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了不是一點半點，如果這個時候的明軍和奧斯曼打仗，那麼除了慘敗基本上沒有別的選擇。

嘉靖時期是指從1522年到1566年這段時期，恰好這段時期奧斯曼帝國的領袖是奧斯曼土耳其最偉大的君主——蘇萊曼大帝。

蘇萊曼大帝時期的土耳其，國力達到了高峰，在當時的西亞和歐洲地界，奧斯曼大帝是打遍天下無敵手的。他剛剛繼位的前兩年，便拿下了匈牙利重鎮貝爾格萊德和東地中海的羅德島，為陸路擴張和海陸擴張做好了鋪墊。

1526年和1529年，奧斯曼先後兩次剿滅匈牙利王國，並且兩次兵陳維也納，整個基督教世界為之一震。之後蘇萊曼調轉矛頭，和波斯展開了長達三百年的戰爭，並於1534年兵陳阿拉伯故都巴格達城，成功的成為了伊斯蘭世界無可爭議的領袖和阿拔斯王朝哈里發的合法繼承人。

陸軍上的勝利，驅使著奧斯曼開始謀求海軍的建設。科羅尼要塞被神聖羅馬皇帝查理五世的海軍上將安德烈亞·多里亞攻陷的訊息以及西班牙在東地中海的滲透讓蘇萊曼氣憤不已。於是蘇萊曼任命優秀的海雷丁帕夏為海軍總司令，負責重建奧斯曼帝國艦隊。重建後的奧斯曼海軍戰艦數量相當於地中海其他國家的戰艦數量的總和。

在蘇萊曼統治時期，奧斯曼帝國控制著伊斯蘭教的大部分重要城市、巴爾幹半島的許多行省及其北非的大部分。並且多次重創基督教世界，可以說是那個時代最強盛的帝國。

反觀嘉靖時期的大明，就差得遠了。內地長期和平，加上軍政腐敗，大多數明軍的戰鬥力極差。嘉靖元年爆發的屯門海戰，就已經暴露了中西方的差距之大。嘉靖29年，韃靼土默特部領袖俺答率軍進犯大明，一舉打到北京城下。這期間，明軍死傷無數，而同時期奧斯曼軍隊是壓著韃靼人打的。

之後蒙古仍然不斷的襲擾犯邊，東南還有倭寇之亂，整個大明虛弱不宜，全靠戚繼光和俞大猷的軍事改革，明軍的軍事實力才有所回升，也就是可以擋住更落後的蒙古和日本，以及小規模的西方殖民勢力。

軍備上，明軍注要裝備的還是火門槍，即使有鳥銃也是輕火槍範疇，而奧斯曼的火槍可是贊巴拉克重火槍，差距就是明軍的火槍不一定打的穿土軍的甲冑，但是土軍一定可以給明軍造成重創。另外明軍沒有重火炮，輕火炮還容易炸膛。奧斯曼帝國輕重火炮一應俱全，周身的鐵甲防禦力也比大明偷工減料的面甲防禦力更高。

一方是有著較先進戰術和先進裝備以及大量優秀指揮官可以撼動歐洲的虎狼之師，另一邊是漏洞不斷、實力孱弱，被賊寇打的嗷嗷叫的疲弱之師。這要是打起來，結果可想而知了！

談到歷史上最具傲骨的朝代，人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明朝，明王朝對祖國海疆的經略，毫不留情地反擊殖民者。

第一場、戚繼光東南橫掃倭寇。明朝嘉靖年間，正處在戰國時期與南北朝時代的日本國內一片混亂，很多破產武士勾結海盜組成倭寇集團不斷侵犯中國東南沿海一帶，其兵力最多時有五六十萬之眾(僅汪直、徐棟兩者都四十多萬)。面對倭寇的襲擾，明朝毫不客氣地給予反擊，胡宗憲、朱紈、譚綸、戚繼光、俞大猷等名將悉數上陣。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戚繼光及其領導下的“戚家軍”，從無敗績，連戰連捷，打得倭寇抱頭鼠竄，毫無還擊之力。在這幫牛人的嚴厲打擊下，倭寇在嘉慶後期基本上被平定，東南海疆由此而獲得安寧。

第二場、汪鋐屯門海戰吊打葡萄牙。新航路開闢後，率先走向世界搞對外擴張與殖民活動的就是伊比利亞半島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他們是海洋時代的第一屆霸主，威風無限。正德九年(1514年)，葡萄牙因未獲得明朝政府的貿易許可狀，於是興兵侵佔東莞屯門，並不斷侵犯廣州，欺壓當地群眾，顯得十分囂張。嘉靖元年(1521年)，廣東海道副使汪鋐親率4000軍士，50餘艘戰船，趁著南風颳起之日，出海與葡萄牙遠東艦隊決戰，並大獲全勝。葡萄牙殖民者僅剩下三艘戰船趁著北風颳起之時逃過明軍的追擊，剩餘戰艦和運輸船盡數被焚燬。經此一戰，中國收回“屯門島”、“屯門海澳”、“葵涌海澳”等地，維護主權與領土完整!

第三場、西草灣之戰，再次吊打葡萄牙。屯門海戰之後 ，大明水師士氣高漲，各路將領紛紛要求出海殲滅葡萄牙人，以絕後患!葡萄牙作為當時的世界強國之一，自然是不甘心在屯門海戰中的失敗，於是繼續侵擾廣東沿海，並繞過屯門殺向西草灣。此戰，大明派出96艘戰艦尾隨葡萄牙艦隊，並尋找戰機，伺機殲滅敵人。面對全副武裝，且有精心準備的葡萄牙艦隊，明朝水師再次採用火攻的方式趁著夜色突襲。戰鬥結果是，葡萄牙艦隊統帥末兒丁等42位禍首盡數俘虜，並被處以絞刑;明軍繳獲20門葡萄牙人研製的弗朗機火炮，並將之大量仿，作為大軍克敵制勝的利器!

戚大帥的浙兵，以及戚大帥整編的薊鎮兵可以把任何一支同人數奧斯曼軍隊吊起來打。九邊其它邊兵質量參差不齊，有李成梁這樣比奧斯曼禁衛軍強的，也有慘不忍睹只能跟奧斯曼地方領主比的。至於衛所軍嘛，都快變成農奴了，朝廷本來也不指望他們打仗，就不用拿出來了。

隨著“南倭北虜”兩大邊患的加劇，以及西方新式火器的傳入和俞大猷、戚繼光等名將的湧現和成長，嘉靖年間的明朝軍事技術水平比之前代有明顯的提高，而與同時期的奧斯曼帝國相比又有何差異？在此做一個簡單的介紹對比。

佛郎機炮的發展和傳播是嘉靖年間火器技術的一大亮點，明朝軍隊最早仿製佛郎機炮的時間為正德十四年（1519）。此種子母銃分離結構的後裝火炮與明朝傳統的銃炮大不相同，子銃替換輪放的速度極快，能夠形成彈落如雨的殺傷效果，一舉克服了以往明朝火炮“重莫能舉”，“發莫能繼”的缺點。正德末年至嘉靖初年，明軍所造佛郎機銅炮“長五六尺，大者重千餘斤，小者百五十斤”，極利水戰。據《明會典》記載嘉靖年間所造佛朗機銃分大中小三樣，其中以中小樣數量為多，此外還有馬上用小佛郎機、百子佛郎機等改進型號。但值得一提的是，此種曾繁盛於15世紀上半葉的後裝火炮此時已退化為輔助性的小炮，雖然明軍依之為主力火炮，但於同時代的奧斯曼軍隊而言，佛郎機炮主要用作近距離的殺人炮，而非野戰攻堅的主要火力。

嘉靖年間傳入的單兵火銃包括鳥銃、嚕密銃和西洋番銃。鳥銃傳入的途徑分為兩種：一種是由西洋諸國直接傳入；另一種途徑則是先傳入日本，再回流至明朝。鳥銃前有準星，後有照門；銃身細長，具有射擊精度高，殺傷距離遠的優點。更兼其體小身輕，利於行軍，因此在南方的抗倭戰爭中裝備較多。雖然在嘉靖後期，亦有銃身較長的嚕密銃從奧斯曼傳入，但彼時並沒有引起明朝人的注意，直到萬曆年間才有了仿製品。北方的明軍仍然習慣使用傳統的快槍、夾把槍等準頭和殺傷力都欠佳的火門槍。如嘉靖四十三年（1564），兵部尚書楊博曾規定防衛京師的車兵每營裝備夾把槍1000杆，戰兵每營則裝備1300杆夾把槍。

嘉靖年間的名將如俞大猷、戚繼光等皆認為戰車乃“御虜之長策”，以車營組成臨時性的壁壘可以保衛步兵併發揚明軍火器的長處，因此各種形制的戰車應運而生。嘉靖三十七至四十年（1560），俞大猷在大同鎮推廣戰車及戰術。俞大猷所制戰車有獨輪戰車、雙輪戰車及糧車三種。戰車的主炮為大佛郎機一座，輕火器則包括神槍和鳥銃。車上裝挨牌和鐵槍頭以遮護步兵。戰時戰車及刀牌手在前，步兵和騎兵在後，車騎步協同作戰，稱為一“隊”。俞大猷特別強調了佛郎機和鳥銃在戰車上的地位，火器是車營遠距離擊敵的主要手段，威力要遠勝千斤弩。俞大猷曾憑藉其麾下的戰車百輛，步騎三千，大挫敵軍於安銀堡。

除嘉靖皇帝本人崇通道教外，內閣首輔嚴嵩把持朝政專權達15年之久，期間“諸邊軍餉歲費百萬，強半賄嵩”。如此所造成的惡果不僅使得“士卒失所”，邊事的腐敗更是直接導致了嘉靖二十九年（1550）震驚天下的庚戍之變，邊鎮及京師周邊城鎮慘遭大掠，人民流離失所。原本應有十二萬兵力的京營此時只有五六萬缺乏訓練，士氣萎靡的官兵，而畏戰之情亦遍於京營，史載：“（士卒）皆流涕不敢前，諸將亦相顧變色”，充分暴露了明王朝軍事上的衰微。

除京營外，邊鎮的情況亦不容樂觀，遼東鎮原有兵額近13萬，至嘉靖二十年，則只有87000名。嘉靖三十七年，唐順之在奉命巡視薊鎮之後，向朝廷上奏薊鎮官軍逃亡人數多達“三萬三千有奇”，而剩下的也大多是不習武藝戰術的老弱之輩，既不能守更不能戰。

兵額的減少主要根源在於糧餉不足，嘉靖七年（1528）延綏鎮軍民餓死者達數萬之多，時人嘆曰：“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傷哉！”士卒所得糧餉連裹腹尚且不能，自然只有逃散一圖。邊鎮文臣武將對缺兵少糧的情況往往隱瞞不報，甚至於侵佔屯田，剋扣兵餉以肥私。只要不危及到自身的利益，喝兵血喝到腦滿腸肥的邊將們對於邊事並不上心，“殺掠至萬而不以聞，連城陷沒而報無事”，視軍國大事如兒戲。

此時奧斯曼帝國的駕馭者正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蘇萊曼一世，同時代的歐洲人敬畏於他的權勢和力量而尊稱其為“大帝”，而在土耳其國內此君則享有“立法者（Kanuni）”的美名。得益於其父賽利姆一世統治時期所打下的良好基礎，蘇萊曼即位後國內諸事皆平穩如常，而對阿拉伯國家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功的軍事佔領更使他掌握了無雙的財富。在其統治之下，奧斯曼土耳其達到了歷史上的巔峰，與嘉靖時期日漸衰落的大明王朝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1521年（正德十六年），攻陷貝爾格萊德後，土軍亦將匈牙利王國中部及南部的大片土地收入囊中。1526年（嘉靖五年），土軍於莫哈赤之戰擊潰路易二世麾下的兩萬五千匈牙利軍隊，路易二世本人溺死，奧斯曼佔據了除西部一隅之地外的大部分匈牙利國土。三年後，奧斯曼大軍兵圍維也納，最終不克而還。1532年（嘉靖十一年），蘇萊曼再次發兵維也納，雖然據稱土耳其人此次調動的兵力高達二十五萬之多，但最終卻無功而返。

在蘇萊曼一系列的攻勢之下，哈布斯堡王朝不得不在1547年承認土耳其人對匈牙利的支配權。蘇萊曼統治時期，特蘭西瓦尼亞、瓦拉幾亞和摩爾多瓦的王公們先後臣服於蘇丹麾下，成為奧斯曼帝國的馬前卒。在東方戰線上，土耳其大軍亦取得了輝煌的戰果，1535年攻佔巴格達，取得了對美索不達米亞的控制權。自此，奧斯曼的水上力量可以自由無阻的出入波斯灣。

賽利姆和蘇萊曼父子統治時期，奧斯曼人的海軍成為地中海舉足輕重的水上力量。1522年，蘇萊曼親臨戰場坐鎮指揮，土耳其人一舉攻陷了醫院騎士團的大本營羅德島。在名將巴巴羅薩·海雷丁帕夏的指揮下，土耳其艦隊和歐洲各國在地中海水域展開反覆廝殺，土軍先後從西班牙人手中奪取了突尼西亞和阿爾及利亞。1542-44年，巴巴羅薩麾下的148艘艦船和他的盟友法國將領佛朗西斯指揮的48艘艦船在此期間肆虐加泰羅尼亞和義大利的沿海地區。當1544年，巴巴羅薩失去了他在普羅旺斯的基地而不得不返回伊斯坦布林時，他的船上羈押著多達兩萬名從歐洲各地擄掠來的奴隸。

自十五世紀起，斯帕西騎兵就是奧斯曼軍隊的核心力量。這些騎術高超的職業武士依靠從蘇丹那裡得到的土地和賞賜維持不錯的收入，因此他們能夠負擔得起好馬和精良的戰具。而當奧斯曼的戰爭機器啟動時，他們則要馳騁疆場，以自身的勇武來回報蘇丹的恩賜。隨著領土的擴張，斯帕西騎兵的數量也不斷增長，16世紀時的奧斯曼軍隊可以調遣多達四萬名斯帕西騎兵參與戰鬥。與同時代的歐洲騎兵相比，斯帕西不論是組織紀律還是軍隊規模都比他們的對手要強，正因如此，他們才能在戰場上不斷的對歐洲諸國施加持續的壓力。

在與歐洲人不斷的軍事衝突中，土耳其人亦在不斷地完善自身的軍事裝備和戰術。義大利戰爭中，法華人靈活機動的火炮部隊讓歐洲人為之震驚，而在歷史上以熱衷於使用射石巨炮而聞名的奧斯曼軍隊也很快察覺到了這股新的風潮，並將軍工生產的重心轉移到製造和使用輕便的新式火炮中。記錄顯示伊斯坦布林皇家鑄炮廠於1522-25年所產的火炮中，97%的產品為小到中型的火炮。1536年，守衛巴格達的485門奧斯曼火炮中，輕型火炮達到了398門之多。

除野戰輕炮外，土耳其人仍然持續不斷的製造諸如蛇怪炮之類的重型攻城炮。據法國學者莫蘭德（Maurand）記載，他曾親見土耳其人的鑄炮廠外陳列著數量巨大的各種火炮（1544年，嘉靖二十三年），包括：埃斯米立格里小炮、野戰輕炮、寇菲林長炮、臼炮以及蛇怪炮。最令莫蘭德感到震撼的是11門巨大的“蛇怪炮”，其炮膛可容“一人匍匐而入”（實際上根據文字記載來看，這些超大號的火炮並非蛇怪炮，而更可能是塞卡射石炮）。

奧斯曼的軍工體系之全，遠非嘉靖朝的明軍可比，奧斯曼人不光裝備先進的火繩槍（萬曆年間才有仿製品的嚕密銃）。其火炮之先進更超出明軍的想象，被明朝人推崇為“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的佛郎機在同時代的奧斯曼軍中僅是輔助性的小炮。在明軍眼裡重至千斤，“身長難移”，“重莫能舉”的大將軍炮與同時期的奧斯曼火炮相比，也僅是小兄弟而已。1565年，慘烈的馬耳他圍攻戰中，奧斯曼軍隊佈下的炮陣有至少12門彈重60磅以及上的攻城炮，如此威力的重炮直到明朝滅亡之時都未曾出現在中華大地上。在與軍事技術先進的歐洲諸國之間的不斷摩擦中，奧斯曼人的軍事實力也持續增強。反觀同一時期的明朝，雖然有諸如戚繼光、俞大猷等名將的革新和努力，但整體的大環境仍顯落後。在只有冷兵器的蒙古部落和僅裝備輕火器的倭寇的襲擾下，明王朝的邊防力量已是左支右拙，與不斷開疆擴土的奧斯曼軍隊相比，明朝的軍事力量顯得極為單薄。而兩位統治者素質上的差距也嚴重影響了了雙方軍隊的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