王朝的發展過程。

朱棣去世後，朱高熾繼位。這位明仁宗可是偏向文官系統的。仁宗減少了對外擴張的力度，認為那是勞民傷財。這非常符合文官集團的口味，因為放棄擴張就意味著武勳集團會逐漸遠離朝堂。慢慢的就會像豬一樣的被養起來。那麼文官系統的春天就來了。仁宗繼位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宣宗朱瞻基繼位。

按說明宣宗自幼隨成祖北征蒙古，應該是位有開拓性的君主。但是宣宗延續了他老爹的計劃，不但的收縮擴張步伐：南面從交趾撤軍，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的交趾就放棄了；北面的前線，收縮到開平衛以南。雖然縮短了後勤補給線，但是把戰略縱深也喪失了。使九邊真正成為了邊關，遺害無窮。打垮韃靼後，徹底放任蒙古不管。造成瓦剌從容的統一蒙古，為後來的土木堡之變埋下了隱患；海洋方面，在七次下西洋後終止了對大海的探索。囉嗦這麼多就是意味著大明的國防政策的改變，武勳集團逐漸沉寂沒有了用武之地。結果就是，皇帝依仗與文官集團打擂臺的武勳集團徹底落寞。文官集團迎來了難得的春天。

土木堡之變，大明積累的名將如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泰寧侯陳瀛等幾十位大明能征慣戰的名將被一掃而空，精銳大三大營全軍覆沒。關鍵是這些名將由於英宗和王振的亂指揮，死的一點意義都沒有。大明再也無法主動出擊蒙古，從此以後大明的邊關任由蒙古人來去自由。從這一點上說，明英宗其罪難恕。他的輕率和荒唐可以說是大明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和唐朝的安史之亂有一拼。

能幹的武勳消失了，剩下的武勳都不堪大用。皇權開始衰微。內閣和六部已經成為決定天下大事的絕對權力機構。連兵權都落到了文官集團的手上。皇帝的旨意如果不透過內閣和六部的認可，那樣的中旨是無效的，沒有人遵從。文官系統按照自己的意願起草詔書，然後讓皇帝審批後執行。如果皇帝不同意，那就再次重新起草皇帝的作用誇張點說已經類似橡皮圖章，這樣的皇帝還有什麼意思？總說皇帝不願意上朝，內閣和六部都把工作做了，皇帝還有什麼意思？

在土木堡之變前，文官們儘管已經很有勢力，依然有武勳集團作為強大的政治勢力幫助皇帝維持皇權的獨立。皇帝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但是土木堡之變，這股勢力被一掃而空。文官系統把持了整個大權：明景帝的兒子死了，有官員反而上疏叫好。因為這個太子不是文官認可的；正德皇帝想者南巡或者出關，文官不同意；嘉靖嘗試收回大權，宣告失敗；萬曆想立太子，文官們也插手反對。你說人家皇帝想立誰為太子，你們管得著嗎？反正都是你們說了算。有時候也很同情明朝的皇帝，皇權被壓制的這麼厲害。難怪明朝中後期除了許多有怪癖的皇帝，不喜歡上朝，消極怠工唄。

明朝文官集團藉助科舉制這個取官方式源源不斷的壯大自身，明朝的吏治是否清明，我們只能相信文官的操守。這就相當於文官集團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如果發生了大的失誤還可以推到皇帝這個背鍋俠身上。

更關鍵的是文官系統監守自盜。明朝初年，朱元璋為關照家境貧寒的讀書人可以免除錢糧。但是到了中後期，文官系統利用這個漏洞把範圍擴大到全部的有功名的讀書人。只要考中舉人，那麼士紳就不再繳稅。無數讀書人一夜暴富，很多貧民把自己的土地依託到讀書人名下。這樣農民就除了向舉人老爺交一些地租，國家的稅就免了，這就叫投獻。隨著當官的越來越多，明朝的稅收範圍就越來越少。國家為了維持開支，不得不在有限的自耕農身上增加賦稅。自耕農的壓力越來越大，最後只能起義。貪得無厭的文官系統不管這個問題，總是指責明朝宗室佔用龐大的錢糧。其實終明一朝，文人投獻和明朝分封宗室的龐大支出，始終是在大明王朝的身上如同螞蟥一樣的吸血。

皇帝要想發出自己的聲音，需要有自己的力量。武勳集團失去作用後，那隻能依靠天子親軍錦衣衛和家奴宦官。雖然有前朝漢、唐宦官作亂的舊例，但是被卡的難受的皇帝哪怕是飲鴆止渴也得把這杯酒喝下去。

所以皇帝明知不是最好的選擇，依然不得不依靠內廷勢力對抗文官系統。於是司禮監的權利越來越大，甚至可以替代君王批紅。在加上後來的東、西廠的廠衛的設定，內廷勢力暴漲。

而錦衣衛作為皇帝親軍，誕生之初就是為皇權服務的，為了監視、偵查、鎮壓官吏的不法行為。錦衣衛，聽名字就知道最初只是一個衛的編制。按照明朝軍隊的設定，也不過五千人。但是隨著皇權的需要，在明朝中後期擴充到數萬人。

內廷勢力和錦衣衛都依附君王而生，是明朝皇帝用來對抗文官系統的工具。從歷史來看，內廷和錦衣衛做了很多壞事。但是文官系統把皇權壓制的這麼嚴重，不能要求皇帝不反抗吧。

在失去武勳集團這個支點後，內廷勢力和錦衣衛就成為了皇帝制衡文官系統的唯一手段。

不可以，因為廠衛從朱元璋開始已經是一手抓刀，另外一手派情報員敲詐勒索官員。如果沒有一個強硬的帝王罩著，很多官員根本不把廠衛放在眼裡。比如英宗時期的錦衣衛指揮使馬俊就是文官當場活活打死。廠衛不少官員還投靠一些官員，因為文官大多數控制糧餉俸祿，和御史言官一樣成了權臣的爪牙。

孝宗皇帝則是和平很多，讀書人都是當場罵廠衛為狗，他們還得忍氣吞聲。

唯一能夠有實力抗衡的是嘉靖年間的指揮使陸炳，他的母親是嘉靖的乳母，和嘉靖皇帝一起長大。憑這一層關係嚴嵩徐階都不敢隨便招惹，本來歷來東廠廠督都是錦衣衛指揮使的老大，而嘉靖時期的東廠都是把錦衣衛當做祖宗。

一、土木堡之變后皇權和武勳集團衰落？

二、皇帝依靠錦衣衛和宦官制衡文官集團？

這是兩個問題，分開來回答比較好。

～～～～～～

先說第一個問題。

土木堡之變是明英宗第一個年號正統時期發生的事。也是明代初期由太祖成祖兩代對蒙元的進攻轉為防禦的轉折點。

其實，在土木堡之變前，武將的地位就已經下降了。

早在太祖成祖時期，武將地位僅次皇室。這與兩朝戰爭較多有關。

到了仁宣時期，也就是英宗的父祖兩代，其實也就十年時間，武將被制約，因為對外戰爭不再是這個帝國所需要的。而此時的文官集團則虎視眈眈，直到明英宗繼位。

明英宗繼位時只有九歲，大權旁落太皇太后，而實際權力落入三楊為代表的內閣手中，至此，內閣權力逐漸提升。

聰明的人就發現，朱元璋修改的皇帝兼任宰相的制度有問題了——當皇帝年幼怎麼辦？

明英宗跟任何一個年幼繼位的皇帝一樣，正式執政後就開始政治改弦易轍，開始重用王振這樣最親近可靠的宦官。

一個利用皇權交接的空檔期，一個依附皇權本身，於是明代中後期文官宦官兩大集團就此登上權力的核心。

而土木堡只是徹底暴露了仁宣以來的所謂仁政的空洞，文官的崛起，軍制的腐敗混亂，特別是三大營作為皇帝直接掌管的最有戰鬥力的核心機動兵力，就此崩潰，再也沒有恢復起來。

土木堡之變後，本來與文臣比還略高的武將系統，徹底一蹶不振，淪為兵部附庸，而勳貴們也逐漸淡出朝政，轉戰商場，軍戶體系也漸漸廢弛，變為不納稅的田產。

至於皇權，也受到了文官體系的巨大約束，皇帝不能再按照自己的計劃佈置國家戰略了，而國家軍政策略也逐漸成為文官集團的勢力範圍。

此後大多數皇帝逐漸開始消極怠政，幾乎都走向文官體系的對立面，有其是到了正德嘉靖時期。

～～～～～

第二個問題。

皇帝依靠錦衣衛宦官集團制衡文官？

準確說，是監視。

文官體系本來就是為了治理朝政事物的，他的天生優越性無可取代。這一點皇帝很清楚，但是為了皇權的穩固，皇帝必須對文官集團進行監控。

明太祖時期，依照過往歷史，建立了科道言官來監控各級官吏。

但科道官本身也是文官，而且是中高階文官的預備，早晚也會成為文官體系的精英，因此並不完全可靠。

明太祖又設立了錦衣衛體系，用內衛軍來監察百官，而文武分家，錦衣衛無法成為文官體系的一員，因此錦衣衛的確很有效。

但明成祖上臺後，認為錦衣衛不足夠受到控制，因此開始設立東廠，用司禮監太監去監控錦衣衛，這樣皇權就更加直達錦衣衛了。

廠衛體系的建立，對皇權是有了極大的保障。

而隨著內閣制的成型，司禮監批紅權也擴大了，實際上就是皇帝利用司禮監監控內閣辦事，這樣明代皇帝就徹底扔掉了宰相的實際職務了。

總的來說，皇帝只是需要監視文官，至於文官有多腐敗，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是對皇帝的忠心，以及有沒有威脅皇權。

任何王朝，太平盛世久了，武將地位自然下降，至於說皇權也式微，那就扯了。土木堡一戰，對三方勢力都是巨大打擊，並不能說文官集團就獲利多少。六部主官，作為文官集團的核心，幾乎被一網打盡，有些部連次官都在土木堡掛掉了，損失不可謂不大。正因為這樣，才輪到兵部次官于謙上臺主持工作。

假設，土木堡一戰後，結局是遷都南方，像唐，北宋和明末一樣。那無疑這戰最得利的是武將集團，畢竟這時候，有槍桿子就有話語權，文官集團就是傀儡。當年朱溫不開心了，可以直接把高官都宰了。

真實歷史中武將集團損失很大，因為朱元璋設計的軍事架構中勳貴是重要一環，軍戶和五軍都督府，都有賴軍事世家。皇權有了一定影響，英宗復位不正，所以對文官和武將集團都不敢太強勢，以至於武將集團新貴石亨可以威脅皇權。文官集團很快恢復了，因為補充很容易，每年科舉大量精英湧入，人頭從來不是問題。但這些對三方都不是決定性影響，比如武將集團，北京保衛戰中上位的新貴如石亨等人，依靠幫助英宗復位，把持朝政，武將地位不能說不高。皇權雖有影響，但英宗過後，依然是絕對權威，嘉靖，一個毫無根基意外上位的皇帝，一旦認真起來，整個文官集團可以換一個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