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處朝代的原因。唐太宗李世民雲：“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李世民對王書法評價是古今第一人。猶對其《蘭亭序》推崇備至，號天下第一行書，猶作為陪葬之品。蘭亭序為行書，被唐太宗推到如此高度，上有所好 ，下必甚焉，自然，在集太宗皇帝親自所撰寫的《聖教序》，雖太宗已不在位，於情於理，懷仁應首選集為行書。

二、集字資料的原因。王羲之以行草書傳世作品最多，可供集的字較多。其《十七帖》中，只有一篇楷書。據寇克讓在《書法沒有秘密》中有精確的考證，王羲之傳世的作品裡，六成以上是草書，楷書可見之少。所以，王羲之應是以行草書之成就最尚。草書不宜刻碑，以此，也應集為行書。

尚未考之原由，可再探討之。

因為懷仁想用行書集，所以就用行書集了。其實，用什麼書體整合，由不得懷仁選擇。懷仁是奉勅工作。李世民讓他用什麼字型集，他就只能用什麼字型。由不得他想。

有些問題可以問為什麼，而有些問題，問了為什麼，得到的回答，比你沒問之前更迷糊。這不是一個有標準性證據的問答，誰要能夠知道為什麼，還不去專門的機構做研究，還有時間來戳手機？

據說，唐太宗酷愛王羲之書法，而又是一個仁慈的佛教信徒。他派遣唐三藏去印度取經。（唐僧在孫悟空、豬八戒等人的保護下，西天取經而歸。詳細取經過程可參看小說《西遊記》）。太宗皇帝為表彰唐僧取得佛經歸來的功績，親自為其撰寫序文，高宗皇帝（當時還是太子）為其作記文。聖教序一共三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太宗文皇帝李世民的序文。第二部分是高宗皇帝的後記，第三部分是玄奘法師唐三藏取回來的並譯著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這是真實的事，並非虛構）

前面提到過，李世民非常喜歡王羲之書法，太宗皇帝又是第一個把行書寫到碑上的人，他突發竒想，要是將王羲之的書法利用集字的方法，把他最美的字收集在一起，豈不是一件精妙絕倫的書法作品啊！他立刻下詔，讓弘福寺專門從事集字工作的沙門懷仁來做這一工作。

謝天謝地，懷仁做事的認真態度，一做就做了二十五年，硬生生的把太宗皇帝熬死。不然，在李世民的陪葬品中，又會多出這一件寶貝。要見到《聖教序》，還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

這個問題比較有意思，但是答案其實並不複雜。簡單來說，就是王羲之的楷書水平和楷書發展並不成熟，不具備書法集字的條件，所以《聖教序》必須用行書來書寫。

但是這個問題要是詳細講的話，是很複雜的。大致上是要回答兩個問題：

第一、為什麼王羲之的那個時代楷書是不成熟的？行書卻是可以的？

第二、行書比楷書集字有什麼樣的優勢？集字的條件是什麼？

因此，我們可以詳細論述以下問題。

第一、集字的條件

集字需要什麼條件呢？我認為集字的條件要看兩點，一是這個書法家的名氣怎麼樣，值不值得去集字。

比如像歐陽詢、趙孟頫、王羲之這樣的書法大家，其名氣大家有目共睹，自然是集字的人趨之若鶩的。而且這樣集字而成的書法作品受眾面也會很廣泛。

但是有些人就不行，比如鄭板橋、徐渭，你說他們的書法好不好？也不能說算不上有藝術性，但是名氣方面還是差了點。再比如我們都知道的蓋章狂魔、題字狂魔乾隆，他的名氣雖然大，但是字不行，俗氣有媚骨，因此，就算是他是不可一世的皇帝，也沒人去集他的字。

集字第二個比較重要的地方是看這個書法家一生寫了多少書法作品，如果書法作品比較多的話，才能談得上去集字，如果他的書法作品就一兩件，那麼想要集出一個長篇作品就比較困難了，因為字數在哪裡限制著，有些字雖然知道他肯定寫過，但是後來作品就是找不著、乾著急也是沒辦法的事。

第二、集字的難度

集字的難度其實有兩個方面，一個是找字。

所謂找字，就是說你要集的這個作品裡面所有的字你要能在他先有的作品裡，全部找到。如果像王羲之這樣書法作品寫的比較多的還好辦，要是稍微少一點的書法家就難辦了。

但是即便是像王羲之這樣的書法家，想要全部找到聖教序裡面的所有的字也是很難的。據說集字的懷仁和尚因為找不到想要的字而懸賞天下，可見其難度。

解決了找字的難度，接下來就是如何搭配的問題。也就說，書法家所寫的書法作品都是帶有當時鮮明的特徵、特色的，有時候風格、內容是大相徑庭的，是天差萬別的，要想把這些字組合在一起，肯定要考慮字與字之間搭配的問題。

而一個高明的集字者，是很難讓你看出集字的痕跡的，比較低劣的集字者，一般集字作品集字痕跡比較明顯。《聖教序》的集字其實是非常成功的，甚至很多人誇讚懷仁和尚的集字作品有好多地方“渾若天成”，應該說是非常成功的了。

第三、選用行書的原因

有了前面的鋪墊，我們其實就可以回答題目中的問題了，之所以集字選擇王羲之的行書，是因為王羲之的書法中，行書書法的作品最多，選擇的餘地比較大，而且容易集字，而王羲之的楷書作品其實是屈指可數的，聖教序洋洋灑灑一篇文章要想靠王羲之為數不多的楷書作品來集字，是天方夜譚，根本無法實現。

而王羲之的楷書作品，其實很少有中楷、大楷，都是小楷，更不容易集字了。

當然用行書集字另外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是王羲之最大的成就是行書，而最能代表其書法水平的書法作品非行書莫屬。唐太宗對於王羲之的行書愛不釋手，甚至把《蘭亭序》陪葬入自己的墓葬中，可見珍視程度。因此，該作品必須是行書集字。這是由主客觀條件共同決定的。

第四、為什麼王羲之那個年代楷書還不流行？

楷書其實產生的年代比較晚，甚至要晚於行書。中國書法從甲骨文開始，沿著一條多執行緒發展的方向演進變化。草書一度出現於隸書之後，也被稱之為章草，而魏晉南北朝時期，可以說是行書、草書、楷書齊頭並進的時代。

但是相比於楷書來說，行草書其實出現要早於楷書，因此，發展到王羲之這個時候行草書正是鼎盛時期，加上王羲之無與倫比的書法天賦，因此行草可以取得比較高的成就。但是楷書僅僅在起步階段，王羲之縱然是天姿英才，也無法用一個人的力量來讓楷書成熟，一個書體的成熟發展，是眾人合力的結果，而不是個人的英雄主義。

楷書一直到唐朝才算是鼎盛時期，縱然後代對於唐楷書多有批評，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唐朝楷書是楷書發展史上最高的高峰，其藝術性、嚴謹性是任何朝代都無可匹敵的，即便是王羲之，也不得不說他的楷書水平，仍然在唐人之下。

再談行書入碑說起——

回顧書法史我們知道，王羲之魏晉時期到大唐王朝，已經過去了三百多年。期間王氏父子的書法風靡幾代，從王氏家族後人一直到唐十八學士之虞世南，他的書法也是師從王羲之的七世孫智永禪師的。

太宗皇帝的恩師就是虞世南，這與唐太宗推崇王羲之書法不無關係。後來太宗皇帝倡導文治天下，甚至不惜推羲邁獻。他在《晉書·王羲之傳論》中就有這樣一段描述，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新巧。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 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當然，王獻之子稱勝父的言論傳佈當時，假託神仙，恥崇家範，以斯成學，孰愈面牆？這於封建傳統來說，本身就是大逆不道的。太宗皇帝貶低獻之自然是順從時代之舉。也是順應儒家文化治理國家需要克己復禮的必然舉措。

當然，有一條政治的隱線，也是太宗皇帝之所以要加強文治的必然。李世民本來不是太子，後發動玄武門事變，親手射殺太子李建成，當上了皇帝，為了治理國家，後來唐太宗對大王書法推崇備至理解為一種政治策略的帝王之術並不牽強，這裡我們不再展開這條歷史事變促成文治最後走向大唐貞觀盛世的線索。

除了推羲邁獻以外，太宗皇帝還認為，不足以讓大王的書法走向聖壇，他又進一步貶低 和批評大家公認的梁朝書家蕭子云《晉書·王羲之傳論》有記載，曰：“子云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臥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谷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滋播美，非其濫名邪。還說張芝、師宜官“無復遺蹤”、“罕有遺蹟”，則自然更不足論了，可謂對大王推崇備至到了何等境地。透過貶低大令和前朝名家及皇族書法，又派人大量尋找王羲之的書法真跡，太宗皇帝做足了功夫，初唐時期為鞏固基業，唐太宗以文治國，大力倡導詩文書法是一個絕對明智而有效治國安邦的政治策略。

弘揚王羲之的書法是唐太宗在政治上中央集權進行“文治”的需要。相當於我們現在所說的文化宣傳只能一個聲音或者是崇尚社會主流價值觀，都是有著為政治服務的現實意義。當然王羲之流美的行書本身也為太宗皇帝所喜愛，自己學了王書也寫出了《晉祠銘》《溫泉銘》《自慰帖》《晚復帖》這一些經典碑帖。尤其是《晉祠銘》極力宣揚、歌頌宗周政治和唐叔建國，雖膺篆受圖，彰於天命，而克昌洪業，實賴神功，又用新體行書入碑，開歷史先河，都彰顯出大唐鼎盛繁榮的帝王功績。我們從歷史上還能夠看到，一切的文化現象都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真理。北碑太宗皇帝是不推崇的，北魏書碑、造佛像之風盛行，然而“庸夫愚婦造像之記，武夫悍卒志墓之文，豈能盡由文人撰句?”即使是學士的“書丹”，亦往往由“田夫石匠率爾操瓤”。自然北方隸書入碑也被他新興的大唐王朝所拋棄。武功定天下，文德綏海內，“修文”就是必要的，這也是他摧枯拉朽的政治主張。

當然，還有一些歷史說法，唐太宗之所以唯獨推崇王羲之書法是出於“江北起家”的他要籠絡當時江南或稱“江左”南朝後裔系統的地主階級、文人學士之心，這些就不足展開談論了。

我們還可以從貞觀之治的歷史事件中看到，太宗皇帝大興佛教的歷史作用，所以懷仁法師集玄奘法師從印度帶回來的聖教序，花費了二十多年的時間，以大王行書集字入碑，來宣揚貞觀之治是歷史的必然。也為我們今天留下了王字行書集大成的書法瑰寶。

從沒想過這個問題，但提出來後也覺得很有意思。

按道理，刻碑一般用正書，尤其是這篇文章又是李世民同志撰寫，以正書書寫當然更加正式。

但《聖教序》卻以行書整合，我估計原因有二：

1、王羲之貴為書聖，雖諸體皆備，但對中國書法貢獻最大的還是行書。

他與獻之在前人基礎上增損古法，創造行書新形，讓行書產生了質的變化，二王書風影響深遠，直至今天尚是書法的主流。

王羲之的楷書當然也很好，但他所處的時期尚屬楷書的探索時期，他的楷書規律性不強，尚未形成體系。

故以行書書寫，更能體現王羲之的才華。

2、據說，唐太宗當時收集有王羲之作品1500多件，其中以行書為主，這為集字創造了有利條件。

《聖教序》全文行2000字，如果沒有大量的作品提供範字，是不可能集字成功的。

我想，這應該是以行書集字的原因，你同意否？

唐王李世民喜歡行書

在李世民之前，凡事碑刻的文字，都是當時的正書，而正是唐太宗李世民，開創了以行書入碑的先河。史載李世民書學虞世南，然後又學的王羲之，特別是對於王羲之的書法是非常的痴迷，以一代帝王為王羲之寫傳記，把王羲之的書法推到至高無上的位置。唐太宗李世民擅長行書和草書，書法水平還不錯，他也想自己的書法能像王羲之一樣流芳百世。於是就用他最擅長的行書寫文入碑，傳世最出名的作品《晉祠銘》、《溫泉銘》等。

唐貞觀年間，內府所收藏的王羲之的楷書很少，而其中有一部分還是王羲之臨摹他人的作品，真正屬於王羲之自己風格的楷書作品只有《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贊》，而且都是細小的楷書。所以不論是從書法風格上還是字數上，拿楷書集字都是很不容易的。

唐王李世民也知道集字這活不好乾，為啥呢？因為李世民的這篇《聖教序》讓他洋洋灑灑寫了2000多字，上哪找那麼多王羲之的字啊，一時半會肯定完不成。於是李世民就讓褚遂良用楷書寫了一篇《聖教序》，這就是後世同樣非常著名的《雁塔聖教序》，也留下了一篇文章用兩種書體刻碑的先例。

可以說非常的困難，讓懷仁和尚用了整整25年才完工，完工的時候李世民已經死了23年了。具體的困難有六點：

王羲之離唐代三四百年的歷史了，這中間戰亂不斷，因此流傳下來的作品稀少，靠內府收藏的作品根本不夠，還需要去民間收購和尋找。這就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和財力，而且很多作品真跡難辨。

選字難，同一個字很多版本，具體用哪一個還要跟上下的字有呼應關係才行。

行書的生命力在行氣，上下之間的呼應關係。《聖教序》2000多字，需要把握好字與字之間的大小、錯落、起伏、呼應的關係，難度太大了。

全篇章法佈局更難，字與字的呼應是小章法，整體佈局要考慮疏密得當、錯落有致，而王羲之流傳下來的作品多是橫幅等手卷，而此碑是豎式的，這也是難點。

集字完成後，還要重新書寫成大小相近的碑文成品，還必須一模一樣，這也是難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