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官制有幾個特點，弄清楚了你就明白了。

古代科舉的目的是什麼？一方面固然是選拔寒門子弟做官，弱化貴族勢力，這樣選拔就是打工仔，而不是股東，皇帝面對臣子，就有了先天優勢。

另一方面才是最重要的，皇帝階 級 矛盾，給底層人一個上升通道，防止通道堵死，讓有理想的年輕人透過造反來走上仕途。

黃巢、洪秀全都是科舉考試失敗了，才選擇造反的，

皇帝的想法是，你別造反了，我給你機會當官。

北宋仁宗朝，曾有個窮酸秀才給成都知府寫一封信，“把斷劍門燒棧道，西川別是一乾坤”，這是赤裸裸的反詩了，結果呢，仁宗說，“窮酸秀才想當官罷了，給他個官做做吧！”

唐太宗有一次去視察御史府（考試進士的地方） ，看到許多新智取的進士魚貫而出，便得意的說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這句話就是說：“天下的有為青年，都已進入了我的圈套了！” 。

所以，宋朝很好的繼承了這一點，選拔人才，多多益善。

唐代每屆取進士三四十人，宋朝動輒四五百人。公元991年，朝廷取士總計竟達一萬七千三百人。宋朝對宗室、親信弟子特為優寵，隨意授官，皇朝宗室男孩七歲便可以授官，有的甚至在襁褓中也有官階，並領取俸祿；宗室之外，其它旁支、異姓、門客，都可以得蔭補官，每年成千上萬的人湧入官僚隊伍。

唐太宗時曾將中央政府官員從兩千多減至六百三十四人，宋仁宗時代中央內外屬官已超過一萬七千人，而北宋所轄疆域僅為唐疆域的二分之一。

這是一點，選拔官員人數非常多，

第二點，選拔人才後，這些人怎麼辦呢？賜給他官職，給級別，給俸祿，不給實職，養著你。

這就是唐宋官制的另一個特點，官與職是兩回事，官是虛名，宋朝稱為寄祿官，用以表示一定級別與領薪俸，職才是管理具體事務的，宋朝稱為職事官，後來因官員膨脹，許多職事官也不管具體事務了。只有特別差派負責某事時的官員才有事做和有實際職務。

比如唐朝某某節度使，節度使不是官，沒有品級，他是使臣，

某名臣“吏部郎中、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這一官號，吏部郎中是官，龍圖閣學士是職，知開封府才是實際職務，前兩項為空頭銜，而這樣的高官充斥中央和地方政權機構。

再比如，唐朝德宗、憲宗朝，河北三鎮之一的幽州鎮赫赫有名的節度使劉濟的墓誌銘上的官銜，代表了他一生最終所擔任的官銜。

故幽州盧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番、經略盧龍軍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幽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彭城郡王，贈太師。

使職：幽州盧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番、經略盧龍軍等使；

散官：開府儀同三司；

職事官：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幽州大都督府長史；

勳官：上柱國；

封爵：彭城郡王。

明朝的袁崇煥什麼官職？

袁崇煥的官職是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另外崇禎皇帝后來還加封其為太子太保。

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都是職事官，兵部尚書是正二品，是兵部的最高長官，右副都御史是都察院右都御史的副職，正三品。

太子少保是東宮官員，負責教導太子的，雖然也是職事官，但後期變成了一種虛銜，太子少師是從一品官員。

說這麼多，就是想說，唐宋開始，官職、差遣是不同的，官職只代表他的品級，俸祿的高低，差遣、使職才是真正的官。

宋朝不僅選拔官員多，而且給的工資高啊，

清朝官員工資低，一品 大員年俸180兩 ，大米180斛 ，養廉銀16000兩（總督）

看看人家北宋的，宰相、樞密使每月俸錢300貫，春冬衣料每年綾40匹，絹60匹，棉100兩，羅1匹，每月祿粟100石；地方官員如大縣（萬戶以上）縣令每月俸錢為20貫，小縣縣令12貫，每月祿粟五至三石，且地方官員還配有職田。除正俸之外，還有各種補貼，如茶、酒、廚料、薪、蒿、炭、鹽諸物、餵馬的草料及隨身差役的衣糧、伙食費等，數量與具體官職掛鉤。

同級別的官員一大堆，都給養著，就是不幹活，不給實職。

數量很龐大，但因為我不是搞專業的宋史研究，所以無法告訴你大概的數字，不過我們可以從宋代的行政制度上來了解宋代的“亢官亢員”現象。

官不居其職，居官而無權現象

這個“官不居其職，居官而無權”各位可能一時難以理解，宋代的官職制度比較有特色，為了加強中央集權，趙匡胤和歷代皇帝都對官職制度作出了調整。“官”和“職”在宋代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官”只是一種虛銜。

譬如在宋代左、右僕射、六部尚書、侍郎、大夫、郎中、員外郎、卿、少卿這些官銜都成為了虛職，並沒有實際權力，官員被任命為某一官階時，更多的像是一種名譽官位，除了多領一份俸祿，並沒有實際作用，等於是吃空餉。

譬如六部尚書令原本是分管六部事務的長官，但是到了宋代就成了一個虛銜，甚至不再授予尚書令的官階，對六部也不再有實際的管控權力，而是另設職位對六部事務進行處理，而這些虛銜只是關聯著這個官員的品階、俸祿，只是作為一種官稱而存在，並沒有實際職位。

三師、三公不常置，宰相不專任三省長官，尚書、門下並列於外，又別置中書禁中，是為政事堂，與樞密對掌大政……臺、省、寺、監，官無定員，無專職，悉皆出入分涖庶務。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類以他官主判，雖有正官，非別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不預朝政，侍郎、給事不領省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中書常闕舍人，門下罕除堂侍，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宋史·職官志》

所以像宰相也不再兼任三省長官的職務，兩者相互剝離，行駛各自的職能，而“職”也不再具有實際權力，如果說“官”代表的只是某個官員的品級、官稱，那麼“職”則像是一種名譽職稱，就是給某個官員某個職位，譬如說任命某個官員為派出所所長，同時他又兼任公安局長，在行政級別上他屬於局級，領的是局長的工資，而又擔任派出所所長的職位，但是這個職位也是一個虛職，並沒有實際權力。

至於僕射、尚書、丞、郎、員外，居其官不知其職者，十常八九。其官人受授之別，則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祿秩、敘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別為差遣以治內外之事。其次又有階、有勳、有爵。故仕人以登臺閣、升禁從為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以差遣要劇為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為輕重。——《宋史·職官志》

所以，正像這篇史料描述的一樣，很多官員雖然被授予某一官銜，但是連他自己都不知道這個官銜是幹什麼的，因為行使“職能”的權力被切割了，所以你的官階再高、官勳再尊崇、官爵再尊貴都沒有什麼用，因為沒有實際權力。

真正的權力掌握哪裡呢？就是這段史料中提及的“差遣”，這所謂的差遣就是由皇帝直接任命，讓你去幹什麼什麼事，譬如你雖然不是尚書，但是皇帝差遣你去幹尚書的事情，那麼原本該由六部尚書行使的權力就落到了你的手裡。

譬如說“三省六部”，三省是指“門下省、中書省、尚書省，其長官原本是門下侍中，但是真正掌握權力的卻是“判門下省事”，六部同樣如此，其名義上的長官是尚書令，但是真正掌握權力卻是“判戶部事”、“判禮部事”這些由皇帝差遣的官員。

這就是宋代官制的特色，主要是為了加強君權，所以如果差遣職位中帶有判、知、權、直、試、管勾、提舉、提點、籤書、監等字的都屬於擁有實權的職位，如知縣、知府、參知政事、知制誥、直秘閣、判祠部事、提點刑獄公事，而王安石變法時就是以參知政事的身份。

而參知政事相當於副宰相，為什麼不讓宰相去行使職權，反而讓一個副宰相去呢？其實就是為了削弱相權，而這個參知政事屬於臨時性差遣的職位，可以隨時取消，但宰相屬於常設的官職，但是宰相沒有權力，這就很好的鉗制了相權。

但是參知政事只是一個擁有參政的權力，它最初就是為了牽制相權，所以並不能完全行使宰相的權力，後來宋神宗又加封王安石為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安石這才擁有了宰相的實際權力，開始全國範圍內的變法。

正因為這種“官不居其職，居官而無權”的特色，使得宋代官員機構十分臃腫，因為有些官銜並不能夠取消，所以還得授予大臣，但是這些官銜又沒有實際權力，又需要另外差遣官員行使職權，形成一官多職，這就直接導致了“亢官亢員”現象，所以王安石變法中有一條就是解決這個“亢官亢員”的弊病。

恩蔭制也加劇了“亢官亢員”的現象

起初，由於趙匡胤是透過奪取北周政權的方式建立起宋朝，所以部下中有很多北周舊臣，為了籠絡這些人，宋代皇帝除了在科舉制度以外，又在士大夫階層中推行“恩蔭制”，也就是讓這些中高階幹部的親屬、門客都可以透過推薦的方式直接入仕。

所以，“恩蔭制”屬於這些官員們的一種特權，雖然籠絡了官員，但是卻造成了兩點不好的影響：

下層寒門子弟難以入仕。

大量貴族子弟入仕，加劇了“亢官亢員”的現象。

所以王安石變法時就取消了恩蔭制，提倡唯才是舉，這讓他得罪了不少官員。由於特殊的行政管理制度，造成了宋朝獨特的“三亢”（亢員、亢兵、亢費）現象，譬如說宋朝雖然養兵百萬，但是因為推行更戍法，導致形成“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的現象，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軍隊的凝聚力和戰鬥力。

而宋朝政府又要花費大量的錢財去養龐大的官僚機構和龐大的軍隊系統，由此又造成“亢費”的現象，雖然宋朝很有錢，但是總的來說對宋朝的發展肯定是一大弊病，所以說為什麼宋代的官員是最舒服的，不僅地位高，而且福利又好。

對於宋朝的冗官一說，苗書梅的《宋代官員選任與管理制度》112頁寫到:

對於冗官問題，苗總結在134頁總結為:

所以對於宋朝出現冗官問題的根本原因是入流太濫，低階官員數量膨脹，這也是封建皇朝的階級本質問題。

宋朝冗官問題嚴重，宋朝官員數量比唐朝多了好幾倍，唐朝唐玄宗時期官員數量達到18000人左右。而宋朝在宋仁宗時期，官員數量就已經超過了唐朝。到了宋徽宗時期最多時候官員數量達到48337人。

宋朝官員數量統計

《文獻通考》記載：“宋神宗元豐年間曾鞏統計國家財政支出，宋真宗景德年間官員總計10000多人，到了宋仁宗皇祐年間官員總計20000多人，宋英宗治平年間官員總計24000員。”到了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年）改革官制，元豐八年（1085年）官員數量下降到了21900人。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官員總計34000多人。官員數目又開始增多。

宋徽宗時期官員數目達到最多，《通鑑長編紀事本末》記載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官員總計43000多人，這時候朝廷已經沒有足夠的職位任命了，14000多個人等待朝廷職位空缺。朝廷不得不在各州縣增加官員職位500餘處.。《容齋隨筆 宣和冗官》記載宣和元年（1119年）年官員數量猛增到48337人。

南宋時期國土面積不及北宋，官員數目卻沒有減少多少，官員數目最高時和宋徽宗政和二年持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記載：“宋光宗紹熙二年（1191年）官員數目總計為33016人，宋寧宗慶元二年（1196年）官員數目為42000多人。 宋寧宗嘉泰元年（1201）年官員數目有所下降，總計37800人。”

北宋仁宗時期全國一共320多個州縣，百姓要供養20000多的官員。到了南宋只有一百多個州縣，百姓卻要供養40000多個官員。南宋冗官問題更嚴重了。

冗官原因之一宋朝官制混亂

北宋前期官員職務有官、職、差遣三種，比如包拯曾經擔任“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陝府西路轉運使” 工部員外郎是官位，用於定官品級俸祿。直集賢院是“職”，是官員榮譽銜，可以提高官員威望，增加官員俸祿。陝府西路轉運使是“差遣”，也就是包拯擔任的真正可以行使權力的職位。

北宋前期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只有官名，沒有官員編制數目，三省六部的職能由另外新設定的官職負責，比如吏部的事務歸到了審官院、流內銓名下，戶部的事務歸到了三司名下，禮部的事務歸到了禮院，兵部的事務歸到了樞密院，刑部的事務歸到了審形院。官制職能重疊，設定的官職卻越來越多。這樣難免會造成冗官現象。

冗官原因之二 蔭補太濫

宋朝做官有五種途徑：科舉、門蔭補官、從軍補授、吏人轉為正式官員、交給國家一定數目糧食也可以授予官職，相當於買官。

宋朝官員親屬也可以靠蔭補做官，每到皇帝祭祀典禮、皇帝生日、改年號、官員退休、官員死前給皇帝上書，官員都可以給親屬討要官職。宋神宗元豐改制前侍御史以上文官，元豐改制以後朝請大夫（從六品）以上官員都可以蔭子，武官訓武郎、修武郎（八品）、門衹侯（從八品）以上可以補子。後宮嬪妃、公主也可以蔭補親戚，他們的子孫、兄弟、門客、醫生、都可以蔭補做官。每年蔭補做官的達到上千人。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記載宋寧宗嘉定六年，這時候南宋官員總數38870人，靠蔭補做官的達到22116人，科舉考試做官的10925人。門蔭補官竟然比正常科舉考試的多出一倍多。由此可見蔭補已經成了宋朝冗官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