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之前多亂世，上百年的動亂讓人們思想是有改變的。人們亂世到後期的高壓政策，生死看淡，追求更灑脫的生活。比如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就是一個例子。而且他的桃花源記讓人們嚮往沒有戰爭，幸福美好的生活！

提到魏晉名士，我們首先能想到竹林七賢，阮籍尤為首位，狂放不羈，赤膊飲酒，好不快活。他們可以說是活出了自我，一生致力於追求自身的解放以及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他們博聞強識、飽覽群書，他們是社會精英，不愁溫飽（大部分），同時也是積極利用自己的學識企圖推動社會變革的中堅力量，但是每一次社會的進步與變革都會戳痛一部分上層階級的人，他們為了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就會去鎮壓那些企圖翻天的人。

但是名士們都是一群活得通透的人，他們堅信“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他們奮力的活著，不在於世人的眼光。但是魏晉時期的名士們卻與其他朝代的有著些許不同，他們避談政治，沒人飲酒作樂，行為放浪，彷彿一切都與自己無關。這又是為什麼呢？

歷史上有一個著名事件是“黨錮之禍”。東漢末期，宦官當政，其暴行無道，令人髮指。但是由於他們勢力龐大、黨羽眾多，又禍害百姓，導致民不聊生。於是大批名士聚集，討論無道宦官，他們關係政治，體恤百姓，這就是歷史上的“太學清議”。於是那些沒有什麼文化但是又得到權力的官宦小人、無恥外戚便為了鎮壓這些文人名士，發動了大規模的逮捕和終身囚禁等暴行，史稱“黨錮之禍”。

於是得以倖免的文人們傷心不已，開始對政治絕望，認為儒家經典也無法拯救這個骯髒不堪的世道，於是將注意力轉移到了玄學，他們企圖在虛無縹緲的事情上寄託希望，來麻痺自己的心，不再去關心當世之事。

由於是東漢末年，亂世的序幕緩緩拉開，整個社會動盪不安，於是文人名士們在追求精神世界安寧的同時開始思考人生，並且更加依賴於玄學以及修仙等與現實世界脫節的事情。他們開始服用藥品，欲仙欲死，有時候更是會癲狂奔走，赤膊出門甚至裸奔。那時候大家經常在大街上看到一幫人赤膊行走。

這就是魏晉時期的文人的一些狀態，表面上看來他們每個人都很瀟灑，但是細細想來這不過都是假象，他們內心的痛苦怕是與貧苦百姓受到壓迫相比，有過之無不及。

誠然，亂世之中或者文人受壓迫的時代甚至是自身落魄，都有可能讓一個人或是一群人消極避世或者成為傑出的文學家和藝術家，明末的八大山人朱耷、清朝中期的曹雪芹都是如此，只是他們與圍巾名士的煩惱源頭不同，但是心性都是類似的。

所以飲酒作樂可能是這些名士們發洩自己內心的苦悶的唯一方式。尤其是阮籍，不光裸奔，甚至有一次“與彘同飲”，更是流傳千古。有一次他出門與親友飲酒，不用杯，直接端起一個大盆一飲而盡，而後喝的醉醺醺的，恰巧路過了一大群豬，阮籍就和豬一起喝酒。一邊喝酒一邊撫琴，簡直“不亦樂乎”。

可以這麼說，縱觀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長河，魏晉時期確實算是一個相對苦悶的時代，而魏晉的名士也確實是當之無愧的灑脫與痛心，他們得不到掌權者的尊重，只能如此“作踐”自己。

東漢中後期“太學清議”與“黨個之禍”對太學生的言行是慘重的打擊。他們已經認識到對現實的關懷,威脅到了性命,可是儒家的立身原則使他們又不願意任人宰割。 魏晉時期,司司馬氏掌權之後,更為昏庸殘暴,濫殺無辜,許多人死在司馬氏的屠刀之下。殘酷的現實使名士內心的壓抑和痛苦越來越深。以“竹林七賢”為代表名士，為了擺脫內心的痛苦和不平,他們不再談論政治,開始追求精神上的擺脫。道家“消極避世,任情自然”的思想正好契合了名士的這種心態,於是他們便開始談論老子、莊子的思想,研究《老子》、《莊子、《周易》這三部著作。因為這三部書的內容深奧滿博,含義玄妙,所以名士們稱它們是“三玄”,對它們的研究與解說就形成了專門的學問,這就是“玄學”,名士們把對現實的關注轉移到那些玄遠哲理上。大談玄學、吃仙藥、飲酒為樂,生活上放蕩,他們完全忘卻了現實的煩惱,沉浸到虛無飄渺的境境界中去了,這是一種精神上的麻醉，這是特殊的一個群體。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家的分裂、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削弱以及地方割據勢力的混戰，是士族制度形成和發展的最基本的歷史背景。自魏晉以來，由於士族優越的政治、經濟地位能保證他們坐享一切，使得他們“不樂武位”，不肯“屈志戎旅”，這時，那些寒門庶族乘機以軍功為進身之階開始顯露鋒芒，以庶族為代表的軍人勢力逐漸凌駕於世家大族之上。士族已是腐朽和愚昧的代名詞，這些人政治上不求進取，生活上貪戀安逸，成了社會的腐朽之木，已為時代的發展所不容，開始走向沒落。

不知瀟灑為何物，卻看魏晉最風流。魏晉時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時代，一方面，那個時代兵荒馬亂，民不聊生，三國時期“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兩晉時代“八王之亂”、“五胡亂華”，漢人銳減到幾百萬人，瀕臨滅族邊緣；另一方面，這個時代的文人陷於苦悶之中，儒家的“仁義禮智信”受到極大挑戰，而道家的無為思想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重新登上歷史舞臺，清談之風大興其道。魏晉風流的背後，有其深厚的社會背景和文人的無奈。

魏晉名士有多“風流”，吸毒喝酒炫富辦沙龍

都說魏晉多風流人士，這話不假。魏晉時代，出現了許多奇葩現象，令當代的行為藝術、頹廢之舉都相形見絀。說吸毒，那個時候流行五石散（又稱寒食散），當時許多名人都有吸食，比如西晉的大司空、“中國科學制圖學之父”裴秀就吸食寒食散，並因為吸食後飲冷酒而死。“少有美譽，清操過人”的東晉名士王恭也不能免吸食五石散之俗。東晉的相國、大將軍桓玄，帶頭吸食。書聖王羲之也有吸食五石散的毛病。好像那個時候如果不吸毒，就不時尚似的。

說起喝酒，魏晉時代的名士更多有此癖，“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最有名的當然屬“竹林七賢”嵇康、阮籍、山濤、王戎、向秀、阮咸、劉伶了，阮籍曾經醉酒六十天，阮咸曾經與豬共飲，劉伶連喝酒邊乘車，告訴車伕喝到哪裡醉死就埋在哪，因此有了“劉伶醉”傳世。富豪石崇也不甘落後，建起“金谷園”私人會所，邀請“第一美男”潘安、“洛陽紙貴”的左思、“聞雞起舞”的劉琨、名士陸機、陸雲兄弟等“金谷二十四友”經常聚會，賦詩不成罰酒三鬥，因此有了“金谷斗數”的成語。

說起炫富，不得不說魏晉時代的富人最瘋狂，最有名的炫富當屬石崇、王愷、羊琇三個超級大富豪。這都是晉武帝司馬炎起帶頭作用而引起的奢靡之風。在晉武帝的率先垂範下，滿朝大臣以擺闊為榮，王愷和羊琇都是晉武帝的親戚，晉武帝公開支援他們炫富，王愷家飴糖水刷鍋，羊琇家用活人抱甕溫酒，但他們還是比不過並非皇親國戚的石崇，石崇曾經將晉武帝送給王愷用於炫富的一株兩尺多高珊瑚樹摔碎，開啟庫房，搬來幾十株珊瑚樹又高大大的珊瑚樹用於償還王愷，個個都比王愷的好。在這些窮奢極欲的所謂“名流”帶動下，晉朝人認為炫富是非常體面的事情，競攀之風愈演愈烈。

富人競富，沒有那麼多錢的文人雅士們幹什麼呢？他們也有他們滿足內心虛榮的辦法，那就是辦“沙龍”。魏晉時代的“沙龍”除了飲酒就是清談，清談的議題自擬，公開進行大辯論，於是人人成為“哲學家”。當然，清談的議題“莫談國是”，他們是不敢公開反對皇權，辯論朝政大事的。因為說那有殺頭的危險。

魏晉清談，真的是百無一用是書生嗎？

魏晉的清談之風，如果非要找個源頭，那得從一個叫何晏的人說起。何晏是誰，看過《三國演義》的人都知道，廣義的三國時代是從外戚、大將軍何進欲誅盡宦官，反被宦官所殺，從而引發董卓進京開始的。何晏就是大將軍何進的孫子。何晏的爺爺被殺，他自己並沒有隨之倒黴。因為何晏很快抱上了一棵大樹。何晏的母親尹氏嫁給了曹操，成為曹操的一個妾，因此何晏成為曹操名義上的養子。而曹操又把自己的一個女兒嫁給了何晏，因此何晏又成為曹操的女婿。

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何晏日子過得很滋潤，可以專心研究學問。何晏通讀《老子》、《莊子》、《周易》三經，併為之作注，謂之“三玄”，何晏不只具有理論基礎，還具有演說才能，兼之是個美男子，具有自然美的特點，所以深得人們喜愛。除了研究學問，演講這些“正能量”之外，何晏喜吃酒，愛吸毒，每天召集一幫文人雅客“風流快活”，所以他被稱為“清談玄學之祖”。

何晏之後，清談的隊伍不斷擴大，有與何晏齊名的王弼、竹林七賢、夏侯玄、傅嘏、荀粲、李豐、王廣、王衍、王修、許詢、庾龢、王坦之、韓伯、殷浩、庾亮、周顗、阮修、桓溫、謝安乃至大書法家王羲之等。如果那個時候不加入“清談”的隊伍，未免就太不時尚了。

但“清談誤國，實幹興邦”，這些風流雅士除了能說，推動邏輯學與玄學發展，對於推動社會進步、改變民生並沒有什麼作用。魏晉是中國的黑暗時代，老百姓生活得很困苦，人口銳減到幾百萬人，長期的戰亂讓老百姓都快死光了。如果不是橫空出現一位英雄冉閔，挽救了漢族，我中華文明恐怕從魏晉時代就劃上句號了。那時候的漢族普通人，過得不是人的日子，而是任“五胡”姦淫屠殺的“兩腿羊”。

清談是改變不了老百姓的悲殘命運的。所以清談雖然時尚，但在當時就遭到了一些“實戰派”的抨擊。清談名士王衍是西晉清談名士，同時位居太尉兼尚書令，朝廷重臣。當西晉亡國之際，他試圖以雄辯的口才擺脫責任，石勒就大罵他：“你名聲傳遍天下，身居顯要職位，年輕時即被朝廷重用，一直到頭生白髮，怎麼能說不參與朝廷政事呢？破壞天下，正是你的罪過。”，將他活埋之。

王衍臨死前幡然悔悟：“平時如果不崇尚浮華虛誕，勉力來匡扶天下，也不至於到今天的地步。”。而清談鼻祖何晏、王弼，被東晉大儒、《後漢書》作者范曄的祖父範寧更是指斥為“二人之罪，深於桀紂”。這可正應了那句俗話：百無一用是書生。

名士瀟酒的背後，是內心的惶恐與無奈

魏晉時代多“風流才子”，多“行為藝術”，後人稱之為“魏晉風度”，“魏晉風度”的角色們，在這個大亂時代，颳起了“美容之風”、“吸毒之風”、“飲酒之風”、“清談之風”、“任誕之風”、“隱逸之風”、“品鑑之風”、“奢侈之風”、“清議之風”、“藝術之風”等。這些風氣的形成，與當時的歷史環境有深切的關係。

兩漢以後，歷史進入三國時代，三個國家打了半個世紀的仗，打得三個國家加起來不到一千萬人。要知道漢朝鼎盛時期的人口達到六千萬人呢，損失人口高達百分之八十三。西晉短暫統一後，歷史又進入“八王之亂”、“五胡亂華”、南北朝時代，動亂的時代時間長達三、四百年之久。這一時期的文人是苦悶的，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大廈，被文人們嚴重質疑。儒學不能救國，政治上受到高壓，人生的出路在哪？於是，另一種諸子百家思想“道學”開始重登歷史舞臺。何晏批註的《道德經》、《莊子》、《周易》就是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下登場的。

為了排解苦悶，文人們想出了形形色色的方式。有吸毒的，生活在幻覺之中不能自拔；有美容的，出現了最早的“娘炮”；有飲酒的，飲到發瘋發狂；有逃離現實世界到世外桃源的，陶淵明就是個典型；有沉醉於藝術的，遠離政治，那時候正是中國書法、繪畫的興盛期。最時尚的，還是清談，談天說地吹牛逼，只要不涉及政治，那誰也管不著。裝傻、裝糊塗、裝瘋、裝病……文人雅客們各種“裝”，其實正是掩飾的內心惶恐與無奈。國無雄主，報國無門怎麼辦，只能避實就虛，談東說西，顧左右而言他了……(陸棄）

“仕”和“隱”本身就是一種矛盾，而這兩個字也一直困擾著中國古代的文人，所導致的是，古代名士身上自古以來就存在的隱逸之心，他們或多或少的想歸隱山林，關於這一點，魏晉名士最有發言權。

這是個不被人關注的時期，但凡有人的關注的就會發現，這個時期的名士們大多都是隱士，這個時期，明顯是名士和隱士矛盾最為激烈的朝代，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一個“亂”字。

魏晉時期時局不穩，戰亂導致生靈塗炭，士人的性命也是朝不保夕，晉朝雖然統一了三國，但司馬炎之後幾乎再無用有用的皇帝，即便是不瞭解晉朝的人也或多或少的聽說過，這個朝代的皇帝幾乎都是傻子，更是鬧出“何不食肉糜”這樣的千古奇談。

這種情況下，魏晉的名士雖然學者儒家的學說，卻不可能有著儒家積極入世的觀念，但這個時期又給了他們太多見識仕途文化的機會，因此也沒有老子無為的隱世觀念，他們是介於出世和入世之前的一群人，做的是一種中庸之舉。

這種人主要分為兩類，一是身在山林卻心在朝野，三國時期的名士大多都是這種人，諸葛亮就是個典型的例子，另外一種是身在朝野，但心在山林，這種人更多的是出現的晉朝時期。

當時有一位叫陸機的名士，從小就受父母思想的薰陶，一心醉心於仕途，很是執著，然而現實卻一再將他打入牢底，由於不得入世的苦悶，他寫了許多抒發苦悶情懷的詩。

陸機的遭遇可以代表一大批當時的文人，當入世之心被現實所阻擋時，隱逸的思想便跳了出來，這種由入世到出世的變化，正是這個時期文人矛盾的心聲。

總之可以理解為，魏晉的朝廷將一大部分有志之士拒之門外，亂世又添油加醋了一把，文人不得已而歸隱山林，但他們的學識並不是為了歸隱山林而學的，而是為了出世後準備的。就像魯迅先生所說，即便是從前的人，那些詩文完全超出了現實的“田園詩人”和“山林詩人”是根本不存在的，也是沒有的，既然你都超出於世了，自然應該連詩文也沒有，因為詩文也是人事，既然有詩流傳下來，就不能說完全的忘記塵世歸隱山林。這樣的話便很好的解釋了魏晉的名士為何都是隱士，在他們歸隱山林的這一階段，可能只是一個過渡期，雖然有少部分人最終音訊全無，但大部分人還是在過渡期之後走出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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