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作人兄弟在八道灣聚居三年多，突然在一個下午決裂了。1923年7月14日魯迅日記記有：“是夜始改在自食吃飯，自具一餚，此可記也。”在這個一直都在一起吃飯的大家庭裡，中飯還是大家好好坐在一起吃了，為什麼晚飯就不能再坐在一起吃了呢？這天下午發生了什麼事情？

過了五天，7月19日上午，作人將一封絕交書交給魯迅：

魯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在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色的夢原來卻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裡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這天魯迅的日記記有：“上午啟孟自持信來，後邀欲問之，不至。”

就從這點滴的直接材料裡，人們可以推知這事對於他們兩人都是意外地突然發生的。周作人的絕交書說了，他是“昨天才知道”的。也就是說在昨天之前他並不知道魯迅有什麼不自重的、他無法容忍的事情。在魯迅這方面呢，就在收到這絕交書的時候也不明白是怎麼回事，想要問個清楚。假如他真做了什麼不自重的事情，他還好意思邀作人來問嗎？

事情鬧到這地步，已經不能再同住在一個院子裡了，魯迅決定搬家。不久，許欽文、羨蘇兄妹幫他找到了磚塔衚衕六十一號的房子，那是羨蘇的同學俞芬帶著兩個小妹妹的住處，有幾間餘屋，可以分給魯迅暫時居住。

在決定遷居磚塔衚衕的時候，魯迅徵求過妻子的意見：“你是否仍住在八道灣，或者你回紹興孃家去，我每月給你寄錢去。”妻子回答說：“八道灣我不能住，因為你搬出去，娘娘（魯迅母親）遲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獨個人跟著叔嬸侄輩過，算什麼呢？紹興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磚塔衚衕，橫豎總要人替你燒飯、縫補、洗衣、掃地的，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兩夫妻商定之後，8月2日就一同搬到磚塔衚衕住了下來，一面尋找合適的房屋。在他搬到這裡之後的兩三個月裡所寫的日記中，觸目皆是到各處看屋的記載。10月31日，看定了阜成門內西三條衚衕21號房屋，窗體底端

房價八百元。11月辦好過戶手續，12月2日立契，經過翻建窗體頂端

裝修，1924年5月25日他們就遷入新居了。

在新居安頓好之後，魯迅要去取回自己存放在八道灣的東西，這就爆發了他同周作人之間最激烈的一場衝突。1924年6月11日魯迅日記：

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終取書器而出。

這件事，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一七·西三條衚衕住屋》一節裡有所記述：

說起他的藏書室，我還記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這所小屋（引者注：指西三條新居）既成以後，他就獨自個回到八道灣大宅取書籍去了。據說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電話，喚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則用一本書遠遠地擲入，魯迅置之不理，專心檢書。一忽兒外賓來了，正欲開口說話；魯迅從容辭卻，說這是家裡的事，無煩外賓費心。到者也無話可說，只好退了。這在取回書籍的翌日，魯迅說給我聽的。我問他：“你的書全部都已取出了嗎？”他答道：“未必。”我問他我所贈的《越縵堂日記》拿出了嗎？他答道：“不，被沒收了。”

魯迅畢竟是偉大的，他受了種種的誣衊委屈，搬出了八道灣住宅，又生了一場病，而對於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記上卻一字不提。這是我在他死後數個月，為的要趕撰年譜，翻閱他的日記才知道的。

對於許壽裳的這一段文字，周作人後來在《知堂回想錄·一四一·不辯解說（下）》裡做了這樣的答辯：

關於那個事件，我一向沒有公開的說過，過去如此，將來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記上七月十七日項下，用剪刀剪去了原來所寫的字，大概有十個左右，八月二日記移住磚塔衚衕，次年六月十一日的衝突，也只簡單的記著衝突，並說徐張二君來，一總都不過十個字。——這裡我要說明，徐是徐耀辰，張是張鳳舉，都是那時北大教授，並不是什麼“外賓”，如許季茀所說的，許君是與徐張二君明白這件事的內容的人，雖然人是比較“老實”，但也何至於造作謠言，和正人君子一轍呢？不過他有一句話卻是實在的，這便是魯迅本人在他生前沒有一個字發表，他說這是魯迅的偉大處，這話說的對了。

兄弟失和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兩個當事人都沒有留下一點直接的文字記錄。許壽裳把這事歸咎於羽太信子。他在前面所引的那一節裡說：

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臺裡性的。她對於魯迅，外貌恭順，內懷忮忌。作人則心地糊塗，輕聽婦人之言，不加體察。我雖竭力解釋開導，竟無效果。致魯迅不得已移居外窗體頂端

窗體底端

客廳而他總不覺悟。魯迅遣工役傳言來談，他又不出來，於是魯迅又搬出而至磚塔衚衕了。從此兩人不和，成為參商，一變從前“兄弟怡怡”的情態。這是作人一生的大損失。

魯迅也認為主要的責任在羽太信子。1924年9月21日他為自己收藏的古磚拓本集《俟堂專文雜集》寫的“題記”說：

曩嘗欲著《越中專錄》，頗銳意蒐集鄉邦專甓及拓本，而資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餘年之勤，所得僅古專二十餘及打本少許而已。遷徙以後，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攜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餘悉委盜窟中。日月除矣，意興亦盡，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餘，以為永念哉！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記。

這裡“專”字與“磚”字通。“遷徙”指舉家從紹興遷居北京。“寇劫”指為周作人霸點。“逭遁”指移居磚塔衚衕。“盜窟”指八道灣周作人住處。這些都容易懂得。需要做一點解釋的是“宴之敖者”這個署名。據許廣平在《略談魯迅先生的筆名》一文中說：

先生說：“宴從宀（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說文》作，遊也，從出從放）；我是被家裡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有趣的是，後來魯迅在小說《鑄劍》裡，把“宴之敖者”用做那個同暴君拼命的黑色人的名字。看來，魯迅是把自己的態度和氣質，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放到這黑色人的身上了。至於他寫這篇的時候是不是也想到了作人和信子，那就不知道了。

魯迅認為自己是被家裡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這一點已無可疑。只是這日本女人為什麼要逐出他呢，這原因人們還是不知道。曾經有過一些傳言，說是因為男女情愛方面的糾葛。例如張菊香、張鐵榮編著的《周作人年譜》就引證了章川島提供的一項材料：

1975年頃，與魯迅、周作人雙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川島曾對魯迅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說：“魯迅後來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謠說魯迅調戲她。周作人老婆對我還說過：魯迅在他們的臥室窗下聽窗。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為窗前種滿了花木。

這個說法似乎也不很近情理。男女之間的調笑，甚至稍稍過“度”的事，通常只會發生在兩個親近友好的人之間，而不會發生在懷有敵意和惡感的人之間。已經有材料表明，在事情突然爆發之前，也就是魯迅被“逐出”之前，信子對魯迅已經是滿懷敵意了。這裡只舉一事為例：魯迅1934年寫的《從孩子的照相說起》（收《且介亭雜文》）中說：

因為長久沒有小孩子，曾有人說，這是我做人不好的報應，要絕種的。房東太太討厭我的時候，就不准她的孩子們到我這裡玩，叫作“給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

這“房東太太”說的就是羽太信子。她不許她的孩子到他這邊來玩的事，魯迅曾經說給增田涉聽過。增田涉在《魯迅的印象》一書中說：

還記起他曾經說的一件事，他在北京和周作人同住的時候，他常買糖果給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時沒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讓他們接受而拋棄掉。他用充滿感慨的話說：好像窮人買來的東西也是髒的。

這事大概很給了魯迅一些刺激。小說《孤獨者》（收《彷徨》）中就寫了這樣一個情節：

……只見他側耳一聽，便抓起一把花生米，出去了。門外是大良們笑嚷的聲音。

但他一出去，孩子們的聲音便寂然，而且似乎都走了。他還追上去，說些話，卻不聽得有回答。他也就陰影似的悄悄地回來，仍將一把花生米放在紙包裡。

“連我的東西也不要吃了。”他低聲，嘲笑似的說。

就在兩兄弟還是和睦相處的時候，信子對魯迅的敵意就有這麼深了。會有人去調戲一個對自己滿懷敵意的人來自討沒趣嗎？

許壽裳說“羽太信子是有歇斯臺裡性的”，是確實的。歇斯臺裡，通譯為歇斯底里，即癔病。周作人自己就常常為信子的癔病所苦。例如1934年她同周作人到日本遊歷，這在她本來應該是一件高興的事，可是她疑心丈夫有外遇，“冷嘲熱罵，幾如狂易”。下面從《周作人與鮑耀明通訊集》（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一書中所載周作人晚年日記中摘錄一點她癔病發作的記載：

1960年11月15日：上午大不快，似狂易發，請江太太來勸，殆無效。……白太太、王大夫來，亦加勸喻。……晚又大不快，八時始得了事大吉。

1961年3月30日：晚又不快，近日幾乎無一日安靜愉快過日者，如遭遇惡魔然。

4月2日：又復發作，甚感不快，深以無法擺脫為苦惱，工作不能，閱書亦苦不入。

4月3日：又復不快，每日如是，如惡夢昏囈，不堪入耳。

4月12日：晚又無端發作，獨語歷一時許始已。

4月13日：晚又發作，獨語一刻，不快殊甚。

6月4日：終日不快，如遇鬼祟，一似故意尋釁者然，殆非雲冤孽不可也。

6月28日：似午前輒易作，語無倫次，只能不聞對付之，然亦苦矣。

8月20日：下午無端易作，大為不快，唯有歸之因緣運命而已，殆非死莫救也。

9月4日：每日囈語如易作，殆不能堪，真冤孽也。

9月26日：上午又復易作，但在自己不知警惕，亦咎由自取耳，以後當勉作聾啞，或為死人，則尤善耳。

10月25日：不快，為避喧至街……

10月26日：寫《談往》，苦易時作，不能靜心。

11月7日：上午無端發怒，易作如遇猘犬。

11月12日：晚因魚又狂易大作，避至西屋睡，後昏囈至十一時始已。

12月17日：下午又易作，雖是病態，然破壞所有感情，不惜破釜沉舟，真“惡魔”也。

12月20日：晚又易作，真不知好歹，只好默然耳。

1962年3月2日：易作，如譫如囈。

3月3日：上午囈語不可堪，殊難執筆。

這裡的“易”字當是“癔”字之代，“易作”即“癔病發作”的意思。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事發那天被周作人剪去十來個字的日記：“7月17日，陰，上午池上來診。下午寄喬風函件，焦菊隱、王懋廷二君函。”池上是常來八道灣看病的日本醫生。《周作人傳》的作者錢理群看到“池上來診”的記載，推想道：“那麼，信子是否也發生了類似的病呢？這一天，周作人所住的後院裡肯定是不寧靜的。”假如這天池上真是來給癔病發作的信子看病，信子“易作，如譫如囈”，周作人就是把她的譫語或者囈語作為同兄長絕交的理由了。難怪後來魯迅說起他，說“啟孟真昏”。

羽太信子之所以敵視魯迅，還有人提出是由於經濟方面的原因。最早提出這個說法的，是魯迅作人共同的朋友郁達夫。郁達夫在《回憶魯迅》這篇長文中說：

據鳳舉他們的判斷，以為他們兄弟間的不睦，完全是兩人的誤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說魯迅對她有失敬之處。但魯迅有時候對我說：“我對啟明，總老規勸他的，教他用錢應該節省一點，我們不得不想想將來，但他對於經濟，總是進一個花一個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從這些地方，會合起來，大約他們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後來周建人、許廣平也都談到了這個經濟方面的原因。

魯迅和周作人不僅僅是同胞兄弟，而且在寫作翻譯這些方面長期合作，志趣相近，關係不比尋常。決裂之後，兩人都不能忘懷舊日的情誼。1925年10月間，兩個人都互道了一聲“珍重”。

魯迅三兄弟，即周樹人、周作人、周建人，走過的人生道路各不相同。

周樹人即魯迅，是大哥，一生剛烈，嫉惡如仇，是堅定的民族主義者和左翼文學的旗手。

周作人是二弟。父親去世，長兄如父。周作人去日本留學，離不開魯迅的支援。周作人感情細膩，極具文學才華。在北大時，他的名聲不輸魯迅，對新文化運動也做出了較大的貢獻。但他以平淡無爭自矜，家國情懷較弱。

周建人，是三弟，也曾在日本留學，是生物學家，是中國民族促進會的創始人之一。

說到兄弟反目，主要是指魯迅與周作人的決裂。其中的焦點，就是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對於這門婚事，魯迅是贊成的，因為魯迅本人深受封建包辦婚姻之苦。

傳聞魯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是無稽之談。其實是因為周作人為人懦弱，從而造成了他妻子的跋扈作風，這中間也有羽太信子做為日本人的優越感的因素。長期進進出出同一個院子，他妻子與魯迅之間的磕磕絆絆不少。最後的大爆發，只是找個藉口而已。

周建人曾經回憶他的二哥：

他（指周作人）卻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著要他到日本使館去講話。

關於周作人的弱點，在他投日一事當中，可見一斑。當時，他扭扭捏捏不肯答應日偽的要求。但是，一個刺客上門，打了他一槍，幸虧被長衫紐扣（記得是）擋了一下，周作人只是受了點驚嚇。但是，周作人的心理防線就此崩塌，很快就賣國投敵啦。

他們三兄弟的事，許廣平一般不參與，也參與不上，當然是因為許不是魯迅的正牌妻子。她能做的，只是疏遠周作人而已，與周建人還是一直保持聯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