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口誅筆伐的是:舊華人根深蒂固的奴性，和對侵略者持以旁觀、麻木不仁，見利忘義的華人本性，加已了揭露並痛批。

對於日本友人的友好態度，這是個人情結，無關於民族仇視。也就是說，發動侵華戰爭的不是日本普通民眾，不能將日本人一概而論，都是戰爭犯子。

積貧積弱，愚蠢、不開化的落後的清王朝，留下了弱國庸民，欺凌它的不僅只有日本，世界上將有強勝的帝國主義，都在中國最貧弱的時期，建立殖民地，分割我華夏領土。

魯迅先生痛恨列強，擾我華夏。更痛恨華人，無知、冷漠、助紂為虐，甘當走狗漢奸，無視國土淪陷，無恥做亡國奴。

這些痛與恨，與日本友人的相交是兩種感情，不同的境域。

況且，魯迅先生赴日求學，不僅學到了日本當時較先進的西醫理論，更被日本人謙虛嚴謹的教育作風所折服，更有日本人向來主張，搏學廣納，不拒任學習何國家民族的先進的文化科學甚至軍事的知識技術，經過短期的模仿，更進，實踐，就使本國躍入了當時的世界強國之列，充分肯定了日本人在思想上以及諸多方面，有強於華人的地方，這是必須承認的事實，中日甲午海戰就是血的列證。

另外，從個人情感上講。魯迅先生在日本也受到了相應的禮遇，在當時社情下，並沒有受到嚴重的歧視和冷遇，當然做為友人，得已以禮相待，這也不失為中國人優良的待人禮儀之作風。

如果從青木正兒一九二○年在《支那學》上著文介紹魯迅算起，日本漢學家的魯迅研究已有七十餘年的歷史了。這其間經歷了清水安三、丸山昏迷、山上正義、增田涉、內山完造、小田嶽夫、竹內好等幾個時期，其成就是令中國學者鼓舞的。在我接觸的有限的幾位日本學者的著作中，對魯迅複雜性的深刻體味，常常令我驚異不已。東洋人對魯迅內在世界，以及與外來文化間聯絡的把握，給國內學者提供的參照，比歐美甚至東歐漢學家顯然要多得多。美國與俄國的許多學人，當描述魯迅及其時代的時候，有許多觀點讓人感到隔膜。那種誤讀陰影下的文化錯覺，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西方人對東方文明的理解力。然而日本人並不這樣。至少在伊藤虎丸這一代人那裡，那種對東方文明深切的內省和感知，讓我發現了東方人思維中某種相通式的東西。儘管這一相通的情感來得那麼不易。 　　伊藤虎丸年近七十，他幾十年來一直致力於中國現代文化的研究，主要著作有《魯迅與終末論——近代現實主義的形成》、《魯迅和日本人》等，有“伊藤魯迅”之稱。近來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他的新著《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這是他退休之前，獻給中國學界的禮物。我以為搞近現代中國文化的人，不可不讀此書。伊藤的魯迅觀以及對現代中國文化的審視，不獨是一種外來者的價值參與，更主要的，也折射著日本的現代化過程中的自我反省過程。在日本的二十世紀文化史中，可以在中國文化人那裡找到精神互證的，最典型的也許只有魯迅。魯迅所以被幾代日本人那麼深厚地敬仰和關注，那種文化的互為參照因素，顯然是不可忽視的。日本人對魯迅的發現，更多地帶有一種對日本人自身的深層反顧。在發現了魯迅的同時，幾代漢學家們，也多少發現了本民族文化中負面的因素，這或許是魯迅之於日本學界一直是不衰的話題之原因吧？ 　　最早出版魯迅全集的不是中國，而是日本。一九三七年，七卷本的《大魯迅全集》在日本問世，可見東洋人對中國文化關心的程度。看到後來日本學人對魯迅資料的爬梳、整理，我便常常震驚和興奮。這個民族的學人的嚴謹、認真的態度，給我很大的啟示。伊藤虎丸屬於竹內好時代後的又一代學人，他不像一些狹隘的民族主義者那樣看待本國的歷史。他對日中的過去與現在，均有很清醒的認識。這是不易的。 　　伊藤虎丸注意到了日本與中國的近現代史，是“被近代化”的苦難史。“被近代化”本身，是兩個民族共有的無奈。雖然日本走的道路大異於中國，但在不留情面地被拽到歷史的新路途這一點上，相近的文化尷尬是顯而易見的。據伊藤的觀點，日本人一般對“近代”與“現代”是較少地加以區分的，而以中國為首的亞洲各國，“近代”與“現代”卻有著明顯的不同內涵，亞洲的“現代”是一個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近代”鬥爭的歷史，而日本人則往往把這種不同的時代劃分混在一起。箇中原因，雖然頗為複雜，其中日本的“近代”過程，所表現的外在形態，與周圍國家多有不同，或許不無關係。伊藤的前輩竹內好在《現代中國論》中曾指出：“東方的近代是西歐強制的結果。”這是很經典的論述。而伊藤則指出，一般的日本人並不認為日本也包括在這個“東方”之中。這顯然是一個錯覺。持此論點的，無非是把自我也置於西歐的立場上。而只有當日本人也和華人一同承認自己的近代是“被近代化”，我們才可以找到一種互證的可能。我認為幾代日本學者在魯迅研究上取得成果的原因，在於從物件世界中，找到了一種共同的情結。而八十年代以後，青年一代日本人對中國的陌生與誤讀，其原因恰恰是日本已結束了“被近代化”而進入了獨立的“現代化”時期。當代中日文學所以缺少魯迅時代的彼此溝通，乃在於共同的話題日趨疏遠，而在魯迅那一代人中，兩國的共同之處仍然存在著。 　　日本的“被近代化”過程，與中國晚清有許多相近的地方。如果翻看一下家永三郎所著的《外來文化攝取史論》，你可以驚奇地發現，近代日本經歷了由鎖國到大膽攝取異域文化的痛苦過程。但在那樣的大變革中，日本並未能產生偉大的哲人和思想家，而變革，卻成功了。中國的情形卻相反，“被近代化”的結果是產生了“五四”新文化，而社會卻陷入了長久的混亂中。這是很值得深思的現象。日本的另一位魯迅研究者丸山升說過，中國的近代文學，一開始就與現代的課題相遇，即使到了今天，近代的課題仍以各種形式剩留著。所以，在這個文化困境中，魯迅不僅和西方的近代相遇了，和中國的現代課題也相遇了。魯迅自身所承受的，既有近代的負荷，又有現代的挑戰，他的複雜的心緒與獨創的精神，不禁使日本人大為讚佩。他們從魯迅的複雜性中，不僅看到了中國的民族之魂，也看到了日本文化所缺少的東西。一方面是“被近代化”的屈辱、苦難，另一方面又是自覺地去接受西方文明的“認同化”。這種承受所給人帶來的不僅是文化的挑戰，亦是人的生存的挑戰。在“被”的後面，中日兩國學者的價值態度，具有了一種親緣的聯絡。 　　但魯迅對外來文化的攝取，與日本人有著明顯的不同。這也是深受日本人關注的焦點之一。伊藤虎丸看到，魯迅對西方近代文明的感受較之同代人是非同尋常的，他一下子就把握了其本質的一面。在進化論、自然科學、政治與文學諸方面，魯迅逐漸地找到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實質性的東西。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對尼采的態度。明治三十年代，尼采在日本大熱起來，一位日本學人當年在《太陽》雜誌上撰文，認為尼采哲學的輸入能刺激日本佛教，給被基督教壓倒的佛教帶來福音。隨後尼采學說經歷了被不同印證和理解的混亂時期，伊藤認為，由於日本社會的不同形態，尼采的形象也發生著變化。“儘管為人們所公認，尼采是十九世紀文明的批判者，但是，可以說，當時人們最後從尼采那裡接受的並不是如今人們所認為的尼采的‘反近代’思想，而是‘近代思想’——即‘個人主義’。”伊藤指出，魯迅正是在這個時期來到日本的，“他所接受的尼采思想與日本文學的情況相同，不是‘反近代’思想，而是作為歐洲近代精神的‘個人主義’。雖然魯迅從日本文學繼承了‘反國家主義’、‘反道德主義’、‘反平等主義’等等觀念，但是在魯迅的尼采觀裡我們完全找不到‘個人主義’＝‘本能主義’這一日本尼采觀的結論。換句話說，我覺得魯迅對於西方‘近代’的理解，比日本文學更準確地把握了其本質。” 　　這顯然是瞭解魯迅之為魯迅的一把鑰匙。當日本人僅僅從本能主義這一角度去接受尼采，而魯迅從“根柢在人”的視角來消化尼采的西方個性主義的時候，正如伊藤所看到的，兩國的近現代文學從這裡開始分道揚鑣了。魯迅與日本人的不同價值走向，最終決定了兩國近現代文化主題日趨不同的一面。魯迅所面臨的，是比日本人更為沉重的負荷。這裡不僅有滿清統治的民族恥辱，又有西方外來思想的無形壓迫。“被近代化”的同時，還要付出與反“被近代化”的傳統勢力肉搏的代價。魯迅是在多重壓迫之下，與西方的“近代”相遇了。一方面是濃重的失敗感，另一方面又是自覺地迎著利刃；一方面意識到反傳統的重要，用西方文化改造國民，另一方面又是沉重的民族情感。魯迅遇到了一種深切的文化難題。這個難題的核心，是民族的獨立性與世界普遍價值法則既認同又相斥的矛盾。魯迅一方面在全面地清理傳統，用西方“人”的觀念重塑國民性，另一方面又以民族圖存性來拒絕西方“人”的觀念的負面影響——諸如法西斯主義。(這在晚年尤為明顯。)在這個矛盾的文化過程中，響徹魯迅世界的，始終是直麵人的靈魂的聲音。他在傳統文化與西方個性文化間的決然的悲劇性選擇，構成了二十世紀華人重塑民族之魂的最有說服力的圖式。這個圖式直到九十年代的中國，依然延續著。能夠用西方的學說解說自我麼？中國在何種狀態下可以找到一個支撐自我的新的文化支點？魯迅一生所致力的這種思考，是具有典型的東方意義的。 　　細想起來，魯迅對“近代”的現代性的理解，對東方人來說，有著一種深深的共鳴。不僅中國如斯，日本亦如斯。雖然日本早已走入了“近代”，但用日本人自己的話說，過去只是學到了西方文化的皮相。夏目漱石在明治四十四年做過《現代日本的開化》的講演，其中深切地感嘆道： 　　西方的開化是內發的，日本現代的開化是外發的。……西方的開化如行雲流水自然而動，維新以後與外國交往的日本的開化則大相徑庭。……日本人模仿西洋禮節，由於不是自然發酵於內而釀出的禮式，一招一式難免做作，不堪入目。……一言以蔽之，現代 　　日本的開化是膚淺的開化。 　　夏目漱石的反省，在以後歷代日本學人中，均有一定影響。當日本人只注重西方的醫學、歷數、軍事而很少從靈魂深處去體味人的精神的形而上之光時，面對中國的魯迅，他們便有一種驚異和感嘆。歷代魯迅研究者，差不多都看到了魯迅攝取外來文化那種特有的態度。同樣是接受德國哲學思潮，許多近代日本人，缺少的恰恰是精神的深刻詰問，而魯迅不久就抓住了西方文化根本性東西，即“精神和個性”，以及人的真正價值法則。魯迅的傑出性在於，當經歷了諸種民族挫折感之後，認識到了解決人的靈魂問題的重要性。《摩羅詩力說》、《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中關於“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舉”的觀點，確是東方人最深切的精神體驗。“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非物質，重個人”，其鮮明的精神獨白，是對外來文明一種反省後的徹悟。只有在“立人”這個基點上，才可以找到一種新的文化基石。魯迅後來思想的邏輯起點，正是從這裡延伸出來的。此後其形態的複雜性與撼動性，與薩特、卡夫卡、盧卡契等人相比，均表現出了某種相近的一面，正是這種相近性，使魯迅在日本人眼裡，具有了高超的精神誘力。所以伊藤感嘆道：“魯迅早期所認識的西方文明的‘根柢’，跟他同時代的日本的任何文學家、思想家相比，都更正確，更深刻。” 　　這裡，伊藤先生髮出了和夏目漱石當年同樣的感慨，他引用三十幾年前竹內好的觀點：“近代日本沒有文化”。這種自謙的說法，顯然有可商榷之處，但對日本人而言，恰恰是魯迅，提供了“被近代化”過程中的有關這個過程的精神哲學。這是東方人面臨新的文化抉擇時的一種智慧的反應。在面臨西方社會的文化符號和物質資訊包圍的時代裡，魯迅所做出的反應，帶有典型的東方新型人格的標本意義。這個意義不僅在認識論的層面上，也深深地留在了生命價值觀的學說裡。當魯迅以堅毅的目光去直面慘淡的黑夜時，他所做的形而上思考和絕望中的掙扎，是怎樣地動人心魄！那種對舊我的自食，對心靈的拷問，那種“從別國裡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殉道感，太具有佛與基督的魅力了。這是轉型期中國文化一道耀眼的光明，它不僅深深震撼了中華民族，亦使日本等東方諸國感受到了一種心靈的衝擊。在這個意義上，如同伊藤所說，魯迅遺產是“亞洲人民的共同財富。這倒不只是因為他接受了西方文化所產生的什麼‘主義’，而是因為他最早最深刻地把握了西方文化的新精神。並根據這樣的精神，提出固執自己的民族文化而建設各民族具有自己‘個性’的新的民族文化的方向。” 　　我以為日本學人在這一點上，可能具有殊於中國學人的體驗。這是長久生存在大陸上的華人所很少具有的。華人對魯迅的理解，更多的是在對傳統的態度上，而日本人則把魯迅視為亞洲近代化過程中，具有標本意義的文化反應的神經，一種辭舊迎新的文明創業者。幾乎沒有一個亞洲近代文人像魯迅那樣決心自食，在沒有路的地方孑然前行著。他對古老的文化遺產的清理，對外來文化的廣泛譯介，在本世紀初的東方是獨一無二的。而尤為可貴的是，他“一方面深刻地接受西方文化而徹底全面地批判傳統思想，一方面透過這樣的批判來繼承傳統思想。不過，這裡或許有現代亞洲諸民族受到‘西方衝擊’，一方面接受它具有的普遍性，一面又要創造出新的普遍性的共同課題呢！”伊藤虎丸認為這是理解魯迅最困難的地方，我想，也許可能也是魯迅對他最有吸引力的地方。魯迅在東方的“被近代化”的過程中所做出的生命抉擇，不只對中國，而且對日本這樣已進入高度現代工業化的國度，其參考價值，也是毋庸置疑的。

愛之深，責之切，對於中國，對於日本，魯迅沒什麼過多的態度。

首先糾正一點，魯迅先生不是對日本人友好，而是對日本人民友好。

我們對日本的仇視心理自然是從日本侵華歷史而來，但是那一悲劇是由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挑起，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之一，因此有必要將兩者分開，否則就容易傷及無辜。

魯迅先生年輕時曾留學日本，期間多蒙一些日本友好人士的幫助，比如藤野先生，自然他對日本人民就有好感。

但是在日本侵華佔據華北時，周作人不分是非為日本人做事，而魯迅先生則沒有，因為在此之前一年，也就是1936年秋，魯迅先生就已經去世了。

回答"為何魯迅先生會對日本人如此友好"？

本人認為魯迅先生不可能對全日本人都如此友好，因為任何國家都有值得尊重或者不值得尊重的人。這裡魯迅先生如此友好的日本人必然是指值得他尊重的大多數日本好人，這是毫無疑問的。

魯迅在當時從落後的清國到日本留學，正處在日本甲午海戰之後。雖然日本逼迫清朝簽定了許多不平等條約，反之使中國眾多愛國先軀認識到中國雖戰敗，從痛苦中明白了當時日本政治經濟文化都比中國先進。為了救國，他們紛紛到日本學習，魯迅就是其中一人。

魯迅先生棄文從醫，在日本師從藤野先生。在整個學習過程中，先生看到了日本比清國先進的社會制度和各種經濟文化科學，而所謂大清學生還留著"別緻的大辮子"，可以說一個是沒落腐敗的晚清封建王朝，一個是先進帶著某種文明的資本主義日本，當然留學生們崇敬發達之日本，感覺什麼都是新的，很多都需要向日本人學習……。

正因為如此，在當時中日國情強弱如此差距巨大情況下，魯迅不是超人，與其他留學生一道，為學習日本先進科學救國救民，就算當今，尊師重教也是重要的。在長期學習過程中，許多留學生和魯迅一樣，建立起深厚的友誼和感情，他們之間甚至終生難忘。

我想，這也是我回答了魯迅先生為何對許多日本人如此友好之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