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我們對“戊戌變法”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一直是一筆糊塗賬，尤其是在階級鬥爭史觀的窠臼裡、在細節和真相付之闕如的情況下，草率地把它定性為康有為、梁啟超領導下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

1949年之後，人們認識戊戌變法，往往無條件地採信康有為、梁啟超一派的單邊說法，無論學術界還是民間，都是如此。不過，康梁作為當事人，“他們的著述自然有著很高的歷史價值，但他們著述的目的，不是為了探討歷史真相，而是其政治鬥爭的需要”。

等到茅海建教授將清宮檔案、清廷高官日記、私人筆記、地方大員之間的來往電報等統統翻出來，與康有為自傳《我史》、梁啟超回憶錄《戊戌政變記》相互印證的時候，才發現一個“令人驚心動魄”的變法圖景。

戊戌變法至今已有110多年，還有不少人相信康有為描述的就是整個事件的實情，實在匪夷所思。

在讀完《簽註》和《閱讀筆記》兩本書之後，針對康有為構建的“戊戌變法史”，炳哥有話說：

一、康有為大量造假，掩蓋真相，粉飾自我。

茅海建教授指出，康有為在《我史》中描述戊戌變法時，大量作偽，“他用了張揚的詞語，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誇大自己的作用，並儘可能地將自己凌駕於朝廷高官之上。”

戊戌政變後的9月24日，康有為在上海被英國船隻“重慶輪”所救，《我史》聲稱聽說光緒帝遭遇不測，“痛不欲生，即預為蹈海計”，並當即寫下絕命詩和遺書，結果為英華人濮蘭德攔阻。但根據英國領事的報告，康有為沒有欲投海自盡和寫遺書之情事。康此處自述，顯然是自我標榜對光緒帝的忠心，彰顯儒家強調的君難臣死之節義。

康有為在戊戌政變後自編《戊戌奏稿》一書，錄有“請定立憲開國會折”，建議清廷“外採東西強國，立行憲法，大開國會，以庶政與國民共之，行三權鼎立之制”。

不過，清廷內務府《傑士上書匯錄》儲存有康有為當年上書原件的抄本，其中根本沒有所謂“立憲法”“開國會”的內容。康在戊戌期間真實的政治思想正與之相反，他主張君主專制，在呈送光緒的《日本變政考》中曾詳言之。

此外，維新運動開始一個多月後的7月16日，康在《國聞報》上發表《答人論議院書》，公開反對設議院、興民權，稱言：“敬告足下一言，中國惟以君權治天下而已。”

因此，《戊戌奏稿》中這篇“請定立憲開國會折”是不折不扣的造假，是事後欺矇世人的偽作。幸好白紙黑字的檔案尚存，使康氏的伎倆得以曝露天下。

二、康有為對權力的渴望，遠超他對變法效果的追求。

什麼樣的官員有資格進入制度局？按康的設想，光緒應擢用那些擁有變法思想的年輕小臣。在當時的京官中，誰符合這個條件？顯然是康有為及其門徒。康企圖透過進入制度局，而成為變法的領導者和決策者。

制度局一旦成立，軍機處、總理衙門等固有的機構，將大權旁落、賦閒虛置。於是，針對制度局及其附屬機構，“整個政治高層不顧光緒帝的旨意，決計阻撓，成為戊戌變法中政治鬥爭的核心”。

此後，康有為親自上奏或為御史代寫奏摺，三番五次建議光緒設立制度局，並將變法成敗繫於此。設定大權獨攬的制度局，屬於高層權力的大翻盤，至為激進，必然招致朝中樞臣的集體反對。

將尚有轉圜餘地的變法之爭推導到你死我活的權力之爭，不能不說，相較於改革成效，康更看重如何身居高位。

三、康有為變法思想中有大量荒誕、幼稚的成分。

康有為奏請廢科舉、辦學堂、練新兵、興商務等，無疑具有進步意義。但是，他一本正經提出的變法措施，常常包含荒誕、無厘頭、根本不具備可行性的內容。

比如，早在戊戌變法開始之前，康有為預感中國即將在列強的侵略下滅亡，他“中夜屑涕，仰天痛哭，為免瓜分之禍，保中華之種族”，想出一個救世妙方：

“華人滿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又亂離迫至，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經緯度與吾近，而地域數千裡，亞馬孫河貫之，肥饒衍沃，人民僅八百萬，若吾遷民往，可以為新中國。”

為了實現這一大計，康專門拜訪總理衙門大臣李鴻章，李答以等巴西派來使臣再商量，打哈哈將他禮送出門。

康建議在全國範圍內大行新政，此類事業約需款項五六億兩白銀。錢從何來？《我史》稱：

“以全國礦做抵，英、美必樂任之。其有不能，則鬻邊外無用之地，務在籌得此鉅款，以立全域性。”

據時任翰林院編修夏孫桐記載，康有為曾遊說協辦大學士、光緒帝師孫家鼐，希望朝廷將西藏賣給英國，而孫“見其言荒誕，知不能為”，沒有搭理他。

某些言論在現在看著正常但是在以前或許就是道德敗壞的體現了。史上對康有為褒貶不一，說是封建的保皇派但他的某些學說卻被當時視為離經叛道。說是主張變革的今世派系卻主張立孔為國教，其實這也不難理解畢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哪能事事如意呢，所以在某些立場上違背自己的意願發表一些言論實所正常。不過康在當時給封建社會帶來的新思想這是不可抹殺的。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康的背景：康出生在典型計程車大夫家庭，所以從小就詩書，滿腹古經學說加之康師為朱次琦，朱次琦可謂是博覽群書、滿腹經綸，去漢宋之學歸於孔子，朱次琦對他的影響尤為之大。

基於當時的社會形勢康可謂是志向遠大一心為國為民，不過，“群經”讀盡後並未找到適用當世的“濟世良方”可以想象當時康是會陷入深深自我懷疑滴。

自此康就把自己送進了小黑屋研究佛學以求自我解脫，可惜康好像沒有這方面的悟性經歷兩年一無所獲，只能出世。

此時康接觸到西方學說自此周遊“日益明悟”進行了思想的轉變。不過康知道硬搬別人的文化過來是會水土不服滴，所以還是得入鄉隨俗才行自此“大同”出現了。

鼎芬在1898年的《康有為事實》中說：“其宗旨以‘大同’二字為主（其徒所設之局，所立之學，皆以‘大同’為名），創為化三界之說：一化各國之界，謂世間並無君臣之義，此華人民與彼華人民一樣，古人所謂忠臣義士，皆是多事。一化貧富之界，富人之財皆常與貧人公用；此乃襲外國均貧富黨之謬說，小說戲劇中強盜打富濟貧之鄙語。一化男女之界，謂世間不必立夫婦之名，室家男女，皆可通用。將來康教大行後，擬將天下婦女聚在各處公所，任人前往淫亂；生有子女，即籌公款養之，長成以後，更不知父子兄弟是何事。數十年後，五倫全然廢絕，是之為‘大同’

長期以來，康有為被看做作是近代中國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的偉人之一。他不僅領導並發動了戊戌變法運動 ,而且在近代思想、文化方面也卓有建樹。

康有為的維新思想，對當時社會有很大的影響和強烈的震撼，被梁啟超稱之為“颶風”火山，康有為思想整整影響了一代人。

康有為在政治上是中國第一批探索憲政的人，君主專制作為一種政體受到挑戰。

對於康有為向來有兩種評價，一是肯定康有為是改革家，名垂千古南海聖人。二是否定，說康有為是騙子偽君子，說一套做一套。

康有為的歷史貢獻是思想啟蒙，但是維新變法的政治貢獻被嚴重高估了。

一 、康有為是不是戊戌變法的領導

歷史上的“公車上書”，被認為是維新派登上歷史舞臺的標誌，也是中國群眾的政治運動的開端。康有為吹噓自己以一人之力，發動了十八省一千二百多名舉人聯合公車上書。後來自己作詩，“東事戰敗，聯十八省舉人三千人上書”。不管多少人，自己吹就是。實際上，上書的是別人，根本沒有康有為。後世統計，“公車上書”大大小小一共有31次之多，而這其中並沒有康有為的那一次。

因為康有為從一個內線太監那裡得知他考中了進士，如果他帶頭上書，眼看就要到手的“進士” 功名就會取消，康有為36歲才中舉人，進士的誘惑力還是很大的。

康有為曾在《哀詞自序》中稱讚翁同龢：“戊戌為中國維新第一大變，翁公為中國維新第一導師”。沒有翁同龢大力支援，維新派根本沒有機會。

戊戌變法核心人物還有楊深秀和“軍機四卿”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四人。康有為不過是個六品官，見皇帝都難。

二、康有為吹牛行，實際能力堪憂

康有為相當自負，自命 “聖人為”,晚年提倡孔教而被社會公認為“南海康聖人” 。康有為自號“長素”——不僅自視聖人，而且要比聖人還聖人。

嚴復說:“誤清室者乃此二人，誤蒼生者，亦此二人。慈禧垂暮之年，倘康、梁不採取急進態度，則光緒終可暢行變法，乃康熱中過甚，卒演成賣君、賣友慘劇。康最後隻身遠竄，施施然以忠臣志士自命，堪雲無恥之尤，梁則出風頭之念太甚，救國之心不足，不惜以昨我與今我宣戰。”

康有的變法措施有點不著調，過於荒誕無厘頭甚至有賣國之嫌。

據時任翰林院編修夏孫桐記載，康有為曾遊說協辦大學士、光緒帝師孫家鼐，希望朝廷將西藏賣給英國，而孫“見其言荒誕，知不能為”，沒有搭理他。

向巴西移民2000多萬，全國礦產抵押給英美，康有為還有一個瘋狂的人種改良計劃，認為國家方面應該鼓勵男人娶白種人女性。

翁同龢再在日記中評價康有為“狂甚”。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楊銳就曾經斷言康有為說話不靠譜，認為只要康有為在，變法就不可能成功。

章太炎：“國之將亡必有；老而不死是為”。

當代學者茅海建認為:康有為是戊戌變法的主要推動者，戊戌變法的基本方向是西方化的，但這個推動者卻不太懂得西方的思想與制度。表面上他們談西學，骨子裡其實根本不懂。（茅海建:《康有為懂不懂“進化論”》）

三、康有為是偽君子

康有為以聖人自居，偏偏去做一些欺世盜名、沽名釣譽的事情，典型的偽君子。

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轟動一時！ 錢穆認為是康有為剽竊了當時一位低調的國學大師廖平的著作。梁啟超後來也說：“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淵源出自井研（廖平），不可誣也。”

茅海建指出，康有為在《我史》中描述戊戌變法時，大量作偽，“他用了張揚的詞語，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誇大自己的作用，並儘可能地將自己凌駕於朝廷高官之上。

康有為喜歡篡改歷史，為我所用。康有為，在《我史》裡自己描述，當聽說光緒有難，當即寫下絕命詩和遺書準備投海自殺，結果為英華人濮蘭德攔阻。實際上，根據英國領事的報告，康有為根本就沒有欲投海自盡和寫遺書之事。

康有為偽造密詔，說什麼光緒皇帝給自己單獨下了密詔： “朕維時局艱危，非變法不能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可與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妥速密籌，設法相救。十分焦灼，不勝企盼之至。特諭”。

實際上，光緒的密詔只給了“軍機四卿”之一的楊銳，期望既不得罪太后，又可照常推進變法。康有為篡改詔書，把自己打扮成光緒所託之人，可以光明正大在海外招搖撞騙。

四、康有為是騙子，專騙海外華僑的錢

康有為是個經濟詐騙犯，打著營救光緒帝的旗號，利用華僑額愛國心，募集到了一千五百萬元的鉅款。

為了達到目的，康有為偽造與光緒的合影。不得不承認康有為的造假手段多麼超前，在晚清就懂得PS照片。康有為畢生只見過一次光緒，並沒有安排拍照；梁啟超，則終生未曾被光緒召見過。

康有為還說自己奉有光緒帝密詔，他在《奉詔求救文》裡寫道：“過承知遇，毗贊維新，屢奉溫室之言，密受衣帶之詔”，準備“奉詔求救”。不知多少華僑被康有為忽悠的涕淚交加，傾囊相助。

光緒帝成了康有為斂財的最大資本，他在國外成立的“保皇黨”、“保皇公司”，讓海外華人捐款捐物，好回去營救皇帝。這些錢可以保證康有為揮霍無度，買房置業，妻妾成群，逍遙自在。

根據統計，保皇會會員人數最多時達到近百萬人，規定入會者每年需繳納會費兩元，有此可見，康有為的收入有多高。

康有為的流亡生活變成了豪華的旅行，自己說是“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裡”，他是登上北極的第一華人。

康有為在海外變成了一個商人，“嘴上都是主義，心裡都是生意”。

在墨西哥炒房，在瑞典買島，康有為的生意做得不錯。

五、康有為人格卑劣

自古以來，像康有為這樣說一套做一套的聖人還真是少見，人格卑劣虛偽之至，道德敗壞不以為恥。

康有為仕途不順，為攀附翁同龢，康有為遊歷北京時寫作了《廣藝舟雙楫》一書，將翁同龢父子吹捧為大書法家。翁同龢是光緒的老師，如日中天。康有為自然有所圖。

康有為每次進京都會給各級京官寫信討錢。 若有人給他十二兩銀子，他就稱其為“大賢”；給他八兩、四兩，他就稱其為“大君子”。(見梁鼎芬：《康有為事實》)康有為的臉皮確實厚一點。

康有為本來與公車上書無關，偏要冒充上書舉人的領袖。康有為無品無德，在學術上抄襲人家，還大膽偽造與光緒的合影，偽造衣帶詔，打著光緒的旗號騙錢，在戊戌變法中本來就是一個打醬油的，偏偏四處吹噓自己是運動的領導者。

康有為就是這樣喜歡偽造歷史，抬高身價，簡直就是一個厚黑專家。

更可笑的是連妓女都對康有為都要鄙視，康有為喜歡嫖妓也罷了，還想吃霸王餐，嫖完不給錢，真是丟人到家，還自稱是聖人。

康有為曾大聲疾呼在中國廢除一夫多妻的封建惡習，倡導西方的文明的一夫一妻制，但他自己卻前後娶了一妻五妾。而且要求人家，自己死後不準改嫁。

康有為是典型的偽君子，對中國歷史來說，不知道是幸還是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