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設立中央禁軍，將各地精兵收歸京城禁軍管轄。禁軍不再設定最高統帥，罷殿前都點檢、副都點檢及侍衛馬步軍正副都指揮使的職位，而且把禁軍兩司（殿前司和侍衛馬步軍司）分為“三衙”，即殿前司與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鼎足而立。

2、軍隊的調遣和移防等事則須聽命於樞密院，實行“更戍法”，禁軍的駐屯地點，每隔幾年更調一次，而將領卻不隨之更動，使得“兵無常帥，帥無常師”，防止軍隊為將領所私有。

3、採取了以文立國的國策，實行文人統治。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長官，地位居於武官之上。

4、按照“守內虛外”的政策進行軍事部署。禁軍有一半駐防在京師及其附近，其餘分戍全國各要衝地區，主要是為了鎮壓人民。邊境上只屯駐較少量的禁軍，對遼、西夏逐漸採取被動防守的方針。

制度是好的，中央統一練兵，分到下面將領統兵。兵不識將將不識兵本來就是現代軍事管理的雛形，憑藉強大國力做後盾這種軍事制度是行得通的，可惜被文官玩壞了，而且宋得國不正對將領約束過甚防將甚於防敵，有這兩點在加之有強大的外敵次第崛起就造成了300年弱宋現象。

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人盡皆知，宋太祖繼位後的政權過度是很比較柔和的，沒有進行大肆殺戮，就連柴氏宗親也受到了妥善對待。

在那次著名的酒宴上，趙匡胤對下屬說：“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籓，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之業，多致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

這些開國功臣被友好地卸去了兵權，並安排他們回鄉頤養天年。因為趙匡胤的帝位時來之不正，更因為他對武將的忌憚，於是開始了重文輕武的國策，也可以把皇權牢牢抓在手中。縱觀北宋一朝，藩鎮割據再也沒有發生過，這就是其制度的積極作用。

二府制度

宋朝的兩府分別是政事堂、樞密院，一個是政務核心，一個是軍事核心。軍政大權分立，沒有人可以獨佔大權，就連北宋史上最強宰相趙普，也無法做到權傾朝野。

其次宰相的職權也被劃分給多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而還有幾個副手叫做“參知政事”，這無疑讓宰相的權力更為分散。樞密院則有樞密使和副樞密使，負責全國軍事。軍政分開，無疑可以加強中央集權。

三衙制度、強幹弱枝

樞密院只能負責命令下發、和策劃，卻沒有統兵權。掌管軍隊的則是三衙，分別是殿前都指揮使司、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司、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司。這三衙只有統兵權，卻沒有調兵權，樞密院有調兵權，卻沒有統兵權力。

（宋太祖趙匡胤）

這讓軍隊將領無法掌握軍隊，殿前司主管京城禁軍，侍衛司主管各地部隊，加上調兵需要兵符，再加上統兵將領、和部隊需要經常換防。造成一種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的局面，好處是可以最大程度上防止割據，壞處則是軍隊戰力直線下降。

財政統一

為了中央集權，北宋還設定了三司制度，分別是度支司、鹽鐵司、戶部司，這三司掌握全國財政，其長官三司使，地位僅次於宰相。這樣財政大權集中在中央，不僅如此地方還有各地轉運使，負責按時把各地錢糧運送中央。

這樣地方上的財政也無法自己控制，沒有錢，軍隊也無法調配，當然更無法成為割據勢力。北宋的軍隊戰力偏弱，跟其制度有著莫大的關係。

96O年，(後)周禁軍統帥……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在陳橋驛發動兵變，奪取(後)周政權，建立了北宋王朝。

961年，宋太祖趙匡胤採納趙普建議，著手解除禁軍宿將的兵權，以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張令鐸為主釋去兵權，到地方上任節度使，史稱"杯酒釋兵權"。自此，殿前都點檢副都點檢之職遂廢，其它軍職則另選一些資歷教線，威望不高，易於駕馭的將領擔任。969年，太祖故伎重演，又宴請節度使王彥超，武行德等，勸使罷鎮改官，以消除藩鎮割據的隱患。

自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開始，北宋統治者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吸取唐未藩鎮割據，節度擁兵的沉重教訓，對藩鎮武將的權力大加削弱。在財，政，軍諸領域多用文人，還特別重視以科舉籠絡文人。實行文治，以達到其"強幹弱枝"，"守內虛外"鞏固統治的目的。至此北宋中央集權制有了重大發展，封建政權，軍權，財權的高度集中和意識形態領域內(理學)的興起。

“杯酒釋兵權”是宋太祖趙匡胤在建立宋朝初期，為了防止統兵將領篡奪政權，加強中央對軍事的集權，透過擺酒設宴，以威脅利誘的方式，讓高階軍官交出兵權的事件。

但宋太宗集中軍權，並不是只用了“杯酒釋兵權”一個手段，“杯酒釋兵權”只是宋太祖加強皇權，鞏固統治所採取的一系列政治軍事改革措施的開始，其後，宋太祖在軍事制度方面還進行了多項改革。但“杯酒釋兵權”因其故事性、傳奇性，容易被人們記住，所以後來成為一個盡人皆知的典故、成語，也逐步引申為泛指輕而易舉地解除軍事將領的兵權。

首先，宋太祖著力解除統兵將領的軍權，有其深厚的歷史背景

宋太祖出生於五代十國時期的後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年3月21日），親身經歷了五代十國時期武人當政，戰爭不斷，朝代更替頻繁，所謂“皇帝”今日在位、明天被殺，生靈塗炭、民不聊生的混亂、黑暗的時代；更重要的是，從朱溫取代唐朝建立後梁的907年到宋太祖於960年建立宋朝的五十三年，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個朝代竟先後出現了二十多位皇帝，其中很多皇帝甚至皇帝的家人、族人被殺、被滅，包括宋太祖本人，也是被軍人推戴，取代後周登上帝位。因此，在建立自己的朝代後，宋太祖一直苦心思慮治國理政的兩個重大問題：一是如何重建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使唐末五代長期存在的藩鎮跋扈、戰爭不斷的局面不再出現；二是如何使趙宋王朝長期鞏固下去，不再成為五代之後的第六個短命王朝，確保自身和後人的安全，建設一個穩定繁榮、長治久安的昌平治世。

其次，宋太祖對加強中央軍事集權做了深思熟慮和充分準備。

在宋朝建立的第一年即宋太祖建隆元年(960)末，宋太祖在平定不服宋朝的李筠及李重進叛亂後，召見自己最重要的謀士趙普，問趙普：“為什麼從唐末以來，數十年間帝王換了八姓十二君，爭戰無休無止？我要息滅天下之兵，建設長治久安的國家，有什麼好的辦法嗎？”

趙普雖然讀書不多，但“精於吏事”，且“能以天下為己任”，對這些問題也早有考慮。聽了宋太祖的發問，回答說，問題的癥結，在於藩鎮太重，君弱臣強，治理的辦法也沒有什麼奇計，只要“削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意思是削奪藩鎮的權力，控制各地的財權，將各地的精兵收歸中央，天下自然就安定了。宋太祖聽了趙普的話，連聲贊同：“你不用再說了，我全明白了。”

於是，一個重建中央集權、特別是軍事集權的計劃就這樣醞釀出來，並逐步實施。

一、建隆二年(961)，宋太祖鑑於當時已控制局勢，就著手採取了一些措施，罷免中央禁軍首領、“殿前司都點檢”、鎮寧軍節度使慕容延釗的“殿前司都點檢”職務，讓其離開朝廷，出任山南東道（治襄州，今河北襄陽）節度使，罷免另一位中央禁軍首領、禁軍“侍衛司親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的禁軍系統職務，任命他為成德軍（治恆州，今河北正定）節度使，由宋太祖更為信任的石守信接替韓令坤，任禁軍“侍衛司”馬步軍都指揮使，而且以宋太祖在當皇帝前曾任後周禁軍“殿前都點檢”為由，從此不再設定中央禁軍的最高統帥“殿前都點檢”一職。

二、宋太祖任命石守信為新的中央禁軍首領，是基於他對石守信等過去的戰友、同僚、“結義兄弟”的信任，他們曾經同生共死，一起在戰場上戰鬥拼殺，結下了深厚的情義，但趙普提出，對這些人也不能賦予軍權。宋太祖說，我和他們情深義厚，親如兄弟，他們絕不會背叛我。趙普毫不留情面地反駁：“臣也不擔心他們會背叛陛下，但是如果他們的部下貪圖富貴，萬一有作孽之人擁戴他們，他們能夠自主嗎？當年陛下也終於後周世宗，您的天下又是怎樣得來的？”趙普的話深深刺激了宋太祖，也使宋太祖認識到把軍權讓與任何人的重大危害。由此，宋太祖斷然採取措施，解除了禁軍高階將領的兵權。

建隆二年(961)七月初九日晚朝時，宋太祖把石守信、高懷德等禁軍高階將領留下喝酒。當酒興正濃的時候，宋太祖突然讓侍從退出，嘆了一口氣，對石守信等說：“若不是靠你們出力，我當不了皇帝，為此我從內心感念你們的功德。但做皇帝太艱難了，還不如做節度使快樂，我天天夜晚都不敢安枕而睡啊！”石守信等人大感驚駭，趕忙探問緣由。宋太祖說：“這不難知道，我這個皇帝的位子誰不想要呢？”

石守信等人聽出宋太祖話中有話，連忙跪下叩頭，表示臣服：“陛下何出此言，現在天命已定，誰還敢有異心？”

宋太祖說：“不然，我知道你們固然沒有異心，但如果你們的部下想要富貴，一旦把黃袍加在你們的身上，你們即使不想當皇帝，到時恐怕也身不由己了。”

這些將領知道已經受到宋太祖的猜疑，弄不好還會引來殺身之禍，一時都驚恐地哭了起來，懇請宋太祖給他們指明“生路”。

宋太祖緩緩說道：“人生在世，像白駒過隙一樣短促，所以要享受富貴，不過是多聚金錢，多多娛樂，使子孫後代免於貧乏而已。你們不如交出兵權，到地方去，多置買良田美宅，為子孫置下永遠不會失去的產業，同時多買些歌兒舞女，日夜飲酒歡娛，以終天年，朕同你們再結為婚姻親戚，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這樣不是很好嗎？”

石守信等人見宋太祖已把話講明，當即表示感謝宋太祖恩德，願意聽從宋太祖的安排。

第二天，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張令鐸、趙彥徽等上表聲稱自己有病，要求解除兵權，宋太祖欣然同意，讓他們罷去禁軍職務，到地方任節度使，但此時的節度使已沒有任何實際權力，確實只能如宋太祖所指出的，“享受生活，以終天年”了。

三，分解中央禁軍。在解除了禁軍統軍將領的軍權後，宋太祖從後周時期唯一的禁軍統帥部“殿前都指揮司”分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司”，統領一部分禁軍，也就是將禁軍一分為二，各統一軍，不久，又將“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司”分為“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司”和“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司”，與“殿前司”統稱“三衙”，三軍平行，“三衙”任何一部的將領都不能統一指揮全部中央禁軍。同時，宋太祖不再從資歷老、威望高的宿將中選取“三衙”統軍將領，而是另選、資歷淺、軍階低、個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擔任禁軍將領。禁軍領兵權析而為三，以名位較低的將領掌握“三衙”，皇權對軍隊的控制得到極大加強。

第三，改革軍事體制。

宋太祖在朝廷設定了不同於前朝的樞密院，使之獨立於宰相統領的文官系統，主管調動全國軍隊，分出了過去由宰相掌握的軍權，形成“二府”體制。同時，樞密院長官為樞密使，由文官出任，而樞密院與“三衙”雖然同為軍政機構，職責又各有不同，樞密院有發兵、調兵之權，卻不能直接掌握軍隊，“三衙”掌管禁軍，卻無調兵和發兵的權力。調兵權與領兵權的分離，使得樞密院與“三衙”各自獨立，相互制約，非常有利於皇帝對軍權的控制。

第四，施行“內外相維”政策。

乾德三年(965)八月，宋太祖下令各州長官把藩鎮所轄軍隊中的驍勇兵卒選送到京城，補入禁軍，又選取強壯計程車卒定為“兵樣”，送到各地，召募符合“兵樣”標準的人加以訓練，然後送到京城當禁軍。這樣中央禁軍集中了全國精兵，而地方軍隊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殘，編成廂軍，供雜役使用，地方再沒有軍事力量可以同中央抗衡。同時，宋太祖把全部禁軍分為兩半，一半屯駐京城，一半戍守各地，使京城駐軍足以制止外地可能發生的變亂，一旦京城發生軍事叛亂，外地駐軍聯合起來則足以制止京城駐軍的“內變”。內外軍隊互相制約，都不足以發動變亂，而京城駐軍又多於外地任何一個地方，對地方形成了足夠的震懾，為國家的長治久安提供了重要保證。

第五，施行“兵將分離”政策。

為加強對軍權的控制，宋太祖對軍隊制定實施了“更戍法”，規定無論是駐屯京城還是駐在外地的禁軍，都必須定期調動，京城駐軍要輪流到外地或邊境戍守，有的則要到產糧的地方“就糧”，外地駐軍則要輪流到京城及附近州縣駐紮，護衛京師。宋太祖稱實施“更戍法”是為了鍛鍊士兵吃苦耐勞的能力，熟悉不同地區的地理、民風，以利於作戰，實際目的卻是藉著士兵的經常換防，造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兵無常帥，帥無常師”，領兵將官不能同士兵結合，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親密體系和聲望，也就也不能率兵同朝廷皇帝對抗。“更戍法”的實施，使得軍權更加集中到皇帝手中。

第六，宋太祖去世，宋太宗繼位，繼續加強了中央軍權的集中。

宋太祖於開寶九年十月去世，他的弟弟宋太宗繼位。宋太宗比宋太祖小十二歲，但也經歷了五代亂世，對宋太祖加強中央集權的做法非常贊同，並繼續實行。

為削弱在各地任職的節度使的權力，把節度使“兼領”即作為轄地、可以任命官員、收取稅賦的州郡“支郡”直屬京師，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縣等地方官，直接對中央負責，向朝廷奏事，不再聽令於節度使，後來又在州府設定“通判”，分解知州（府）之權，通判雖然是州府的副職，卻負有監察知州（府）的職權，可以越過知州（府），直接上書皇帝彙報情況，使一州（府）之權不致為知州（府）把持，防止了州府偏離中央統治軌道。後來又賦予知州（府）兼任地方駐軍最高統帥的權力，中央對地方駐軍的統治權更加集中。

透過這些措施，唐末五代國家軍權被地方藩鎮分割，地方藩鎮依靠自身的軍力互相征戰、隨心所欲地取代中央政府、改朝換代的現象在宋初迅速消失；宋太祖、太宗制定的軍政制度作為“祖宗之法”在後世延續執行，儘管北宋滅亡，南宋始終處於戰爭威脅之中，但軍權集中於中央的大局卻一直沒有改變，兩宋三百二十年間，也沒有發生足以威脅朝廷和國家安定的軍事叛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