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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穿插游擊隊

    循跡曉講 ·用文化給生活另一種可能

    科舉是對中國文化影響最深的傳統之一,“選賢舉能”、“鯉魚躍龍門”等神話標籤,儼然成為當代人對科考取士的基本理解。

    但對古代民眾而言,科舉既不能改善昏聵腐敗的吏治,也難以幫自己實現階層躍升,與其稱作利國利民的制度,不如說是統治者駕馭臣下的權術,與個人無奈的選擇

    01

    政績平庸的科場做題家

    在帝制時代,科考並非朝廷選才任官的唯一手段

    薦舉、蔭補、吏員出職、太學生入仕、貲選捐納等五花八門的選官辦法,皆長期與科舉並存,甚至一度佔據主位

    但公開考試的操作形式,令無數網民相信科考取士更公正合理,更能提升官員素質、改善吏治風氣。無獨有偶,胼手砥足、掙扎求生的古代百姓,也渴盼面目斯文的“白衣卿相”們能救苦救難。故科場出身的“八府巡按”常作為解民倒懸的終極神器,亮相於《玉堂春》等傳統曲目。

    |京劇《玉堂春》

    但就入仕後的總體表現而言,大量舉子只應驗了“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的老話,或尸位素餐、不通政務,或兇相畢露、雁過拔毛。

    在科舉尚處於發展階段的唐代,朝廷取士名額十分有限,登科者憑其稀缺色彩,一度被唐太宗視作“入吾彀中”的“天下英雄”。

    但他們很快就令統治階層大失所望。

    《舊唐書·楊綰傳》記載,高宗之後,大量新科進士的文化素養差到“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掛壁”,行政能力更無從談起

    中唐宰相杜佑則被科場做題家們氣得吃飯砸鍋,在《通典》裡痛批科舉是承襲六朝“文弊”的花架子,還不如漢代察舉好使。他還羅列大量同僚意見,怒斥科場出身的官吏才不匹位、經常淪為衙門胥吏的傀儡。

    |有幸赴“燒尾宴”的唐代進士,政務能力往往有限

    作為以門蔭入仕的官二代,杜佑對科舉的不滿多少摻了些個人偏見。也正是在他去世的憲宗朝,進士群體開始把持宰相在內的高階官位,三十餘年後繼位的唐宣宗,更是痴迷科考到自稱“鄉貢進士”的地步。

    可在他們領導下,一度既壓服了叛逆藩鎮,又撞上了回鶻崩潰、吐蕃瓦解等歷史大運的唐帝國,非但沒能鯉魚打挺、再現輝煌,反而進一步腐化,最終激起農民造反的滔天狂瀾。上位不久的做題家們,只得向赳赳武夫交權。

    在度過暴力血腥的五代歲月後,科場舉子在宋朝迎來了春天。以物質享受為價碼實現“杯酒釋兵權”的趙宋統治者深知,滿口孔孟之道的讀書人,身體其實和驕兵悍將一樣誠實

    故宋真宗在《勸學》詩中大講“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公然用金錢、美色吸引年輕人考取功名。

    |趙官家的勸學詩,彷彿是椰樹牌式營銷的古典鼻祖

    皇帝帶頭誘惑臣下,宋代士風吏治的狀況也就可想而知。雖出現些可圈可點的名臣,但更多入仕舉子變成了積貧積弱的根由。

    對此痛心疾首的文天祥,在殿試答卷《御試策》中,不惜以“自爆”方式提醒皇帝,備考科舉的讀書人從小被灌輸的只是個“利”字,心術在做官前就壞透了。及至蒙古南下,無數宋臣望風而降。

    當代網民往往只知崖山海戰的慘烈,卻不知時人汪元量專門作詩諷刺宋亡,稱元軍之所以“收了江南不殺人”,原因恰在於“滿朝朱紫盡降臣”。

    看似漢化程度有限的元朝,對科舉制進行了重大改造,正式將考試內容限定在四書五經和程朱理學的範疇之內。標榜驅逐韃虜、再造華夏的明朝,直接沿襲蒙古遺風,併為科舉的演化補上了最後一環——八股文。

    這下,涉及國計民生的現實問題全變為舉子漠不關心的“窗外事”,而包括諸子百家、歷代史書、唐詩宋詞在內的海量文化典籍,也不再是做題家眼中的“聖賢書”。

    |八股取士只能導致范進中舉式的鬧劇

    為應考而死記硬背“存天理滅人慾”之類說辭的明清做題家,思想境界並未有所提升。

    陳寶良先生在《明代社會生活史》中指出,讀書人在及第後心急火燎操辦的頭等大事,不過是改雅號裝逼與納小妾享樂。其能力水平則跌破了歷史下限。行走江湖的清代老中醫徐大椿就臭罵士子,既不知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又不曉漢祖唐宗為哪朝皇帝。

    |科舉並不能為百姓選出多少青天大老爺

    高居廟堂的不少滿人大臣,也認為科舉制槽點滿滿,《嘯亭雜錄》記有他們的牢騷話——“朝廷奚必置棘場,三載間取若干無用人,以為殃民誤國之具?”

    由此可知,就宏觀層面而言,科考取士能選拔賢才、利國利民的所謂優長,不過是鏡中花水中月。而在微觀層面上,科舉能幫平民實現階級躍升的說辭,亦只是簡單幼稚的笑話。

    02

    陷阱重重的上升孔道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直是科舉的重要賣點。長達一千三百年的科考歷史,確實不乏貧寒學子苦讀及第、鹹魚翻身的事例。

    學界也普遍認為,科舉吸收了大量庶族為官、擴大了皇朝的統治基礎。但“庶族”指的是不具門閥色彩的中小地主,而非勞動階層。

    在幸運者偏差和行為成本等概念已漸漸普及的今天,我們也顯然不能憑范進中舉等“證據”,就簡單判定科舉制度是普通人民改變命運的法寶。頗為黑色幽默的是,對真正的平頭百姓而言,應舉的准入門檻其實高不可攀

    大談科考是社會底層上升渠道的人,往往忘記了科舉並非來者不拒的自由考試。女性不得參加科考自是無需贅言,倡優奴婢等受盡苦難的“賤人”,想透過應舉逆天改命也是天方夜譚。

    除此之外,唐代曾對大量外華人封官賜爵,卻不許胥吏及工商之家入仕;宋代科考對工商之子網開一面,但對工商業者本人及還俗僧道仍有阻撓;元代禁止殘疾人應試;清代雖將“丐戶”等賤民豁免為良,卻仍限制他們考取功名。

    令升斗小民略感安慰的是,由於官府慣於說一套做一套,故歷代皆有渾水摸魚的鋌而走險者。且朝廷的政策是逐步放開的,如在明代,商人應舉時已不受歧視。

    |真正的社會底層根本沒資格參加科舉

    但除了要規避身份性限制外,求學應考還需投入不可小視的經濟成本

    方行、經君健等多位學者主編的《中國經濟通史·清代經濟卷》認為,農村五口之家全年生活花銷為32.6兩白銀。

    可王立剛的《清代參加童試考生所用費用研究》指出,尚未考取秀才的普通學子,想應付完作為科舉第一環節的童試,光交通食宿費、報名費、擔保費等直接支出就達紋銀10兩

    若將聘請塾師、購買教材、添置文具及必要的人情往來等開銷也算入,所得結果足以令窮苦大眾望而卻步。故宗韻在《明代家族上行流動研究》裡直言,景況不佳的宗族,合全體之力僅能湊齊個別子弟的科考費用。條件稍好者也只養得起兩三個脫產考生

    統治者對高昂的科考成本並非毫不知情。為安撫人心,朝廷會給已有功名計程車人發放些路費補助。但窮秀才的補貼標準,遠低於被胡屠戶等百姓視作“天上星宿”的舉人,即富者待遇優厚而貧者聊勝於無。

    “有理無錢莫進來”的官府衙門,在實際發放環節,也會趁機徇私舞弊、吃拿卡要。

    |為參加科舉所需投入的教育成本,窮人根本承擔不起

    尤需強調的是,隨著時間推移,社會積壓的“復讀生”數量會越來越多,科考競爭壓力與應考成本也就跟著水漲船高。

    吳宣德在《明代進士的地理分佈》中發現,各地最終擁有的進士數量,取決於當地有多少舉人能夠反覆參加會試,即有多少家庭擁有可支撐重複會試的經濟實力

    這直接導致明後期進士群體的平民色彩,較明前期大為降低。

    僥倖湊足資費、步入考場的寒門學子,將面臨九死一生的終極考驗——不夠公平的評分辦法與極低的錄取率。平心而論,在跨越千載的科考演化歷程中,出現了不少可圈可點的創舉。

    宋代的糊名法與謄錄規定,足以激起在碩博考試中敗給關係戶的畢業生的共鳴。而明太祖欽點的“南北榜”,與康熙帝為照顧教育欠發達地區而拍板的分省取士制,也會讓無數準備高考的河南、山東學子男默女淚。但制度性不公依然存在。

    張仲禮在《中國紳士:關於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中強調,清代官宦子弟的考卷被單獨編為“官卷”,其淘汰率遠低於寒士的“民卷”

    在清代之前,普通學子的運勢也近乎逢考必掛。錢茂偉的《國家、科舉與社會》認為,明代會試、鄉試錄取率,自洪武后一路下跌,最終前者徘徊在10%上下,後者則基本低於4%

    吳錚強的《科舉理學化》則指出,宋代舉子將金榜題名的難度視為“屠龍”。

    |絕大多數學子,終其一生只能做個窮秀才

    在上述陷阱的共同發難下,少量幸運兒雖化身名流千古的勵志典型,無數心懷夢想、朝氣蓬勃的大好青年,卻被科考之路折磨成不人不鬼的潦倒窮漢,全社會也為之付出慘痛代價。

    因一代代知識青年淪為廢人,晚明世風日漸頹喪沉淪。

    陳寶良先生的《明代儒學生員與地方社會》認為,此時士林風氣趨於無賴化。魏斐德的《洪業:清朝開國史》則記下了生員們化身女裝大佬的醜態——“昨日到城市,歸來淚滿襟。遍身女衣者,盡是讀書人!”部分學者雖將這類現象,生硬解釋為近代社會即將來臨的訊號,但滿洲勇士的大馬金刀早已將歷史本相揭曉。

    剃了朱明腦袋的清朝,同樣無法擺脫前者宿命。及至鴉片戰爭爆發前夕,龔自珍驚恐地發現,士大夫們早已寡廉鮮恥,越來越多同胞淪為“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的巨嬰,國勢也日漸無可救藥。

    03

    內卷社會的一曲悲歌

    看至此處,讀者難免會心生疑惑:既然科舉無益於國、利少弊多,為何能在這片土地紮根如此之深?無數知書識禮、清楚失敗風險計程車人,又為何甘當撲火飛蛾、撞了南牆也不回頭?要回答這一問題,既容易也困難。

    |科舉由暴君隋煬帝正式創制,這已經暴露了它的真實作用

    說容易是因為,對一心維護家天下的統治者而言,開科取士好處多多

    美國學者梅斯奎塔與阿拉斯泰爾在《獨裁者手冊》中指出,專制統治者的權力基礎,是構成其統治集團核心的“致勝聯盟”。要想坐穩江山,獨夫民賊既要用民脂民膏收買聯盟成員,又得讓他們知道,自己有海量可將其替換的備胎,令其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從這個角度看,科舉制無疑是為君分憂的神器。畢竟在大興科舉後,有哪個飛黃騰達、苦盡甘來的“天子門生”不對皇帝感恩戴德?又有哪個權貴家庭,真能升級為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的東漢世家,或敢和君主共天下的東晉門閥?同如此巨大的誘惑相比,社會進步之類的問題,在竊國大盜眼中又算得了什麼?

    說難是因為,對古代百姓而言,除科舉外自己近乎無路可走。講究“利出一孔”的君王,早已對工商業者百般打壓,想有所作為,只能削尖腦袋進入官府。在科舉成為主流前,百姓本還可透過習武從軍來獲得朝廷賞識。

    如《新唐書》明言,薛仁貴就是為了“富貴還鄉”而從徵遼東。但科舉愈盛,重文輕武之風就愈烈,“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觀念就愈深入人心,有志男兒對科考的路徑依賴也就更大。

    |科舉興盛程度與尚武之風成反比

    有人會問,既然如此,若我穿越為古代百姓,不求上進成不成?老老實實守著妻兒過日子行不行?這種想法,只是缺乏人生經驗的一種表現。

    中國帝制社會的本質特徵,山東大學的張金光先生在《戰國秦社會經濟形態新探》、《秦制研究》等著作中,早有一針見血的論述,就是“君子”對“小人”的任意索取。

    在這種皇權支配下的社會里,人民的負擔不由其收入水平或承受能力決定,而由朝廷的財政需要決定,百姓的歲月靜好極易被官府的風吹草動所摧毀。而嚴密的戶籍制度與基層政權組織,則將民間結社扼殺於萌芽,個人根本沒有同朝廷討價還價的能力與渠道。

    若想讓個人生活真有保障,要麼逼上梁山,要麼只能去依附或獲取朝廷的“代理權”。又有幾個凡夫俗子,真的“敢笑黃巢不丈夫”?就算是賈寶玉,也三天兩頭被群芳催促研究“仕途經濟學問”,何況其他鬚眉濁物?

    行文至此,已碼了幾千字的作者只想對各位讀者再說幾句廢話:與其糾結古代百姓究竟有多少“上升渠道”,不如想想,為什麼炎黃子孫一定要這麼優秀、這麼求上進、以至於不想努力也得去努力?也許在想清楚這個問題後,歷史這門看似無用的學問,就能在這片土地上發揮出比弘揚民族自信心要大得多的作用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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