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複雜。萬曆小時候並不被看好。還好張居正從小教其低調謹慎，不奢華不浪費。在張居正的輔佐下，萬曆順利繼承皇位。也是噁心人，這位張大人自己奢靡享樂，但自始自終要求萬曆生活簡單不近女色。張居正的改革，加強稅制，很快國庫充盈。此時明帝國已經開始感受來自世界的經濟觸角。南美的土豆已經開始在福建試種。葡萄牙人和緬甸人的火器初現威力。來自日本南美的白銀大量換取明帝國的瓷器和茶葉。張首輔開始著手進行增加交易稅費。大量的白銀進入明帝國。造成物價上漲，通貨膨脹。此時要麼投資基建專案，要麼軍事征服！萬曆有足夠的資本進行對外軍事打擊！蒙古僱傭軍軍餉充足，打起仗來也讓金主滿意！總之明帝國似乎從各方面都已經達到最高潮。張大人死後，萬曆掘墓鞭屍，可見萬曆的前半生被張大人壓制著多厲害。萬曆十五年也稱為明帝國開始衰敗的分水嶺。手中有糧心裡有底。在明帝國巨大執行機器中，萬曆起到關鍵作用。是矛盾的潤滑劑，也是事態發展主題走向。文官集團權力執行開始嫻熟自如！

朱翊鈞，年號萬曆，廟號神宗，是明朝的第十三位皇帝。他十歲登基，公元1572年~1620年在位，共四十八年，是明代在位時間最長的一位帝王。

萬曆皇帝28年不上朝的怠政真相：不是耍脾氣，是真病了。句專家考證開啟萬曆皇帝的墓發現萬曆皇帝左腿前驅，右腿是直的明顯看出萬曆皇帝的腿一個一個短，左手附在頭部下方，右手垂直著放著，揭開了萬曆皇帝不上朝的秘密，他確實有嚴重的殘疾。我們從這些記載裡可以看出，萬曆皇帝的主要病徵是：頭暈目眩、腹瀉、肝火旺盛、足疾、視力下降。由此看來，萬曆皇帝有可能是患上了糖尿病一類的慢性疾病。還有各種疾病，使得他無法上朝。

萬曆十年（1582年），內閣首輔張居正去世，20歲的萬曆帝正式親政。在最初的幾年，萬曆帝還兢兢業業、恪職盡守。如萬曆十二年（ 1584年）八月至萬曆十三年（ 1585年）五月京師大旱，萬曆帝決定親自祭天祈雨。祈雨當天，萬曆帝親率百官步行十餘里來到天壇，經過一番冗長而繁複的祈雨儀式後，萬曆帝又不顧勞頓，堅決拒絕乘輦，再次頂著烈日步行回宮。尤其是，為了表示祈雨的虔誠，萬曆帝特意要求免除清道，破例讓沿途百姓爭相一睹天顏。此情此景，令群臣百姓無限感動，不少人甚至潸然淚下。那段時間萬曆皇帝的工作狀態是：“今內外章奏。每日朕自親覽。應行的朕自批。擬其中邊方重務。品隙官員緊要文書。自初六日至今堆積盈幾。”全國的事情、國家邊防、官員任用，全部都要由萬曆皇帝一個人處理，以至於在很短的時間內，官員的奏章堆滿了皇帝的御案。

吳晗先生曾經做過計算，在沒有閣臣幫助的明太祖時期，朱元璋一天要處理幾百份文書，上千件國事，萬曆皇帝在這種狀態下，和朱元璋的情況基本相似。也就是說，萬曆皇帝一天最起碼要處理上千件國事。最後明太祖朱元璋這種勞模級別的皇帝，都只能向堆積成山的政務投降，更別說精力遠不及朱元璋的萬曆皇帝了。

先說個人感覺，萬曆皇帝天資不足但是依靠著碧眼兒張居正的和申時行的悉心教導確實能力大漲。可惜他的心性依舊是有很大的問題。

第一碧眼兒張居正，對自己自由主義對自己學生卻是嚴格要求。奢華迷亂的生活自己享受，對萬曆卻要求嚴苛。當時萬曆幾乎是活在張居正的陰影裡面，這也使得後來張居正身死之後萬曆得知張的種種奢侈之後，自己對張居正的信仰崩塌了有了。於是就有了後來的鞭屍一事，以及對張居正的改革開始持否定態度。

第二對老師極為尊敬，從張居正到申時行都極為尊敬。可惜的是張居正太強勢，對私生活又不撿點，讓萬曆的信仰崩塌。申時行雖然生活十分克制可惜這位大人有能力卻沒有態度，一味的和稀泥。

當這兩位首輔先後離任之後，萬曆皇帝對待朝中的文官集團已經毫無辦法。而當時野豬皮後金崛起以及萬曆三大徵，都將萬曆年間張居正和申時行的心血毀的七七八八。萬曆皇帝對待文官集團只有最悲哀的不上朝不科舉來對抗，只依靠內閣勉強保證這個朝廷運轉。其在其位不管其政的苦果，這也可以說萬曆皇帝的種種導致大明朝走向覆滅的開始。

在糖糖看來大明朝滅亡不在朱重八不在崇禎而在萬曆嘉慶兩位皇帝。心疼崇禎皇帝……

喜歡吃喝玩樂。這位明神宗在位48年卻有30時間不上朝處理朝政。導致整個明朝缺少一半官員，同時因為礦稅的緣故，而在明神宗不上朝的這30年裡，在明朝各地，每年都有民變發生，少數民族蒙古人和滿洲人建立的清朝也在這一時期建立起來了。

明神宗朱翊鈞（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或稱萬曆帝，為明朝第14代皇帝，年號萬曆，是明穆宗朱載坖的第三子。隆慶六年（1572年），穆宗駕崩，九歲的朱翊鈞登基，是為明神宗。在位48年，是明代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諡號為“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

明神宗在位前十五年，明朝一度呈現中興景象，史稱萬曆中興，而在位中期亦主持萬曆三大徵，保護藩屬，鞏固疆土。在張居正死後始親政，因國本之爭等問題而倦於朝政，自此不上朝，國家運轉幾乎停擺，徵礦稅亦被評一大病。萬曆年間也走向活潑和開放，利瑪竇覲見萬曆帝，開始西學東漸，但同時朝廷內東林黨爭開始萌芽、塞外又有後金勢力虎視眈眈，在其晚年佔領明朝東北大部分地區，使明朝退守山海關，終走向滅亡的局面。

評價萬曆皇帝朱翊鈞的理政能力,要從早期和中晚期兩個時期評價：

早期理政，勵精圖治，虛心納諫，屢蠲賦稅，生活節儉：

神宗幼年，太后及張居正都希望其成為儒家所倡導的皇帝典範。萬曆八年，神宗因和太監孫海，容用出遊行為輕浮不檢，太監馮保告知李太后。太后大怒，數落道“天下大器豈獨爾可承耶”，並拿出以霍光罷黜昌邑王之事威脅神宗，帝師張居正又乘機捉刀，寫下罪己詔，言詞犀利，以警惕皇帝。雖然保住皇位，但也因此使神宗認為顏面盡失。一次神宗在讀《論語》時，誤將“色勃如也”之“勃”字讀作“背”音，張居正厲聲糾正：“當作勃字！”聲音太大，嚇得神宗驚惶失措，在朝的大臣無不大驚。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說：“（張居正輔政）宮府一體，百辟從風，相權之重，本朝罕儷，部臣拱手受成，比於威君嚴父，又有加焉。”“江陵(張居正)以天下為己任，客有諛其相業者，輒曰我非相，乃攝也”晚年張居正的權勢之大，威權赫奕，連神宗都有所忌憚，曾經有丘嶽由亞卿左遷藩參，曾以黃金制對聯饋張居正“日月並明，萬國仰大明天子；丘山為嶽，四方頌太嶽相公。”。張居正奉旨歸喪時，地方大員行長跪禮，撫按大吏越界迎送，空前絕後。而奪情以後，張居正也日益偏恣，好同惡異，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時人益惡之，神宗亦意識到張居正的權力過大，“幾乎震主”，為後期清算張居正埋下伏筆。張居正死後，二十歲的神宗始親政。

古籍文獻記載，神宗親政後勵精圖治，虛心納諫，屢蠲賦稅，生活節儉，如僅在萬曆十一年間，蠲免並災傷織造議留就已達銀一百七十六萬一千兩北京乾旱，神宗關心民瘓，親自以旱詔中外理冤抑，釋鳳陽輕犯及禁錮年久的犯人。另親自步行至天壇祈雨，皇上齋戒，親躬步行將近二十里的路程而不乘車輦出，且絲毫沒有因驕陽酷日而為難的樣子，其舉止從容不迫，表現的肅穆得體，百姓能一睹天顏，紛紛舉首加額高呼“聖德爾”，另外又敕六部都察院等曰：“天旱雖由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貪婪，剝害小民，以致上幹天和，今後宜慎選有司。”蠲天下被災田租一年。

北韓使者於《朝天記》、《朝天日記》中記載神宗年輕時儀容莊嚴穩重，額頭廣闊、下巴飽滿，步伐矯健、神采威嚴，目光炯炯有神、舉手投足之間使人敬畏，而帝王氣度更是深不可測，是中外一至認為都有道明君。他在位的前十五年被評價“勤於朝政，勵精圖治，大有作為，足以稱道，儼然如一代賢君”。

中晚期怠慢朝政：

萬曆帝的老師、第一任內閣首輔兼萬曆新政的策劃與執行人張居正過世後第二年，萬曆帝斥逐馮保，下詔追奪張居正的封號和諡號，並查抄張家，平反劉臺冤案，起用因反對張居正而遭懲處的官員。萬曆十七年起（1588年），萬曆帝開始怠慢朝政（一說沉湎於酒色之中，一說是染上鴉片煙癮），萬曆十七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寫《酒色財氣四箴疏》：“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財氣也。夫縱酒則潰胃，好色則耗精，貪財則亂神，尚氣則損肝”。鄒漪《啟禎野乘》卷一《馮恭定傳》中也說到明神宗荒於酒色：“因麴櫱而驩飲長夜，娛窈窕而晏眠終日。”《明史鈔略》記載萬曆二十一年皇太后萬壽時，神宗在暖閣召見王錫爵：……上曰：“朕知道了。”錫爵又奏：“今日見了皇上，不知再見何時？”上曰：“朕也要先生每常相見，不料朕體不時動火。”爵對：“動火原是小疾，望皇上清心寡慾，保養聖躬，以遂群臣願見之望。”。而明神宗也開始奢侈靡費，斂財揮霍，又屢屢從國庫提銀，史稱“傳索帑金”，並任用張鯨等奸幸。後因立太子的國本之爭與內閣爭執長達十餘年，最後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郊、不廟、不朝。1589年，神宗不再接見朝臣，內閣出現了“人滯於官”和“曹署多空”的現象。

萬曆二十五年，右副都御史謝傑批評神宗荒於政事，親政後政不如初：“陛下孝親、尊祖、好學、勤政、敬天、愛民、節用、聽言、親親、賢賢，皆不克如初矣。”。萬曆三十四年，禮科左給事中孫善繼也極陳時弊說：“惟願皇上修萬曆十五年以前之勵精，復萬曆十五年以前之政體，收萬曆十五年之人心，庶平明之治成，垂拱之理得。”以至於朱翊鈞在位中期以後，方入內閣的廷臣不知皇帝長相如何，于慎行、趙志皋、張位和沈一貫等四位國家重臣雖對政事憂心如焚，卻無計可施，僅能以數太陽影子長短來打發值班的時間。

萬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臺省空虛，諸務廢墮，上深居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天下將有陸沉之憂。”首輔葉向高卻說皇帝一日可接見福王兩次，但明神宗不承認，並表示他已經沒有傳召福王很久了，若真的每日接見，福王出入禁門，隨從這麼多，人所共見，必然耳目難掩。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風憲重地空署數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而明緬戰爭也因為明朝方面忽視而先勝後敗，被緬甸東籲王朝蠶食孟養在內國土。

囚犯們關在監獄裡，有長達二十年之久還沒有審問過一句話的，他們在獄中用磚頭砸自己，輾轉在血泊中呼冤。臨江知府錢若賡被神宗投入詔獄達三十七年之久，直至其子錢敬忠上疏：“臣父三十七年之中……氣血盡衰……膿血淋漓，四肢臃腫，瘡毒滿身，更患腳瘤，步立俱廢。耳既無聞，目既無見，手不能運，足不能行，喉中尚稍有氣，謂之未死，實與死一間耳。”，萬曆帝才以“汝不負父，將來必不負朕。”將其釋放。首輔李廷機有病，連續上了一百二十次辭呈都得不到訊息，最後不辭而去。萬曆四十年（1612年），吏部尚書孫丕揚“拜疏自去”。四十一年（1613年），吏部尚書趙煥也因數請去職還鄉不得，於是稱疾不出，逾月才終於請辭成功。。吳亮嗣於萬曆末年的奏疏中說：“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酒醉之後，左右近侍一言稍違，即斃杖下。”

樊樹志的《萬曆傳》考究裡，中允地解釋了明神宗怠政原因，源於健康狀況惡化非子虛烏有，追溯萬曆十四年九月十八日以後，皇帝因病免朝，言“頭昏眼黑，力乏不興”，對祭享太廟活動也只能權讓勳貴代理，並無奈地說道“非朕敢偷逸，恐弗成禮”，後來又遣內使對內閣傳諭“聖體連日動火，時作眩暈”，“聖體偶因動火，服涼藥過多，下注於足，搔破貼藥，朝講暫免。”與定陵發掘後查證神宗左足有疾互相引證。且當萬曆十五年三月初六，聖體初安以後，神宗旋即上朝聽政，隨後又與三輔臣見面，並打招呼說“朕偶有微疾，不得出朝，先生每憂心。”，十六年二月初一又如常參與文華殿經筵，並興致勃勃地與閣臣討論《貞觀政要》，唐太宗與魏徵。萬曆十八年正月初一時，收到雒於仁奏疏的神宗召見首輔申時行入見，當申時行向他提出皇上有病需要靜攝，也當一月之間至少數次視朝，神宗並沒有惱怒，只是解釋道“朕病癒，豈不欲出!即如祖宗廟祀大典，也要親行，聖母生身大恩，也要時常定省。只是腰痛腳軟，行立不便。”，次年病情稍好後神宗與閣臣談起病情，也是真情流露地說起自己久病的心情“朕近年以來，因痰火之疾，不時舉發，朝政久缺，心神煩亂”。乃至神宗在位中期王家屏，王鍚爵輔政期間仍是“面目發腫，行步艱難”，以致連嫡母仁聖皇太后陳氏病逝，一向孝順聞名的神宗也因病動彈不得，只能遣人代理，而遭受到朝臣猛烈的評擊責難，有苦難言，此後神宗病情反覆，在萬曆三十年病情之差甚至要一度立下遺旨，向沈一貫託孤。可見神宗在位期間的“動履不便”“身體虛弱”以致在位期間怠政，實不是推諉託辭。

萬曆中期後雖然不上朝，但是並沒有出現英宗以來的宦官之亂，也沒有外戚干政，也沒有嚴嵩這樣的奸臣，朝內黨爭也有所控制，萬曆對於日軍攻打北韓、女真入侵和梃擊案都有迅速的反應，如萬曆二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宮大火，神宗下罪己詔書，表示雖然忽略一般朝政庶務，但還是關心國家大事，而處理政事的主要方法多是在九重宮闕下透過諭旨的形式向下面傳遞，並透過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此外礦稅之弊，即神宗在位期間的賦稅措施，一般被是認為萬曆中年後弊政的一部分，萬曆擺脫張居正的束縛之後，開始透過向各地徵收礦稅銀的方式，增加內庫的內帑，大多數學者認為這是一項弊政，也有許多的反對意見，認為礦稅也有相當的好處，如礦稅入內帑後大多用於國家救災，餉軍救急等。

　　萬曆皇帝人如其號，在位時間長達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最長的一個皇帝。是明代最“溫柔”的一個皇帝。萬曆十五年，為了躲避群臣的騷擾，萬曆宣佈實行“靜攝”，從此不上朝，但是這卻不代表他不理政。正是朱翊鈞的無為而治，不上朝的時期取得了萬曆三大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