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論語》可不是隻記載了孔子的言語，還記載了孔子的學生以及學生的學生的話。

“論語”是什麼意思呢？分開來說吧，“論”就是論纂，也就是編輯整理的意思吧；“語”就是語言，就是說的話。論語就是編輯整理的話。再通俗點兒說吧，《論語》就是孔子的徒子徒孫們的學習筆記，你記一點兒，我記一點兒，大家彙總彙總，整理成冊，這就是論語。

所以說，《論語》是孔子及其徒子徒孫為代表的儒家學派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國儒家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儒家學派統一思想，統一行為，在新的歷史征程中進行偉大斗爭、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這個問題有點問題，關心的是論語誰寫的，而不是論語本身。一般認為是其學生弟子整理編寫的，不是一個兩個。孔子認為吾身也有涯而學也無涯，孔子認為學無止境，所以自己不會封筆立說，再活五十年也不會。所以只能是弟子及弟子及弟子根據孔子思想言論編寫的。

謝君邀答！

孔子老人家對自己的思想多述而不作，開壇教學時對高徒是採取小範圍的互動探討的形式，從中對學生循循善誘的啟發，《論語》便是對此記錄整理，據傳主要是他的傑出的學生之一曾參編著，證據不夠確鑿，

關於《論語》

《論語》是由孔子弟子記載、儲存、提供並初步整理的，由再傳弟子新增的，記錄孔子與部分弟子言行及個別學習內容的“片段”式散文集。

“論”字有兩個讀音，lún和lùn。表示倫次、編排的意義時讀lún。

可以肯定，《論語》是孔子逝世後才編寫的，編定可能在戰國初已完成，最後成書至少是曾子逝世後。定州出土的漢簡本《論語》證明，約在公元前55年《論語》一書已完全定型。

還可以肯定，參與《論語》編定工作的是孔子的再傳弟子，其中應該有曾參弟子、有若弟子。孔氏傳人、師承曾子的子思，連《中庸》都著了，《論語》的相關資料的儲存、提供少不了他；《論語》的最後編定，至少他參與了，孔子住宅牆中發現《古文論語》可以間接說明這個問題。

據《漢書·藝文志》載，西漢時代《論語》有三種版本。一是《魯論語》，二十篇；二是《齊論語》，共二十二篇，它基本上跟《魯論語》相同，但多出了《問王》《知道》兩篇；三是《古文論語》，它是從孔子住宅牆中發現的，它跟傳世的《魯論語》相似，只是有兩《子張》，實際是發現者把《堯曰》誤分為兩篇，原因是《堯曰》篇只有三章，發現者誤把第二章章首“子張”作為篇首，因而叫做《子張》篇，並與第十九篇《子張》重名。

西漢末年，《魯論語》的傳習者張禹，擔任漢成帝的教師，被封為安昌侯。他把《魯論語》和《齊論語》合成一個版本，刪掉了《問王》《知道》兩個篇目，這個版本稱為《張侯論》。東漢末年，大經學家鄭玄，以《張侯論》為依據，參照《古文論語》，作了註解。三國時代，何晏（？～249年）為《論語集解》作疏，後代收入《十三經注疏》中。研究《論語》的著作很多，在古代最有影響的版本有三種：《論語註疏》（何晏注，邢昺疏），《論語集註》（南宋朱熹），《論語正義》（清代劉寶楠）。當代影響較大的注本是楊伯峻的《論語釋注》。《論語註疏》和《論語集註》是我搜集到的對《論語》的註疏，所以我在“解讀與點評”中多有引述，但對其中相當一部分註釋不完全認同。

《論語》各篇篇名不是中心內容的概括，僅是取開頭的兩個字或三個字作為篇名，以便稱呼而已。如第一篇開頭一句話是“學而時習之”，故名《學而》篇；第十五篇開頭一句話是“衛靈公問陳於孔子”，故名《衛靈公》。篇下分章，章往往是一個語段。如第一章：“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有的章短，只有一句話；有的章比較長，已發展為一篇文章，如《先進》第24章。朱熹《論語集註》把全書分四百九十九章（其中他把《鄉黨》篇分為十八章）。為便於通釋，我在通釋《論語》時把《鄉黨》篇分成了二十五章，對《論語集註》的其他篇，後人也沒有完全認同，有小的調整，我編輯出了五百零七章，在此予以說明。

《論語》每章的內容都是獨立的，章與章之間不一定有聯絡。每篇由若干章構成，不一定有明確的中心，僅僅是編在一起而已。個別人認為，《論語》篇章編排是“匠心獨運”，我認為這個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從重複出現的內容看，《論語》編輯得很馬虎，是大致歸類的產物。把《論語》的整理者看成了神仙一類的人，把不是一朝一夕的語錄片斷連起來解讀過於牽強。但是，《論語》有的篇大致有所側重。朱熹《論語集註》就指出：《學而》“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八佾》“皆論禮樂之事”；《公冶長》“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述而》“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先進》“多評弟子賢否”；《子張》“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

《論語》中的魯哀公、季康子、孟懿子、孟武伯等等本身不是名，都是尊稱，是“諡號”。記錄時這些人還都在世，應該是記的姓氏或官位，弟子們當時記載不可能書之為魯哀公、季康子、孟懿子、孟武伯等，當再傳弟子們整理時這些人都已經做古了，所以才依禮用上諡號。

我依據的文字，去掉篇名、標點符號等，對全書文字進行了統計，全書僅一萬五千九百四十六字，這其中還包括原本重複的。

《論語》字數不多，但它卻在中國歷史上產生過極為深遠的影響，它承載了孔子大部分思想學說。在先秦時期，它作為一個顯要學派的創始人的言行錄，有相當廣泛的讀者。秦始皇焚書坑儒，《論語》也在禁焚之列。漢以後，儒學及其典籍獲得統治者的青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論語》進入學官，被視為“五經之管轄，六藝之喉衿”（趙歧《孟子題辭》）；元延佑年間，以《四書》開科取士，《論語》文句成為“自學子束髮誦讀，至於天下推施奉行”（康有為《論語注》），成為懸諸日月而不刊的金科玉律。

《論語》早在漢代就已取得了超乎眾學的地位，成為意識形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在認真研讀《論語》後，我對孔子有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認識，正如前面所述，孔子是循循善誘的師長，是理想的熱烈追求者，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在困難面前不退縮，他有普通人的喜怒哀樂。《論語》對中國歷史的影響，無論如何估計都不過分。它的思想內容、思維方式、價值取向、深刻的生命智慧，早已融入在我們民族的思想文化中。當然，《論語》也有一些思想給後世帶來消極影響，如政治上的復古傾向，嚴格的等級、秩序觀念，人治觀等。但這些不能也不該損害孔子的人格。一直以來，總有詆譭孔子的聲音，其原因源於有人曲解了孔子和他們不瞭解孔子，正如四十年前的我一樣。

如前所述，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論語》中凡五十九章一百零九次使用了“仁”字。什麼是“仁”，《論語》中沒有明確的定義，但我們已經可以從孔子的談論中概括出來了。孔子強調“禮”，《論語》中凡四十二章七十五次使用了“禮”字。可以說，除了孔子弟子的個別語言可能有偏差外，《論語》基本傳達了孔子的道德思想、倫理思想、政治思想、文化教育思想等等。孔子讀史集《春秋》，整理《詩經》《周易》等，又直接面對弟子執教，可以肯定《論語》中所有言論都是有針對性的。

《論語》是片段言行錄，其中“言”的比重大，有的是直接以“子曰”或“孔子曰”的形式出現，有的是以回答弟子或他人之問的形式出現，有的是在敘述孔子與弟子交流過程中出現的。記錄孔子及弟子“行”的內容除《鄉黨》篇比較集中外，在一些篇中零星出現，散見於各篇的“行”也多與“言”揉合在一起。“《論語》二十篇，唯《鄉黨》篇無‘子曰’；《周易》六四卦，獨‘乾坤’卦有‘文言’”，這幅對聯說的是對的。

《論語》的語言簡練、曉暢，善於利用語言敘事狀物、傳情達理，許多話充滿人生精義，內涵豐富。我們經常運用的不少成語格言就出自《論語》，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欲速則不達”“小不忍則亂大謀”“道不同不相為謀”“言必信，行必果”“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等，為人們頻繁引用，有著鮮活的生命力。《論語》記事雖然不多，但往往有著很強的現場感，寥寥數語，人物情態畢見。如《先進》第24章對四弟子侍坐的描述，《陽貨》第3章對“子之武城”的記錄和《衛靈公》第2章對“子路慍見”的記錄。

《論語》作為中華文化的代表，早在秦漢時期就傳入了北韓和日本，日本《大寶令》還指定它為日本學生的必修課。1594年，傳教士利瑪竇將它譯為拉丁文後，它又被轉譯為意、法、德、英、俄等多種文字，在西方各國廣泛傳播。《論語》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是全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具有極高的思想價值和文化價值。

古代成書和現代不一樣，孔子時期還主要以口傳心授為主。還以後漸漸有了抄本，但往往是抄來抄去，在炒的過程中難免就會加點“私貨”，於是，很多流傳下來的古代典籍，版本極其複雜，甚至在有些典籍裡夾雜了很多當時的語言。比如《道德經》裡就有很多戰國時期的語言，但也有上古時期的語言特色。

所以《論語》是一部集體創作，是記載孔子和弟子的言論的書，也可能裹挾了一些漢，甚至更近時代的人的隻言片語。於是，也有了“考據”這門明清才發展壯大起來的學問。

孔子在《論語》中曾說過：‘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在《中庸》中說‘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春秋時期，著書立傳還沒有形成風氣，即使是《道德經》一書，老子也是‘被迫’寫出來的，著書以表明自己的觀點，在戰國時期最為盛行。

《論語》一書，是孔子去世後，其弟子以及再傳弟子記錄成書的。

其弟子記錄的部分，往往是孔子與弟子的對話和孔子的原話，在前十八章最多。

孔子再傳弟子記錄的部分，應該是在‘儒分八派’之後。如在《論語》中，除了孔子被尊稱為‘子’之外，還有有若被稱為‘有子’、曾參被稱為‘曾子’，有這些稱呼的，基本可以認定是有若和曾參的弟子記錄的。

在‘’子張第十九‘’中，記錄了孔子弟子的言行，如子張、子夏，其口氣和味道與其他章節不同，是沒有孔子教誨的時期，也可以認定是這些弟子的學生所記錄。

除了《易傳》，孔子‘述而不作’的做法，也深深地影響了後世的儒家，後世很少有大部頭的著作，多數是對‘經文’的註疏，也就是註解再註解，這與西方的傳統很是不同。

我們現在看到的各種‘集’，如《二程集》、《陸九淵集》《朱子全書》、《王陽明全集》等等，其中主體內容還是老師與學生的對話，或者老師對某句經典的解釋，主要也是其學生記錄成書的，可見，孔子的影響有多深遠!

第一種是孔子弟子記載的孔子講課時的講話。

第二種是孔子子弟的弟子記載的老師們傳下來的孔子的話。

這兩種情況在《論語》中並存，目前很難分離出來。我曾經嘗試做過區分，依據《論語》文字自身特點，建立過一些區分的標準，從統計結果看，孔子的話，以及再傳的孔子的話各佔50%。

但是有一點必須明確，《論語》屬於無作者作品，也就是常說的集體編寫作品。其中記載了孔子的言論。我們知道，孔子第一是老師，講授的是當時的官學教材（相當於現代的公務員考試教材）。第二孔子自己說自己是述而不作。根據這兩點可知《論語》中孔子的話，主要表達的是他對於教材中內容的概括、講述及評論。其中還夾雜了當時很多習慣語（相當於現在的固定片語）。這裡面最有價值的是孔子對於教材內容的評價，可惜在《論語》中這部分太少了。

《論語》的作者如果不確定名姓的話，可以說是孔子弟子與再傳弟子編纂起來的。孔子的弟子與再傳弟子是這部書的作者。在《論語》學史上有研究者考證過此書作者，但因為沒有確鑿的證據，沒有成為定論。

東漢大儒鄭玄對於《論語》的作者是這樣註釋的《論語》“仲弓、子游、子夏等撰”，這一說法在郭店竹簡中得到旁證。郭店一號墓不晚於公元前300年。郭店簡“《語叢·三》簡引述《論語》，更確證該書之早”。《語叢·一》引用子思子《坊記》內容，而《坊記》還引用過《論語》的內容。《語叢》摘錄《坊記》，證明《坊記》早於戰國中期之末，而《坊記》又引述《論語》，看來《論語》為孔子門人仲弓、子夏等撰定之說還是可信的。

清代學者崔述則對《論語》的成書提出不同看法，他注意到現今通行的《論語》版本前後十篇在文體和稱謂上存在差異，前十篇記孔子答定公、哀公之問，皆稱“孔子對曰”，以表示尊君。答大夫之問則稱“子曰”，表示有別於君，“以辨上下而定民志”。而後十篇中的《先進》《顏淵》等篇，答大夫之問也皆作“孔子對曰”，故懷疑“前十篇皆有子、曾子門人所記，去聖未遠，禮制方明；後十篇則後人所續記，其時卿位益尊，卿權益重，蓋有習於當世所稱而未嘗詳考其體例者，故不能無異同也”。又如，前十篇中孔子一般稱“子”不稱“孔子”，門人問學也不作“問於孔子”。而後十篇中的《季氏》《微子》多稱孔子，《陽貨》篇子張問仁，《堯曰》篇子張問政，皆稱“問於孔子”，與《論語》其他篇不同，“其非孔氏遺書明甚，蓋皆後人採之他書者”。

所以現在比較籠統的說法《論語》是由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編寫而成，至戰國前期成書，也就是說成書是有一定的過程的。透過不斷的補充、完善、修訂，最終形成了我們當前看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