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覺得不外乎兩點原因：

一是實力不允許。在鴉片戰爭中，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最終使閉關鎖國的清朝政府屈服，被迫開啟部分口岸通商。表面上看，鴉片戰爭中清朝的失敗與日本本沒有一毛錢關係，但是，日本人敏感地意識到，既然當時在亞洲堪稱翹楚的中國都不能抵抗西方列強的侵略，那麼日本也就不可能抵抗得了。德川幕府意識到下一個受害者就將是自己。果不其然，1853年，美中國人佩裡率領艦隊來到日本，這也就是日本歷史上俗稱的“黑船事件”。當時擺在德川幕府面前的只有兩個選擇：要麼開國，開麼開戰，沒有第三個選項可以選擇。開戰，以當時日本的綜合國力和軍事實力，必敗無疑。

二是實現富國強兵夢的必然結果。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曾說過：“日本恰如嬰兒追求母乳般貪婪地吸收了北韓和中國的先進文明，於是從野蠻階段，不久即進入了文明階段。”從中不難看出，日本這個國家非常善於師法先進文明。在中日來往2000多年的歷史當中，日本通過源於隋唐時代的遣唐使制度，系統學習了隋唐的律令制度，還學習了宗教、文化和藝術。在中華文化的滋養下，日本無論在國家治理還是文明程度上都進步了一大截。進入近代以後，日本目睹了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的慘敗。近鄰的慘痛教訓，使日本意識到只有推行經濟和軍事現代化運動，才能實現自己夢寐以求的富國強兵之夢，才能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黑船事件”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外部誘因。隨之而來簽訂的日美《下田條約》，標誌日本實行了215年的閉關鎖國政策的消亡。日本以此為契機，發生明治維新，走上了富國強兵的道路，日本也就有了新的文化模仿物件，這對於崇尚強者的日本來說，並不意外。

純屬個人淺見，如有失之偏頗之處，虛心接受批評指正。

幕府前期，由於農村和農民自主性高，加上風調雨順，農業收成穩中有進，使得城市經濟一度呈現出繁榮昌盛的景象，國力蒸蒸日上。

進入中後期，受自然災害和糧食歉收的影響，人們缺衣少糧，餓死者不計其數。而幕府雖然進行了多次改革，卻收效甚微，以致於日本逐步走向衰落。

然而，西方工業革命正趨於成熟，在利益驅使下，亞非拉多地成了其侵奪的物件。日本作為亞洲一員，自然無法獨善其身，一些西方炮艦、漁船、商港不時出沒於日本附近海域，對其主權構成嚴重挑戰。

幕府早期，德川家光曾將不守規矩的西方人毫不留情地驅逐出境。而今日本國力衰弱，西方列強再度冒犯。為打擊它們的囂張氣焰，幕府於1825年頒佈《異國船打拂令》，規定凡進入日本海域的外國艦船，均可以武力驅逐之。

不過，這項政令實行近30年後，幕府卻一改以前的做法，不僅提供靠岸場所和補給，還答應簽署不平等條約，那麼，幕府為何會變得前後判若兩人呢？

18世紀90年代初，日本北海道首先到來不速之客，沙俄艦船不由分說要求幕府開港通商，結果遭到拒絕。1808年，大英帝國的“馬車”號戰艦不期而至，要求日本對外開放，遭到打臉。

面對西方列強對日本主權越來越冒犯的趨勢，德川幕府出臺《打拂令》， 要求各地動用武力對那些藐視日本主權的西方艦船進行驅趕。

十多年後，年輕的美國也派出“莫里森”號戰艦挑釁日本，結果被炮火擊退。

一直以來，幕府都與荷蘭開展通商，而荷蘭不僅為日本帶來“蘭學”這樣的西方科技知識，還起到了視窗作用。

1844年，荷蘭國王在寫給幕府的信中指出，世界形勢已不同往日，西方外交體制及通商活動日益影響全球，鑑於此，日本要認清形勢，相向而行。

另外，亞洲大國清國在鴉片戰爭中竟然敗給了英國，並簽訂屈辱的《南京條約》，被迫開埠通商，放棄關稅自主權，允許英國享有治外法權，這對日本觸動很大。

水野忠邦作為幕府老中，在他看來，“戰爭雖發生於國外，但於我邦仍是一種示警。”在此不背景下，幕府態度開始軟化，由先前的以武力驅逐變為向外國艦船提供能源和食物補給，還要將其安全送出。

幕府態度的轉變，正好給了美國機會。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佩裡耀武揚威地率領若干艦船而來，直言不諱地表示，如果幕府拒絕簽訂通商條約，將動用武力。次年，他又帶領比去年還要多的戰艦前來，在強大的敵手面前，幕府只好捏著鼻子簽訂《神奈川條約》，允許日本相關口岸讓其艦船停泊，准許派駐領事，於是日本國門被迫開啟。

既然走到這一步，美國定然不會適可而止，而是得寸進尺，變本加厲。果不其然，在美國首任領事哈里斯的軟硬兼施下，幕府老中井伊直弼不顧中國人反對，堅決與其簽訂《日美友好通商條約》，這樣日本不僅將多個港口對外開放，失去了關稅自主權，且外中國人還享有治外法權，日本開始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淵。

由上可見，日本由最初拒絕開港通商並以武力驅趕外國艦船，到乖乖簽訂條約，任由艦船進出，其態度經歷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而這樣的態度轉變，取決於內因和外因，由於長期閉關自守，加上饑荒不斷，國力下降，而與此同時，西方列強的實力卻在突飛猛進，且近鄰也在遭受列強欺凌，這就迫使幕府態度作出調整。而一旦態度鬆動，又沒有可應對的措施，必然讓敵人有機可乘，導致主權一再受到侵犯，國家陷於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